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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张志刚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谈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议题时，提到一段话：韩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在韩国民族解放过程中功不可没，很多信徒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献出生命，他们一度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引领作用。而中国的基督徒在此过程中都做了什么具体贡献，这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他之后在《“基督教中国化”三思》一文中对比中韩两国基督教传入史时指出，与1949年前基督教被中国人视为“洋教”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相反，韩国近代的基督教却被视为救国救民的民族宗教，信仰基督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基督教领袖被视为民族英雄，这尤其体现在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韩国《独立宣言》宣布当天，33名签名者中就有15名基督徒，无疑基督徒积极地站在争取民族解放、反日爱国斗争的前列。
张志刚教授的观点发人深思，但笔者仍存有诸多疑虑，毕竟就之前阅读过的资料，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信徒，无论来自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在当时抗日救亡过程中在难民救济、医疗服务、边疆服务等方面均有所贡献，甚至有教会领袖为此献出生命。基督信徒的力量在当时虽然薄弱，但天主教和新教加起来毕竟是一个约400万人的群体，同时还有教会兴办的医院、教育事业，加之国民政府高层对于基督宗教信仰的认同立场，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应该不容小觑。在那个非常时期，基督宗教信徒们的信仰与实践到底如何？近年来，笔者收集、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并将其中重要资料编辑整理成《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一书，以飨读者，在此简要将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信徒们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梳理总结，并做初步分析，权作全书导读。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灾难，没有一个团体和个人能够幸免，国难当头，中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并不会因为其信仰的超越性与神圣性而逃避责任，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作为国民，应该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行抨击，在救国事宜上贡献力量，他们尤其强调耶稣的牺牲、革命精神可以为民众提供精神和信仰动力。为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他们组织了多个救国组织与团体，在国内外奔走呼吁，在获取国际援助、难民救助、伤兵医疗等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甚至一些信徒走上抗日前线。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基督宗教不仅是一个社会团体，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信仰群体，其社会实践行为必然由其信仰理论与思想加以指导，基督宗教信徒们的实践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一国的国民，还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天国的子民”，这种双重的“身份认同”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思想与实践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其信仰与现实的互动性、国际性、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
1.信仰与现实的互动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缓了西方神学思潮中自由派与基要派间的争论，但战后，众多神学派别，包括浸礼宗、长老宗、循道宗在神学院及教会的讲台上对自由主义展开猛烈攻击，谴责其人性乐观主义神学倾向所隐含的价值危机，认为自由派神学放弃了福音的核心，即人类自身无法拯救的罪性。他们认为人的拯救依靠神的恩典，而耶稣的生、死、复活是个人重生乃至社会重建的不二法门，这种神学上的争论也陆续影响到了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考与实践，个体的宗教经验与情感是否如施莱尔马赫所说是真实可靠的，毁坏人类和平的战争究竟靠人性的觉醒能不能止歇，这些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基督徒们不断拷问自己的。