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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烨凯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历史研究往往十年即可称为“一代人”的时间跨度。《海洋史研究》作为一本始创于2009年的集刊，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专家、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学术集刊。曾有来自中国内地、先后就学于台湾地区与美国知名高校的研究生向笔者表示把《海洋史研究》“每一辑都翻过”。本辑刊除发表国内优秀学者及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滨下武志、范岱克（Paul A.Van Dyke）、安乐博（Robert Antony）等国外学者的文章，也刊发了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欧阳泰（Tonio Andrade）、朱迪丝·卡梅伦（Judith Cameron）等海外知名学者的论文。可以说，《海洋史研究》在东亚海洋史、中西海交史的专家学者间形成了国际影响力，成就斐然。
展望未来，过去十年间打下的坚实基础令《海洋史研究》能够自信地开拓进取，开辟包括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在内的新研究领域。为抛砖引玉，笔者在本文中述评一部近年来优秀的大西洋史著作并结合此书提出若干研习方法的反思，以就教于方家。
《尼德兰时刻：十七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贸易与殖民》（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 [1] 是荷兰裔近代早期尼德兰史与大西洋史家威姆·克娄斯特（Wim Klooster）的作品，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其姊妹篇《夹缝求存：大西洋世界中尼德兰势力的再度延续》（ Realm between Empires：The Second Dutch Atlantic，1680-1815 ） [2] 由克娄斯特与另一位荷兰史家赫特·欧斯滕迪（Gert Oostendie）合著，两年后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推出。
《尼德兰时刻》关注尼德兰共和国在17世纪大西洋世界中的活动，并提出了三大核心论点。首先，尽管大西洋史学者对17世纪尼德兰共和国的殖民扩张关注相对较少，但尼德兰共和国在该世纪中叶向大西洋大举进军并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这在荷兰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这一时期可谓大西洋史的“尼德兰时刻”。 [3] 其后作者提出，当前欧美学界对尼德兰共和国在近代早期大西洋中的活动已有许多专题研究，但仍缺乏一部全景式的著作，而本作就意在鸟瞰尼德兰共和国在大西洋“建立海外社群、开展跨越帝国边疆的经济行动和寻求建立某种形式的帝国” [4] 的举措。其中，以往常被忽视的尼德兰属巴西（Dutch Brazil）为作者所高度重视——此即本书第三大核心论点。克娄斯特认为，尽管地处北美、坐拥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即后来的纽约）的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更为人所熟知，但不论从联省议会（States General；荷兰语：Staten-Generaal）和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荷兰语：West-Indische Compagnie）的高层政治史料还是从当时的印刷文献看，其重要性远不及尼德兰属巴西。尽管尼德兰共和国的巴西殖民地存在不足30年（1630～1654），但它“对大西洋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理解西印度公司兴衰与尼德兰共和国帝国扩张成败的关键区域。 [5]
除引言和余论，本书共分7章，描绘了大西洋史中“尼德兰时刻”的起落及其不同侧面。第一章“猛狮出闸”（The Unleashed Lion）在西欧列国在大西洋殖民扩张与尼德兰起义（the Dutch Revolt；荷兰语：de Nederlandse Opstand） [6] 的背景中勾勒了联省共和国向大西洋进军的最初岁月。联省共和国建立（1579年乌德勒支同盟）、南北分野成形后，受到葡、西、英殖民扩张刺激的尼德兰人迅速西进大西洋，与各方商贸及殖民团体合作，在加勒比海域、巴西与非洲建立贸易联系、开展殖民活动以猎取经济果实。 [7] 很快，尼德兰人也效仿拥有强大私掠船队（privateers）的英格兰，在加勒比、西非和南美各海域以英格兰和各原住民部族为盟友，开展对伊比利亚半岛劲敌的袭扰和小规模殖民战争。 [8] 因此，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大西洋的殖民扩张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面相：一是工商业资本因起义北迁后继续自发向海外寻求贸易（包括三角贸易）、原材料与利润，二是为抗击哈布斯堡王朝自主开辟海外战场。
