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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唯爱主义思潮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基于基督教圣爱思想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国际及地区争端，将爱与和平作为处理社会、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唯爱主义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吴耀宗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并与徐宝谦等人主编《唯爱》杂志，该杂志自1931年出版第1期到1935年共出版17期，其中多篇论文讨论了日本侵略过程中，中国教会和信徒的立场问题，这里辑选多篇，以飨读者，其中包括吴耀宗、徐宝谦、张雪岩、谢扶雅等人的论文及信件。
吴耀宗（1893—1979），广东顺德人。1913年进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海关供职，1918年在北京公理会受洗入教，1920年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校部干事，参与组织唯爱社。1924年赴纽约协和神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神学、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干事，后又兼任基督教唯爱社中国分社主席。1938年改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1950年9月起草、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1954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1979年9月17日在北京去世。代表作有《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等。
徐宝谦（1892—1944），浙江上虞人。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宗教教育家。1913年受洗入基督教，1914年加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15年毕业于北京税务专门学校。1920赴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神学，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1930年赴瑞士日内瓦，任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研究干事，他于193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哲学院院长，同时参加江西黎州农村建设实验，任实验区总干事。1941年到华西大学任教，兼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4年因车祸去世。其著作主要有《宗教经验谈》等。
张雪岩（1901—1951），原名张松峰，山东潍坊人。幼时入过私塾，后考入潍坊文华中学，1917年10月，他在文华中学读书时，被法国当局招募到欧洲战场。1922年回国后，在天津正记轮船公司任职，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队伍。1928年回乡组织革命军。1929年春，他任职于上海的广学会。1930年，考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35年到华北农村事业促进会担任《田家半月报》副总编辑。1938年，赴加拿大康乃尔大学攻读法学，4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蒋介石聘请他担任西南五省考察团顾问。1944年底，他与许德珩、劳君展等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号召人们发扬“五四”精神，为实现民主和发展科学事业而奋斗，并在之后组建了九三学社筹委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他当选为九三学社理事。后被国民政府通缉，避难前往美国。1949年9月，他毅然抛弃国外优厚待遇，返回祖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复刊了《田家半月报》。1951年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
谢扶雅（1892—1991），浙江绍兴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幼年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及佛教影响。青年时期先后留学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立教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日本立教大学学习期间，受洗于圣公会。回国后，开始从事基督教青年会文字事工，继而先后担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广州华侨大学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后先后任教于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学院，曾教授国文、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课程。他涉猎广泛，曾出版过《人格教育论》《个人福音》《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伦理思想述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纲》《经学讲义纲领》《中国文学述评》《修辞学讲义》《宗教哲学》《基督教纲要》《基督教与现代思想》《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巨流点滴》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过数百篇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发起组织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译工作，并以耄耋之龄，亲自翻译了这套丛书中的《康德的道德哲学》《祁克果人生哲学》《圣多默神学》《东方教父神学》《许革勒宗教的神秘要素》《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选》等多部名著。谢扶雅留存于世的著述及译文不下千万言，它们至今仍在汉语基督教界、哲学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从一月二十八的晚上，上海的战祸爆发以后，许多朋友问到我个人对于这次事变的态度。他们知道唯爱社是不主张战争的，同时他们心中有不少的怀疑；在现在全国一致的主张以武力抗日的时候，在十九路军已经得了胜利，日人已蒙重大损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高谈唯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我很同情于你，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重痛苦，而你却有两重痛苦。他所指的两重痛苦大约是：第一，暴日侵略我国的痛苦。第二，我国不能用非武力方法抗日的痛苦。又有一位朋友给我写信说：“唯爱”！“唯爱”！给人欺侮到这般田地，我决不相信应当“不流他人之血”的不合作自卫之抵抗！并且我相信，武力抵抗只能增进中国在国际间的“人”气，挫折帝国主义的“兽”气，促进列强的尊敬及东北事件的解决，促进世界和平及真理的实现，而绝没有什么坏处。这两位朋友都是“北方之强”，而且都是身历沈阳惨变的过来人，所以他们的话，都是有所感而发的。因为这些原故，我就觉得有表示我个人态度的必要。
