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 |
|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其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得到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其重要内容，也是其发展的方向引领和性质保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也是其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导思想的过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开始传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将社会主义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变成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用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能够拯救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科学真理。另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苏俄与帝国主义的沙俄截然不同，极力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沙俄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投机主义策略。新生的苏俄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同时取消密约。这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一大批革命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和向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刊物、组织团体、出版译著等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中国新出版的刊物高达四百余种，在数量之多和分布领域之广上前所未有。1915年《新青年》创办，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将为中国酝酿一条新的道路。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共和”的真正敌人藏匿于几千年来的思想传统中，因此必须从思想文化上冲破封建禁锢，向着封建专制势力勇猛进攻，掀起了一场要求进步、追求解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李大钊是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五四”前，他主编了《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宣传和介绍。从1918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写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除《新青年》以外，《建设》、《国民》、《少年世界》、《新社会》、《解放与改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晨报》副刊等都相继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或评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组织团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李大钊就在北京秘密地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该学会发展相当迅速，由学校延伸到社会，由北京发展到全国，成为国内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团体之一。1919年9月，周恩来等人在天津组织觉悟社，讨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进步书籍，引导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陈潭秋、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在湖北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1921年6月，陈独秀在广州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传播社会变革思想。这些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再次，出版译著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译本数量在国内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和《国家与革命》等全译文或节译文通过登报或单独出版的形式陆续出现，为中国人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便利。
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大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其一，“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传实用主义哲学。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胡适的言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分不利，就此迅速进行了反驳。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一方面阐明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强调二者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另一方面用清末以来的变法、新政等的失败阐明中国当时只能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的总体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形成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其二，“社会主义论战”。1920年9月，罗素在来华讲学中“劝告”中国人，在实业不发达时暂不主张社会主义，由此引发了争论。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借此以中国工业不发达为由，反对中国效法俄国“十月革命”。针对张、梁的观点，以陈独秀、李达、李大钊、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反驳。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文，接着1921年3月至8月，李大钊、李达、蔡和森分别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章，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系统驳斥。其三，“无政府主义之争”。“五四运动”后，各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很多，相关刊物和书籍多达七十余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坚决予以批判和斗争。通过不同思潮的辩论、交锋和比较，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区别了真假社会主义，鉴别了真理和谬误，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也使更多的进步人士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清除了混进共产主义小组当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经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使得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上得到大大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愈加感觉到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1920年春季，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与李大钊、陈独秀会面，同他们交换了建党问题的意见。1920年5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由它与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发动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工作，于是很快在北京、武汉、济南、广州、湖南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出版刊物、开办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创办书社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1921年7月23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3名代表，其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了五十多名党员，在当时的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选出了党的中央机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的传入和传播，中国无产阶级才有了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强大精神武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投身于中国革命现实斗争之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国民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初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主要形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关于革命的主力军、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认识。这一结合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发展前途。土地革命时期，是开创了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和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建军学说，创造性地提出“思想上建党”。1930年，《反本本主义》首次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经历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逐渐走向成熟。为了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发动民众投身抗战，坚定革命必胜信心，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干部，使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思想方法。1942年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第一次广泛、生动地在党内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坚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贯彻了“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发动、领导和组织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青年学生为先锋逐渐开辟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9年西柏坡会议，强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信念成为指引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旗帜。1950年至1953年，党主要围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开展工作，并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强调要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1957年，毛泽东同志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间，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以苏为鉴”、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历史性课题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答案，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出现了良好的开局。
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相结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航程。中国共产党人相继提出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五位一体’总布局理论”等，这些独具中国智慧和特色的理论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飞跃，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革命形势和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便与中国实践、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相结合。它一方面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将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必然面临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这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在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化。
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它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引领了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导向和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全部理论和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从不刻意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的性质、目的和奋斗表明共产党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政党，以往的一切旧的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的利益，用虚幻的共同利益掩盖其特殊的独特的利益，但实质仍是用一种剥削手段代替另一种剥削手段，他们代表的依然只是少数人的利益，只有共产党代表的才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人的社会理想，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和政体充分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反映出党的政治立场是人民立场。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追求，把人民民主作为政治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占据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的关键所在，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性质、使命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
任何政党都需要一种能反映自身核心利益和价值诉求的理论，这种理论发挥着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使组织内部人员朝着共同的方向奋力前进，成为引领发展的精神驱动力。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它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相结合，它既是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发展性的理论形态，也是数以亿计人民的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它像“社会黏合剂”一样将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成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神旗帜和精神力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实践中反复接受检验并不断时代化的科学，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或者说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表明了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精神旗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旗帜问题实质关乎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没有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走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国际国内客观条件和形势决定的，也是经过早期知识分子反复比较、论争和思考后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学说，是为社会广大贫苦群众利益服务的学说，它是共产党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体现，引领着党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指导思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只能是一元的，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以先进的思想文化鼓舞人、引领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马克思主义内在规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特征。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作用。新时代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实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要在多元中立主导，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多元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