联省共和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活动直至17世纪20年代才进入全面扩张的阶段，但其辉煌在延续不过半个世纪后便落幕。这是本书第二章“帝国扩张”（Imperial Expansion）与第三章“帝国衰落”（Imperial Decline）关注的内容。这一时期，涉及尼德兰海外扩张成败的核心机构是西印度公司，最重要的战略区域则是以伯南布哥（Pernambuco）为核心的巴西殖民地。与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十二年停战”（Twelve Years' Truce，1609-1621）到期后，共和国各省皆要求为大西洋殖民扩张专设特许公司，尼德兰西印度公司遂应运而生。公司的运作横跨政商两界，与联省议会关系密切，因此也深受国家的政治意志影响。克娄斯特写道：“政府对短期内快速获得投资回报并不感兴趣。只要对西战事重启后与之相关的若干战略目标能够实现，它便乐于等待（在更长的时间内收回成本）。”西印度公司高层也“更倾向于作战而非贸易，且他们指出，由于存在伊比利亚敌人的殖民地，在加勒比海域和中美、南美大陆开展贸易几无可能”。 [9] 随后，克娄斯特介绍了西印度公司侵夺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大战略”（Grand Design；近代早期荷兰语：Groot Desseyn）。尽管加勒比战事并不顺利，尼德兰人仍旧夺取了并长期保有库拉索（Curaçao）等殖民地并进一步发展了非洲殖民贸易。更为重要的是，西印度公司成功建立并稳固了新尼德兰殖民地，且大举攻略了葡萄牙在巴西的近一半殖民领地。 [10] 西印度公司的殖民战争对西欧列强在大西洋世界乃至欧洲本土的力量对比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削弱西班牙帝国海外财源以纾欧陆战事之困的战略目标，也更便于共和国的远洋交通。 [11] 对尼德兰人已站稳脚跟的殖民地，衰落中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无力乃至无意卷土重来。克娄斯特分析称，所谓伊比利亚人欲重夺库拉索的指称不过是当时的政治流言和后来的史家讹误。 [12] 到17世纪30年代末尼德兰人在巴西成功抵御伊比利亚舰队的反击后，“西班牙人已无力扭转对联省的战事”。 [13] 不仅如此，海外殖民战争的重挫也动摇了伊比利亚半岛内部的政局，进一步推动了葡萄牙人推翻“西班牙之轭”（Spanish yoke）的决心。 [14] 第三方面的影响则是英荷竞争的加剧。尼德兰海上力量的崛起不仅令以英格兰为核心的英伦联统王国警觉，更因殖民地领土声索的纠纷双方出现实质性矛盾。 [15] 虽如此，至1642年，尼德兰的大西洋帝国到达极盛， [16] 已显现海上霸主的锋芒。
然而，联省共和国在大西洋世界的辉煌只如流星般短暂。本书第三章“帝国衰落”叙述并深入分析了这一过程。丢失巴西殖民地是尼德兰大西洋帝国衰落的核心因素。1645年，由原住民、黑奴和葡萄牙裔种植园主发动的起义席卷尼德兰属巴西全境，除殖民地首府累西腓（Recife）的少数据点，绝大多数领土重为葡萄牙人所得。 [17] 丢失巴西令联省共和国失去糖业基地，重创其海外经济，同时也令其黑奴需求骤降，使以卢安达（Luanda）为首的安哥拉殖民地政治经济皆陷入困顿。新生的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趁此于1648年二度占领卢安达。 [18] 接连而至的打击使成本回收慢、扩张投入过多的西印度公司资金链脆断，让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殖民地居民被迫迁徙；公司因此在共和国内饱受批评，也迫使联省议会接管其运作。 [19] 此后联省共和国虽仍占有累西腓，但“失去巴西令尼德兰人至少在大西洋世界已无力进一步追求帝国伟业” [20] 。此后三次英荷战争，尽管尼德兰共和国以沉重代价力拒英格兰甚至在大西洋殖民竞争中有所起色，但这无法掩盖帝国衰落的事实。作者在本章末写道，至1678年，共和国在大西洋世界已“再也不能扮演军事强国的角色”。 [21]
此后四章，克娄斯特采取局部乃至微观的视角，勾勒了尼德兰大西洋帝国的不同侧面。第四章“饥与剑之间”（Between Hunger and Sword）展现了尼德兰帝国阵中普通士兵及其家庭的境遇，其中不仅有尼德兰人，也有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等地的异族雇佣军。这些士兵人数众多却默默无闻，他们背后的家庭也要承受分离与死伤之苦和相关经济后果。即使他们有负伤或战死的抚恤金，但这些补偿并不总是及时发放，有些伤兵仍被迫继续服役。军饷以外，他们也在作战之余从事零散贸易以补贴生计。西印度公司军法严格但给养缺乏，所以不堪重负的士兵也时有逃亡或哗变。作者认为，尼德兰共和国的大西洋扩张计划虽密但野心过大，且财政紧张、指挥不力，因此普通士兵才是为帝国弊政付出代价的真正牺牲者。 [22] 第五章“跨帝国贸易”（Interimperial Trade）勾勒了共和国在大西洋的贸易网络。尼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的殖民地以及美洲原住民互市，即便战时，许多尼德兰商人也企图绕过本国与敌国官方禁令及西印度公司的垄断与对方殖民地交易，这在与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军事冲突间表现得尤为明显。盐、鲸油和糖是尼德兰大西洋帝国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残酷奴隶贸易也是其殖民经济体系重要一环。 [23]