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人物，如卡尔·巴特、埃米尔·布鲁纳等人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已被国人所知，但此时活跃在第一线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们在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下还没有从“人格救国”的迷梦中醒悟，无奈战争的警钟已经在他们的床头不断敲响，他们的梦境中出现了不同的杂音，而且越来越强。赵紫宸在1939年6月出版的《巴德的宗教思想》一书开篇绪言中便对此情景有着十分确当的描述：“欧战以前，西方人以为文明进化，显然有向，人类的幸福，几乎已在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的掌握中。但是四年的欧战将这个好梦打得粉糜烂碎。对于宇宙世界人生社会，人类需要更立根本观念，重建生活基础。正在这个时代，巴德以宣教师的警觉，振臂疾呼，不但是深受欧洲信众们的欢迎，并且波及所及，鼓动了英国美国的神学思想界。……到了现在，远东也渐渐地受了影响，我们似乎应当晓得一些巴德思想的梗概。……我们不如用冷静的观察去察知这种思想的优点与劣点，或者我们能够折行于其间。”
相似的战争处境挑战了国人对人性积极面的乐观认知，同时也引起基督徒们在神学思想上进行取舍，虽然此时基督徒领袖们对于这些西方神学思潮仅做冷静的旁观，但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地开始显现了。赵紫宸在1943年完成的《基督教进解》一书中已经明显具有新正统神学的特征，一改早期神学强调上帝的内在性、耶稣的人范作用等思想，开始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耶稣的道成肉身彰显的“先存性”。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赵紫宸也出现了不同的神学考量。虽然他主张基督徒可以不得已参加自卫之战，但世间并无所谓义战，杀人者自身也是血流成河，战争之后，一切破残，恶愈加恶，恨愈加恨，人们只有宽恕与忏悔，但“忏悔饶恕，俱非易事，人若不心向上帝，承受恩力，自己是无法施行的”
。而在十年前九一八事变后，赵紫宸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背负十字架的人身上，在于基督教对于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贡献和信众人格的训练。
社会处境、神学思想与战争观间的互动关系在赵紫宸这一个案身上得以充分展现。
事实上，不同神学观点影响到人们对于抗战方式的选择，甚至是否进行抗战，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部分详细论述，这里只是略举几例予以说明：如果一种神学思想将基督教解读为革命的宗教、入世的宗教，将抗战解释为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的战争，是以武力征服暴力的战争，那么无疑基督教的精神便是抗战的精神。对此，有基督徒直言：“假使说，基督教是一种思想，那么抗战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了，有一般基督徒，只知道灵修，祈祷，听道，传道，而忘记了去参加抗战，实行主道，以致使人认为基督教是空虚，懦弱，逃避现实出世的宗教了，也有一般从事抗战的人，凭了一时的热情，去参加抗战，而并没有基督教的牺牲奋斗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信仰，以致一遇阻碍，略遭小败，就会对战争畏缩，对最后胜利怀疑。”
与此观点相对，有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徒面对国难，应该持有客旅的人生观、地上财产的虚空论、世界的罪恶充斥说、祸患侵扰的必然性，既然“这一切的祸患，既是必有的，我们就不必惊异；既是由罪恶而来的，我们就要制裁罪恶。制裁罪恶的惟一办法，就是宣传福音。因为宣传福音，有极切实雄厚的制裁罪恶的势力”
。这些对待世俗世界的看法本来是基督徒们所应素习素稔的，但在此战争时刻，却显得尤具争议，无疑这种神学主张直接影响到信徒对于国难的态度。
天主教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与实践颇为统一，天主教会认为作为国民的一分子亦当尽国民的本分，爱天主与爱国密不可分，爱国既出于人类本性，同时出于爱天主的超性。这些主张得到了天主教徒们的一致拥护。在华的比利时神父雷鸣远认为天主教主张“爱国是善行，不爱国是罪恶”，这样一种“理”已经在爱尔兰、比利时等国家取得了成效，他希望中国也能受益于天主教的“理”而取得最终胜利。
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秘书牛秉宗（字亦未）蒙席在《公教的爱国主义观》一文中认为爱国有天主教的真理为依据，爱国虽然是人人都有的观念，但天主教将爱国和信仰结合在一起，不爱国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信徒。所以天主教的爱国比一般国民的爱国标准更高。
陆征祥也发文介绍比利时墨西爱枢机主教在抵抗外辱时的理论与实践，并以此对照，认为：“梅主教在欧战中四年之维持苦心，抗议毅力，对敌勇敢气概，百折不回之精神，大可灌渝在我全国民众脑海中，实为目前至急之办法，以五秒钟之爱国热，一变而为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之爱国性，在此一针之刺入骨髓耳。”
天主教教牧领袖们的爱国理论对于天主教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统一行动起到了重要且实际的指导作用。
2.国际性
