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久前，一些同行鼓励我对《海洋史研究》写一篇简短而全面的评论。他们告诉我，这样一份评述还应包括对其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在这方面，我能提供的建议并不多；即便如此，我还是着手收集了一些随机的观察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

《海洋史研究》创办于2009年。截至目前，包括本卷在内，总共有15辑，大约刊发了250篇学术文章，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投稿。显然，在一篇论文或笔谈中评述该刊发表的所有论文，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很明显，评论应是审慎严谨的，应在正负两面之间取得平衡；但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平衡在此情况下是不太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有限，不应该假装是每件事的专家；忽视这一原则是极其无礼及愚蠢的。

除此之外，人们易于对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书籍和期刊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这几乎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出版物。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批评涉及小问题，而且批评往往是极其主观的。因此，暴露印刷的小错误或夸大其他琐碎问题的重要性毫无意义。此外，我必须承认，就《海洋史研究》而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我在《海洋史研究》上读过并试图用于本人研究的文章而言，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坦率地说，我努力试着发现该刊的错误及其可能的缺点并没有任何结果。总之，毫不夸张地说，我对我所看到的《海洋史研究》的印象是完全正面的。无疑，我通过这本学术集刊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并且总是觉得它可以提供给人很多东西。

首先，我要确认，《海洋史研究》是一份重要的集刊，在广东甚至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良好的声誉。迄今为止，我尚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告诉我相反的情况，或者说他或她不曾从阅读这本集刊中获益。相反，在私下谈话、正式会议或教学中，人们的反应过去是，现在仍然都是很热烈的。在此补充一点，这也适用于该刊中文翻译的质量。研究中国海洋史的欧洲学界是一小群人，当然，我们当中许多人彼此都有联系；这些同行对《海洋史研究》的看法总是积极的，无一例外。

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海洋史研究》的优点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一本相当新的集刊如此之快就被对海洋史感兴趣的读者所接受？这是因为主要文章所涵盖的主题、版面编排、编辑及其团队的组织能力，还是我们应该将这一集刊的成功归因于几个因素？此处容我赘述一句，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当然只能从远处看问题。的确，我也向《海洋史研究》投了数篇论文，但这些多是泛泛而论之作。因此，当论及该集刊的表现，特别是关乎其未来的“事业”，我不能说我熟悉所有可能重要的不同方面。

尽管如此，总体感觉，我认为《海洋史研究》在适当的时候登上了学术舞台，它的主编及其团队是承担这项勇敢任务的合适人选。2005年，中国纪念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六百周年。当时，对中国海洋历史感兴趣的当地学者活跃在山东、江苏、福建、台湾和许多其他地方。他们的文章发表在专业期刊如《郑和研究》和《海交史研究》，或名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年刊（台湾出版）（此处仅提及两三种），也有文章发表于概论或专门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不同领域（但不限于海洋领域）的期刊。这也适用于广东（特别是广州）的许多专家，包括一些研究香港和澳门历史的专家；他们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在《海洋史研究》创刊后，情况开始改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来自广东和其他地方的学者现在可以利用一个新增的且非常有效的平台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一作品萃集丰富了海洋史的领域，特别是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显然，结果之一是地方一级和国家一级的机构和期刊之间的竞争加剧。这完全没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竞争是非常健康的，因为它可能带来质量的提高和/或多样化。据推测，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似乎也适用于学术界，在普遍层面上，适用于许多学术领域。

当然，新产品必须要有一个“市场”。如前所述，在2010年前后，公众和学者对中国海洋史的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兴趣继续快速增长，几乎不受限制。的确，这方面的预测肯定是积极的：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形式复兴，这确保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愿意探索遥远的过去。这也意味着，当《海洋史研究》在2009年创刊时，它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换句话说，它是有所依托的。那么，或许可以说，《海洋史研究》的创办满足了许多学者的期望和希望。