此后两章侧重于尼德兰共和国及其殖民地间的人口流动以及不同族裔间的互动。克娄斯特在第六章“迁徙与殖民”（Migration and Settlement）分析了尼德兰人殖民迁徙的特征。 [24] 尽管西印度公司积极鼓励国内平民向殖民地迁徙，但其在大量穷困单身男性出洋冒险以改变命运的背景下限制单身女性的迁徙自由，因此殖民地人口因性别比失衡、婚配及生育率低而难以增长。虽然如此，母国移民的迁入依旧向殖民地带去了与尼德兰本土的经济与家庭联系，以及文化、制度和宗教信仰。第七章“异族的臣民”（The Non-Dutch）展现了尼德兰殖民帝国中英格兰人、瓦隆人、各地犹太人以及美洲原住民和黑奴活动与境遇。 [25] 联省共和国在欧洲大陆本就以宗教宽容闻名，其殖民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尽管各殖民地间宗教宽容程度不一、尼德兰官方的宗教宽容也远非鼓励信仰多元而只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对此现状做出和平共存的安排，尼德兰殖民帝国成为欧洲大陆许多异见者的精神归宿。 [26] 对于美洲原住民，尼德兰殖民者虽在军事与经济方面努力与之维持相对和平的关系，但其极为热烈且具压迫性的传教活动却激起了许多武装冲突，最终难免失败。生活在殖民帝国最底层的黑奴面临的则是最悲惨的物质境遇和殖民者的优越感与猎奇心态。
克娄斯特在余论中总结了本书的要义，这也是余论副标题的四个关键词：战争、暴力、奴隶制与自由。大西洋史中的“尼德兰时刻”与联省共和国“大战略”的起落密不可分。作者强调，尼德兰殖民帝国既缘战火而成，也因兵戈而败。“大战略”看似宏伟周密，实则过于乐观。 [27] 其中微观层面的暴力（如捣毁圣像）与尼德兰人的加尔文宗信仰息息相关，而宏观上，对西班牙的战事也是尼德兰商贸与政治自由的基石。 [28] 但是，他们在与哈布斯堡王朝斗争过程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意味着“奴役他族的自由”，是建立在黑奴不自由基础上的自由。 [29]
《尼德兰时刻》问世后在欧美学界广受赞誉。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书评皆对本书的整体视角、扎实论证深表嘉许，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写道，本书证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30] 从视角、考辨、源流和史料等方面考察，《尼德兰时刻》多法并举、长于稳健，堪称一部优秀的汇通性著作。
汇通性史著要在有限空间内处理并呈现大量信息，对作者的视角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与分析技艺提出了较高的挑战。在此情形下，克娄斯特较好地平衡了整体与局部、帝国与平民间的关系。对于前一组问题，重整体轻局部易显得流于记事，重局部轻整体又有不见全貌之虞，但本书做到二者互见、相辅相成。其中最优秀的案例是作者对尼德兰属巴西的处理。他对这一大片殖民领土的分析有力地填补了学界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对尼德兰人在巴西以外的殖民活动并不偏废，使读者既能了解尼德兰殖民帝国的整个版图，也能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巴西殖民地对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此外，作者将历史研究中“自上而下看”的高层政治决策、跨国商贸网络和“从下往上看”的社会史、新战争史、移民史、大众宗教文化等子题并置，为读者提供了在比照中反思历史中的权力以及这两种史学类型的机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美学界，社会文化史的兴盛令多数史学家的视野逐渐从老派的政治史、经济史 [31] 转移开来，着重于中下层人民的研究。这在欧美近代史、殖民史、奴隶史 [32] 等领域汗牛充栋的研究产出中有极为明显的体现。但在此过程中，新研究取向与老派史学并未相互促进。 [33] 克娄斯特本作上下互见，较好地避免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帝国争雄的宏伟视角更有力地展现了普通士兵、海员、妇女和奴隶的身世飘零。当我们明白尼德兰人的殖民扩张计划周密却败于野心过大、执行不力，而绝大多数负担都为属下阶层所背负，这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哪怕政策制定者无意为之，失败的决策与执行同样能使生灵涂炭；在历史中的某些瞬间，属下阶层几乎完全不能掌握自身命运。因此，相比于许多作者将欧洲列强的行为简单地化约为“结构”、“压迫”与“他者化”再加以批判，克娄斯特以政治史、帝国史的手法梳理殖民帝国高层运作的肌理，更能启发读者“从殖民者自身的点滴理解殖民扩张对被殖民者和殖民方属下阶层的巨大破坏力”。另一方面，属下阶层的悲惨遭遇则为读者批判地审视尼德兰殖民帝国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国家机器运转的有效性以及帝国争雄的沉重代价提供了更生动、细致的证据。作者若单论巴西殖民地得而复失，便失去了这等深远的批判意蕴。所以，本书视角远近层叠，利于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外进一步思考尼德兰在大西洋殖民活动中的复杂面相。
克娄斯特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考辨也为《尼德兰时刻》增色。近半个世纪以来，英美史学界日益强调史论、淡化考辨，因而若干作品虽论点独到，但论据处理与论证过程未必令人信服。尽管本书是汇通性著作，作者仍在有限空间内考辨了若干问题的各家学说与史料因素以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除了对1636年西班牙帝国是否企图重夺库拉索的讨论，作者还更详细地考察了尼德兰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糖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尼德兰的史料记载、商船行为模式与西印度公司垄断的分析，他指出该海域英法殖民地糖业的发展更应归结于英格兰而非尼德兰殖民者的活动，支持约翰·麦卡斯克（John McCusker）和拉塞尔·梅纳德（Russell Menard）的结论。 [34] 尽管克娄斯特意在为读者再发现以往多被忽视的尼德兰大西洋帝国，但仍仔细分辨各种证据与论点，不过高估计研究对象的历史作用。这种相对扎实的考辨态度为新一代学者树立了典范。