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具有一定的普世面貌这一点毋庸置疑，加之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的类圣统制管理以及基督新教实际权力由国外差会掌控这种现实，其国际性更为突出。抗日战争初期，绝大部分基督新教团体还是在沦陷区继续工作，但均搬到外国租界区内，只有极少数团体迁到自由区，其与国外教会一体不言自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外教会机构大都转移到自由区，联合起来从事救济及军人服务等工作。天主教会与此类似，抗日战争时期，教宗庇护十一世、十二世及其驻华代表们的言行几乎牵一发动全身，对于纳粹包围中的小国来说，梵蒂冈此时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不甚明朗，更多的是支持中国信徒的社会服务与救济事工，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大部分中外教徒还是联合起来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行动中。具体来说，这种国际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九一八事变刚一发生，基督教徒们除表达愤慨外，所有团体和个人几乎无一例外祈求国际声援，甚至希望日本教会在调停战争方面发挥作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第一时间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纽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日本基督教同盟，呼吁国际社会主持公道，谴责日本暴行，同时希望日本基督教团体在和平解决中日争端问题上发挥作用。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告同工及会员书》中明确主张拥护国民政府将沈案诉讼于国联，请求世界公断之政策。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赵紫宸在《基督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应当持什么态度》一文中，开篇便说：“将此次事实之真相，宣告于世界信众，并连合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的信众，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扰乱世界的罪恶。”
在天主教会方面，教宗庇护十一世曾以个人名义向中国捐款助赈，救济我国难民，先后达五次，金额逾百万里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教宗驻华全权代表蔡宁总主教发表讲话，承认中国的和平遭到了侵略者的破坏，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这是中国民众在国际上赢得同情和援助的极为有利的舆论支持。
南京代牧区主教于斌在抗日战争期间频繁出国做抗战宣传，历时八个月，行踪遍布欧美各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了大量国际支持与援助，中国获得的首批美方援助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得来的。有天主教徒甚至认为天主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收效最大的就是国际外交。
其次，中国基督宗教界的抗战也得到国际社会的部分支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作报告显示，1946年2月至12月，该会救济委员会从美国援华会得到了国币七万万元，由英国援华会拨助了七百三十万元。这批巨款，由十八个省区各教会团体加以分配。这些款项用于救济教会同工和普通救济，凡因战祸受到灾害的团体和个人，不分宗教、种族，均得资助。其中，英国援华会的捐款主要用于湖南、云南等地旱灾的救济。公谊救护队是英国公谊会基督徒自动组织的汽车救护队，在我国各战场上从事抢救负伤将士的工作。此外，国内很多基督教会救援团体亦由一些国际人士担任骨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救济委员会便是由艾克沛干事主持发起的，雷鸣远神父也成为马相伯发起的“不忍人会”的主要践行者，其抗日救亡行为享誉民国。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欧美基督徒起初对于中日战争持和平解决的态度，他们大多对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武力破坏和平表示担忧。他们相信舆论可以胜过兵力，强权终会屈服于公理。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回复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函电中表示：“对于中国水灾及中日形势表示深切同情，并联合其他国际团体促进世界和平。”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东亚巡回干事艾迪博士更是直接作证说：“日军攻占沈阳时，余适在辽。余历访当时当地目击其事者多人，均证实此事乃日军于事前缜密布置，实行侵犯的计划。中国方面绝无启衅行为。日人乘中国水灾惨重，各国不暇注意之时，出此举动，已引起极深之恶感。……余又证明日人竭力煽动华人组织傀儡式的独立政府，全由日本军事家操纵；并另寄誓文，证明曾访问东北重要华人，无不坚称日人曾多方劝诱，请其领袖独立政府。中国人民于愤激之余，采取经济绝交之方式，非政府所能制止。东方全体民众，亟望国联与非战公约签字国有所举动。”
但这其中不乏同情日本者，这派认为，“中国既然地大物博，而自己也管不了，不如让给日本去治理罢！还有些同情于日本的基督徒说，在满洲的中国军阀压迫自己的百姓与日本的侨民太厉害了，所以引起了这次不幸的事件。但是这些话只在私人谈话中可以听到，却未见在报章上公开的表示出来呢”
