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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莱奥诺·考夫曼 伊丽莎白·列巴斯 著 刘怀玉 鲁宝 译
摘要 本文作者审视了1970年代之后法语世界与英美世界对列斐伏尔思想接受与理解的差异性，并试图对列斐伏尔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影响之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再语境化”，从而再次强调列斐伏尔思想的辩证性与开放性。第一，历时性地回顾了列斐伏尔最初遭遇城市、建筑、空间问题的思想史历程，以及与欧洲先锋艺术团体的合作往事；第二，通过共时性并置凸显列斐伏尔城市哲学，都市化理论与时间、瞬间、节奏分析等研究的同等地位，再现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时间、日常生活、城市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化与丰富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关键词 日常生活批判 城市 都市化 城市权利 空间政治
Abstract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Lefebvre's thought between the French world and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after the 1970s，and attempt to “re-contextualize”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emergence，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efebvre's thought，thus re-emphasizing the dialectical and open perspectives of Lefebvre's thought.Firstly，it review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efebvre's first encounter with urban，architectural and spatial problems and his cooperation with European avant-garde art groups.Secondly，it highlights the equal status of Lefebvre's city philosophy，urbanization theory and time，moment and rhythm analysis through synchronic juxtaposition，and reproduces Lefebvre'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time，everyday life and cities，deepening and enriching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everyday life.
Key words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efebure；urbanization；city rights；spatial politics
列斐伏尔对空间与游戏问题的兴趣肇始于其孩提时代，他当时意识到了生产的地点正在起变化的问题。他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强烈影响。超现实主义以其所谓短暂的邂逅而闻名于世，探险家在不知即将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出发。列斐伏尔特别引用了阿拉贡的《巴黎的乡巴佬》一书。这本书描述的现代神话由充满危险的拱廊（剧院走廊）和公共娱乐场所建构，例如，巴黎的比特·绍蒙（Buttes Chaumont）。其描述的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在城市中游荡，而是仔细地挖掘城市的拱廊和居住者。拱廊是偶遇的地点，是集聚与享乐的场所，列斐伏尔批评拱廊的愉悦、欲望与功能在被街道分割成碎片的空间之间的对立，这一观念鼓舞了超现实主义者。后来，本雅明仔细分析了过去一个世纪的拱廊街，通过瞬间与辩证的想象再次捕获了它们的可能性。
另外一支受到超现实主义思想运动深刻影响的学派，是分享了他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与碎片化批判思想的“情境主义国际”，它成立于1958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对那些自鸣得意的、沾沾自喜的正统“左派”与战前的超现实主义的回应。其中的主要理论家居依·德波 [2] ，曾经是列斐伏尔1950年代的弟子，并且向列斐伏尔介绍了罗伊·瓦内基姆，这是“情境主义国际”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家。
“眼镜蛇小组”（Cobra Group，由来自哥本哈根、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三个国际城市的艺术家所组成的集团）也加入“情境主义国际”。作为对西方的理性主义的艺术批判和对非西方的艺术与非理性形式有兴趣的集团，他们于1948年11月聚会，一直延续到1951年。他们反驳超现实主义对个人意识的重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加荣格化的集体原型理论。其领袖人物为比利时的诗人与书法家多特蒙特（Dotremont），丹麦的艺术哲学家琼恩（AsgerJorn，1914～1973），以及一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荷兰画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wenhuys）。在他们的思想中，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事情，而是每一个或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事业。康斯坦特将其一生视为一系列辩证的变革的楷模。
乔恩（Jorn）不喜欢建筑中的功能主义，这导致他于1953年创建了“包豪斯想象国际运动”（Mouvemen Tinternational Pour un Bauhaus Imaginiste）。该组织先是于1957年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rist International）合并，后于1958年又和“情境主义国际”合并。1960年，康斯坦特与乔恩离开了“情境主义国际”，他们发现该组织过于政治化了。“眼镜蛇小组”的成员们帮助他们建构了一系列城市与环境的论题，诸如整体的都市化、心理地理学、漂流与异轨。康斯坦特的著作《为了一种情境的建筑》（1953）影响了列斐伏尔并激发起他产生一种试验性的乌托邦思想，他同荷兰建筑家阿当（Aldo van Eyck）一道发起“新巴比伦规划”，为此，他在1956年至1969年建立了一系列的模型。未来的城市将“物质化”（materialize），当技术已经替代许多劳动的功能之时，人们便能够变成一种荷兰艺术家、哲学家赫伊津哈所梦寐以求的“游戏的人”即homo luden。在这种试验性的乌托邦思想中，游牧式的居住房屋有着不断流动变化着的自由娱乐的区域，以满足人们选择其所要求的感性的环境、空间组合等。
另外，“情境”或“境况”这个概念，作为情境主义策略设计的核心，是随机性的建筑与创造性的生活瞬间，在现存的城市设置中能够生产出改变城市生活的方式。心理地理学家们能够揭示这种环境中的气氛的巨大变化。“情境主义国际”者们也采纳了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随波逐流（或随遇而安）的漂移实践，这是人类关系的模型。当然它的本意更多的是在现有的处境中转移与挪动，而不是毫无目的、一味地四处游荡。 [3]