克娄斯特对现代研究与一手史料的征引也展示了《尼德兰时刻》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本书尾注多达134页，约占全书篇幅的1/3，可见本书引用文献之丰富。现代研究方面，作者兼采荷兰语和英语文献，涵盖了各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他对现代研究的征引有一突出特点即时间跨度大，约翰·哈尔托赫（Johan Hartog）、查尔斯·伯克瑟（Charles Boxer）等老一辈史学家乃至彼得·黑尔这样的先驱，都有所涉猎。这种宽广的学术史视野在当前颇为强调史论易代的美国学界是宝贵而不多见的。作者的史料征引也门类齐全，涵盖官方馆藏档（多为手稿）、17世纪印刷品史料、私人通信、日记与回忆录等。官方档中既有联省议会和西印度公司等中央档案，也有荷兰省（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泽兰省乃至加勒比海域各殖民地的地方档案。私人档不仅限于政治、文化精英的通信与回忆，也有普通民众的私人记录。史料种类的多样、齐全是本作得以提供全面视野乃至考证细节的基础。
当然，世间难有完美的史著。笔者以为本书在两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首先，作者对1645年巴西殖民地起义的缘由语焉不详。作者在分析起义的经济解释时说“大量葡萄牙种植园主的债务窘境无法解释精英阶层以外的广大居民为何支持起义”。 [35] 然而，作者在批判了经济解释后再无深入，继而介绍起义的领导者若昂·费尔南德斯·维埃拉（João Fernandes Vieira）与累西腓殖民领导层对起义“毫不意外”的反应。诚然，社会秩序崩溃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但史家亦有职责梳理其中各种因素。若尼德兰殖民政府对起义的发生不感意外甚至采取规避措施，这说明他们也深知巴西殖民地社会现状之不稳。既然如此，作者不更应该深究起义的原因，拨开历史迷雾吗？其次，相比于在副题与余论中的强调，作者在正文中对黑奴的介绍稍显薄弱。他主要关注殖民者看待黑奴的观念以及奴隶贸易在宏观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但近年来的优秀奴隶史作品说明，更细致地展现黑奴在殖民体系中的体验与境遇是完全可行的。 [36] 因此，作者若能进一步挖掘史料，像研究尼德兰士兵与海员一般呈现黑奴自身的境况，本书或能更上一层楼。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这样一部杰出的汇通性作品，对于海洋史、欧洲史的专家与研究生都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反思优秀作品要突破著作本身，更宽广地思考历史知识与研究方法，才能见微知著、充分发挥作品的价值。因此，本节基于对《尼德兰时刻》的述评做两个层次的思考：其一是本书在欧洲史领域为国内学界带来的新信息；其二是研习在方法上需注意的问题。
在历史知识方面，《尼德兰时刻》为我们认识欧洲近代史的若干关键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南。其中最基本的是近代早期西欧列强争雄背景下尼德兰共和国的国家实力问题。一般认为，尼德兰人是商贸强而军事弱的“海上马车夫”，先受制于西班牙帝国，后因军力不济而被三次英荷战争所击垮，为英格兰人所取代。这种印象得不到当今欧美学界主流研究成果的支持。
[37]
克娄斯特这部著作则从大西洋帝国争雄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驳论。与西班牙帝国苦战半个多世纪后，尼德兰共和国还能在国内步入尼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在海外一度鲸吞巴西、蚕食加勒比、进据西非，开启大西洋史中的“尼德兰时刻”，没有在当时标准下一流的本土防御和远洋军事调动能力是做不到的。巴西殖民地的得失应是我们理解联省共和国兴衰的关键。尼德兰人并非没有军事扩张的实力和意愿，但他们获得广阔的殖民地后不能守成，
因此在日后连年欧陆战事中缺乏广阔的经济腹地作为基础，只能坚守而不能反击。所以，他们不是作为“海上马车夫”而战事不利，旋踵跌落王座，是在于战事不利而无奈成为“海上马车夫”，以故缓慢衰朽。与之相关的自然是我们对不列颠崛起的评估。英格兰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后虽使西班牙帝国进入衰落周期，但其自身面临许多内部问题以致在17世纪中叶陷入内战，很长一段时间内尚无力动摇伊比利亚与尼德兰的海上力量。
[38]
所以大英帝国早期的发展也不如一般想象的顺利。第三点则是士兵、海员、原住民和奴隶等属下阶层。本书为我们在尼德兰殖民帝国的背景下了解这些人打开了一扇窗口。
本书也为国内海洋史研究者考察当今欧美学界大西洋史研究提供了优秀范本。作为本领域中的代表性辑刊，《海洋史研究》对西半球海域展现的浓厚兴趣既显示出对南海及其周边地区丰厚研究基础的自信，也表明了开拓研究新边疆的进取心。大西洋史在过去三十年间的美国学界可谓极盛，相关著作一时洛阳纸贵。
[39]
高校学者录用也深受此潮流影响。
但对于国内学界，这仍是全新的领域。
[40]
《尼德兰时刻》又能在研习方法上给我们何种启发？