。天主教会在对日态度上也一度表示出暧昧姿态，比如在1939年3月14日，为纪念教宗庇护十二世加冕，蔡宁以教宗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发表牧函，要求全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在日军占领期间“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事物。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
。此言引起国民政府强烈不满，人们对于天主教会的对日态度也纷纷表示怀疑，之后蔡宁在压力之前不得不做出澄清表态。
3.社会服务
无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作为宗教团体和组织，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均发起、承担了大量社会服务工作，包括伤兵救治、难民救济、乡村治理、边疆服务等。这一方面与基督宗教强调基于普世之爱的奉献牺牲精神有关，同时也与基督教作为社会团体参与抗日救亡的道义责任密不可分，尤其在很多基督徒反对以暴易暴的战争以及教廷关于抵抗日本侵略的态度不明朗的语境之下，这种社会服务几乎成为所有教会团体均认可并参与的救国实践。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在沦陷区特殊和超然的地位，让这种救济工作变得可行且重要。
九一八事变之后，基督信徒们参与社会服务与救济的呼声非常强烈，各种地区性、教派性救援组织纷纷成立，有的救济组织甚至由信徒个人发起，比如天主教会的马相伯便曾针对战争难民和负伤士兵组织过“不忍人会”，参与该会的雷鸣远神父还带领众多天主教徒亲赴东北前线开展救济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伤兵和难民数量剧增，基督教会全国性的救亡组织纷纷成立，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处于1937年11月在汉口成立“中华天主教信友救护总会”，并倡导各地成立“中华天主教信友救护分会”，对难民、士兵进行相应的救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此阶段组织了救济委员会，同时在各地组织救济联合委员会，开展难民救济、伤兵服务、难童救济、欧洲难民救济等社会服务工作。1938年，由高伯兰牧师（当时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西总干事）发起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在汉口宣告成立。汉口陷落后，该会迁往重庆。该会救助了众多负伤将士，对抗战贡献实大。193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沦陷区又发起了难童救济工作，在美国援华会及英国援华会的大力资助下，难童救济事业在沦陷区二十多个城市中设立，该会由伦敦会教士史慕尔（Rev.E.A.Small）负责，公谊会石恒励教士、霍德正医生襄理。欧战发生后，被纳粹国家驱逐出来的欧洲难民来到上海。1939年7月，基督教欧洲难民救济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此外，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应当时国民政府的约请与协助，于成都成立边疆服务部，在川西的理番及西康的西昌各地设立服务区，从事医药、教育、布道及其他服务工作，这也是教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较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工作。另外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救济工作大致有以下四种：（1）受地方政府委托，办理全区难民收容及遣送事宜；（2）与当地社会团体合作，负责经营难民收容所；（3）联络当地基督教团体，进行一般救济工作；（4）为战区难胞募集捐款及救济物品。此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还设有军人服务部，进行军人服务工作。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这些社会救济与服务工作持续抗战始终，成为基督信徒们最主要的抗战实践。
如上所述，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信徒，都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具体行动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强调信仰与爱国的一致性，同时这种爱国运动因为基督宗教所具有的国际性而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他们以开展社会救济和服务工作为主要手段。但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在运行体制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在此期间进行的理论探讨及救亡实践有所差别，主要表现在整体组织性、实践性及工作侧重点方面的不同。
1.天主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具整体性，观点更为统一