列斐伏尔觉得这些策略很有趣但过于片面化，且过于个人主义与戏剧化了。所谓“情境”，它是衍生于存在主义的一个概念，也在超现实主义中出现过，对于列斐伏尔来说不太适用。列斐伏尔对该词的运用是更广泛与广义化的。它既可用于个人，也可以用于集团或影响到的所有人。注意，列斐伏尔说过：现代性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情境。 [4] 意义起源于情境并返回到情境。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与“情境主义国际”有长期的爱恨纠葛。
[5]
在早期时候，他与“情境主义国际”是一种批判性的朋友关系。虽然他们都受浪漫主义革命的影响，涉及现代世界中不断前进个体的矛盾所引起的不和谐，他们（“情境主义国际”）批评列斐伏尔未能超越现存的秩序。他的瞬间理论，结合了绝对与逝去的意识，被认为过于抽象。到了1963年初，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甚至破裂，原因是列斐伏尔使用了“情境主义国际”所写的有关巴黎公社的几页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列斐伏尔没有承认这一指责。
列斐伏尔生活的不同极点勾勒出不同的空间类型。他经常回到非常传统的、几乎是毫无变化的出生之地去休养；在去世前的两年，他几乎就是在其出生地度过的。因此，法国人所谓的“深度法国”（La France profonde）消除了到第三世界游走的需要。在其中一端，则是熙熙攘攘的巴黎吸引了他，尽管巴黎有精英主义的和爱耍阴谋的知识分子。佛罗伦萨是为了享乐，洛杉矶则是为了魅力。这两个方面分别代表了肉欲和使用价值。当然，另一端的乡村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所以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带有海德格尔的日常平庸琐碎的一面，并且不信任城市及其偶然性和喋喋不休。海德格尔的想象来自对乡村世界的冥想和与外界的孤离。而对于列斐伏尔而言，这只是他的辩证存在的一个因素，但肯定在早期日常生活工作中，以及在对农村共同体的赞美中给他留下了痕迹。通过农村社会学，列斐伏尔于1948年加入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这使他的乡村研究《康庞山谷》（“Vallee de Campan”） [6] 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列斐伏尔之所以转向对城市与都市的研究，源自他的乡村社会学研究已经失去了魅力与可行性。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因为在1950年代的法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气氛紧张，并且不允许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相关的主题进行创新性研究。他在1957年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之后，思想获得了解放，正像他在《总结及其他》一书中所描述的，真可谓“如释重负”。他可以继续将浪漫主义和睿智的思考结合起来。 [7] 进入都市领域使得他能够参与更多的一般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而之前在研究乡村问题时他感到非常的孤立无援。世纪的奇遇使得他能够一次次地重新使用早年思想，且与每个时期所出现的新思潮接轨合流。列斐伏尔对于新出现的思想总是有一种惊人的敏锐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应邀前往纽约以及1950年访问意大利的波伦亚时都萌生了都市其实就是一种瞬间这样的意识。他越来越意识到，都市暴露出了社会的矛盾。正如在托斯卡纳乡村一样，他不仅发现了城市将作为原料的自然变成第二自然，而且城市的危机与都市的扩张也导致了城市和乡村失去其独特意义。与那些旧的和日益解体的历史中心完全不同，都市构成了新的社会化形式，城市和乡村被废除了。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法国很快地摆脱了它的沉重的殖民主义投资的包袱，转而全心全意地重构法国的空间与重组其资本主义。他还说，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能理解到科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时间而毋宁说是空间。但困扰列斐伏尔思想的正是这样一个既含混又充满着悖论的“空间”概念，他必须对技术专家们重塑法国并将其纳入正在兴起的欧洲与全球化空间这一现象做出回应，这迫使他于1970年代初期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空间生产的问题上。他的研究表明空间是政治性的，这一观点得益于技术官僚们对空间的理性化重塑，而不是19世纪时对时间优位化的批判。他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把目光集中在历史之星的衰落和历史性的本质上， [8] 以及结构主义与技术控制合理性对历史的排斥上。
从1960年代开始，受“情境主义国际”的影响，列斐伏尔仍然相信一种新的都市化的可能性，并写出关于试验性乌托邦思想的著作。这种试验性的乌托邦就是对人类的“可能性”的一种揭示，它建立于想象与图像的基础之上，连续不断地从属于某种衍生于现实的批判与指涉的问题框架，这是一种反馈机制。他设想有这样一种有趣的城市，这样一种城市将环绕着居住区而组建起来，日常生活被改变，人们将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而负责。最糟糕的乌托邦是那些不自称为乌托邦，但以实证主义的名义强加最苛刻限制的乌托邦。
在1960年代，他还应邀从事了市场研究工作，其中有许多左派人士都被雇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很盛行这种对市场进行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生活不断地面向一种消费与对物的获取。
确实，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 [9] 被派去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观察和好奇是直觉、质疑、批判和转化的基础。
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首先要观察事物，不管它是多么平凡或微不足道，正如他建议他在楠泰尔大学的学生在圣拉扎尔斯里季翁之旅中所做的那样。 [10] 市场研究的发现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马克思主义者对日益以消费和获取对象为导向的生活感兴趣。列斐伏尔就创造出一个词“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该词后来被楠泰尔大学的学生们所接受并被简化为“消费社会”。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列斐伏尔从1965年开始成为楠泰尔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他非常关心有关都市化问题的教学课程，以便将其变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但直到1980年代他仍抱怨在大学教学中仍然普遍存在对都市问题的忽视，他还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参加辩论和会议。在社会主义活动中心组织的一次辩论中，列斐伏尔受到小组中的两位建筑师之一的让·巴拉杜（Jean Balladur）的攻击，指责他是一位分析“城市化”概念的抽象社会学家。这是指将人们生活环境的构成要素并置为建筑和区域化的都市主义的所有空间组织。
它把建筑排除在外，从将土地作为财产开始，产生了基于多种功能并置的一种表面都市化。相反，有机的都市化是三维的，它将城市功能与建筑结合起来。虽然在列斐伏尔关于建筑与都市化在层次上分离的评论上，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巴拉杜的谈话揭示了一个实践性建筑师作为都市规划者的见解。列斐伏尔主要谈到隐藏在掩盖缺乏投资意愿的技术语言背后的技术官僚主义的神话，并批评所有左翼政党在选举期间（1967年立法选举）未能注意城市问题。他接着就重建城市做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值得引证：