第一，全面、广博、扎实地掌握本领域内各代史学家的研究，尤其重视近年学术成果的整理与积累。梳理近年学术成果不仅是追踪研究潮流的需要，更是过去半个世纪欧美史学界生态演变的必然。如雅克·戈德肖特（Jacques Godechot）、R.R.帕尔默（R.R.Palmer）、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等先辈学者研究的局限正是由后续若干代学者所填补的。同时，学术人口膨胀、研究领域细化与研究手段数字化造成各子领域皆有专家专著的局面。这些作品是否杰作或未可知，但其对专门问题的贡献及作为史料信息渠道的价值却令远离学术研究与史料聚集中心的域外学者无法忽视。《尼德兰时刻》之所以能在学界广受赞誉，也在于克娄斯特对现有研究成果极为全面的掌握。因此，熟稔学术史脉络才能为研习大西洋史并产出高质量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极其重视国别史、政治史等基础研究分支。毫无疑问，大西洋史的跨国特征令研究者不能将视野局限于一国内部，其中涉及经贸、移民、物质文化、信仰碰撞以及原住民和黑奴自身的各种问题也超越政治史范畴。然而，两个因素使我们必须以退为进。一方面，只有透彻地理解国别史，我们才能掌握近代欧洲列强海外扩张的条件、动机、建制、行为方式，并合理评估其各种后果。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及其殖民帝国的两个侧面为例：我们只有掌握尼德兰起义后低地国家或尼德兰地区的南北分治及其经济、政治后果（见本文第一部分“尼德兰起义”的注释及相关研究），才能理解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对于尼德兰向大西洋扩张的重要性 [41] 和共和国高层“以殖养战、战先于商”的策略；只有掌握联省共和国的宗教信仰及其境内关于宗教宽容的安排，才能理解尼德兰殖民地宗教多元化的性质和传教士与原住民的信仰冲突。
另一方面是对政治史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熟稔一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剖海洋史的各个方面。比如，克娄斯特就是基于对西班牙、尼德兰两方的政治文化、心态、流言与尼德兰中下层民众的记录，才能对“1636年伊比利亚人企图收复库拉索”的观念提出合理质疑。这与透彻理解国别史的意义相近，上文书评也有明确体现，此不赘述。第二个原因涉及史料出处与分析。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蒂姆·哈里斯回忆，美国史名家戈登·S.伍德（Gordon S.Wood）在表达对大西洋史的保留态度时曾说：“你要去哪找大西洋史的史料呢？总不能到大西洋底去找吧！”此虽戏言，却道出了问题实质：尽管大西洋史属跨国研究，但史料的生产与保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代以来西欧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官僚。知晓什么机构或人物产生了可以分析什么问题的哪种史料，如今保存于何地，包括大西洋史在内的海洋史与跨国史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譬如，尼德兰西印度公司由联省议会特许设立并受其节制，所以除了荷兰国家档案馆（Nationaal Archief，the Netherlands，缩写“NAN”）的新旧西印度公司档（Ou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缩写“OWIC”；Nieuwe West-Indische Compagnie，缩写“NWIC”），许多关于该公司的国家决议与高官信函都必须查阅联省议会档（Staten-Generaal，缩写“SG”）。对于属下阶层的研究更是如此。不论是殖民国群众抑或美洲原住民和黑奴，其自身因权力微薄很难在历史中留下踪迹，因此与之相关的史料也需从欧洲国家官方档中（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档案）摸索并结合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乃至情感加以分析。 [42] 因此，只有坚实的国别史、政治史基础，大西洋史的研习才能占据较高的起点。
第三，在打好上述两点基础的前提下论而有据。谨慎论证与广博涉猎并不矛盾，这在克娄斯特《尼德兰时刻》的材料征引与问题辨析中有鲜明体现。更宽泛地说，大西洋史作为较新的、具有跨国性质的历史研究分支，其对研究者提出的两大挑战是值得国内学界利用好后发优势，审慎应对的。首先，跨领域研究方向往往需面对多组史料史论关系，先天地对史学家判断各种因素的权重提出了较高要求。其次，作为20世纪后20年崛起于美国并扩散至欧洲的新领域，大西洋史以中生代与新生代学者为研究主力，也受这几代人的学术文化影响，强调观念创新而难免时有过度推论。与《尼德兰时代》相对的反例是，英美学界一些大西洋史家对“英格兰/不列颠大西洋世界”（English/British Atlantic world）的整体性，尤其是1640年以前英伦三岛向大西洋世界移民总量及其在外向移民（emigration）总量中的比重，做出了过高估计。这与话题内外学术研究掌握不全、相关材料辨析不够细致和过度推论有莫大关系。 [43] 这并不意味着不可发表新论，而是应在全面审视大量材料、仔细梳理各种因素后下合理结论。克娄斯特在《尼德兰时代》中对巴西殖民地的讨论便是典范。
总而言之，威姆·克娄斯特的《尼德兰时刻：十七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贸易与殖民》是一部值得阅读的、史论俱佳的汇通性著作。藉述评此书、反思史法，笔者希望能抛砖引玉，为《海洋史研究》与国内史学界进军大西洋史研究献上绵薄之力。在此亦祝愿《海洋史研究》在下一个十年内为国内外研究者呈现杰出的研究成果，挺进大西洋世界并开创海洋史研究的“中国时刻”。
（执行编辑：王一娜）