虽然中国天主教会的圣统制迟至1946年才最终确立，但天主教会自上而下以教宗、教宗代表、各级神职人员、普通信徒为轴线的运作体系对于民国时期的天主教会仍具深入影响。教宗以及教宗在华全权代表对战争的立场及言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天主教徒的言行，而各代牧区主教、神父们的观点与实践更是成为普通信徒抗日行动的标杆。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天主教会在国难期间呈现出较强的整体性与组织性，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步调也颇显一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俗天主教传教组织中华公教进行会立即发表宣言，倡导公教信徒与全国同胞一起，为救国奋斗，同时号召信友服从政府指挥，不自行轻举妄动。七七事变之后，于斌在告南京代牧区所属信友书中呼吁道：“恳求和平之王耶稣基利斯督，怜视人类，免除战祸，使东亚两大民族真能平等互惠，共存共荣，以促进世界和平。如不幸和平因黩武者而破坏，我教胞只有听命中央，起而应战，执干戈以卫社稷，死有余荣。其未能派往前线者，应从事后防工作。须知现代战争，前方与后方几乎同样重要。战端一开，任何人均不容袖手旁观。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于斌还协同各主教、神父、教友在汉口设立中华天主教信友救护总会，面向全世界天主教信友捐募药品及现款，以接济天主教各救护团体，在全国各教区遍设分会，努力救助伤兵难民，得到国民政府高度赞许。天主教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献机运动”（捐献飞机），改变了很多人对天主教不爱国的成见。
一些天主教社会名流也在此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积极主张全国抗战，奔走呼号，发表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马相伯泣告青年书》，号召人们抗战。“一·二八”事变后，马相伯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省国难会、“不忍人会”等。而在“不忍人会”中最能践行马相伯建立此会宗旨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雷鸣远神父，他曾亲率由信友组成的救护队到前线救助受伤将士，传扬了天主教的博爱情怀以及中国天主教信徒的爱国精神。
与此对比，基督新教虽然也有全国性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并成立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委员会及团体，但它们对各地、各派的基督新教组织及教堂并无完全的约束力。除了这些组织自身的抗日救亡活动，全国基督徒仍是一盘散沙状态，从后文所讨论的新教徒对于抗战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便可见一斑。
2.天主教会的救亡行动实践性更强
正因为天主教会在抗战过程中的组织性与一致性，其将信仰理念落实到抗战实践的能力更强。抗日战争伊始，全国各地的天主教会医院几乎全部改为伤兵医院，同时广办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提供战时救济。在上海安全区，饶家驹神父收容的难民达二三十万人；开封教区收容难民十余万人；卫辉、新乡教区各收容五千人；正定教区收容六千人；兖州教区收容一万余人；长沙教区收容八千人，其中所有经费，皆由天主教会自行筹募。天主教信徒甚至踊跃奔赴前线进行救护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雷鸣远神父率领天主教修士和信徒直接奔赴绥远抗战前线，救护伤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率领由六百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工作。在红格尔图、玫瑰营、大脑危、三眼井一带，天主教徒甚至走上前线主动抗战，奋勇杀敌。
如前所述，面对残酷的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会一样组织了大量社会救济工作，但新教上层在抗战伊始将很大精力付诸国际诉讼及理论争论，大部分基层信徒对此景象更是爱莫能助，随着战争深入，明哲保身者颇多。一位普通信徒在《圣公会报》的征稿文章中细致地描述了他的心路历程：“‘八一三’上海发生战事的早晨，我和父亲，佣人从江湾绕道虹口公园抵达租界，路上经敌军搜查，在刀锋下，生命的危险，可说是千钧一发，危至极矣！这时到最危险的关头，又想到每时每刻在照顾我的上帝，因默默的祈求主时我脱离凶恶。我忖到‘耶和华呵！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诗篇143：9—11），才使忧心大放，终算主的恩典，使我脱离虎口，进入主替我们预备的安全地。经过了不少周折，没有遭遇任何的危险，才回到我的故乡宁波。……我很希望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供献的人，我须要困苦，贫乏来磨炼我，才能显出主的精神，造成伟大的人格，所以我喜乐试炼，经上记着‘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一、二）。”
不得不说，作者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抗日战争过程中教会的心境与遭遇的真实体现，一方面对于暴日的行径表示愤慨，并表达与之抗争之决心；另一方面又往往将自己侥幸避险归功于上帝的恩祐，同时祈祷公义的上帝惩治日本的暴行，惩恶扬善。抗日往往只停留于表决心，诉诸信心，而在具体行动上无太多组织，或无能为力，有些时候明哲保身成为第一要务。更有甚者，华北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王梓仲在《基督徒与国难》一文中虽极力主张一种积极抵抗，认为只要这一切的动机出于“耶稣那样恳挚的爱”，手段可以是武力，可以是经济，也可以是自己的生命；
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担任日军召集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特邀委员。对此，金陵大学教育系主任袁伯樵痛斥道：“今日我们为基督徒者，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耶稣的仁爱和平，尽可讲得天花乱坠，而一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简直卑鄙得不可言喻。基督教救国论，尽可高唱入云，试看国民政府中不是有多少基督徒吗？而他们的自私与贪鄙，简直开有史以来未有之先例。无怪一位基督教作家，大声呼着：‘不相信基督教能救国了’！”