空间无非是对在世的时间的铭记，空间是一系列时间的外部世界中同时的现实化与描写，是城市的节奏，是都市人口的节奏。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认为，城市只能在其当前废墟的基础上被重新思考与重新建构。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理解城市是展开的时间，是这种时间……人们居于其中，我们最终要以人类的行为去组织它。 [11]
列斐伏尔所领导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所，是1960年代法国少有的两个重要的城市研究机构之一，在合同保障的前提下承担了很多项目。例如，它承担了官方（国家设备部）所委托的研究课题。在一项关于四分院（quartier，邻里）的研究中，他抨击了四分院的意识形态用途以及它从描述走向规范的倾向。他对四分院研究的简短导读的意义被后来的日常生活研究所承认。在另外一篇关于都市居民对独栋住宅的态度的研究报告中，列斐伏尔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序言；在序言中，他把过去已经分裂的东西又再次结合起来，即把语言学（语义学与符号学）
与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批判）结合起来。
列斐伏尔参考了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1957），巴什拉认为曾经为我们提供整体思想、记忆与梦想的房屋居住地消失了。海德格尔也反对仅仅从技术与经济学角度来建筑居所。因为居住地或生活方式乃一个人的特质所在，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与建筑、思想和言语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居住就像穿衣打扮及娱乐、饮食，形成一个次生的开放的体系。列斐伏尔批评了个人主义化的独栋住宅（分离式住宅）所产生的轻蔑，并且试图理解其蕴含的问题和矛盾。这种形式揭示了一种诗意的空间和时间，其中自然是“取用性的”（appropriated），即把身体和生物生命、空间与时间转化为人类物品。这个场所涉及不同的层面，即是说对空间的取用和一个乌托邦，都是虚幻的和真实的。他总结说：人们想要的是能够保持并将诸多对立相结合，比如，内与外、私密与环境，由此创造一个象征性的维度。
在1960年代中期，列斐伏尔承担着一些历史研究，其中的《公社的宣言》便包括着革命年代城市的作用问题。历史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即人民所从事的生产，包括将巴黎作为一个艺术品。公社代表着一种由将社会学引入历史中的戏剧所规定的风格。列斐伏尔评价说，该书直接影响到楠泰尔大学1968年的学生运动。我们都知道“情境主义国际”曾经强烈谴责列斐伏尔剽窃了他们的思想。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予以反驳，事实上他们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早期提出的观点，也仅仅具有类似性而已。并且列斐伏尔又附加了关于节日与特殊的瞬间理论。由于豪斯曼计划而被抛到外围的工人重新占用了空间。此外，他还从来不相信自发行动带来的瞬时变化的能力，认为日常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 [12] “驱逐”是他分析巴黎城市变化和必须为城市权而斗争的核心主题。至于节日，虽然他们重新分配了一些时间来颠覆习惯用法，但也像在农民社区一样，增加了每天的时间（一个周日在法国乡村写下的笔记，参看《日常生活批判：导论》最后一章）；他们需要花费盈余。
《对城市的权利》是列斐伏尔主要的作品，也是关于城市的第一部作品，他走在所有城市研究的前列。它包含了一系列的主题，其中一些主题他已经在各种论文中写过，并且很快在《从乡村到都市》（1970）一书中集中展示。他分析的核心是围绕着城市的破坏与都市的集中扩张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城市是偶遇的场所，是差异的聚合并且是使用价值优先于交换价值之地。
当城市的危机与特殊形式的理性、经济主义、政府、私人部分和官僚制相联系的时候，这些分析就显得不充分。市场的逻辑使那些都市的质量下降到交换的层次，并阻止城市成为一件作品。为了理解矛盾的本质，我们不得不去探索在形式与内容、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运动。都市形式是建立在（现实中的事件、感知和整体要素的）共时性基础之上的，涉及整个社会层面，在周围环境中汇集和遭遇一切事物。都市社会成为作品与产品相遇的特权场所。在现代社会，共时性日益增强，相遇和汇聚的能力变得更强。通信的速度已经加快到了准瞬时的程度。同时，必须将分散与作为形式的共时性联系起来理解，它增加了分工、社会隔离以及物质和精神分离，并将之推向极端。
现在对城市的权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它并非像公民权与人权这样的抽象权利，而是具体的事关社会群体的权利，诸如老人与妇女、工作条件、文化状况、居住条件以及其他权利。对城市的权利变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它不像虚假的自然权利而表现为最高形式的权利：自由、社会化中的个人化以及城郊与生活方式。这并不是一个回归到传统城市的问题，而是要更新都市社会，一种革新过的中心，为节奏与时间的使用提供机会，这就是允许充分使用瞬间与地点，要求主宰经济（使用价值，市场与商品）。不被中心性所排斥的权利，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对工人阶级而言尤为重要。当然中心性并非意味着权力的中心，而是重新组织彼此间的差异。是充分享受艺术、运动、游戏、正义事务，而不仅仅是重建作品意义上的活动权，这些艺术运动等是由哲学与艺术赋予的，并使时间优先于空间，取用优先于支配。但这本书对工人阶级的作用却是含糊其辞的。工人阶级极容易受城市的解体以及日常生活组织化的影响，这就是消费被引导的官僚社会的控制。1960年，在法国主要城市的中心地区，通过直接消费的官僚社会组织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存在，以及组成大众阶层的其他群体的存在，仍然很重要。但是一方面，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实现城市社会的人，他们完全知道如何去“欲求嬉戏”（desires to play）；另一方面城市不是一种自发的作品，只能通过差异的总体、整体知觉意识才能够修复。
参与权和拥有权（注意不要同财产权相混淆，而是对使用价值的拥有），就是城市权利的体现。这个作品是独特的，尽管它可以被复制；它是对差异性的总体性的集聚，具有形式上共时性的特征，在这里所有部分都是整体，反之亦然。城市本身就是最高级的作品，它以其组织性的形式进入冲突、含糊与辩证的联系之中。 [13] 都市化诞生于城市危机和20世纪初的参照系的危机过程之中，但这种作品的对象是对分化的克服和对总体性的重新复归。列斐伏尔在《在场与缺席》 [14] 中详细地阐述了参照系或指涉系统消失的影响意义以及这种作品的作用。欧几里得几何学与牛顿力学的空间危机，绘画与建筑中的透视方法的危机，音乐中的音调体系的危机，城市与历史的危机，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这与先前受到限制的参考系数量的增加有关，这些参考系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常被国家机构和政治权力操纵的“能指解放”成为可能。19世纪的新自由民主国家是围绕着已经扩大的代表制而组织起来的。对此，我们必须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经济、政治、技术和科学等领域的自动化。资本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经济制度的联合碾碎了作品的创造能力。以作品为目标，这将为我们提供一条既不会陷入教条主义或怀疑主义又不会陷入天启预言或怀旧的新途径。 [15]
他接着建议，我们也许很想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索，但同时也要注意它的危险性。于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三位一体”：物（地球或大地）、产品（来自国际劳动分工，交换、流通与策略之类）以及作品（城市中心，建筑与空间性的设计，边缘性的前与后资本主义活动）。 [16] 这项规划设计并不仅仅意味着反对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否定，还意味着作品向使用价值的复归。与此偕行，我们不应该拒绝知识，而是要把它整合到生活体验中去。我们绝不应该去拥抱非理性和本源（archetypes）。