在过去一个月的工夫，我个人的情感，与不主张唯爱者的情感，可以说是没有多大的分别。二十九日的早晨，听说闸北没有被日军占去，听说十九路军奋勇抵抗，我是极度的高兴。四个月来胸中的愤闷，至此才得到一点消解。自此以后，同大家一样，每天急着要看报，每看到中国军队的捷报，和日军的败绩，就兴奋起来，甚至起居也失了常度。对于日人残杀我们无辜的同胞，我自然是痛恨，但是对于日军整千整百的死亡，我却以为是应当的，似乎无所动于衷。我只是希望中国继续抵抗，抵抗到底；胜固然是最好，就是一时败了，我相信我们还是要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态度，岂不是完全与唯爱的主张矛盾么？平时主张彻底的唯爱，等到真正的试验来了，马上就改变态度，这是何等浅薄？我想读者必定有这样的感想，所以让我来详细地解释一下：
在去年十月十五日的《唯爱》里，我们引了甘地一段话说：“如果我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懦弱，就是武力，那么，我们应当选择武力。我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种族失却丈夫之气。但我相信，非武力比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这几句话，可以完全代表我对于此次事变的态度。
自九一八以后，最使我们痛心的就是：张学良辈所主张的不抵抗主义。如果这个不抵抗主义是根据唯爱的原则，不肯用战争的方法去抵抗敌人，同时要用精神的方法，非武力的方法，——如不合作，——去促敌人的觉悟，我们是十分赞成的。无如他们所谓不抵抗主义，不过是（一）怯弱，——怕日本人的威力，望风披靡；（二）顾全实力，——恐怕自家军队，抵抗日本以后，力量消失，将来在国内没有发言的资格；（三）苟安的心理，——放弃东北，希望保存华北的地盘。这样的不抵抗主义是懦弱，是自私。照甘地所说的，我们“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种族失却丈夫之气！”
这种不抵抗主义，为全国人所唾弃，是很明显的事实。不过，既然不主张不抵抗，就应当抵抗。抵抗只有两种方法：——武力的方法与非武力的方法。非武力的方法，从以往的经验看来，大家只认为不得已的消极方法，能够用武力的时候，还是用武力。现在大家普遍的心理，是觉得我国有用武力的可能与必要。自从十九路军抵抗得到胜利以后，这种心理已经得了有力的证明。事实既然是如此，所以武力抵抗，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至于非武力的方法，如果没有真确的信仰，和唯爱的骨髓在里面，是没有用处的。方法是内心信仰的工具，没有根本信仰在里面的非武力方法，实际上等于张学良辈的“不抵抗”。
从我们的立场来说：非武力的方法是最上，武力的方法次之；消极的不抵抗是最下。但是从一般人的立场来说，就不同了；不抵抗固然不成问题，非武力抵抗也不是唯一的办法；武力抵抗毕竟是个上策。武力的方法虽然不是我们所能赞同，但是究竟能够表现我们“丈夫之气”，所以我们承认它是一般人所能接纳的最好方法，而对他们表示我们的同情，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援助。
至于我们的本身就不能抱同样的态度了。我们仍然坚决地相信：“非武力比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我们的唯爱主张，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在大家觉得非用武力不可的时候，我们的使命更觉重大。大凡一种理想、必须有人去主张，必须有人去实行。如果这个理想是不错的，即使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去主张去实行，终久这个理想也必定能够实现。反之，如果这一个人，觉得他的理想太与事实相左，他的力量，太过微薄，因此放弃他的主张，与时代妥协，这样，就等于把理想埋葬了，使它永无实现之期。
我们看见上海整千整万的人，悲惨地牺牲了性命，这是应当的么？我们看见无数的家室，物产，财富，以及文化的精华无端的被毁灭了，这是应当的么？两方面的人民，本来没有仇恨；两方面的将士，本来也没有仇恨；他们在“九泉”相见，也一定相对愕然，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彼此相杀。日本少数的军阀，野心家，用宣传的方法，用高压的手段，把人民蒙蔽了，驯服了，发动了当前的巨劫；中国少数的军阀政客，因为他们的自私庸懦，把国家弄得一团糟，以致引狼入室；这一切，难道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么？难道黑幕一定不能揭开，腐恶一定不能打倒么？如果两国的人民觉悟了，——觉悟两方的利益本来没有冲突，觉悟两方应当合作，——那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战争！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如果大家觉得只能走武力抵抗的一条路，就让他们去走，我们要向他们表示同情与敬意；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能参加武力的斗争。我们要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去宣传实行“爱的福音”，希望经过这次的痛苦以后，能够觉悟，能够相信这个福音的人更多，也希望“爱的社会”能够更快的实现。
在现在的时势中，我们要注意到以下几种工作：
（一）我们要尽力去救济及抚慰因这次事变而遭遇患难的人们，并且尽力参加战后一切建设的工作。
（二）我们要利用国际舆论的力量，使目前的战争与东北整个的问题，能用和平的方法得到公平的解决。
（三）我们要联络两国有觉悟的青年，使我们了解两方实在的情势，共同打倒两国的恶势力。
（四）我们要唤醒我国民众，叫他们努力于“自强”的一切工作，使强暴的邻国不致有机可乘。
（五）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军缩会议等国际的和平组织与主张，虽然现在没有多大的力量，但在过渡时代，也有它们相当的地位，我们仍然要尽力赞助。
（六）我们对于社会制度根本改造的问题，要彻底的研究，并且要结合同志，大胆地去试验，使世界祸乱的根源早日清除。
（原载《唯爱》，1932年，第4期）
现在的世界，需要和平，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自从欧战以后，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军缩会议这一类的办法，都是国际间要求和平的切实表示。即在我国，因为历年继续不息的内战，也有废战同盟的组织，足见人民厌乱恶战的心理。耶稣素称“和平之君”；他的福音，处处示人以爱人息争的道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更有促进和平，实现爱的社会的责任。
但是我们在主张和平的时候，要先认清楚和平的意义。和平的本身虽然是可贵，但是我们如果在实现和平的时候，牺牲了比和平更可宝贵的公义和仁爱，这样的和平，只是将来扰乱的祸阶，没有真正的价值。
和平不是放着问题不去应付，躲在“愚人的乐园”里！和平不是调和敷衍，贪图一时的苟安；和平不是忍气吞声，屈服于暴力之下。我们如果是这样子去取得和平，我们的人格先已丢失了，和平只是暴露我们的羞辱。
和平不是，不应当是一个目的；和平只是一个“副产品”。我们所求的是公义与仁爱。如果我们因为追求公义与仁爱的原故，而需要反抗，革命，流血，我们就不要避免这些与和平相反的扰乱。古今来的志士仁人，都不怕为公义与仁爱而杀身，却不肯为和平的缘故而牺牲了仁爱与公义。为公义与仁爱奋斗，则和平将随之，如影之随形；只求和平而不问其他，则世界必将益趋于纷乱。耶稣曾说过：“我来不是使世界太平，是要使人纷争。”又说：“我把火把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惟具此积极奋斗的精神者，方足称为“和平之君”而无愧。