金陵神学院教员、《金陵神学志》主编余牧人在反思抗日战争中教会所做工作时指出，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罪恶，面对同胞的苦难，面对寡妇孤儿，教会“却因为自己也陷于苦难的境地，自顾不暇，惟有装聋作哑”。“我们回头看到教会内部的力量分散，茫无头绪，形成了软弱无能的现象，除了疾首痛心的忏悔，还能有何作为！虽然我们教会在这几年来也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大部分的教会工作，都是很显然的已经与战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分开或脱节了，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教会目前软弱无能的现象，这个缺点，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替她掩饰的。”
3.基督新教更强调后方的工作
当然，实际情况未必完全与基督徒作家们自己反省的那样一无是处，对比起冲到第一线或者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抗战的天主教徒，新教徒们更侧重后方工作，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难并非由日本的侵略开始，而是自清末无一日不在国难中，国难的根源在于道德人心，而这应该从基层，从农村开始，从一点一滴的人性改造开始，抗战救亡运动为此提供了契机。基督教思想家谢扶雅认为民力是抗战得以胜利的持久保证。基督教素来注重下层民众，所以我们今日尤应本着耶稣的爱和牺牲精神，投身到下层去工作。“因为中国的抗战，与其谓恃军力，勿宁谓恃民力。民众的抵抗力能持久，能坚固，必可操最后之胜利。在这意义上，工厂里的一小工人，农村中的一无知农妇都是极关重要，极有力的一个抗战员，我们应与前线的士兵一样加以重视——或者甚至还要宝贵。”
齐鲁大学神科救国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山东济南周边农村开展了一系列救亡图存宣讲活动，每五人一组，共五组二十五人进行了六天的宣讲，共有一万多听众聆听了救国团的宣讲。
余牧人主张成立“基督教战区乡村服务团”，他认为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占人口3/4以上的农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遭受的损害也是最大的，可这些人不但在政府那里得不到关注，教会也往往忽略这个广大的群体，他呼吁信徒到战区乡村开展福音传播工作，同时尽力救济农村所需，为农民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机构还配合建立了江西黎川乡村重建实验区，为乡村民众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江西基督教乡村服务联合会的合作机构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南京神学院、华北公理会、浸礼会的女子外方差会团体、浸礼会江西会议、美国教会差会等。
总体来说，天主教界对于抗战的立场与实践基本一致，可以徐宗泽在《战争与爱国》一文中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是出于“紧要关头”的自卫之战，是符合公义和正理的。战争是人类妄用天主赋予的自主权而导致的最大祸患，然而天主还是能在道德、社会、宗教三个方面将战祸转为福祉。在道德方面，战争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忠勇心；在社会方面，战争可以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弦更张、民族的复兴；在宗教方面，战争能够促使人们醒悟。
但其中亦有些许反复，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外信徒立场的不同，也表现在教廷在此事件上的暧昧与摇摆，前述言论便是一例。与此对照，基督新教内部在抗日的立场与方式上却有着不同看法，形成多个派别：非暴力不合作派、武力抵抗派、曲线救国派、认罪悔改派。
1.非暴力不合作派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之后，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基督新教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立场，这以基督教各团体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唯爱社成员为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致国联通电中主张“恳请力主国际纠纷，应以和平手段谋求公正解决，不应诉诸武力之原则；本会认为此次事件所造成之道德危机，不仅影响中国，实与国联前途有莫大之关系”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9月25日《告同工及会员书》中明确主张：“非武力抵抗，以促日方觉悟。因武力战争终非彻底解决国际问题之办法。故国府应切实提倡实业，人民当决心爱用国货；则国家经济巩固，而外患自绝矣。”
