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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包含个人的自我认知与评价、情感体验等因素。当自信的对象指向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时，就构成了治国理政的重要精神内涵与心理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传承与延续的基因与血脉，深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骨髓。文化自信坚持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将文化置于治国理政、民族复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下审视其功能与作用。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命力的重要表征。“文化自信以一种软性、潜隐的力量，对主体价值观的塑造发挥着更基本的作用，更为深入地提升主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主体精神世界的影响更为持久。”
“文化自信”最早由胡锦涛提出，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由习近平进行系统阐释和理论建构，并具体应用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文化”的概念，但是，他们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涵盖在“文明”“精神生产”“精神生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概念中，突出文化的现实功用，将文化视为一种批判和革命性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思想”“观念”“意识”“想象”“思维”“精神交往”都是具体的文化表现形态。
文化自信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结合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时代语境与发展诉求，体现出国家对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视，显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定决心，夯实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基础。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溯源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与伟大复兴进程中。近代以来，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面前，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中国社会充斥着一股盲目崇洋的社会思潮。几千年的民族优越性、自豪感与文化自尊、文化自信荡然无存。文化自卑、文化焦虑的心理余波至今犹存。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单纯从制度、技术层面改造中国，无法使国家走向强盛，民族振兴、国家崛起亟须重塑文化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都论及如何对待文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手抓”思想。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祝词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文化自信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建设的基因，并做了更全面、系统、科学的发展与阐释。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文化自信承继了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血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接通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这是“文化自信”第一次进入官方正式文件，此后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不断提升，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意义上进入治国理政逻辑。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文化自信被置于全新战略位置，表征国家层面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将文化自信与道路、制度、理论的自信联系起来，一同构建当代中国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文化自信，从不同角度透视出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战略意义。”
观照“文化自信”的提出与战略提升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演化逻辑。
第一，不断深化与提升文化权力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是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文化绵延持久地建构意义世界，呈现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规制度等多种形式。“作为权力的文化弥散在整体性的社会生活过程之中，成为社会团结与结构编织的内在绵软力量，它供给着社会权力运行的不竭活力源泉，支撑起整个社会权力大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继承了历代以来重视文化建设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贯逻辑，同时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与提升。
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最核心逻辑，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和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在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
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存在于文化作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国际交流等的基本逻辑中，也是“软实力”提升的当代选择，并逐渐明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构成，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性力量。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三个自信”，他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而“三个自信”的提出，标志着“自信”开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支撑。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文化自信”开始进入自信治国的视野。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的审议时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从关涉民族复兴、提升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的层面对文化自信进行高维审视。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也阐明了文化自信的底气与源泉。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将文化自信内蕴于“三个自信”之中，成为提出“四个自信”的理论前奏与思想预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几个场合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并且逐渐将文化自信内化为“三个自信”的原生性、基础性的本质力量。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自信”形成一个整体正式提出，他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着眼于增强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来强调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并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党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国家的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是特定文化背景与现实语境催化下生发的理论逻辑与自然演化，体现出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作用的深刻把握，对本质规律的透明洞察，对其战略意义的科学定位。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指出了文化自信拥有的巨大力量与历史功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担当和文化自强，并将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撑。2019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承担着“培根铸魂”的神圣职责，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第二，文化自信思想是文化建设理论发展的时代需求。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社会主义思想历经50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实践、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阶段。文化建设的理论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实践同频共振。文化不是一个静态悬置的产物，它在时间与空间中转变，在与时代的交融中过滤选择。目前，我们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现实呼吁着新的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这种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变迁性与时代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自信思想延续了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发展逻辑：既历史性地纵向观照，又时代性地横向考量文化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彻底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时代，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稳居全球第二位。时代的变迁，对文化提出了新要求。文化自信正是基于变化了的现实和新的时代需要而提出的。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只有在物质领域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才会得到高度的凝聚；但它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一种贯穿于各种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支配力量。因此，文化自信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普遍的自信，一种普遍的精神力量，它从根基上全面地影响、提升并巩固我们的各种自信，从而成为推进我们事业的强大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这段论述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精神源头是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中的“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组成的“复合文化”。习近平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几千年积累的聪明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文艺的规律。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从文化自信的提出，到“四个自信”理论的形成，这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逻辑逐层深入，进而形成体系的过程，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历史特性。文化自信思想从经验与教训交织的历史中嬗变而来，呼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追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内容、秉持什么样的文化态度、坚持什么样的文化使命、承担什么样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