处在今日的中国，空谈和平，而不知所以取得真正和平之道，或知其道，而不肯付应有的代价，这样子不是痴人说梦，便是自欺欺人。我们先从国际的情形来说。现在国际的形势自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局面。如果战事没有爆发，这只因为列强的均势还在保持，破裂的时机，没有成熟。在这样情形之下的中国，军备竞争，固然绝对没有可能；即有可能，从基督徒的眼光看来，亦非谋国之道。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采取所谓不抵抗政策，以土地拱手让人，这样子不但要引起亡国之祸，而且必将为世界大战的起端。我们所要先认清楚的，就是救亡之道，在于自救。国际的同情和主持正义的公约与组织，我们固然应当重视与拥护，但是问题的解决，终在我国国民的自身。我们对于侵凌我们的强邻，必须反抗，长期的反抗。反抗之道不一：如果我们不以用武力为非，则武力的抵抗，即使一时没有惊人的效力，也是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示。如十九路军之战，东北义勇军之战，能直接参加者固佳；即不能，亦应当充分予以物质与精神的表示。如果我们还是垂拱无为，视东北健儿的苦战，如秦人视越人的肥瘠，我们便是麻木不仁，虽亡国也是罪有应得。但是从基督徒唯爱精神的立场来看，非武力的抵抗，更胜于武力的抵抗。假如我们能够相信，全国一致的推行，则大规模的经济绝交与不合作，实在是最有效力，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在这样主张的时候，不要被爱国的情绪蒙蔽了，而犯了狭隘和近视的病。第一，我们要知道，现在国际一切的纷争，实植根于现在错误的社会制度，如果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不能走一条新路，——无论是用革命的方法或是用“改良”的方法，——则局部的解决即能成功，亦不过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如果我们因为爱国的原故，把侵略我们的国家里面的人民，不分皂白，一概视为不可救药的仇敌，而不求觉悟的联合与努力，则狭义国家主义成功之日，即国际关系益趋紧张之时。我们只有在这样清晰的头脑，宽宏的度量中去努力民族自救的工作，才能对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以上所说的对外的方法和态度，究竟不是我们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中国的内部。自从“国难”以后，我们就晓得，对外的毫无办法，实在是由于在内的纷如乱丝。内战，……水灾，旱灾，官吏的贪污，言路的闭塞，工业的不振，农村的破产，人民的流离，生活的艰难，道德的崩坏，青年的彷徨，……这一大堆的问题，从何说起！但是，问题虽然多而复杂，如果国内有志之士，能够团结起来，以中国的复兴为己任，不畏难，不灰心，不图近功，不求急效，以全局的眼光，各个的从事于局部的改进，终于成为有组织的，能建设的，在野民众的有力集团，内则监督政府，巩固国基，外以训练民众，御侮抗敌，假我以五十年，则自存的基础确立，而世界的和平亦因我能图强，而多一线的希望。
这一切的事功，究竟与我们基督徒、基督教会、整个的基督教运动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们愿意大声疾呼，唤起全国基督徒的注意。我们现在和以往的宗教信仰，实在太过唯心：我们所注意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是来世永生的保证；我们的宗教是纯情感的宗教，不求理解，不务实行。我们每日只是在耶稣上帝一些烂熟的名词上，和礼拜祈祷一些干枯的仪文上讨生活；社会的状态，国家的问题，世界的趋向，似乎都与我们莫不相关。即使我们偶尔做了若干“社会”事业，我们也以为只是附带的工作，不是宗教的本务。在这样错误观念之下，我们的信仰，只是生活的麻醉品；我们的祈祷，只是个人情感的一时的兴奋，而绝无社会的意义；我们的教会只是一些不会积极作恶，也不能积极行善者，不痛不痒的一个集团。我们的口号是“中华归主”，是信徒的增加，是灵性的提高；不要说这些目的不易达到，就是达到，——假如我们传统的观念没有改变，——也无非是添了一阵热闹，与国家民族在生死关头中的当前问题，丝毫没有补救。这样麻木的宗教，终究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宗教与生活本来是绝对不能分离的。现在我们的机会到了。我们高举基督，说他是和平之君，然而我们举目四望，处处都看见使我们不能得到和平的现象。如果我们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是一些照例的祈祷和空泛的愿望，那么，我们的提倡和平，实等于容许现在社会的罪恶，倘使基督生于今日，必以我们为和平的罪人！
和平是有它的代价。和平能否实现，在乎我们能否付这个代价。如果我们有觉悟，有决心，我们自然能够找到应付问题的办法。
（原载《唯爱》，1932年，第6期）
自从榆关和九门口相继失陷以后，华北风云，日益紧急。最近敌方已开始进攻，我国抵抗的宣言，亦已发表。自兹以往，双方二十余万大军，便要在热边喋血。这一次的战事，要扩大到什么程度，恐怕没有人敢预言，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事变，决不会在短时期间解决。这一次的冲突，只是反映了全世界正在尖锐化中的矛盾，或者竟变成了未来更大纷乱的导线。
在这样的局势中，还有没有唯爱主义说话的余地？我们不相信现在国内还有人愿意主张——或敢主张——不抵抗，甚至非武力的抵抗。就是在唯爱主义的信徒当中，恐怕也会有人搔首踌躇，对于现在的局面，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我国现在的决心抵抗，似乎已经到了俗语所说的“赶狗入穷巷”，不得不反噬的地步。如果大家再取消极不抵抗的态度，那不是丧心病狂，便是国民人格的总崩溃。
我们以为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从现在的局势而论，从一般人的立场而论，除了抵抗，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事实。不管抵抗的物质结果如何，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暴日的强横无理，目空一切，久已使我们忍无可忍；现在的抵抗，正是我们人格重生的表示。并且我们相信，我国现在的抵抗，才是真正的“死里求生”；日人利用侵略，以期打破本国的危局，却是步入死亡的道路上去。这一类的意见，我们从“九一八”以后，已经多次在《唯爱》上发表过。
事实既然如此，唯爱的理想，是否便要束诸高阁，等到世界没有战争的时候，再拿出来应用？这却又大谬不然。唯爱社不是升平时代安乐椅中的产品，它是在欧洲大战的当中，一般目睹战事惨状的人们所发起的。它所要应付的，正是这个罪恶充盈，互相残杀的世界。没有战事的时候，它固然要作和平的努力；有了战事的时候，它更应当认定立场，作鲜明的主张，从事活动。因此，我们在这个大战已经爆发的时候，便有重新表明我们自己的态度，研究我们应有的工作的必要。
关于我们的主张，我们愿意再提出以下两点：
（一）我们始终认定战争——无论是侵略的，是防御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战争的出发点是仇恨；它的目的是对方的惩罚或消灭；它的方法是暴力；它的结果是仇恨的增加；是问题的含糊解决，是未来斗争的酝酿。不管争斗的两造，谁是谁非，结果的总合，总是双方同受损失。换句话说，战争不能有“胜利者”，因为对方实没有被征服，只是因力不足而暂时认输罢了。欧洲大战，是我们一个很明显而有力的教训。现在德国国社党的崛起，中欧诸国复杂错综的关系，法意等国的军备竞争，与其他欧洲大陆合纵联横，勾心斗角的现象，都是表明上次的大战和一千七百万人的牺牲，除了消极的教训以外，对于参战诸国所标榜的东西，可以说是毫未实现。我们所反对的，不只是战争的惨酷。假如战争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加入战争的惨酷是必不可少的代价，就是死去了更多的人，弄成更大的毁灭，我们也决不以为非。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世界，杀人不一定要到战场去，也不一定要流血；错误的社会制度，每日不知要杀死多少人。我们反对战争的最大理由，是因为它从来没有把什么问题彻底的解决。