然而，承担学术责任和应对学术竞争并非易事；作者和编辑尤其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如果一个机构在支持一个新项目上犹豫不决，那么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当我首次到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我的印象是，当时从事海洋史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是一群年轻的学者）决心全力以赴。换言之，着手创办该集刊的团队很清楚，它必须提供新的想法，提交高质量的论文，并且必须吸引各地的作者提交更多的文章。很明显，该团队在这方面非常合格，否则就不会取得如此成功。在我看来，从最初到现在，这些有利条件一直以生动的方式存在着。一言以蔽之，过去有连续性，现在仍然有连续性……

创造新事物的决心和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其他机构的衰落。在学术界，这是人们希望避免的事情。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观点：有时编辑必须像外交官一样，期刊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但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海洋史研究》在创办初期就满足了这些标准，同样，它们至今仍然有效。至少这是我过去几年的经历。作为一份杂志曾经的合作编辑（即使只是短短的三到四年），我得出结论，认真管理人际关系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许多活跃在历史领域的中国机构和期刊之所以取得成功，其秘诀之一可能就在于这种情况。

二

不过，我们在此应该转向另一个问题。对有兴趣于中国海洋、亚洲海洋和其他海洋领域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可以撰写的主题五花八门。如果几份具有相似学术视野的期刊同时存在，它们的编辑可能会决定处理同一领域的“竞争”期刊很少涉及（甚至忽略）的主题。显然，《海洋史研究》的编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们发表了大量的与海南、雷州半岛、北部湾以及现在的越南地区有关的文章。综合起来看，这些论文也触及琼州海峡以及诸如钦州甚至涠洲岛等地的历史，涠洲岛被称为海盗所用的偏远岛屿，活跃在珍珠贸易领域。例如，在《海洋史研究》第2、4、9、12辑中，可以找到与这些地区相关的论文，有时还可以找到与这些地区的考古全景有关的论文。

《海洋史研究》还刊登了数量惊人的文章，内容涉及澳门和香港。在此，我们可以想到汤开建的一篇关于古代葡萄牙属地和中国东南地区黑人的论文，或者金国平的文章，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些论文载于《海洋史研究》第5、8、12等辑。对这两位学者在中葡主题上所做的详尽而重要的研究工作，澳门历史学家们皆表示十分钦佩。尤其是精通多种欧洲语言的金国平，一再关注《海洋史研究》，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该集刊的声誉和国际知名度。

一些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国的神灵、宗教传统和地方崇拜。这与妈祖信仰有关，妈祖信仰已成为海洋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热门话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各地，现在有许多协会和活动致力于宣传这一神灵。其中一些活动具有某种社会甚至政治功能，当然，它们与文化认同亦有关。这可以成为更多研究的出发点，包括一些小问题、单个寺庙、历史文献，以及涉及其他文化中类似神灵的比较主题。

不过，《海洋史研究》并不局限于妈祖信仰。在该集刊上讨论的不太知名的地方崇拜中，有所谓的海南“兄弟公信仰”。李庆新在《海洋史研究》第10辑中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非常详细的长文章。事实上，这些研究是非常有用和有价值的。其他涉及海洋主题的期刊很少为这类专门文章提供如此大的空间。或可补充说，“兄弟公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当地渔民，尤其是文昌渔民以及定期航行到南海中部海域的渔民。

显然，这一论题牵涉到各式各样、各个时代的航海作品，尤其是清末民初所谓的《水路簿》或《更路簿》。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数据，尽管关于后者的学术文章和书籍数以百计，但总有一些新的发现，而诸如《海洋史研究》这样的期刊是研究这类主题的理想平台。这也适用于穿越东海、南海以及东南亚许多地区的地图和海上航线。最近，许多新书提供了相关材料，这肯定会对《海洋史研究》的潜在投稿者有所帮助。

《海洋史研究》反复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涉及海盗和海盗行为。人们可以区分公海和沿海地区不同形式的非法活动。这涉及各种类型的犯罪组织、社会诸多阶层、穷人和富人，就像不同类型的政府反应一样。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特别是第9辑和第12辑，其中有许多关于这类主题的优秀文章，它们主要处理远东的情况。不过，它们偶尔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触及中国以外的世界。事实上，亦有一篇文章着眼于地中海的舞台。