[1]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2] Wim Klooster and Gert Oostendie， Realm between Empires：The Second Dutch Atlantic，1680-1815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
[3]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2.
[4]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7.
[5]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7-9.
[6] 国内学界多称“尼德兰革命”。笔者译作“尼德兰起义”主要有两大考虑。第一是尊重荷兰语原始表述及其英译。第二个原因是希望在用语上厘清概念内涵。国内多认为“尼德兰革命”是欧洲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种概括不仅过于单一，而且缺乏实证研究的充分支持。据荷兰与英美史家的研究成果，起义前的尼德兰或低地国家经济虽然十分倚重手工业与商业，但起义的重心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完整、政治与宗教自由和废除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沉重赋税。这些内涵需要一个更宽泛而可行的概念来概括，而“尼德兰起义”更为适当。战争中最后组成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是以荷兰为核心、信仰加尔文宗的北方诸省，而南尼德兰（今比利时一带）则仍留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并依旧信仰天主教。起义前，北方经济远落后于坐拥经济枢纽安特卫普的南方，甚至无一名重要商人；而战争爆发后南方尤其是安特卫普繁荣的经济被战火摧毁，资本的北上逃亡反而成就了阿姆斯特丹与联省共和国的经济崛起。于是，经济与起义的因果关系间便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论无法解释的矛盾：工商业落后的地区反而更具革命性与战斗意志，工商业繁荣的地区却选择了保守服从；是起义对南方的经济冲击造就了联省共和国的工商业繁荣，而不是北尼德兰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一场革命。荷兰学者马约莲·德哈特（Marjolein't Hart）也指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成立后，战争与国家财政的资本化、商业化是为应对漫长而艰苦的战事所采取的措施（而非经济自身的发展），见Marjolein't Hart， 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War，Politics and Finance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Marjolein't Hart， The Dutch Wars of Independence：Warfare and Commerce in the Netherlands，1570-1680 （London：Routledge，2014）。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一说对起义原因的解释力是不足的。荷兰史学家佩派因·布兰顿（Pepijn Brandon）认为尼德兰起义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他的切入点仍在战后工商业的发展与商界寡头的崛起，且也援引马克思的论著说明“商业化本身与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并不等同”。见Pepijn Brandon，The Dutch Revolt：A Soci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A Quarterly Review of Socialist Theory ，116（October 2007），http：//isj.org.uk/the-dutch-revolt-a-social-analysis/。关于尼德兰起义的综合性研究以及其他专题研究，除较早的彼得·黑尔（Pieter Geyl），当代史学家可参考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阿莱斯代尔·杜克（Alastair Duke）、本杰明·J.卡普兰（Benjamin J.Kaplan）、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朱迪丝·珀尔曼（Judith Pollmann）、亨克·范尼洛普（Henk van Nierop）、马丁·范赫尔德伦（Martin van Gelderen）、彼得·阿尔纳德（Peter Arnade）、马约莲·德哈特、赫伯特·罗恩（Herbert Rowen）、詹姆斯·D.特雷西（James D.Tracy）等人的作品。关于起义的复杂面相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史学史探讨，见Herbert H.Rowen，The Dutch Revolt：What Kind of Revolution？，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43，No.3（Autumn 1990），pp.570-590。
[7]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11-25.