（二）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恐怕不容易得人赞同，因为战争总是似乎能够解决问题，而且是比较迅速地解决。唯爱的办法，不用暴力，不事强制，总是似乎迂回曲折，迟缓寡效。既然最大多数的人不能相信唯爱，主张唯爱，这样的事实就使我们不能不相对的赞同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如淞沪之战与今日热河之战。我们曾经说过：只要一个人做了他所认为最好的事，从他的本身上论，我们便不能说他有什么错处。我们曾引过甘地一段话说：“如果我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懦弱，就是武力，那么，我们应当选择武力。我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种族失却丈夫之气。”这正是今日中国所处的境地。但是甘地接着又说：“但我相信，非武力比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因此，我们在相对的赞成我国现在的抵抗以后，我们便要希望大家从这一次痛苦的经验当中，可以得到一个更彻底、更深刻的觉悟，就是觉悟武力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却是根据唯爱精神所用的种种非武力的办法。这一次战事之所以成为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日人的侵略；日人所以敢这样侵略，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我们所以不争气，是因为我们缺乏积极唯爱的精神；从立国这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不苟安，不放任，努力建设，努力图强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日人便不敢欺负我们，即使占领我们的土地，也决不能征服我们的国家，正如今日日尔曼民族的精神，不在乎它的武力的强弱，而在乎它的不屈不挠的魄力。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更能够将强敌同化，使它不但不能作恶，也没有作恶的必要；这便是使问题根本的解决。如果有人以为这样高超的理想无非是一个美丽的梦，我们可以回答说：如果没有人相信它，实行它，它自然只是一个梦；但是即使只有少数人相信它，实行它，它的实现，就可计日而待。唯爱社的信徒，就是要向着这个梦境里追求的傻子！
在这两种主张的范围里面，我们便要问：在这样的局势中，赞成唯爱主义的人能够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假如唯爱主义只是一个逃避责任，畏惧牺牲的别名，我们就不需要这种主义。我们所要认清楚的就是：唯爱主义者，根据他的主张，不应当参加战事，和一切与战事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如果唯爱主义可以在这一点上妥协，唯爱主义便没有存在的价值。除此而外，一切救国爱国，与根本改造社会的工作，都是唯爱主义者应有的事。以下随便举出几种，以供参考：
（一）不合作运动。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抗拒强暴很有效的办法，在最近几期《唯爱》上，屡有讨论，可以参看。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国已经决定用武力抵抗，便忽略这一种工作，——尤其是经济绝交。我们觉得很希奇：在淞沪血迹未干，华北战云又起的时候，在上海和长江一带，——北方更不用说——日货的倾销，居然可以进行无阻。那些唯利是视的商人，和贪图便宜，不分皂白的顾客，除了用锄奸团一类部分不能持久的办法以外，我们要怎么样应付？大家似乎都不很注意这个问题，其实它的关系是很大的。
（二）中日觉悟分子的联络。恐怕无论哪一个人都不敢说，日本人当中没有觉悟的分子。日本政府尽力禁止所谓危险思想，而近来因“危险思想”而被逮捕的，还是成千整百，而且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无论所谓危险思想所主张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反对日本政府的黩武主义，至少是他们的一种表示。至于其他不带色彩，以人道或唯爱的立场反对现政府的政策的，数目一定也不少，——虽然他们不能有很露骨的表示与活动。这样的人，虽然未必与我们的意见一致，但是至少对于现在关系的不满足，是我们所共有的。我们以为无论什么时候双方有接触，讨论，研究的机会，我们都应当利用；即使当时看不见什么效果，我们能够保持这一点诚恳友谊的关系，也是很值得的。
（三）华北的战事，如果蔓延开来，一定有许多紧急的需要，在这异常的状态里呈露出来。难民救济的工作，社会秩序维持的工作，安定人心的工作，以至前线救伤慰劳的工作，都是我们一般平民在本分上应当担任的事。至于那一件是与战争有直接关系，而不合乎唯爱精神的事，我们只好自己去决定。因为严格说起来，国家既是一个有机体的组织，无论什么事情，彼此都有相互的关系。我们做一个国民，绝不能采取一种绝对超然的态度。
（四）国家战时的生活还是要靠国民许多平时的工作去维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经常的事业，只要它没有直接受战事的影响，能够忠实地继续下去，都与国家的生存有帮助。每一个人在本分上尽了职，是我们最低限度的救国工作。
（五）我们在本文开始的时候说过：这一次中日的冲突，只是反映了全世界正在尖锐化中的矛盾。中日问题很清楚的不只是远东局部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中日的纷争不只是两国间因为某种问题一时的冲突，而是现在整个社会制度所呈露的一种必然的现象。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在那里，它与中日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根本救治的方法是什么，以后中国的建设与复兴应当走哪一条路，——这些问题与目前的事变都有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些都是很远很大很复杂的问题，非一时所能认识，更非一时所能解决。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些基础的知识，恐怕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盲目的努力，与时代的需要不免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对于现代的社会问题，至少有从事研究的必要。
在这样紧张的时局中，我们希望大家不但能够有热烈的心肠，更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但要注意目前的需要，更要瞻前顾后，从世界以往的经验中，认识前人的错误，为未来的世纪，开辟一条新路。
二月廿三日
（原载《唯爱》，1933年，第7—8期）
今天所讲的，我知道必定与许多人的胃口不合，因为现在注意社会改造问题的青年，大都趋向阶级斗争，武力革命的思想，这与唯爱主义，未免南辕而北辙。但因为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听众所特别要求的，所以我相信在座的诸君，即使不赞成这种主张，也必能平心静气地拿它来思想一下。
中国人向来是主张中庸的，过与不及，他们都不以为然。唯爱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主义，所以根本上就与中国向来的思想冲突。墨子主张兼爱，其理论与唯爱虽不尽同，但其为极端的主义则一。墨学之不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是它的反乎中庸，恐怕是原因中的最主要的。兼爱之说既如彼，则唯爱的主张，在我国能否避免同样的命运，这也是我们所要研究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姑且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论，先谈唯爱主义的本身。
