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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基督教在华发展极为关键的举措，但这一历程是复杂曲折的，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迄今仍然存有分歧。因此，在当前大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很有必要回溯基督教在华传播和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找出中国基督教当代存在及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最佳途径。这就是“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自唐代基督教传入中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华文化及在中国大地呈现的各种外来文化产生了交往、碰撞、对话或融通，这构成了中华文化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本身也在这潮起潮落、跌宕起伏中沉浮、拼搏，既想保住其本真，又需获得其新生。这一经历使基督教在华历史充满戏剧性和冒险性，也使之命运多蹇、变幻莫测。从唐朝景教的亮相开始，基督教有着四次传入的史话，也有其多次被禁、消失、尘封的遭遇。而从最初的“文化披戴”到如今越来越深入的“文化融入”，基督教在华的形象也在不断改变，其对中华文化的体悟和认同更是越来越深刻。
在这种相遇与冲突、误解与领悟、存异与求同的双向互动中，基督教在中国面对着各种问题，寻求着可能解答，并没有停止其摸索、放弃其努力，“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的各卷实际上就反映出这一心路历程，记载着其理论探究。在此，许多重要议题都被涉及，如“普世性”与“地方性”、“西化”与“华化”、“求同”与“显异”、“上层路线”与“底层联系”、“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疆”、“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先知”与“仆人”、“役人”与“服事”、“洋教”与“本色”、“合一”与“分殊”、“中华归主”与“主入中华”、“对话”与“对抗”、“政治”与“宗教”、“启蒙”与“拯救”、“文化侵略”与“文化交流”、“因循守旧”与“与时俱进”、“爱教”与“爱国”、“爱己”与“爱人”、“依附”与“自立”、“去中国化”与“中国化”、“传统”与“现代”、“旧制度”与“新文化”、“个人灵修”与“社会慈善”、“流俗”与“更新”等。在这些思考中，一些传教士从西方宗教的宣传者变身为中华文化的研习者，一些西方中心论者开始反思并批评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有一些欧美神学的推崇者转化为中国神学的探索者。当然，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对抗与争辩、纠结与博弈、分殊与分道等也一直存在着，这些思想分歧、理论交锋，乃至文化冲突也都在“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中有着生动的表述、得到真实的写照，留下了宗教文化交流曲折发展的深深印痕。而我们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则并不指望能马上抚平历史的痕迹、治愈冲突所造成的创伤，其更为重要的则是激励我们去冷静洞观、深刻反思，由此来对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加以展望，对其拨乱反正的途径加以梳理，并对其更好的前景能有充满信心的期待。
以史为镜、洞若观火，以史为鉴，登高望远。以鲜活的文字、透彻的史实来观古悟今，不是要让我们仅仅发思古之幽情、叹往事难回首，而是要使我们从历史之波折、交流之坎坷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走出艰难岁月，以历史的厚重积淀来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使之达到在我们今天中华文化更新与重建中的积极超越。对此，研读“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必要的深思。
自基督教以景教之名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首次进入中国以来，已经历了将近14个世纪。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景教在唐朝曾达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可惜好景不长，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崇道灭佛，殃及景教等外来宗教，因而结束了景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究其主要原因，乃是景教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身份，无论所用以论述信仰之语言、教士之装束及所建立宗教场所之样式皆借自佛教，在佛教被灭之时只能被视为同宗而遭同一待遇。其后在元朝时期来华的也里可温，涵盖了景教和天主教，由于没有跟以汉族为主流的社会和文化建立关系，也在1368年跟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
基督教在中国持续性存在的历史源自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国广东上川岛，因明朝海禁而无法入内地传教，他于1552年便死在岛上。因他的感召，耶稣会会士分别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前来中国，在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1552—1610）从澳门到达广东肇庆传教建堂，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并且透过利玛窦等人的努力，将西学传入中国，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碰撞、冲突、共融的大门。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加入教会，但同时亦引起一些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清朝康熙皇帝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但由于天主教修会和传教士内部之争而引发了“礼仪之争”，并因而发展成罗马教宗和中国皇帝之间的权威之争。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颁发《从这日起》通谕，宣布在华的传教士和天主教信徒不可祭祖。这激怒了康熙，他遂宣布禁教及驱逐传教士出境。自1723年雍正登基后，更开始了清朝百余年的禁教。不少中国的天主教徒从北方往南逃，甚至隐藏在深山之中，直至19世纪，才再陆续开始公开活动。基督新教的首位传教士马礼逊，在1807年抵达中国，就是基督教第四次进入中国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重叠，部分西方传教士更成为中国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的翻译者，同时也带来了最新的西方教育、科技、医疗、慈善事业、哲学等。在中国人民经历历史剧变，为自身寻找民族的出路和文化更新方向的历史时刻，基督教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在基督教和中国的相遇历程中，产生了不少文献，记载了在不同时段中，双方不同类型的接触，包括怀疑、质疑、误解、争辩，也有欣赏、领悟、反思、启发。这些文献不仅蕴含着历史的经验，更可作为今天仍在进行中的互动交流的重要参照。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正是要将一些分散在不同出版物的重要文献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和性质汇编在一起，不但便于阅读和研究，更避免因历史久远而散佚。
为了出版这汇编，唐晓峰博士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谨致以感谢，期望这汇编能够促进基督教在中国植根、发芽、成长并结出花果有所贡献。
本书选编内容为抗日战争期间基督宗教团体及信徒有关此次战争的代表性言论及观点，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即基督教
和天主教，在两个部分中又分别根据辑录内容分为若干单元，基督教部分分为宣言、基督徒战争观、基督徒救国观、国难与基督教、国难与基督教教育、战后教会工作；天主教部分分为宣言及倡议、天主教爱国观、天主教战争观、天主教救国论、国难中的天主教、人物事迹、战时救助。全书导读“抗日战争与中国基督宗教”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了解这一主题内容、历史演进及立场观点，同时每一篇或相关系列文献前均撰有编者按，以便读者了解作者信息及文献发表背景。在书后附有相关文献来源信息，方便读者查阅。
在辑录过程中，我们将原繁体文献转化为简体，并保留了部分原作者表达习惯，比如“藉”而不是“借”，“澈底”而不是“彻底”；同时对一些明显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表述进行了调整，比如“著重”改为“着重”等。原文献有些错谬之处，我们在录入过程中直接进行了更正。有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用“□□□□□”代替。个别原著中无法辨别文字，用“□□□”代替，下面加注说明。因为属于文献整理，很多宣言类原文献发布时无近代标点，书稿代为拟制标点，以便阅读。原文献对同一指称对象有不同的术语，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为便于阅读，在导读性文字中对这些不同术语加以统一，如“教皇”统一为“教宗”，教胞改为信徒或信友，宗座驻华代表改为教宗驻华代表，等等。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唐晓峰研究员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韦副教授共同编写，其中唐晓峰侧重于基督教部分，李韦侧重于天主教部分［是为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研究”（18BZJ031）的阶段性成果］。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的重要文献汗牛充栋，但因编者眼界、侧重点等因素限制，仅选编了其中一百余篇，附录也囿于编者阅读文献范围，还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丰富相关内容。很多原文作者信息因时代久远，无法查证，只能等待日后补充。本书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里深表感谢。
编者
201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