为了思考替代性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乌托邦。乌托邦，作为对某个尚未存在地方的研究，在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的概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表现为一种可能的不可能性的思考。“转导”（transduction）作为一种方法，包括从信息发展的理论对象和从现实提出的问题。它为乌托邦知识注入了严密性。把自己的想法推向极致，可以帮助明确目标和选择的后果。 [17]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异化不是指对人的本性或原初的人性的一种脱离，而是指某种能够使可能的不可能性感觉的消失。 [18] 没有乌托邦的思想便没有通过创造的过程去发现的愿望。 [19] 列斐伏尔或许同意儒勒·凡尔纳在其《20世纪的巴黎》（写于1863年，1994年出版）的导言中所说的：“力量恰恰来自知道，永远不要虚构，而要敏锐、近乎痴迷地关注现实，以便让它放弃它的秘密并揭示它的可能性。”
在纽约和巴黎的行动中，他看到的进程扩展了他描述的新雅典的乌托邦，（城市）中心仅仅为特权少数保留了：在这个被新主人们占据的中心，强制和劝说、决策权和消费能力汇合在一起。他们不必拥有一切，新主人们拥有这个特权的空间，一个权威的空间政策的轴心。他们尤其拥有的是特权。尤其是拥有时间特权……只有为“诸众”（masses）精心测量的空间，时间避开了他们。 [20]
他接着说道，作为次要精英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为了经济的最大利益和政治的最高统治，他们将被组织成具有竞争力的实验团体。诸众不叫人民或工人阶级，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受远程遥控的”（teledirected），而失业的永久性威胁则会产生在潜在而普遍的恐怖中。正如他所说的，人们可能对此状况一笑了之，但有一天当它实现时，就太晚了！
今天乌托邦已经遭到了非议贬损，但它对于思考未来是必要的，而现在该是我们恢复其地位的时候了。 [21] 虽然他对城市的思考显示了浪漫主义革命者的特质，但这不应该被视作无望的乐观。虽然他对于城市社会的扩展和现代性幻象的态度，在他生命的尽头肯定要悲观得多，但是他早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治运动在具有根本挑战性的城市发展中的弱点。他不明白人们怎么能那么简单地接受了他们周围的变化。
我们已经概括出《对城市的权利》一书的一些关键问题，但它还涉及一些他在别的地方加以阐述的问题。这包括日常生活批判，物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幸存），空间的拥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哲学在超越那些脱离实践基础的抽象认识中的作用以及在总体性思考城市问题时的优先作用。我们也看到了他运用“回溯—前进”方法来研究自古希腊时期以来的城乡关系的本质变化。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诗人们已经能够把城市理解为人类栖居之所；然而，一种反城市的传统很不幸地支配了我们对城市的态度，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并在芝加哥社会学、犹太教、新教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中都有清晰的表现。虽然希腊人把城市核心看作一个文明之地和城市的创造，但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对城市的态度：城市作为一种工具，起政治和军事作用。这本书还抨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主义是一种机械性的操作，规避了意识形态，但是它已经成为技术官僚的一种教义。这一主题他将在《都市革命》（1970）一书中进一步详细探讨，他声称这不是城市化的一般历史。
因此，对于列斐伏尔来说，都市革命不是指替代工业时代的一个未来的历史阶段；相反，列斐伏尔关心的是探索从左派激进的批判立场出发揭露都市社会所潜存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乌托邦。《都市革命》一书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研究都市化的必要性。都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某种意义上是对用户和使用者缺席的政治批判的补充，这构成了他这本书最后章节的实质性内容。他似乎总是在其他地方再次敦促我们需要分析城市总体；相反，我们所呈现的则都是碎片化和模糊的概念，如环境和集体服务。虽然1968年创造一个都市社会的革命追求失败了，但是毕竟日常生活被改变了，所以列斐伏尔仍然感觉都市革命还有着可能性。
1970年，列斐伏尔与一位早期苏联都市化问题研究者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一起创办了《空间与社会》这个刊物。但后来他因为不满意该杂志在关于空间与城市状况问题上所持的某种固执己见的教条主义而离开该刊物。他不理解地问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非得远离符号、梦想、想象这些问题而对诗性的存在进行系统地消解呢？ [22] 在这些年里，他还在巴黎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从事过教学与演讲，听课的学生都读他的《对城市的权利》与《都市革命》。在1968年之前，建筑培训都是形式主义的，所以学生们想要从那些紧身衣中解放出来，渴望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当中去。此外，他还同建筑学家们发生接触，并且有些时候被要求作为团队的一员参与到竞赛的游戏当中，这在法国是很常见的社会实践，许多知识面很宽泛的哲学家都加入了类似的团队，其中的部分原因源自美术学院的建筑概念。他还参与了对巴黎北部的加列尼（Galieni）的更新规划，以及南斯拉夫新贝尔格莱德的规划。他批评建筑学的实践但欣赏建筑与建筑学家。
《空间与政治》（1973）一书是在一系列的论文与短文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某些篇什已经在《空间与社会》刊物上发表过，是《对城市的权利》一书的姊妹篇，也为《空间的生产》一书奠定了基础。该书涉及一系列主题，包括异化问题、性问题与艺术中的裸体问题。 [23] 我们从中读出了三个要素，即个人的要素，公与私的对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空间与时间对立等一些基本范式，以及诸如冲突、社会节奏与时间性这些要素的辩证化关系。 [24] 空间和身体的“重新取用”（reappropriation）是任何革命规划的一部分。 [25] 实践和战略根据生物繁殖和生殖能力平行的生产关系越来越多地再生出空间。 [26]
事实上在1973年，列斐伏尔从楠泰尔大学退休之后很少专门写作有关空间问题的著作。他此后发表了一些关于城市的本质与未来问题的小短文和采访片断。在《论国家》的最后一卷中，他专设一章用心讨论空间问题，此外，《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也涉及了空间问题。空间问题主要是与他1980年代中期所研究、关注并被作为普遍化的知识理论的同质化、碎片化与等级化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到1980年代中期，他的研究已经在知识、文化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 [27] 他觉得他已经在空间问题上或多或少地说过一些重要的观点，他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