唯爱主义并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主义：它无非相信人类应当以爱为一切生活的原则；在个人关系上应当这样，在社会关系上也应当这样。这一种主张虽然是很简单的，但因为它处处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法发生冲突，所以有详细解释的必要。
人类的生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讲强权的时期，第二是讲公道的时期，第三是唯爱的时期。所谓强权就是指弱肉强食，强者征服弱者，奴使弱者的那些现象。正如野兽一样，这是以爪牙相搏，武力致胜的时候。虽然这是人类没有文化以前的特征，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时期。社会上和国际间强者欺凌弱者的事，真是平常的很。但在大体上，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时期，那就是讲公道的时期。所谓公道，就是划定范围，各不相扰，凡超出范围的，就绳之以大众或一部分人所认可的法律和刑罚。这一个时期的生活态度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恩怨分明，睚眦必报。我们现在整个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建筑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我们连这一个阶段都没有达到，因为现在的社会，还不是一个彻底公道的社会。第三个时期就是唯爱的时期。唯爱的特征是互助而非竞争，是服役而非剥削，是同情而非报复；它非不讲公道，但却超出公道之上；它不只以直报怨，乃是以德报怨。这样的社会，我们自然相信是最理想的社会，我们也希望它是将来必会实现的社会。这些唯爱的特征，我们现在未尝不看见一点，例如在家庭里，在朋友关系里，但在其他大部分生活里，特别在社会和国际的关系里我们离开这个理想，还是遥远得很。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理想是否应当实现，而是它何时可以实现，我们怎样把它实现。唯爱主义者的态度是：我们不必等，我们马上就要实行这种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实现。
唯爱主义之成为一种运动，虽然不过只有二十年的历史，但自人类有史以来，信仰这种主义的，实在是无时无地没有。印度的释迦牟尼，我国的墨子，犹太教的以赛亚，基督教的耶稣，圣方济，霍士和他所发起的桂格教派；近代的人，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甘地，日本的贺川丰彦，英国的罗素，法国的罗曼罗兰，美国的荷慕时，潘琪，留德时期的爱因斯坦——虽然他们的主张未必尽同，但他们的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和主张以爱及调解（Reconciliation）的方法去消灭人世间的罪恶，却是一致的。他们未尝不知道他们所处在的社会和时代，与他们的主义格格不相入，但他们却是即知即行，无所顾忌。人类满染血污的历史中，所以还能放出一线光明的，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信仰和生活的原故。
在欧战开始以后——一九一四年年底——英国有一些人见得战争的残酷和不合理，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完全相反，于是他们拒绝参战，并成立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组织，其宗旨在以爱与服役的方法，根本改造人类的社会。后来这种组织在美国，欧洲大陆，和远东先后成立。到现在有组织的共有二十余国，我们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唯爱社是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各国的唯爱社员，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崭新的理论和诚挚的生活态度，是对现社会一个严重的挑战，已经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我们若要知道唯爱社最初发起时的旨趣，可以看以下的一段宣言：
“我们以为从耶稣的生和死所表现出来的爱，其涵义之广，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我们认为这爱是战胜罪恶的唯一能力，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标准。
为要建立一个爱的世界起见，凡相信这个主义的人，都应当把它在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里充分实现，并且预备接受从实行这种主义而发生的一切危险。
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就不能参加战争。我们为要忠于国家，忠于人类，忠于教会，忠于基督起见，便不得不另取行径，尽力使爱在个人，社会，商业，和国家的生活里，成为至高的准则。
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智慧，与爱心，渺无涯际；他时时刻刻都等候着用更新的方法，更普遍地向人类显示他自己。
因为上帝只能借着这个世界的人来显示他自己，所以我们情愿献身作他救世的工具，无论他用什么方法来役使我们，我们都准备着受他的差遣。”
最初发起唯爱社的人，全数都是基督徒，所以这篇宣言，也完全是基督教的口气。直到现在，唯爱社中心的信条简直就是基督教固有的信条。但是奇怪得很，虽然相信唯爱主义的基督徒，以为唯爱主义就是耶稣原来的主义，但一般的基督徒却不以为然，因此，自罗马王君士但丁入教以后，宗教的战争和残杀，史不绝书，大战时基督徒的参加战争，大家也看作一件寻常的事。所以，我们如果把基督教和唯爱主义混为一谈，那是最错误的。
我们现在再来谈一谈唯爱主义的哲学。唯爱主义有三点基本的信仰：人的价值，人的可能，和手段与目的之应当一致。所谓人的价值，就是说人不是草芥，可以随便被践踏被毁灭；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也就是有价值的。因此，一切抹煞人的价值的东西，无论它是风俗，制度，个人，团体，阶级，唯爱主义者都要把它打倒。所谓人的可能，就是说，人都有向上的可能，前进的可能。一个做强盗的人，并不是生出来就要做强盗；强盗是家庭，教育，制度，种种东西的产物。改变他的环境，使他不能做强盗，不必做强盗；改变他的心境，使他在还不是理想的环境里转变生活的方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是唯爱主义者的任务。所谓手段与目的应当一致，就是说，手段是目的的过程，目的是手段的终点，这二者不能截然分为两件事，因此，目的即使是正确的，如果手段错误了，原来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或要受它的影响。这个道理，十分鲜明，似乎不必多所解释。
为要使大家对于以上三点有更清澈的了解起见，我们可以拿共产主义的立场和唯爱主义的立场来比较一下。第一，这两种主义都相信人是有价值的。耶稣诅咒财富，痛恨伪善，指斥统治者的罪恶，拥护平民的利益，这是尊重人的价值；马克思研究社会的病因，指出改造的方向，努力唤起民众，促进革命，这也是尊重人的价值。但是共产主义所看重的是大众（Collective Man）的价值，而非个人（Individual）的价值，为大众利益的原故，个人的价值，可以完全牺牲。自然，个人的价值也就在大众的价值之中；并且，牺牲一己，以成全大众，如果出于自动，它的自身，也就是一种价值。□□□□□唯爱主义认定个人人格的尊严，以为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有他的价值，而不当抹煞，因为可恶者是他的罪，可贵者是他的人，二者似乎不能分开，而实在不当混合。这样看来，唯爱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同是尊重人的价值，但因为注重点之不同，所以表现的方法也就各异。