此外，中国的唯爱社成员成为坚持此立场的中坚力量。唯爱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和平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反对用武力来解决社会及国际冲突，将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国际交流的最高原则。1914年，英国贵格会霍德进（Henry T. Hodgkin）博士以这一原则为根基创立了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唯爱社成员坚信上帝凭借耶稣显示给世人的是普遍的爱，他所彰显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上帝对付作恶者的有效途径，战争是以暴制暴，不符合耶稣精神，因此基督徒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唯爱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因霍德进博士曾在四川传教，其组织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分社，吴耀宗深受唯爱主义影响，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并与徐宝谦等人主编《唯爱》杂志，该杂志自1931年出版第1期到1935年共出版17期。在唯爱主义者看来，御侮最高的方法不是武力而是唯爱。唯爱者不为恶所慑服，不肯以暴易暴，这正是大勇者之所为。唯爱者之所以不肯用武力，不是不敢用，是因为它不能解决问题。武力是情感的，是盲目的，容易把人的理智完全消灭；并且，武力发动于仇恨，彼此均以仇恨相待，则冤冤相报，永无已时。
张雪岩在《对日的态度与办法》一文中主张：“基督徒应当竭力作促醒政府和国民悔罪的工夫，并努力使大家真实的踏上自强的创造的新路途。还有件急要的工作，就是基督徒当多多纠合同志，将无抵抗的彻底唯爱的主张宣布出去，特别向日本，并常常为他们祈祷，这样一来，我想总比任何抵制的手段容易得到日本基督徒和国民的同情。倘能坚持到底，我想在举世渴望和平的当中，一定可以引起不少的同志，而把运动扩大开来。试问假使全世的基督徒都能宁死不屈的一致如此主张，还怕和平不能实现吗？”
徐宝谦极力反对基督徒采取战争的途径：“因为战争的途径，根本上与基督教唯爱的精神相背驰。战争的目的在力服，基督教则主感化。战争所用武器在毁灭，基督教则主救赎。战争时所用的宣传方法，往往是非颠倒，基督教则重真实。战争之结果，使仇恨报复的心理深刻化。基督教则重友爱，从根本上消弭战争的原因。两者的目的，方法，手段，及结果，既然这样不同，当然无调和之可能。……根据基督教教义，找出一种足以代表战争，而能根本地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案，是中国基督徒当前的唯一任务。”
概而论之，非暴力抵抗派认为国人如果不走内心觉悟这条路，不坚持耶稣基督唯爱的精神，只是片面地强调暴力抵抗，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彻底的和平。更何况基督徒们所主张的武力抵抗更多的是口号，又有几人真正拿起枪来上战场呢。
2.武力抵抗派
抗日战争期间，也有很多基督徒是明确主张武力抵抗的，有民国基督徒作家将他们的主张归纳为以下九点：（1）日本的暴行，是人类罪恶的表现，我们当以武力铲除这种罪恶；（2）日本的暴行，破坏世界和平，为维持世界和平计，不得不武力抵抗；（3）武力抵抗不是主张暴力，乃是消灭暴力；（4）武力抵抗乃出于自卫，而不是侵害他人；（5）武力抵抗为的是使人类彼此接触，基于正义人道；（6）基督教义并非绝对的非武力抵抗主义；（7）“基督的不抵抗主义对个人言，是可以的；但对国家言，对受托之责任上言，就必须抵抗的”；（8）日本侵略我们的土地，杀戮我们的人民，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事，故必须抵抗；（9）武力抵抗是迫不得已，急不容缓的方法。
此派观点这里试举几例加以补充说明。《新文社同人告全国基督徒书》中明言：“我们应当快去赶走日本的强盗啊！我们应当速去解救东北的同胞啊！空口说爱国就是假冒伪善的，终日做祷告不能吓退日兵的。乞怜于国际联盟会，真如同病人去请鬼郎中。哭诉于日本的基督徒，又好象石子抛在大海里。上帝！上帝只帮助那些能够自助的民族。天父！天父只保卫这种能够自卫的国家。”
民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王治心、谢扶雅等人也是极力主张武力抗日的，王治心在《我们对于暴日的态度——对于反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大多数灰色的基督徒，不明白它的真意义，只知道和平退让是爱，不知道基督的爱，是在救人，救人的方式固不一样，无论抵抗非抵抗，如果真能救人的，随便哪一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比方有一只老虎要吃人，我们不能不合力把这只老虎打倒，为的是要救人，决没有让老虎去恣意吃人，或者竟送人到老虎口里的理？”
谢扶雅在《唯爱与武力果不相容吗》一文中引用儒家的“通经达权”来说明唯爱与战争的关系。诚实是“经”，有时不得已讲句违心的话是“权”。权仍无背于经，因为它的动机原和“经”在一条路线上。如果在万不得已的场合，亦拘执不用武力，也未免太迂愚；愚也不能算是“经”了。
浙江舟山“浸礼会高等小学”校长应远涛在《抗日声中的无抵抗主义——我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感想》一文中，直接批评道：“假使任令少数日本军队自由地侵入我国领土，如入无人之境，而完全不敢回手，不敢抵敌，却美其名为‘无抵抗主义’，这种懦弱的畏惧的行为，简直是吾国民族史上的奇耻大辱，且将被外人视为无用的懦弱民族，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须知中国不是印度不是高丽，而是自主的国家，对于外侮，当然有采取正当抵敌手段的必要，怎么能采取已经亡国的人民的‘无抵抗主义’呢？”
当然，基督徒的武力抵抗派多停留于理论争鸣上，真正像基督徒将军冯玉祥一样走上战场杀敌的并不多见。
3.曲线救国派