1970年代中期，列斐伏尔的学术又转向他早年所钟爱的话题，诸如神秘化、差异、异化、拜物教、日常生活，以及对国家的分析（1976～1978），这使得他能够将那些主题完整地综合起来。他还想回归到由尼采所描述的处于萌芽形态的“现代性”概念。在研究这些与日常生活及城市更为贴近的方面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列斐伏尔于1968年之后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它们是与其关于空间与都市社会著作相关的。差异、哲学的转型 [28] 、历史的终结 [29] 都是这个时期引发普遍争论的话题。在这些著作中，列斐伏尔将不适的感觉与对危机的感觉归结于一个新的社会转变时代，这是一个差异的社会，这个社会既有危险也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它提醒大家，同质化的权力特别是国家仍然在牢牢地控制着我们。
1960年代尼采在法国的复活是和诸如德勒兹、福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列斐伏尔称其为新尼采主义者。尼采是列斐伏尔对其有着强烈感情的思想家，他在1930年代曾经竭力想把尼采从误解状态中解救出来。 [30] 尼采是列斐伏尔眼中的“三圣”之一，这就是他的马克思—黑格尔—尼采的“三位一体”。列斐伏尔想在马克思与尼采之间搭起一座桥梁。马克思并没有估计到一系列晚近才发展出来的问题，诸如碎片化的城市、全球化（世界化）、日常性、重复性与差异性、在时间内部的反对时间的斗争，以及国家，等等。需要有一种个人与社会状况的关系理论，才使得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1989：468）。黑格尔与马克思只是将目光集中在对自然与外部世界的征服上面，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由人的本质规定的；而尼采则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从内心去实现自我思想的欲望与“享乐”（jouissance）的转变。
1960年代，列斐伏尔站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去，福柯显然是尼采式的，但列斐伏尔对福柯很不满意，虽然他并非与尼采别无二致。和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萨特一样，福柯于1966年所出版的《词与物》一书读起来还是比较左倾的，它是弃绝了政治而代表着某种“戴高乐主义技术控制论”（Gaullist technocracy）的著作。
[31]
福柯在体系化方面甚至比列维-施特劳斯走得更远，他从来没有脱离认识论或体系理论的领域。认识论，一种被体系化的知识或认识，是以认识为代价的，通过主体而生产出来的知识直接面向一个对象，在其生产中表示行动者与反思性。颠覆必然来自被统治的知识域与边缘群体。福柯的解释过于偏颇了。列斐伏尔认为，为了对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工人如何进步的认识，就必须有一种全局的分析。这就不仅包括宗教、道德、性压迫以及禁欲主义的作用，而且还包括这些模式最初如何试图通过的军事实验与动物试验。福柯对这个过程的解释过于低层次化了、微观化了，因而局限于个人的因素上，诸如反常、变态、失范的制度化以及教师的压制、教育制度与军事模式。
[32]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也源于福柯拒绝以一个概念开始和他只考虑文本的事实。
[33]
我们应当注意到列斐伏尔从未对福柯关于空间与城市问题的著作发表过长篇的评论。
福柯，连同德勒兹、德里达与利奥塔一起，为1960年代开始出现的差异哲学做出了贡献。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1968）一书中主张，实现一种根本的本体论决裂，用差异与重复关系模式取代同一性及其否定与矛盾概念。差异并不是否定，而重复也并非简单的回归。在《差异主义的宣言》（1970）一书中，列斐伏尔抨击了他所看到的1968年之后政治体制持续不断的同质化的控制，以及在法国备受争议的弊病；他追寻了“差异”概念的起源、谱系学，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追求一种以差异为基础的策略与方法。他坚持认为差异不是以特殊性、原初性或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它来自斗争、概念与生命体验。尽管是作为通常所指的差异观念来使用的，但列斐伏尔防止它流于一种平等性意义。它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化的手段。
差异理论包含着世界与社会不断增长着的复杂性。 [34] 它的对立面是还原或简化理论，表现为一种试图获得统治地位的理论性、实践性、策略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权力工具。差异是一种连接远近、此处与彼处、实际的与乌托邦的、可能与不可能的思想方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同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做斗争的原因，不仅要通过话语的生产，而且要采取我们的差异性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都市社会的意义和集中性的概念与实践的重要性。
都市社会是具有多元化与差异性的时代之一。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实在与精神的时间彼此之间并无联系的痕迹、印记，而历史于是被免除了。 [35] 结构主义也省略了历史，即与结构的关系；它反映了当前的中产阶级对历史的畏惧。文化的拜物教将历史括起来了，但将它作为消费的产品来使用。 [36] 列斐伏尔在与历史主义相对立的同时，认为这种历史主义把历史作为决定的前提并拘泥于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中而忽略“总体性”概念，他渴望一种更新的“历史性”（historicite）。历史性具有几种相关的意义。在哲学与历史中，它是指人们确定其生存的情景或境况；而在社会学中，它包括作品被制作出来、被分配与消费的方式，以及一个社会展现其自身的能力。 [37] 它不再是任何一种超越特定历史瞬间的事物，而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超越”（surmonter），后者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从来不超越任何事物。 [38] 它不断地生成，同海德格尔式的存在的“历史”概念相对立，后者认为要通过森林、小径与澄明之境来追踪其印迹。这里没有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冀盼的历史的目的或历史的终结；正是尼采鼓足勇气宣布，人与文化不会完结，且这是一件好事。 [39] 另外，如果现代性声称它已经将历史清算了，这就是一种被滥用的权力，它只是掩盖了实际上并没有被改变的东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再可能设想有一种超越一切分离的历史的总体性，但是我们需要将历史看作一种总体性，它超越克服了历史与社会的碎片化。 [40]
当然，在这一段时期里，列斐伏尔仅仅用小的篇幅来研究时间的多元性问题。在哲学的传统范围内，我们能够区分出三个时间趋向——第一是宇宙的或自然的时间性；第二是体验的或现象学的时间性，关注绵延性或个人的时间意识；第三，主体间的或社会视角的时间性，处理时间意识多样性及其通过与冲突的节奏做斗争而产生的社会形态。与他用大量篇幅分析空间的生产不同，列斐伏尔只是简单地勾画出社会中的时间意义的阶段性。在前历史社会（不要当作史前史的或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连续性居于主导而时间没有在意识中形成轮廓。在历史社会中，历史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而在同质化的时间代，它引发了统一的历史并走向一种意识的中心。这是一个与工业化和自然的毁坏相联系的阶段。同质化与差异化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显起来，这导致了一种转换的阶段，进入目前正在进入的社会。下一个阶段将是后历史或者超历史的，这时统一的历史将最终被取消，而多样性的符码将被发明出来，以致它们将给人们产生一种永远无休止的混乱这样一种印象。 [41] 这样的时期出现在都市化社会，但迄今为止却是一种非常不平衡的发展。这绝不意味着冲突与暴力的终结，也不意味着有助于城市贫民窟与暴力的消失。 [42]