再讲到人的可能性。□□□□□唯爱主义……对人有无限的信仰；它以为人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给他相当的机会，他便可以有意想不到的转变；即使因为采取这种态度，似乎延误了社会前进的速度，它也不以为过。它认为罪恶应当消灭，但人却不必消灭，因为人同罪恶，是可以分开的；人是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不然，所谓改造社会，根本就不可能。
最后，论到目的与手段：在共产主义，什么手段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达到目的；换句话说，手段之正确与否，是因着目的而具有相对性，并没有自身的绝对性。唯爱主义却要把衡量目的之标准，同样地拿来衡量手段，而要求二者之一致。例如暴力革命，可以推倒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但暴力是抹煞人的价值的一种手段，所以便与建设新社会的动机——尊重人的价值——不能一致。因此唯爱主义就反对暴力革命。它以为即使在形式上革命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实质上，它所结的果子也含着不健全的成分，要经过若干的努力，才能消除。
总起来说，在出发点方面，在目的方面，共产主义与唯爱主义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哲学方面，手段方面，二者便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一是近于悲观的，一是近于乐观的；一是近于严峻刻薄的，一是近于宽厚慈祥的；一则以力服，一则以爱胜。但虽然二者有这许多的不同，唯爱主义却没有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不同调的主义。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把共产党看作“匪”，我们以为是一件最不幸的事。以为共产党可以用武力去消灭，更是一种愚拙的见解。并且，唯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也就是对其他许多别的主义的批评。许多批评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自己的主张，也犯着同样的病，或更甚的病，所以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可以批评共产主义。
唯爱主义既然是相信人的价值，人的可能的，所以他待人的时候，就必须采取与这种信仰一致的手段——这就是爱。因为爱，所以它就反对武力，反对战争。它的所以反对武力，一是从动机方面着想，一是从结果方面着想。我们先从动机方面说起。用武力的时候，大多数是因为恨的；恨与爱是相反的东西，所以武力与唯爱是不能并立的。如果有人真正因为爱而用武力，这样的武力并不悖乎唯爱的精神：一个小孩快要掉到水里，父母用力拉住他，这是爱的表示；把一头病入膏肓，呻吟痛楚的爱犬，用枪打死了，这也是爱的表示。但是除此以外，因爱而用武力的，就绝无仅有了。拿起枪来打死一个敌人，也许是因为爱国家，爱社会的原故，但对于那个敌人，却不能说是爱他。因爱国家，爱社会而恨敌人，在唯爱主义看来，也是错误的。我们再从武力的结果方面来说。假如武力是可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目的的，我们还可以原谅它，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欧洲大战，在协约国方面，他们的托词是“战以止战”，但在事实上它是第二次大战构成的因素。我们敢大胆地说，国际的战争，从来没有彻底的解决过什么问题。并且在现在这资本主义的世界，战争已成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爪牙——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战争而得利益的是他们，为战争而被牺牲的是劳苦大众。现在许多人都觉悟了，反战的空气也弥漫于全世界了。虽然个人的立场未必尽同，也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或者有人说：武力与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和军阀的混战，也许是不对的，但为抗拒强邻，解放民族而用武力，那不但是正当的，而且终久必定会发生效力。东北义勇军之战，淞沪抗日之战，所以深得民众的同情，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御侮的义战。唯爱主义并非不承认这一类的战争的价值，但只是相对的承认。自然，抗争而死，不失为丈夫，即无补于爱，亦无伤于义；忍辱而生，则沦为奴隶，人格不存，爱于何有。但那只是因为抗战是弱者御敌的最高的表示。作了他所能见到的最好的事，那自然值得我们钦敬。但在唯爱主义者看来，御侮最高的方法不是武力而是唯爱。有人以为武力是强者的方法，而唯爱是弱者的方法，但事实适得其反。唯爱者不为恶所慑服，不肯以暴易暴，这正是大勇者之所为。他的所以不肯用武力，不是不敢用，是因为它不能解决问题。武力是情感的，是盲目的，所以容易把人的理智完全消灭；并且，武力发动于仇恨，彼此均以仇恨相待，则冤冤相报，永无已时。但唯爱绝不是纵容罪恶，束手待毙的。唯爱主张革命，因为不革命不能创造新社会，但它所要的是非武力的革命。非武力的革命不是和平的革命，是流血的革命，但它不肯流别人的血，却准备流自己的血。唯爱也不反对阶级斗争，因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但它的斗争是建立于爱，而非建立于恨的。
唯爱主义既主张以非武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社会：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它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唯爱主义不是改良主义，这一点，经过上文的解释，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了。但唯爱主义是不是乌托邦主义呢？乌托邦主义的特色是有想象而无事实，有希望而无办法，但唯爱主义却不是这样的。拿唯爱主义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这样，所以它在理论方面，自然是没有成熟，在实行方面，也缺乏经验。不但唯爱主义如此，其他一切的主义，在最初的时候，也必定经过这个阶段。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把一个主义断定是空想主义。唯爱主义所企求的社会是共劳共享共有的社会，这一个目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唯爱主义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非武力的方法。唯爱主义在这一点上恐怕要引起许多的误会。有的人想，唯爱主义是帝国主义者的烟幕弹，标榜着好听的口号，而内容是空洞无物的；也有的人信，唯爱主义的作用是把人民麻醉了，使他们的革命意识模糊起来。许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把唯爱主义认作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就是为这个原故。但是这些误解，我们都不必去管它。
（原载《唯爱》，1934年，第12期）
自吴耀宗先生在本刊发表了《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一文后，引起知我先生严重的抗议，现在又得读吴先生的答辩。据我看，问题的焦点，倒不在双方立场（一是基督教的立场，一是共产主义的立场）的异趣，而只在“爱与武力真的不能相容吗？”的一点。唯爱主义者已经赞成资本社会制度之应根本推翻，已经赞成阶级斗争，已经赞成流血革命，所保留的，只是“不肯流别人的血，却准备流自己的血。”换言之，他们所要的是“非武力”的流血革命，非武力的斗争。这一点，我认为很有深入讨论，不厌求详的必要。
