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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进入官方的正式文件，最早应该是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随后出台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又指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12年，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意识地从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出发来看待“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但对文化自信更深刻的内涵还未能进一步阐明。
习近平最早提出“文化自信”是201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他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这里，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强调，进一步明确地把文化自信同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看待。而习近平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16年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研究其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两份重要文件。在这两次讲话中，习近平不仅从时代精神的高度肯定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更从“社会实践—文化创新—文艺创造”的逻辑演进，层次分明地把坚定文化自信最终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创作事业中，同时还从政策管理层面对完善文艺方针政策以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不仅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形势的客观把握、对文化的功能重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加强文化创新的强调，还涉及如何把文化管理政策、文化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机制等落实到具体的方针措施中。在此之前，文化自信是与文化自觉联系在一起而被提出的，文化自信更为具体的内涵还未得到深入阐明。习近平尽管多次提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其对文化自信的强调，不仅从文化自觉走向了文化自信，而且更多地将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联系起来。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事实层面看，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信，都必定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也必定存在着相互交织的状况，而这也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常常被并列起来提及的根本原因。从逻辑层面看，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含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含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则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换言之，如果说文化自觉更多地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觉醒意识，是对传承与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与使命，那么文化自信则是一种更为坚定的信念，它需要将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落实到行动中，落实到文化传承和创造的具体实践中。也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还涉及更为深刻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国人民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渴求，是从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产生的。而文化自信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十三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后来在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这段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对前人的责任，对后人的责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习近平所说的“在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基本指的是19世纪以来，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化体系崛起的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和挑战。此前，在以儒家思想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中，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原之外的地区基本被视为蛮夷之邦，中原之外地区的子民都属于皇帝的子民。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在过去取得的辉煌和优越地位以及“天下”观念，受到了西方文明的严重冲击。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尽管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和介绍使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成为当时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比如钱玄同就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欲废孔子，不可不先废汉字……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胡适也指出，“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种主张背后呈现的，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文明的艳羡与崇拜心理。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基本上是围绕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而产生的，甚至在当时排斥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追随、崇拜西方文化的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热潮和“文化热”期间再次出现。当时处于开放阶段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吸纳可以说是饥不择食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通过译介被不断引进，西方和港台的大众文化也纷纷涌进。也是在这一趋势下，产生了跟随西方、以西方为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当然，从辩证的角度看，不管是五四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时期，都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观察世界、接触世界，并与世界相融汇的重要历史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自卑或过度自负，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或盲目崇拜，归根到底都是对自身文化不自觉和不自信所导致的。
事实上，五四时期对中西方文化之优劣产生论争，正说明了“文化自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能够以一种理性态度审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对以往盲目否定中国文化、追随西方文化的文化思潮进行反思，并重新思考文化的批判和继承问题。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在晚清的“中体西用”问题的论争和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开始产生，直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才进一步确立起来。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外国文化，毛泽东都是持一种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其最终的目的和指向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但继承还不够，还要落实到真正的创造上。“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可以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某种程度上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全盘西化”倾向的有力反驳，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盘西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再一次兴起，这再次促进了中国文化自觉意识的普遍觉醒。在哲学思想领域是展开了对现代新儒学的讨论，在文学创作领域是产生了寻根文学思潮，在文化传播领域是产生了中国文化热、国学热，以及大众文化领域一大批历史题材电视剧出现。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具体说明文化自觉的内涵。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要意识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特性，由此才能寻找到自身发展的正确方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正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觉醒的重要契机。由此，中国哲学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的文化价值，并进一步讨论中华文化的价值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热烈讨论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
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既充分地酝酿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同时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切实的历史语境，对这一历史语境的辩证把握，可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化自信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百多年来，围绕着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讨论、思潮，充分地呈现传统文化背后的某种双重矛盾性。在不同社会转型期有关传统文化的重要论争中，我们总会看到两种相互对峙的力量——保守与变革，这两者既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又具有双面性。从保守角度看，保守者往往相信传统文化背后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他们相信传统文化一定存在着不因时间而改变与褪色的价值，因此会有意识地去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可是一旦传统的保守力量走到极端，则容易转变成一种不顾时代与现实变化而盲目固守的褊狭态度，从而阻碍文化的革新。从变革的角度看，永远会有一批人走在时代前沿，去发现文化传统自身的弊病，并自觉地努力推动文化传统的更新与再造，但是变革一旦走向激进和极端，就容易导致全面否定文化传统，从而滑向文化虚无主义。
因此，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对以往的“全盘西化”、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有着深刻的警惕和批判。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
当然，这种批判本身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文化。事实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工业化、技术化、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这种时代变化趋势并不必然导向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的确是一种常见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必定是在不断地冲突、矛盾、疑惑、对话、互补、消化等过程中走向创新与融合。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可以看出，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是建立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任何时代的思想创新和价值创造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时空序列之中，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又要看到其在不同时代的变异性。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在当前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要获得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必须要直面现代化的挑战，在加强对世界文化的学习和了解的同时，不断通过文化创造以重获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是具有文化自信，也就越能够积极地参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就越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吸纳和融汇世界一切文明的创造成果。只有对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我们才能分清孰优孰劣，哪些该抛弃，哪些该借鉴，哪些该容纳，从而以不断的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