列斐伏尔从乔治·古尔维奇（George Gurvitch，1896～1965）那里借鉴到以下观点，即时间不仅是精神的时间，而且是社会的、生物的、物理的、宇宙的、直线的与循环的时间。线性时间以抽象时间不断地取代绝对空间的相同方式，取代了循环的时间，虽然后者从未消失过。其另一个思想来源是加斯通·巴什拉 [43] ，巴什拉将“绵延”（la duree）视为本质上的辩证，是在节奏与波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物质的、生命的与心理的。他的目标是通过时段的多元性来理解生命的复杂性，每种时段都有其特殊的节奏，都有其联结的固定性与连续的力量。
巴什拉从巴西哲学家佩里尼奥·多斯桑托斯（Peinherio dos Santos）写于1931年的著作中追踪到节奏分析的起源。列斐伏尔开始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面对节奏问题，
[44]
后来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宣布将之作为一种规划。他对节奏给予厚望，将之作为精神分析的补充甚至替代。对于精神分析学说，他后来转而进行猛烈的抨击，因而得到巴黎知识界的广泛采纳与普及。
激发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学说的另外一个思想来源可在其瞬间理论中发现。这要追溯到1925年，即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关情况可参看埃斯1994年关于瞬间理论的著作，以及《总结及其他》一书第三部分第一章）。在1920年代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中断使得他意识到庶民的浪漫主义与日常生活复归的重要意义。现代性及其批判，集中体现在超现实主义身上。 [45]
时间从本身看上去并未被诸如“进化”、“革命”或“增长”这些概念用尽其含义，这就表现在“时段”一词不单单是指一种线性过程，还指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这些瞬间也就是内在的绵延（爱、娱乐、休息、诗歌），是沟通的方式，是可沟通的与正在沟通的或在场的方式。虽然他于1920年代后期抛弃了这些思想，部分原因是他感觉到它们倾向于取消历史性，这是他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但他从来没有放弃非线性的历史是重要的这样的观点。他后来把瞬间思想与创造一种新的情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46] 事实上德波便从“瞬间”概念中创造出“情境”这个概念，而列斐伏尔斥之为过于抽象化了。 [47] 个人所能够体验到的瞬间是由个人所参与的社会或社会团体更广泛的传播实践来阐述的。 [48] 一个瞬间定义一种形式并且由那种形式所决定。 [49] 日常生活包含着多样性的瞬间，诸如游戏、爱、工作、休息、斗争、知识、诗歌与审判等，和职业生活、直接的社会化生活、休闲与文化等相关物。假如我们以娱乐为例，作为发达社会的一个瞬间，它具有着特殊的规则、参与者、风险、赌注与运气等范畴。瞬间的时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重复性。所以当人们参与游戏时，他们就接受了游戏规则并每一次游戏都重新创造和重新发明了博弈的使用价值。
于是，在60年之后，列斐伏尔又重新折回到自己青年时代参与的那个哲学家小组的思想前提上，关注起作为哲学概念的表象问题，以及对关于身体及其节奏和周围的空间之间关系的现象学描述。 [50] 这些观点一度被抛弃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晚年最后的作品也就是其去世后发表的《节奏分析的要素》（1992）一书——该书写于1980年代早期——与《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基本是同期的，两书具有高度的互文性，都关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1985年那本书还谈到了沟通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实践问题，但这种超前的感觉似乎并不符合列斐伏尔这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也并不为当时的出版商们所理解与欣赏，这意味着有好几年都找不到出版商。这一系列的文章汇集了节奏、时间、音乐、诗歌、哲学、日常生活和城市的主题。
节奏分析是日常生活中的循环性与直线性节奏的混合体概念。直线性总体上说是由均质性与可量化性的因素所构成的，并越来越多地削弱、减化空间与时间之中的质的因素。节奏与循环的消失导致了对节奏的需求，典型的例证就是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音乐意义的不断的增长，或商业化的和被恢复的节日的欢庆活动。 [51] 虽然时间与空间彼此相连且互为尺度，但时间从来不能被倒转。时间通过尺度、均质化来对空间进行规划，并体现在自然物与产品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时间通过产品的明显可逆性给我们一种满足感，建造了一道对抗悲剧和死亡的壁垒。悲剧存在于日常性生活之外，但它通过侵略、暴力和犯罪而侵入其中。 [52] 正如我们在《对城市的权利》一书中所看到的，时间越来越被测量和限定。当然，任何政治议程都会导致时间被重估。因为，使用价值自建立在取用本身之上后，就意味着是时间（多重时间）、节奏（或者诸多节奏）、符号与实践。 [53] “空间或财产的购买者获得时间。”可见和不可见的新斗争，都是围绕着时间和它的用途而形成的。 [54]
节奏分析是我们理解时间并通过时间反抗时间本身的一种中介手段。身体代表对精神和感觉的超越，而差异则来自身体产生的手势（线性）、节奏（周期性）的重复。 [55] 这是时间生产的最为基本的形式；在它身上铭记着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以及最终的差异，即老年与死亡。节奏分析倾向于多学科性的生命历史的整合的生命节奏，如言说、思想、音乐与城市节奏，而其中的每个城市都有其节奏。从身体的日常生活节奏及其对训练与规则的服从开始，列斐伏尔不断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阶级的生产，而且是作为一个建立于身体及其生命时间之上的体系。资本的节奏取代了基本的历史节奏，诸如对身体的肯定与否定，现在几乎以星球的规模去生产所有事物而又通过战争、进步与投机去摧毁它。 [56]
他强调，西方哲学已经丢弃了作为非形式化的知识储存器的活的身体，殊不知它也是构成知识的潜能之源。 [57] 《空间的生产》一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身体的地位及其所创造的差异性区域的观点。例如，眼睛、耳朵与手，并不是身体的消极被动的组成部分；每个器官都有其节奏，都是生理性、物理性与社会性之间相互作用的处所。 [58] 梅洛-庞蒂已将身体置于时间与空间领域，但列斐伏尔批评现象学假定了某种绝对的良心，没有涉及社会实践或自然的影响、身体与外部世界，且取消了中介、生成、时间与历史而用实体取而代之。 [59] 他问：什么是思考的行为？思考的行为就是要思考人与宇宙的关系。它是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和结合。 [60] 现象学拒绝把概念作为研究的工具或者手段，并将之限制在生命的直接性之中。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事物呈现的缺乏活力的外表并不是其本来面目，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表象形式。事实上，节奏分析是对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性”概念的一种社会性的与哲学性的翻译。虽然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其机制要求专家们对此做出分析，但我们的身体的智慧仍然能够通过观看与我们的知识掌握日常生活的节奏。 [61] 而复杂思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科学观念变化的知识论与社会的后果做出反应。