最近美国唯爱社主席Reinhold Niebuhr宣告脱离唯爱社及该社干事J.B.Mathews的去职，其原因便在武力的一点。他们以为生存在现社会情况之下，不容许你丝毫不用武力，所以只能挑选比较少的武力之一途。但大多数唯爱社员主张绝对不应采用任何武力；以致该社主席及干事皆不得不因公意而离去。其实一种社会学说，原不能如此呆板。在自然界纵或有准确不变的自然律（如水可还原为H 2 O，暴食一定会生胃病等等。）但在人事界（或社会界）则现在尚无精密得像自然律那样的社会律（Social laws），虽然将来希望其也有。科学方法还没有完全占领了社会领域。严格地说，今日还没有所谓社会科学。
“要诚实无欺”，“不可杀人”，“爱人者人恒爱之”等等，似乎可以说是社会律。但这些定律，应容许不少的例外。非比“二加二等四”，“饮酒会脸红”一类自然律的绝对无有例外。社会关系比物质机械复杂到不啻百千万倍；积几十万年的人类经验，对于社会现象还只能约摸地，粗枝大叶地定出几条通则，决不够应用于人生各种活动。所以细节上的运用如何，仍待我们临时斟酌情形，谋相当的应付，再经过若干的尝试和试验，或者渐渐可望更立细则。爱，自然是文明人所公认的一条社会通则，不但基督教中人，即连最过激的波尔希维克派，也并没有以为社会律反是“恨”，“仇视”，而不是爱的。共产党也都深认他们所欲攻打的是资本制度自身，不是资本家个人。
“诚实”自然也是社会律之一，但母亲骗小孩吃药，医生骗病人安静，很不容易判定他们为不诚实。对于这种两难问题，中国的儒家倒有一个应付的方策，叫作“通经达权”。诚实是“经”，有时不得已讲句违心的话是“权”。权仍无背于经，因为它的动机原和“经”在一条路线上。这里所应当心的是：“权”决不可滥用。权原是例外，是万不得已时的临时应急，准此而推，“爱”是“经”，有时不得已，不能不用武力是“权”。动不动便用武力是滥，滥决不是“权”。然在万不得已的场合，亦拘执不用武力，也未免太迂愚；愚也不能算是“经”了。所以“通经”固难，“达权”尤为不易。
大盗来强奸我的时候，我如有枪，弹发强盗毙。这种临时应急的武力是“权”，是无背于唯物主义之“经”的。当瞥见兽兵要强奸幼女的时候，迫不及待；有石在地，即拾而击，有枪在手，即拔而发，我对于此兽兵之死在我手，固抱十分遗憾，顾我原无杀人之意，蓄乎方寸之间；反之，若拘执于绝对不用任何武力，始终要取爱的手段以达爱的目的，则试问其时对兽兵将用何种感化的方法乎？据我所知，感化教育只适宜于平时，若在对方已发凶猛的武力时，其神经已兴奋至非常变态，感化绝无可用之技。历史上宋襄公之所以为人所诟病者在此。
临时应急，——尤其是临时崛起抵抗强暴时所用的武力，例如一二八我十九路军之应战，东北义勇军之抵抗暴日，一九一四年比利时小国之御强德，都不能说有背于爱之原理。唯物主义着重在动机，着重在本心。“权”的武力，只从手出，不从心出，故于“经”无伤。“权”好比浮云，其来也骤，其去也消，绝不着一点痕迹。若“有所着”，便损害了爱心，便违反了唯爱主义。王阳明解释大学中“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一句，着眼在“有所”两字上。他以为七情六欲，乃是人心本有，但不可有所着。如忿懥之情，人心怎能没有？但若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便不得其正。须知“爱”固是宝贵，“义愤”也是宝贵。义愤不但不和爱相冲突，或竟与爱为一家人。武力若只为在义愤时的急遽表现，决非与爱绝不相容。“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个怒，决不是仇视，决不是恨。
读过三国志演义的人，大概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一段故事。诸葛亮当时是否猫哭老鼠，是否用谲诈之术，我们不得追问，但若诸葛亮果存着真的“挥泪”之心，而去“斩”谡我以为这把刀也是爱的。我觉得：彻底唯爱固难；而用武力的爱，则尤难之又难。虽然使用武力，而仍保有大爱的绝对，这种心境是很不容易修养到的。要能修养到这种心地，才可以谈唯爱。
（原载《唯爱》，1934年，第14期）
谢扶雅先生在最近发表了《唯爱与武力果不相容吗》一文，特别提出“唯爱与武力”那个问题来讨论，兹谨将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出来，以供谢先生和读者的参考。
谢先生那篇文章的大意说：“爱”是“经”，有时不得已不能不用武力是“权”，所以他以为唯爱与武力并不是不相容的。我大体上可以赞成谢先生的意见，但觉得谢先生的话在有些地方还应当修正。我所以赞成谢先生的意见，是因为我认为唯爱与武力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因为唯爱所注重的是爱的动机、爱的精神；因爱而用武力——如母亲用力拉住小孩，使他不掉到井里去，或主人将病入膏肓的爱犬打死，——这都不悖于唯爱的精神。这一点，我在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里说得很清楚。同时我又指出来：“拿起枪来打死一个敌人，也许是因为爱国家爱社会的原故，但对于那个敌人却不能说是爱他。因爱国家爱社会而恨敌人，在唯爱主义看来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即使用武力的动机是爱，但如果对于用武力的那个对象的态度还是恨，这也是反乎唯爱精神的。这一点，似乎是我和谢先生意见不同的地方。我以为“爱”不能说是有“经”有“权”，——这是说不通的，因为爱就是爱，非爱就是非爱。照谢先生的主张他应当说：有时可以爱，有时可以不爱。这倒直接痛快，不必牵强的说：“权的武力，只从手出，不从心出，故于‘经’无伤。”我以为因爱而用武力，武力也是属于谢先生的所谓“经”的。
虽然我们以为有时可以用武力，而仍不悖于唯爱精神，但大体上我们仍然是反对武力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因为我们不承认所谓坏人是不可救药的，而武力——特别是杀人的武力是抹煞了他的上进的可能的。
第二，因为用武力的时候很难避免恨，而恨与爱是相反的，——虽然纯粹因爱而用武力，如上文所举的例，我们并不反对。
第三，因为武力不能达到我们原来所企望的目的，并将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
这些话我在《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一文里已经说过。我们认为对付坏人的正当办法，是改善他的心境和改变他的环境，而不是用武力。所以拿兽兵的强奸幼女一事来说，发出义愤是应当的，但从唯爱的立场来说，义愤的表示应当限于言语的斥责，即使用武力，也应当以阻止他的暴行为限，超过了这个限度，便不是唯爱。自然，人的心境和环境，常常不是马上可以改变的，所以唯爱的代价必然是牺牲，——被害者牺牲自己（第三者）的牺牲；但这样的牺牲一定比武力的牺牲小得多，并且它的作用是防止未来因崇信武力而必不能避免的更大牺牲。
谢先生还举了几个历史上的例。一个是宋襄公，这大约是指宋楚战争的那一段事。
宋襄公并不是一个非战者，他所主张的，只是“不重伤，不禽二毛”一类的道德。这当然是一种不彻底的主张，所以批评他的人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换句话说，如果不欲伤杀敌人，那就不必要战争了。然而宋襄公的态度未尝没有可取的地方，因为那就是体育场上的“Sportsmanship”梁山泊式的“道义”，中世纪骑士的任侠，——这些都有唯爱的成分在里面的。
谢先生举的第二个例，是大战时比利时之抗德和我国之淞沪抗日等那几件很悲壮的事。我们对于这些抗争，决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因为一个民族假如还不能用唯爱的方式去抗敌，那么武力的方法，在可能的时候就是最上的方法。但我们还是相信甘地的这一段话：“如果我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懦弱，就是武力，那么我们应当选择武力。我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的民族失却丈夫之气。但我相信，非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在《唯爱双月刊》里曾数加讨论，恕不在此多谈。
谢先生所举的最后一个例，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那一段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唯爱的表示，而绝不是“猫哭老鼠”一类的把戏。然而这是多么罕有的事！历史上没有几个诸葛亮，然而假公义之名，行残杀之实的，则比比皆是，并且，大规模的武力，即使以爱为出发点，也是得不偿失的。谢先生说得对：“彻底的唯爱，固难；而用武力的爱，则尤难之又难。”因此，我们虽承认唯爱与武力并非绝对不相容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反对武力。
