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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1895—1974），生于浙江省嘉兴，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汉学家，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并长期担任金陵神学院宗教教育教授。1951年在控诉运动中被控诉，后被驱逐出境。从1923年在美国获得学位后重返中国到1952年被迫离开中国为止，他在中国工作长达30年之久，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乡村建设、教会发展，以及普世教会运动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他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一书英文本翻译者，著有《金陵神学院史》、 Religion and Character in 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of China （1929，《在华教会中学的宗教与道德教育》）， 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 （合编，1939，《中国对西方的再认识》）， We Went to West China （1943，《华西行》）， 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 ，1938 and 1948（《中国乡村教会，1938-1948》）， As the Lightning Flashes （1948，《电闪雷鸣之时》）， China-Twilight or Dawn （1948，《中国——黄昏？还是黎明？》）， Marx Meets Christ （1957，《当马克思遇见基督》）等著作。
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基督教作品已不似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数量如此之多，反应如此之强烈。文章展现了当时的抗战现状及作为一名国际人士对未来的憧憬。文章肯定了中国在构建世界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不仅仅在国内，同时也在中国的周边，包括东南亚与印度；不仅仅在战争期间，也在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甚至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也提出了憧憬。该篇文章颇具国际视阈与预见性，在当时人看来似乎是空谈，但70年后回过头来看，却多成为现实。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为争取和平的新世界而奋斗的大战争浪潮之中，这个战争，可以名之为中国的战争。十一年前，日本向东三省的进攻，便是侵略者向国际联盟以及廿世纪的和平机构挑衅的第一炮。这是一个最卑污的，凶暴的侵略巨浪，一个把我们这一代所有的人民都卷入其漩涡之中的巨浪。而中国便是其第一个被侵略者，中国是第一个国家——在五年半以前——向人类的敌人，挺身应战，第一个国家看到全世界的道德濒于沦亡的危境；第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发出民主主义危机的信号，一年前的今天，美国和英国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他们不能坐视日本强盗的侵略行为而不顾。中国再不孤军作战了，他所奋斗的目标，已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为争取自由，为争取正义而战，不分畛域，不分族别，所有的同盟国家，自东至西，无不并肩前进，打倒强暴，高唱凯歌，同向大同世界之路迈进——那中国先圣先哲所梦想的大同世界。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毋须我来辞费，中国在为保卫其自身以及为保卫一个和平的进步的世界文明的大事业中，已经尽到了，并且还在尽他所担任的任务，中国已使百万日兵为之解体，使日人企图剥削和利用占领地区的计划，为之粉碎，为同盟国家，建立了陆地上以及空中的反抗根据地。这便是作战中的中国，——永不可侮的中国，永准备着予侵略者的迷梦以打击的中国，自由之魂，亚洲之光。
并且，像中国的报纸在这个重大的纪念日所说的，中国决为世界的和平，不辞全力以赴之——为一个理想正确，组织完善，眼光远大，基业永久的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蒋委员长在先锋论坛报上发表的论文中说，中国对于水深火热中的亚洲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此论一出美国，中国各方面，皆引起广泛的讨论，社会上的领袖，国民党的党员，学校的教职员学生们，以及一般民众，都一致拥护蒋委员长的宣言，中国绝不以亚洲的领导者自居，而只是作大合作中的一份子。中国的人民也读了罗斯福总统，华美斯副总统，丘吉尔首相，和威尔基的言论，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并讨论战后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建设新中国和建设新世界的问题，从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他们正在推向到和平的新世界中，中国必须起的伟大作用。