[8]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25-32.这一时期尼德兰人的海外袭扰对象也包括葡萄牙。1580年王位继承危机后，葡萄牙接受了哈布斯堡王朝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联合统治，失去外交与对外作战自主权，直至1640年葡萄牙光复战争（Portuguese War of Restoration，葡萄牙语：Guerra da Restauração）胜利后才重新取得独立地位。这六十年间，葡萄牙也卷入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其殖民地亦成为联省共和国的觊觎对象。
[9]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34-35.
[10]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57-73.
[11]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62，70.
[12]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61.
[13]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69.
[14]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69.
[15]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62.
[16]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72.
[17]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77-81.
[18]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81-83.
[19]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84-85，91-94.
[20]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90.
[21]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96-112.
[22]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113-145.
[23]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146-188.
[24]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189-214.
[25]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214-251.
[26]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228-230.另见Benjamin J.Kaplan， Divided by Faith：Religious Conflict and the Practice of Toler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2007。
[27]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251-253.
[28]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254-261.
[29]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262.
[30] Martina Julia van Ittersum，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Wim Kloost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71，No.1（2018），pp.307-308；Christian Koot，Wim Klooster，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3，No.1（2018），pp.187-188；Donna Merwick，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104，No.4（2018），pp.999-1000；Deborah Hamer，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47，No.1（2019），pp.12-16.
[31] 这里指更侧重计量方法与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史，而非当前较流行的经济文化史或奴隶资本主义（slavery capitalism）史等研究分支。经济文化史的案例可参考英格兰近代史家基斯·莱特森（Keith Wrightson）和克雷格·马尔德鲁（Craig Muldrew）等人的研究。关于奴隶资本主义，参见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Cambridge，MA：The Balknap Press，2013；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NY：Alfred A.Knopf；Edward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NY：Basic Books，2014；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eds.， Slavery's Capitalism：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关于对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三部专著的史学批评（尤其是史料选裁上的缺陷），见Alan L.Olmstead and Paul W.Rhode，Cotton，Slavery，and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67（2018），pp.1-17。
[32] 欧美近代史领域的研究中，群众运动、书籍史、大众文化、中下层宗教文化等分支皆属此类，这里不赘述。殖民史、奴隶史方面近年来的优秀案例可参见Jill Lepore， The Name of War：King Philip's War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dentity ，New York，NY：Alfred A.Knopf，1998；James Axtell， Natives and Newcomers：The Cultural Origins of North Ame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Inga Clendinnen， Ambivalent Conquests：Maya and Spaniard in Yucatan，1517-1570 ，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Stephanie E.Smallwood， Saltwater Slavery：A Middle Passage from Africa to American Diaspor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James H.Sweet，Domingos Álvares， African Healing，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1；Andrew Lipman， The Saltwater Frontier：Indians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American Coast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
[33] 一个案例是英格兰近代史学界由基斯·莱特森引领的“新社会史”潮流与17世纪不列颠政治史之间疏离的关系。相关史学史回顾见John Walter，“Kissing Cousins：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isionist Moment，”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78，No.4（Winter，2015），pp.703-722。
[34]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p.167-169.关于麦卡斯克与梅纳德的研究，参见John J.McCusker and Russell R.Menard，“The Sugar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Barbadian ‘Sugar Revolution’，” in Stuart B.Schwartz，ed.， Tropical Babylons：Sug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1450-1680，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p.289-330。
[35]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77.