面对日本的侵略，教会领袖虽大多抗议暴行，主张以某种形式予以反抗，但同时他们认为要救中国于危难之中，非一朝一夕的抵抗所能成就，而应该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反躬内省、改革人心、革除积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直言：“在这国难期中，我们都希望全国人民，不但是要敌忾同仇，更要明了致此患难的根本原因，总是由我自召，有了这种觉悟，才能注意到惩前毖后，使未来的患难不再发生。”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任华人会长刘廷芳博士认为：“国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国当局，其中贤者忠者仁者智者固然不是无人，然而腐败者，黑暗者，误国害民者，自私自利者，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者，贪婪淫欲者，残害同胞者，间接直接卖国者，其数岂不是可以车载斗量？哪一个机关，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党没有这样的人？哪一天没有这样的行为？倘若神是公道的，对于强敌的横蛮固然不能漠视，对于国内这一切罪恶，又岂能偏袒？……我们不是待错了日本人，日本欺凌我们，完全是他们的强权无理。我们却是待错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如今不是举国一致的，自己擦清了眼睛，看见自己的罪恶，举国一致上下齐心的忏悔，决志痛改前非，求新的生活，洁净的生活，中国的前途，是永远无希望的。”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主张在这危难时期，需热烈的情感与冷静的头脑并用，一方面人们应认识到国难起因于东邻的入侵，但也应反求诸己，武人跋扈，党派纷争，政局分裂，民德堕落是内因。鉴于此，他敦促国民政府自强御侮，除充实军备，还应在统一政局、消除党争、停止内讧、发展教育、昌明民德、实施建设等方面做全盘考虑。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认为中国的军阀、党阀、学阀与日本一样均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们让中国人始终处于国难之中，好像没有任何希望。在他看来希望在于用十字架的牺牲精神拯救人心，通过这条途径，中国的希望由普通大众、有为青年、所遭受的苦难、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谱写。这条路不但是窄而直的，也是长而远的，非一时所能奏效，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希望不在备战，不在物质发达，不在外交的胜利，不在地大物博，因为战争无论胜负，都是吃亏，外交总要依赖于人，地大物博总避免不了被侵略，只有背负十字架精神的人才是唯一的希望。
4.认罪悔改派
基督徒中还有一派认为日本的侵略正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试炼，人力无论是武力抵抗，还是经济绝交都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只有痛切认罪，竭诚悔改，才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部分基督徒认为武力抵抗与经济绝交都可以置日本人于死地，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上帝面前，并无所谓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区分。“他们想日本无论怎样强暴凶恶，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不应该看它是我们的仇敌——即使仇敌，我们还是要爱它！”
在这些基督徒看来，在此国难时刻，正是广传福音的好机会。
抗日战争期间，《真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认为战时传道人在此时期工作的内容除了服务前线、收容难民，其他主要工作应该是寻找聚会地点，广传福音，注意逐家的布道工作，开设查经班等。
有一部分信徒认为战争只是神的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是对于人违背神的旨意的一种惩罚，人为的各种反抗只是徒劳，基督徒要做的是善用机会为上帝做见证，引领他人同来接受神的救恩。
事实上，以上分类并不足以概括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徒的所有立场和观点，当时日本占领东北地区，有个别基督徒甚至认为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可以拯救中国人脱离兵匪的压迫：“依吾人在满多年及实验，以此次日本撤兵案诚属无谋之举，实不啻将三千万良民送于暴戾无道之兵匪，供其蹂躏。以在满基督教徒之立场，不容忍默如此之悖道，出于诚意反对撤兵案。”
而且，上述派别之间也不是严格区分的，曲线救国派并不反对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认罪悔改派也会参与到经济绝交中，有些基督徒在抗日战争前后期的态度也发生过明显的转变，比如吴耀宗在九一八事变后，坚持严格的唯爱立场，反对动用武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立场发生明显变化。张雪岩的立场转变更加明显，他最初积极拥护吴耀宗的唯爱思想，坚持耶稣彻底的普爱精神；而在抗日战争后期，他明确表示：“不论基督教的大中小学校，都应在中华基督教总会的号召下动员起来，已届兵役年龄的学生首先响应知识青年从军，一洗基督教麻醉落伍的耻辱，基督教的青年学生应以自己的生命效法教主青年耶稣献给为国家为人类争取自由的大目的，成仁取义是基督徒青年的天职，莫逃避，莫迟疑，起来吧，将十字架的义旗高举起来，不能从军的，可组织劝募队，课余之暇和休假期间，应广泛出动，分别劝募，都市的娱乐场所，饭馆，商店，银行，工厂，富绅巨室和达官阔人的住宅，都是基督徒青年学生劝募的对象，为国家喊，为国家求，为国家哭，为国家跪。”
鉴于此，我们应该全面看待基督信徒们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立场与实践，不可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