列斐伏尔虽然也使用了现象学的概念，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示的。如在《临窗而望》一文中，他从主体及其不同的身体感觉出发，试图抵制视觉的统治地位，包括抽象、暴力与阳性的空间。这是一个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所讨论过的话题之一。在列斐伏尔的著作中四处散见的是大量的关于雄性及其空间的生产，女性主义与性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对妇女的剥削，身体在培训中的从属与受控制等论述。女性对男性的统治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要是被取而代之以一个子宫的空间，这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62] 当然他没有长篇大论地详细阐述性别的身体的生产及与之相关的在生命的与构想的空间中的辩证关系将会是什么。
使用和应用节奏分析将会发展、深化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如列斐伏尔刚开始时对地中海周边城市所做的分析，就把科学与诗结合起来，打破空间与时间的分离、公与私的分离、国家-政治-个人的分离。有些不同的应用，也指涉了与不同的时空、策略紧密相关的不同节奏，这通过皮埃尔·乔治（Pierre George）1950年代对不同规模中的时空关系变化的研究得到了检视与考察，包括邻里关系、新城镇与地区关系。因此，空间不再通过个体时间而流动，而是逐渐变成地方权威：行政区和政府的管辖区域等恢复了“区域规划”的管理程序。这些空间规划就像一个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客体，必须重新规划（计算）个人与集体的时间部分。 [63]
在1980年代，列斐伏尔还转向了对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权力的考察分析。在1978年他还与维克多·费耶（Victor Faye）这位社会民主党成员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叫“工人自治”的团体。这个团体起初关注的是工厂的自我管理，后来转向区域性地方民主。这种气氛下，一种新的公民观念作为社会规划之结晶导致了纳瓦恩（Navarrenx）小组的形成；其中的十几位成员，在1989年之前都定期碰面。该小组的目的是从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政治、公民与权利之间的关系。
200多年以来，公民的权利从那时的表达意见到如今的投票，发生着艰难的变化。不过，公民应当把目的确定为创造一种差异性的社会生活，一个更加直接的民主，一种不是基于抽象的而是人们所生活其中的空间与时间的市民社会。
[64]
更进一步说，就既有的城郊与边缘区域的情况来看，对城市的权利显然更加重要。1983年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列斐伏尔也对在信息技术中处置空间与时间问题表示强烈浓厚的兴趣。
在大规模的现代城市中，我们也应该考虑社会关系的国际化问题，这不只是因为移民的问题还是由于通信技术手段的多元化与知识的全球化问题。他说：
（一方面）对城市的权利，以及作为其补充的差异的权利与信息的权利，应当修改、具体化并成为作为城市居住者的公民的更加实际的权利。可以肯定，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权利使他们明白在城市区域他们活动的空间与时间；应当包括对中心的使用权利，以一种有优先权即特权的空间，替代这种被疏离的状态，且应该让居住在贫民窟的工人、移民边缘人甚至是有特权的阶层都被纳入其中。
他对城市化所抱有的希望不能为新文明的价值提供基础，并随着现代性的最后幻想而消失。现存城市的扩张、新建的城市，继续支持依附、支配、排斥和剥削的关系。日常生活与信息的形式已经变化，但是内容却未改变。他的批判继续与历史的中心一起消失——那些被驱逐到郊区现如今返回了，作为市区产业无依无靠的（dispossessed）旅行者返回了。都市社会学并没有实现它的承诺，却引起了压制性的“城规主义”（urbanism）——成为技术专家的教条的一部分。他总结道，在一系列转变的背景下，特别在日常生活社会实践中的矛盾中，我们必须重新建构市民权利的框架，以至于城市的权利把都市居住者和市民聚集到一起。
列斐伏尔给予我们的鼓励是要批判地思考现代都市化中的神秘与修辞，认识到整个辩证唯物主义运动之中的统一与差异之间的张力，我们必须将城市作为一个总体来思考，这是一种被重构的概念，一个并不忽略其部分的重要性的程序。他还赞成、支持和拥护进步的政治规划的可能性与作为行动基础的乌托邦的连续不断的迫切需要性。他经常重复的一句格言便是“为了得到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不可能性（demander l'impossible pour avoir tout le possible）”。
[1] 本文节译自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n Lebas，“Lost in Transposition—Time，Space，and the City，” Writings On Cities ，Henri Lefebvre，Trans.and eds.，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n Lebas，Oxford：Blackwell，1996，pp.10-35。
[2] 德波对巴黎进行了心理地理学的分析，其书名为《论痴情之话语》（ A Discourse on the Passion of Love ）。
[3] Plant，S.， Most Radical Gesture：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in a Postmodern Age ，Routledge，1992，pp.59-60.
[4] Henri Lefebvre， Le langage et la societé， Paris：Gallimard，1966，pp.328-331.
[5] Henri Lefebvre， Le temps des méprises：Entretiens avec Claude Glayman ，Paris：Stock.p.110.
[6] 列斐伏尔尤其研究了土地租金，并在其最后的一次访谈中饶有趣味地强调，他对土地租金的评论在城市中再次出现了，即使那时乡村与农业仍旧居于核心地位。乡村世界是一个创造之地，而不仅仅是传统守旧之地。埃斯（Hess）指出，列斐伏尔关于土地的地租与收入的所有工作都与石油问题密切相关。参看Henri Lefebvre， La vallée de Campan：Étude de sociologie rural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3。
[7] Blanchot， L'Amitie ，Gallimard，Paris，1971，p.98.
[8] Henri Lefebvre， Métaphilosophie ，foreword by Jean Wahl，Paris：Éditions de Minuit，Collection “Arguments”，1965；英译本参看 Metaphiloso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Published by VersoDec 06，2016。
[9] 佩雷克很了解列斐伏尔，他经常去新左派组织，列斐伏尔就是这个组织中一个年龄较大、资历较老的成员，佩雷克称他为“忧伤的小丑”。1960年，列斐伏尔雇用了佩雷克作为自己研究小组的成员，与自己一起调研在卡昂（诺曼底）的一个采矿社区的日常生活，这个社区可能被关闭。1961年，在共同农业政策刚刚建立的时候，他在Oise的一个富裕的农业社区工作。大卫·贝洛斯（David Bellos）指出，《日常生活批判》在哲学上处理了与佩雷克后来所写的社会主题相同的议题。他评论说，佩雷克从他的田野调查中得到的经验是，生活可以从人们渴望和获取的物品中获得领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带走这些物品的意义，也没有带走他们充满激情地享用它们的能力。佩雷克的小说《物》（ Les，Hases ，1965）描述了一对年轻中产阶级夫妇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幸福观：因为他们沉迷于物欲的征服，因而他们仍然无法接近幸福。对佩雷克来说，日常生活的详细研究也是一种恢复和保存记忆以防变化的手段，例如，通过对建筑物（1978）或一系列场所的居住者的研究。
[10] R.Hess， Henri Lefebvre et I'aventure du sieele ，Editions A.M.Metailie，Paris，1988，p.232.