让我向各位简单地报告这思想的种种趋向，这并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正式报告，只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一个把中国作为他的第二故乡的人——他对于中国上下，友谊厚笃，并且知道一点中国对于和平的希望及理想。
中国相信这是一个打倒帝国主义的战争——以任何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帝国主义，中国认为在新的世界中，不容有任何国家或种族间的偏见和歧视存在，不容许任何国家或民族可以违反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意志而奴役之，不容许十九世纪肤色
，阶级等偏见的余毒存留其残余，中国本其固有的社会民主的传统，向新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提出这个基本的要求。
中国要争取亚洲各民族的解放，并扶助其争取民族的自决的权利。孙总理在廿年前便保证中国的国民说，当中国得到了自由与解放，必须继续为世界上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继续奋斗到底，“我们须济弱扶倾，方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联合国必须证明他们自己无条件的拥护这一目标，让美国，英国，苏联，荷兰，以及所有的同盟各国，向中国以事实证明他们诚实地决心放弃帝国主义，终止殖民地的剥削，永无反复。
中国完全拥护罗斯福总统所提出的四种的自由。宗教的自由，这不幸地曾载于不平等的条约中，今后将重由宪法保证，这在廿五年的宪法草案中已经载明。中国的领袖及人民对此原则，亦已深信不疑，中国将来必产生一种崭新的民主政体，这个新民主政体，一方面有其自己的历史背景，其民族的创造力，以及其特殊需要为背景，同时又与西方近代最优良的民主思想与经验相交流。中国将求其本国内的民生主义及社会福利的实现——孙总理的第三个主义——并促进战后国际间经济的合作。中国在这种种方面，有待于国际上的协助的甚多，中国所要贡献的也正多。
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及所有外人在华的特权都已取消，当胜利到来之时，中国相信香港台湾琉球群岛，以及东北都必将归还。中国的边疆数省在中国的主权统治下，得享受相当的地方自治权，但不得受任何外来的政治或经济势力所左右，安南，马来，缅甸以及泰国，必须得到自由，不得成为威胁侵略或危及中国西南生命线的据点，南洋群岛不得为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所独占，必须自由开发，以谋其当地人民之福利，同时也便是全世界的福利。
中国对于所有的毗邻各国，并伟大的印度民族，切望建立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互相交惠的友好关系。中国虽知道印度问题之内中复杂性，并其国防在整个同盟国战略上的重要性，
但对印度的解族运动，怀着强烈的同情，并以感激之情接受印度领袖甘地去年六月对蒋委员长所申的印度对中国的奋斗的同情与援助的保证。甘地说：“吾人所采取之任何行动，皆将以不妨害中国，不利日人之原则为准绳。”中国认为，战后和平的目标，必须包括一个不为他力的胁迫而起草的，不为他力的胁迫而施行的自由印度宪法，并由联合国家给予确实保证，印度必须自己打出一条出路，方能更亲切地领会自由与统一之代价，方能向全世界表现其民族真正伟大之处。
中国愿亲眼看到日本海陆军的机体全部毁灭，使日本之领袖及人民得以确切领略失败之教训。过此期间后，日本应得到外来协助其生产，而非使其陷于饥馑。中国对日本无报复之意，因报复乃与中国固有道德观念相悖，且报复之结果，亦仅足以种未来战争之祸根也。中国深信日本野蛮之性，非由生而俱来，故在和平状态下之日本民族，对于亚洲，对于世界，仍有其贡献之余地也。但是我们必须绝对限止日本，德国或意大利之军事独裁之死灰复燃。只有把这个危险连根铲除后，联合国家才能卸下军备所加于人类之重扼。
中国已准备委身于战后国际间之合作，于战后太平洋及全世界之集体安全，为世界大同之实现，而作必要之牺牲，建立超国界之国际立法及司法机关，复活国际联盟或其他类似之有效的国际机关，以保持此次因合作而所得之收获，于自由大同世界共同意志之促进与实现。中国的领袖，特别重视国际警察的重要，尤以国际空军为要务，以维持国际的秩序。
我想在未来的和平议席上，在未来的和平世纪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安定势力，在讨论世界的各项问题中，在世界新秩序的缓慢而艰难的缔造过程中，中国将带来她的丰富的礼物——她的醇美的哲学与文化，一个对人类前途的温情的憧憬；一种农民和劳动者的意识，（因为其四分之三的人是农工）；一种合着诚挚的理想主义和实用的常识的人生观，一种对弱小者亲切的同情；一个国际主义的宣传的见解；一种乐观的精神——这些，正是这个残酷试探过去之后，我们所求之至殷的。但首先，我们必得把一年前在太平洋大战……（其中有两个字看不清）的敌人全部肃清，中国的抗战，便是联合国家的抗战，必须获胜而且不久也必将获胜，中国的和平便是联合国家的和平，必须实现，而且不久也必将实现。孙总理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今天中国对同盟国说：“世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各国仍须努力。”我们也努力，直到世界全人类的正义、自由、和平的大宪章成立之一日。
（原载《基督教丛刊》，194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