（原载《唯爱》，1934年，第14期）
雪岩先生：
承你提出对日的态度和办法的问题，这是很值得唯爱主义者的研究的。虽然我在前几期的《唯爱》里已经发表过一些意见，现在再为提出，分两点答复，以供参考：
第一，对日不合作，是否一个正当的办法，就是在唯爱主义者的当中，也还没有一致的主张。在我个人看来，如果实行不合作的时候，并不是要拿这种办法去“教训”或“惩戒”我们的敌人，只是表示我们恨恶他们的暴行，而且心中并没有存着对人仇恨的意思，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唯爱所认可的。诚然，仇恨的心理，不是容易完全除掉的。在现在一般抵制日货者的心中，恐怕除了仇恨，没有别的东西；但即使假定不合作是带着仇恨的，它的害处比战争的害处，的确是有天渊之别，这是三尺之童所能知的。你说：抵制的办法，“直接的影响，并不及于造祸的罪魁，——资本家和傀儡的军阀，——吃苦的倒是无辜的小工商，和一般的日本民众。”这是似是而非之论。国家是整个的机体，每一个国民都是这机体的一分子；日本的国民，中了军阀的毒，盲从他们，拥护他们，这便是间接参加了军阀的罪恶，焉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此其一。不合作是要促对方的觉悟，使他们知道他们是违反公理的，如果他们执迷不悟，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但是他们无论什么时候觉悟了，停止侵略了，不合作便可取消，一般民众所受的害，便可停止，此其二。你说资本家和军阀不会受害，这是违反了事实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军费是从哪里来的，岂不是从民众来的么？没有，还可以打仗么？抵制日货，难道不会影响资本家么？此其三。至于日人利用中国的抵制，作反宣传的资料，这一点，我们就没有方法去限制他们了。其实日人又何必等我们有抵制才有反宣传的资料？所谓沈阳拆毁路轨事件，中村事件等等，哪一样不是“深文周内”，或竟是无中生有的事件？日人制造反宣传的机会多着呢？我们不必替他们过虑；但是，如果我们的不合作是理直气壮的，日人的反宣传，又能奈我们何呢？此其四。
第二，我也承认不合作一类的办法，不是彻底唯爱的办法，我在《唯爱》第五期复檀仁梅先生的信上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给他打，”这才是极端的唯爱主义，至于不合作的方法，已经是唯爱的退一步的办法了。这个主张，与你所说的“任其横行，随其宰割”的极端无抵抗，似乎是相同的，然而我们所以不敢作这样的主张，乃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民众实在没有认识唯爱主义，所以我们只能提倡不悖乎唯爱精神的不合作。极端的无抵抗，我曾说过：“除非与大勇者积极的爱的精神（如耶稣在圣殿中赶出做买卖的人）相附丽，其结果将等于阿Q式的退让与苟安，不但对方无所感动，即身受者的人格，亦将随之而毁灭。”现在乱纷纷，死沉沉的中国，我们只怕她不能动，不能团结。如果国民真能团结，真能动，我们宁愿他们用武力去抗日，而不愿他们俯首就死，如被宰的羊。因此十九路军的抗日，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我们都是站在客观的地位，表示十二分的同情的。我们知道这绝不是人类的出路，我们自己也绝不肯去参加这样的抗争，但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相信唯爱的人尽管宣传唯爱，实行唯爱，不相信的人，只好采取他们所认为最高尚，最有效的办法。这是唯爱主义者所应当认清楚的。
以上所说，不知尊意云何，还祈请赐教！
吴耀宗谨启 十二月二日
（原载《唯爱》，1932年，第6期）
“欲求中日问题之解决，日本必须放弃她的侵略政策，中国必须学习饶恕！我们知道日本所需要的，不外乎扩充实业的原料，和一个推销商品的中国市场。日本如能用和平与合理的方式对付中国，我想中国是愿意供给她的需要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所需要的，便是国家的统一；但所谓‘统一的中国’，其目的不在于对日持报复的心意。依我个人的见解，要使日本酷爱和平，要使中国大度包容，这两件事不容易办到的。世界各国的民族，其初都是爱好和平与大度包容的，后来因为谬误恶劣的宣传到处流行，致使一般民众——甚至那些有智识的民众——都被情感所激动，失去其平衡的中心。”
为求解决上项问题起见，我个人认以下各点，为紧要的步骤：
（一）使中日两国的自由思想者欢叙一堂，使彼此之间有真正了解的机会。（余所谓“自由的思想者”，系指一般思想能超过国界，同时能以人类主义或基督徒大同主义的立场，去观察中日问题的人们）。
（二）中日两国的自由思想者，须平心静气地应付一切包藏危险性的严重事实，并为这些事实寻找基督教的解决方案。
（三）这两国的自由思想者应在平时筹设一适当的教育机关，以较高的思想培养一般民众，使他们胸有成竹，不致受宣传和情感作用的影响和转移。（下略）
（节译徐君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一封信）
（原载《唯爱》，1932年，第4期）
耀宗先生：
自去年九一八后，醉生梦死的基督教徒或说教会——不是基督教的本身——受了很严重的挑战。热血的青年基督徒，特别是学生，以为在这严重的试验之下，应当表示态度，因此就产生了主战与非战两大派别。这两派别，无非各执一端，并好像永无调和的可能，但实际上却不见得有什么可以悲观的，因为他们为了巩固自身的立场，争相引用吾人信仰中心之基督的言行来作护符。不论其理由是圆通或是牵强，总之都是在高举基督，若说这是基督教的复兴运动，我看也不算过，因为真理的出现，只有这样争辩才是催生的利器，所以我并不希望两下鸣金收军，到愿意他们相持不下，除非最后的真理证明了。
唯爱自然是属于非战一派的，我自始也是这样主张。不过宗旨虽同，意见的程度上却总有些不一致。这就是我屡次被邀加入唯爱社而至今还没有实行的一个大原因。我所主张的不同的地方是耶稣所讲的爱，其博大原本连国际界限都没有，换句话说：基督教所标榜的爱，乃是道地的一视同仁的大同主义。它的登峰造极处，就在我们的教主把自己的言论在最惨痛的十字架上十足的表证了，充分的实践了，——为杀害自己的仇敌祈祷：“父呀，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明白！”
惟去年阅唯爱社对日的态度，也主张用抵制日货的手段，并说明这样抵制是出自爱的动机，意思是不过借此予以教训，给以悔祸的机会。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你尽管如此存心，日本却志在眉飞色舞拿此作向国联控告吾人挑战的真凭实据，并以此为猛施侵略的借口！上海闸北之精华的付之一炬，恐怕就是这件事体的赐予吧！况且这种抵制，直接的影响并不及于造祸的罪魁，——资本家和傀儡的军阀，——吃苦的倒是无辜的小工商，和一般的日本民众。所以结果不但不能促她悔改，反倒供给了她不少向国民反宣传的有力资料。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不容讳饰的。所以想来想去，我总觉这不是彻底的态度，更不是最后的办法。
我以为唯一应付的办法，还是任其横行，随其宰割！不过在无抵抗的当中，基督徒应当竭力作促醒政府和国民悔罪的工夫，并努力使大家真实的踏上自强的创造的新路途。还有件急要的工作，就是基督徒当多多纠合同志，将无抵抗的彻底唯爱的主张宣布出去，特别向日本，并常常为他们祈祷，这样一来，我想总比任何抵制的手段容易得到日本基督徒和国民的同情。倘能坚持到底，我想在举世渴望和平的当中，一定可以引起不少的同志，而把运动扩大开来。试问假使全世的基督徒都能宁死不屈的一致如此主张，还怕和平不能实现吗？基督徒绝不应当骑墙，彻底点说：更不应当有国际，——如有人在这一点上问难，容后详答。——总之，我的意思是主张唯爱的基督徒应当宁在不爱国的罪名下授首，为了把天国实现人间，也不该把主张牺牲！有人以为日本已具征服全亚并称霸全球的野心，这样示弱，完全是促使暴行和野心实现的捷径。我敢说句人以为梦呓的预言，日本倘赶快乘机缩迹敛翼，也许还能保其存在，倘使不顾一切的向前蛮干，那就是张大眼睛向着坟墓进行了！强横的巴比伦那里去了！自跨欧亚的罗马帝现在何处！称雄世界的强德何以上了呻吟的病榻！总之，横暴的爪牙虽舞张得厉害，公理的眼睛也并没有合闭。话很多，一时写不完，恕暂搁笔，顺颂撰安。
张雪岩上
（原载《唯爱》，193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