我们对倭寇和其他非法组织的历史知之甚详，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直到最近二三十年，历史学家才意识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环境变化影响了沿海社会的发展和海洋交流。人们在此可能会想到反复的火山活动、气温的上升或下降、港口和河流的逐渐淤塞、沿海地区的填海造地等等，特别是海峡和河流三角洲受到自然力量的影响。我们往往会忘记，并错误地认为这些区域的地貌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里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诚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自然条件看作稳定的长期因素，但也有例外。珠江三角洲的地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古时香山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那里有复杂的通往广州的通道系统。事实上，香山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与地形条件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对澳门的发展也很重要。除此之外，还可以把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政府机构的分布和海防问题联系起来。《海洋史研究》上的一些文章论述了所有这些观点。在这方面，该刊第8辑中吴建新、衷海燕、黄士琦的论文特别有用。显然，为了理清伶仃洋周围和中国海岸其他部分的各个海岸遗址的复杂历史和作用，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地形因素的重要性。在这里，我相信，《海洋史研究》仍然可以取得很大成就。

许多与海洋史有关的课题涉及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器物的研究。尽管如此，在考察过去时，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文本来源。然而，在研究早期历史时，我们不能没有陆上、海岸带以及水下发现的宝藏。我的印象是，未来考虑考古调查的结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显然，《海洋史研究》的许多撰稿人都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可以说，考古学研究目前正经历着巨大变化。通过自然科学家开发的工具和方法，专家们可以了解古代遗址人口的详细情况，了解遥远过去的日常生活，包括消费模式、疾病和其他灾害，甚至了解动植物的分布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某个特定地点的社会结构和外部联系的情况。海洋史的研究逐渐吸收了这些新技术的一些成果，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带来关于过去历史的新形象。在这方面，正如环境问题研究一样，《海洋史研究》最终可能为新的研究分支打开大门。

三

行文至此，读者肯定注意到，我已经从《海洋史研究》过去的表现转向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这本集刊建立在一个良好且非常积极的基础之上，但也会出现几个问题：一份关于海洋的集刊，尤其是关于中国海洋历史的集刊，是否应该优先考虑一系列具体的主题？举例来说，集中研究清朝的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是否可取？这一时期尚有许多资料和文献是学者们从未探索过的。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想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各种话题——中外历史学家很少触及的话题。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引入一个强大的区域焦点，比如说广东、海南和南海？还是应该提倡比较研究的主题，多写一些中国以外的文章，甚至把重点放在东南亚、印度洋和其他海域？在此，我必须礼貌地承认，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得不从远处观察事物（没有能力谈论其他海洋史专业期刊可能希望做出的决定），我发现很难提出适当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有些读者会喜欢，有些人则会以充分的理由强烈反对。

不过，一些通用规则还是有效的。质量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到目前为止，《海洋史研究》能够发表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结论良好的文章。从与朋友和同行的谈话中，我可以看出，几乎每个人都认同这一观点。然而，正如要一直在甲级联赛踢球并不容易那样，要在几十年内保持出色的业绩水平，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迄今为止，目前的团队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祝贺李庆新及其辛勤工作的团队。

谈到质量控制，人们可能会想到所谓的“同行评审”制度。一些学术期刊在决定是否接受稿件发表时，往往会依赖外部“审稿人”的意见。事实上，他们高度赞扬这种制度，告知潜在的投稿者，同行评审将保证匿名性和客观性。笔者本人对这种评价的经验好坏参半；坦率地说，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些评价；没有完美的客观性，实话实说，许多期刊偏离了它们假装遵循的高标准。的确，在这方面我可能太保守了，但我认为最好是有一个小而高效的编辑团队。条件是团队成员必须能够分配相当多的时间从事编辑工作，他们必须愿意熟悉新主题和新想法，而且他们不应受到不必要的财政和其他压力的影响。因此，我希望《海洋史研究》能够在没有太多压力的情况下，以一种宽松的方式沿着既定路线前进。

