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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应远涛，供职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抗日战争期间撰写了大量描述青年会进行战区服务的文章，在青年会出版的青年丛书中翻译了《时代转变中的上帝》《山上的基督》《海伦·凯勒自传》《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等著作。本文的矛头直指教会中的无抵抗主义，认为无抵抗主义是在已经亡国的情况下，如印度的甘地所提倡的，而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这无异于无能、懦弱的表现，为国际社会所耻笑；何况基督教的精神除宣扬爱仇敌外，还有爱自己同胞、爱公理的责任，也有战胜强权的责任，抵抗强暴，做正当的防卫，是每个基督徒应负的责任。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蓄之很久，这一次的爆发，以及伴着这种爆发而俱来的种种暴行，简直是当中国是一个已失却了自主权的国家，可以任意地侵占劫掠，为所欲为，一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在这时候，凡属一国的国民，——尤其是平日受国家供养，负有保守国土之责的兵士，——都有团结一致，奋力抵抗的责任。假使任令少数日本军队自由地侵入我国领土，如入无人之境，而完全不敢回手，不敢抵敌，却美其名为“无抵抗主义”，这种懦弱的畏惧的行为，简直是吾国民族史上的奇耻大辱，且将被外人视为无用的懦弱民族，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须知中国不是印度不是高丽，而是自主的国家，对于外侮，当然有采取正当抵敌手段的必要，怎么能采取已经亡国的人民的“无抵抗主义”呢？甘地以亡国英雄的资格，牺牲一切来提倡无抵抗主义，固然是用心至苦，爱国最觉热烈的，但是我们应当记着：甘地是亡国以后，处在英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之下，才始倡为这种主义，以谋应付的。假使今日的印度还是自主的国家，我想印度人和他们的领袖甘地，决不会采取这种消极的无抵抗的办法。现在我们以未亡的国家，而采取已经灭亡的国家的无抵抗办法，那岂不是太无能力，太不振作，而自堕威信的一种弱者的举动吗？
我们做基督徒的，对于此次事件似乎应当以爱心为前提。但是光是爱了仇敌（日本），而忘记爱了本国的同胞，——特别是处在日本压迫之下的东三省同胞，这怎么能够说得过去呢？我想以公正为怀的耶稣，也决不愿意日本如此的便宣，中国如此的吃亏的。做基督徒的固然应当爱人，但同时也有保卫自己，和战胜一切强权的责任。假使我们有意地爱护日本，而使日本侵略的野心愈益发展，那我们岂不是辜负了战胜强权，和拥护公理的责任吗？所以我们以为抵抗强暴，作正当的防卫乃是每个基督徒应负的责任，——无论这种防卫是否出于武力！光是提倡无抵抗是无济于事的，是亡国者的行为，是懦弱者消极的举动，——是不适合于一国国民性的要求的！
（原载《野声》，1931年，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