[36] Stephanie E.Smallwood， Saltwater Slavery：A Middle Passage from Africa to American Diaspora ；James H.Sweet，Domingos Álvares， African Healing，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另见Sasha Turner，“Home-grown Slaves：Women，Reproduction，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Jamaica，1788-1807，”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23（2011），pp.39-62；Caitlin Rosenthal，“Slavery's Scientific Management：Masters and Managers，” in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eds.， Slavery's Capitalism：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p.62-86。
[37] 参见本文前面关于尼德兰起义的脚注所引作者与其他相关研究。围绕尼德兰起义与尼德兰黄金时代展开以梳理近代早期尼德兰共和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脉络的权威著作，参见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1477-1806 （pbk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关于三次英荷战争中战事与内政外交的专著可见J.R.Jones， The Anglo-Dutch W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bingdon：Routledge，1996）；Gijs Rommelse， The Second Anglo-Dutch War（1665-1667）：Raison d'état，Mercantilism and Maritime Strife （Hilversum：Verloren，2006）。据伊斯雷尔、琼斯、隆梅尔斯与克娄斯特在《尼德兰时刻》中的梳理，三次英荷战争中尼德兰共和国尽管在第一次战争中受到较大挫败，但此后两战并不处于下风。尽管1672年尼德兰共和国遭遇“灾难之年”（Year of Disaster；荷兰语：Rampjaar），但这是内政混乱加上法国、不列颠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中的明斯特与科隆联合夹击造成的结果。单论其中的第三次英荷战争，查理二世政府也未取得实质性战果。商贸方面，不列颠直到18世纪才能取代尼德兰共和国成为海上贸易霸主。相关研究参见伊斯雷尔上引书及David Ormro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1650-177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8] 关于伊丽莎白一世晚年的国内矛盾，见Jim Sharpe，“Social strain and social dislocation，1585-1603，” in John Guy，ed.，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Court and Culture in the Last Decad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92-211；John Guy， Elizabeth：The Forgotten Years ，New York，NY：Viking，2016。关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诸多矛盾，英美学界研究极丰，此不赘述；近年来优秀的汇通性作品可参阅Tim Harris， Rebellion：Britain's First Stuart Kings，1567-1642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9] 若干史学史论著可参见Bernard Bailyn， Atlantic History：Concepts and Contour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Alison Games，“Atlantic History：Definitions，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1（2006），pp.741-757；Bernard Bailyn，“Introduction：Reflection on Some Major Themes，” in Bernard Bailyn and Patricia L.Denault，eds.， 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Latent Structur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1500-1830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43；Jack P.Greene and Philip D.Morgan，“Introduction：The Present State of Atlantic History，”in idem.，eds.， Atlantic History：A Critical Appraisal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34；David Armitage，“Three Concepts of Atlantic History，” in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Braddick，eds.，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 ，2nd ed.，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3-29，297-301；Nicholas Canny and Philip Morgan，“Introductio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tlantic World，” in idem.，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tlantic World，1500-180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19.
[40] 汉语译介可参考施诚《方兴未艾的大西洋史》，《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第58～64页。施文有若干问题需指出。第一，作者并未认真审视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的著作在史料辨析与结论方面的缺陷——笔者在本文最后一个脚注中有讨论。第二，作者认为欧美史学家多认同伯纳德·贝林的定义，这种概括大而化之且有失片面。一方面，“大西洋史”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为欧洲史、殖民史、奴隶史、非洲史等领域的研究者所用，但未在定义上展开激烈讨论。另一方面，大西洋史的其他源流也在施文所引盖姆斯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史学史回顾中有所呈现。第三，作者认为大西洋史“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是极为不符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本节与上一节的注释。最后，将托马斯·本杰明（Thomas Benjamin）的 教材 《大西洋世界：欧洲人、非洲人、印第安人及其共享的历史，1400～1900年》（ The Atlantic World：Europeans，Africans，Indians and their Shared History，1400-1900 ）视为研究大西洋世界中各民族冲突与互动的代表性专著，这有待商榷。替代性文本可参见本文前面提及的关于欧洲近代殖民史、奴隶史的相关作品以及Neal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Indians，Europeans，and the Making of New England，1500-1643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James Axtell， The Invasion Within：The Contest of Culture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Nicholas Canny and Anthony Pagden，eds.， Colonial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1500-1800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Bernard Bailyn and Philip D.Morgan，eds.， Strangers within the Realm：Cultural Margin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Karen Ordahl Kupperman， America in European Consciousness，1493-1750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Karen Ordahl Kupperman， Indians and English：Facing Off in Early America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Colin G.Galloway， New Worlds for All：Indians，Europeans，and the Remaking of Early America （2nd ed.，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
[41] Wim Klooster， The Dutch Moment：War，Trade，and Settlement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18.
[42] 关于殖民史、奴隶史中的史料与历史叙述问题，见Michel-Rolph Trouillot， Silencing the Past：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New Foreword ed.，Boston，MA：Beacon Press，2015。关于深入辨析殖民史料以呈现属下阶层境遇的优秀案例，见James H.Sweet，Domingos Álvares， African Healing，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James H.Sweet，“Mistaken Identities？ Olaudah Equiano，Domingos Álvares，and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of Studying the African Diaspor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44（2009），pp.279～306；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3] 见作者未刊稿 Seventeenth-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World in Perspective：Migr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entre and Periphery .本注仅举一例，即作者在文中质疑的著作之一Alison Games， Mi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作者着眼点在于艾莉森·盖姆斯忽略更广的时代背景，以有限材料作过广结论（以只能支撑特称肯定命题的材料作全程肯定命题）。对于其微观层面上史料选材与辨析的问题，英美学者在知名刊物有批评，参见Barbara MacAllan，“Mi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by Alison Games（Cambridge，Mass/London：Harvard U.P.，199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5（2000），pp.1301-1302；Aaron Spencer Fogleman，“Mi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 by Alison Games，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133（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57（2000），pp.664-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