对于与集刊相关的许多形式方面，还有更多要说的。其中一个方面涉及语言本身，或与特定主题相关。日本学者早就已经开始研究那些与日本关系不大甚或毫无关系的遥远地区的海洋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相当成功。今天，由于存在语言障碍，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很少阅读他们的文章。与此同时，欧洲学者自身也存在这样的语言障碍；这意味着，“西方”学者经常忽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出版物。对中国人来说，情况应该更加乐观，有庞大的读者群和庞大的学术群体可以很好地处理中文文本。换言之，在未来几十年里，中文作为一门国际语言在人文学科中的接受程度可能会提高。因此，《海洋史研究》可以尝试推出更多关于非中国主题或者部分涉及中国维度的主题的中文文章，例如关于太平洋历史的文章。在这方面，我也可能判断有误，但我的猜测是，这将最终加强该集刊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梦想着用英语撰写书稿和文章。然而，使用非母语写作几乎总是导致糟糕的结果，这是人们希望避免的。因此，另一个建议是，《海洋史研究》应该以中文出版，而且只应以中文出版。关于英语摘要，最好由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撰写，以此确保语言质量。或者，为了避免错误，该集刊可能更倾向于提交中文摘要。

翻译问题是一个相关的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仍然对北美和欧洲发表的研究成果印象深刻，他们认为许多外国研究成果值得翻译成中文。虽然本人也从这种态度中获益良多，但必须诚实地问一问，翻译这么多作品是否真的值得。在文章的注释中引用不同的语言来源可能是一个更好、更简单的解决方案。此外，翻译以理论为中心的论文极其困难；只有在作者和译者都有足够时间共同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这一方法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同样，直至目前，《海洋史研究》在这方面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应该感谢罗燚英、周鑫和其他译者所进行的出色翻译，但考虑到译出好的、可读的译稿需要大量投入，人们也许会问：这种政策还能持续多久？什么时候会达到饱和状态，届时翻译变得多余？我的猜测是，这可能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能在未来十年；倘或如此，那么《海洋史研究》不妨只翻译新的文稿，并将这种翻译限于国际学界从未处理过或仍然不为人知的主题上。

一般而言，关于历史的学术文章种类繁多。有些论文涉及资料来源本身，试图解释旧文本中的事实、个别术语、地名和短语，或者比较不同文本版本和原始记录中相互矛盾的数据。另一些论文则提供宏大的概述。此外，作者经常提出问题，使用模型或理论来解释问题，然后给出某种结论。在我看来，目前英语世界的许多期刊更倾向于有坚实理论基础的文章。然而，过于关注假想的维度很容易使作者的兴趣远离原始资料和真实事实，这是编辑应该尽量避免的事情。此外，理论和模型大多来自“西方”世界。它们往往反映了一种在亚洲不常见的思维方式。《海洋史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份偏向理论问题的集刊，也没有必要仿效外国标准。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将外国模式应用于东亚地区，而是推广真正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用来进行比较分析，也可以应用于外部世界，或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专门涉及中国的海洋主题。

上述某些问题涉及《海洋史研究》的“概况”。时至今日，该集刊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与各种主题有关的文章，其中很多期都包含以特定主题或区域为重点的组稿。这种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编辑可以决定接受几乎每种主题的好文章，同时他们可以为特定主题设定一个框架。这样的版式使《海洋史研究》有别于那些从不提供特定分类的期刊，也有别于那些不开放给意外主题的来稿的期刊。我的建议是，《海洋史研究》应努力遵循其目前的轨道。编辑们不妨考虑另外一点：将每期的书评版式标准化是否有意义？《海洋史研究》中有几篇有趣的书评，但它们的篇幅和格式各不相同。假设每期刊载10～12篇中文书评，篇幅统一为3～4页，主要是国外出版的外文书籍的书评；我相信，这将大大提高《海洋史研究》作为一份国际集刊的形象。

至此，我将结束我的观察。如前所述，我对《海洋史研究》的印象是非常积极的，我提出的批评意见是自大的，且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当然，我的建议是直截了当、肤浅且非常主观的；它们也许并不正确，但或许可以作为一种鼓励，让这本精彩的集刊延续至未来几十年。

（执行编辑：徐素琴） gVBsTP56o6hN2DCIOc7xyaIbnCxlj+eVzxel0pbx5ZBoF8tfv09+IDRGScMMNU7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