[11] Henri Lefebvre，Jean Balladur and Michel Ecochard， L'Urbamsme aujourd'hui，Mythes et les cahiers du centre ，Etudes Socialistes，1967，pp.72-73.
[12] 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La Nef de Paris，1959，p.613.
[13] Henri Lefebvre， Position：Contre Technocrates ，Gonthier，1967，p.161；还可以参看Lefebvre， Vers le cybernanthrope：contre les technocrates （Denoël，Paris，1971）.
[14] Henri Lefebvre， La présence et l'absenc：Contribution a la Theorie des Representationse ，Paris：Casterman，1980.
[15] Henri Lefebvre， La présence et l'absenc：Contribution a la Theorie des Representationse ，p.186.
[16] Henri Lefebvre， La présence et l'absenc：Contribution a la Theorie des Representationse ，pp.192-193.
[17] J.Levy，“Urbanité：à inventer.Villes：à décrire，” 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 64，1994，pp.10-15.
[18]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1970，p.187.
[19] Henri Lefebvre， Le manifeste différentialiste ，Paris：Gallimard，Collection “Idées”，1970，p.178.
[20] Vernes，J.， Paris au XXe siècl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Gondola della Riva），Paris：Hachette，1994，p.7.
[21] Latour，P.and Combes，F.， Conversation avec Henri Lefebvre ，Paris：Messidor，1991.
[22] Henri Lefebvre， Del' Etat， Paris：UGE，4volumes，1976-8，vol.4，pp.268-270.
[23] Henri Lefebvre， Le temps des méprises：Entretiens avec Claude Glayman ，Paris：Stock，1975，pp.113-114.
[24]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Anthropos，1974，p.xi.
[25]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p.166-167.
[26]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376.
[27]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Anthropos，1974，p.viii.
[28] Henri Lefebvre， Le manifeste différentialiste ，Paris：Gallimard，Collection “Idées”，1970.
[29]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1970.
[30] Henri Lefebvre， Nietzsche ，Paris：É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s，1939；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La Nef de Paris，1959.
[31] Eriban，D.， Michel Foucault et ses contemporains， Paris：Fayard，1994，pp.80，167.
[32] Henri Lefebvre， La présence et l'absenc：Contribution a la Theorie des Representationse ，Paris：Casterman，1980，pp.158-159.
[33] Henri Lefebvre， La présence et l'absenc：Contribution a la Theorie des Representationse ，Paris：Casterman，1980，p.38.
[34] Henri Lefebvre， Le manifeste différentialiste ，Paris：Gallimard，Collection “Idées”，1970，p.171.
[35]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1970，pp.190-191.
[36] Henri Lefebvre， Le manifeste différentialiste ，Paris：Gallimard，Collection “Idées”，1970，p.182.
[37] Grawin，M.， Lexique des sciences sociales ，6th edn，Dalloz，1994.
[38]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73.
[39]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1970，p.121.
[40] Henri Lefebvre， Le manifeste différentialiste ，Paris：Gallimard，Collection “Idées”，1970，p.190.
[41]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p.203-204.
[42] 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rie， p.214.
[43] 列斐伏尔注意到包括尼采在内的哲学家们对节奏的重要性都只有一种模糊的理解，而巴什拉（1884～1962）则写出了大量的有关自然与时间的想象的著作。在借用“节奏”一词的同时，巴什拉在同一本书中即《火的精神分析》中并没有对之做详细阐述，但是在《绵延的辩证法》（Bachelard，G.， La dialectique de la duree ，PUF，1950，1993）一书中对其做了精神分析，他看到了它的精神分析和治疗潜能，由此它可以成为一种可以摆脱错误的持续性的时间性错位和混乱的手段。把过去带到意识中是不够的，因为精神分析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继续把相同的形式赋予毫不相同的形式。在其结语中，他概括出了节奏分析的物质与生命。而列斐伏尔则吸收了其中的差异性的节奏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
[44]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Anthropos，1974，pp.205-207.
[45] Henri Lefebvre， Qu'est-que penser？ Publisud，1985，p.145.
[46] Henri Lefebvre， Le temps des méprises：Entretiens avec Claude Glayman ，Paris：Stock，pp.109-110.
[47] R.Hess， Henri Lefebvre et I'aventure du siécle ，Paris：A.M.Metailie，1988，p.215.
[48] 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La Nef de Paris，1959，p.651.
[49] 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648.
[50] Henri Lefebvre， Qu'est-que penser？ pp.142-160.
[51]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vol.3：Dela modernité au modernisme：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 ，Paris：l'Arche，1981，pp.134-135.
[52]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vol.3：Dela modernité au modernisme：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 ，p.169.
[53]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Anthropos，1974，p.356.
[54] Henri Lefebvre，“Le projet rythmanalytique，” with Catherine Regulier， Communications ，41，1985，p.192.
[55]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Anthropos，1974，p.385.
[56] Henri Lefebvre， Éléments de rythmanalyse：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ythmes ，preface by René Lorau，Paris：Ed.Syllepse，Collection “Explorations et découvertes”，1992，pp.72-77.
[57]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Anthropos，1974，p.407.
[58] Henri Lefebvre，“Le projet rythmanalytique，” with Catherine Regulier， Communications ，41，1985b，p.197.
[59] Henri Lefebvre，M.，“Merleau-Ponty et la philosophie de I'ambiguite”， La Pensee 73，1957，pp.38-41.
[60] Henri Lefebvre， Qu'est-que penser？ Publisud，1985，pp.123-124.
[61] Henri Lefebvre， Éléments de rythmanalyse：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ythmes ，preface by René Lorau，Paris：Ed.Syllepse，Collection “Explorations et découvertes”，1992，p.21.
[62]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410.
[63] Henri Lefebvre， Qu'est-que penser？， Publisud，1985，p.167.
[64] Henri Lefebvre， Le Retour de la Dialectique：12 Mots Cles pour le Monde Moderne ，Paris：Messidor/Editions Sociales，p.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