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架的刮擦声把萨姆（Sam）吵醒了。这是一种熟悉的声音。从开始记事起，这种声音就在工作日的清晨将他从浓浓的睡意中唤醒。萨姆的父亲是一个生意人，在附近镇子上的一家造纸厂担任某种业务的经理。他早上起得比家人早，当他打开衣柜挑选当天要穿的衣服时，西服和衬衣的衣架在金属棍上推来推去，会发出刮擦声。当萨姆起床准备去上学时，唯一能证明他父亲在家里的证据就是早餐桌上放着的那杯几乎空了的咖啡。萨姆喜欢喝加了糖的咖啡，再添加丰富的奶油，以此迎接新的一天。

后来有一次，萨姆听到衣架刮擦的声音时，情况开始变得不寻常了。那一天，天还很黑，不可能是清晨，尖锐刺耳的刮擦声持续的时间比平时长，而且前一天晚上他父母之间的争吵似乎比平时更糟。当他听到父亲走出卧室开始下楼的时候，萨姆知道父亲这次离开不是为了上班，而是永远离开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朝外张望，刚好看见父亲提着他那硬邦邦的棕色手提箱，在阴暗走廊的尽头走动。萨姆看着父亲走，他想大喊一声：“等一下，别走！”

但他没有喊出口。相反，他对自己说：“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萨姆背叛了他复杂的情感，蹑手蹑脚地走到姐姐的房间，他知道妈妈会在那里睡觉，他摇了摇妈妈的肩膀，妈妈睡意正浓，被摇醒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嗯”。

“父亲走了。”萨姆低声对妈妈说。他觉得应该有人知道这一重大转折。

“回去睡觉吧。”妈妈只说了这么一句。

萨姆照做了。

那一夜，他才9岁，第二天还要上学。

每个复原力强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起点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计算的。相反，就像超人被送离他的家园氪星，或者彼得·帕克被蜘蛛咬后变成了蜘蛛侠一样，总有一个事件或一种情形让孩子走上了绝望和勇敢的道路。用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师唐纳德·温尼科特的话说：“一件事情发生后，它改变了孩子的整个生活。”一些事情如此重要，以至于生活无法回到过去的样子了，现在的状况不知何故又让人感到生活好像破碎了。玛雅·安热卢在谈到小时候被强奸的经历时写道：“我7岁时的世界变得一团糟，再也无法恢复原样。”然而，有时候，彻底改变生活的事件并不像被蜘蛛咬伤那么突然，因为它一开始就存在，比如，一个婴儿出生在极端贫困的家庭中，或者出生在一个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中。对于复原力超常的儿童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是不具有连续性的，改变生活的事件发生之前与发生之后是完全分裂开的，他们回想生活的时候，会在时间上把生活分为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和之后，分为过去和现在，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分裂开来。

最常见的情况是，有些改变孩子生活的事情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比如当一个兄弟姐妹生病时，当一个城镇衰落时，或者当父母开始酗酒时，但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就会让人感觉突然而剧烈。说唱歌手Jay–Z回忆起自己在布鲁克林的马西屋（Marcy Houses）长大的经历时说：“有的不幸一旦降临，你的生活就被改变了，而且是突然地、完全地改变了，比如，你的亲人遭到枪杀，或者你父亲永远离开了你。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新现实。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似乎要永远存在下去。”

对萨姆来说，他父亲的离去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是他生活的起点故事。当他回想自己的生活时，总是从那个故事开始。那一夜并不是萨姆人生中最早的记忆，但却是其新生活的第一个记忆，是他面临的不可逆转的新现实的第一个时刻。这个改变重塑了萨姆的家庭，影响着其家庭成员在未来数十年间扮演的角色。当他站在门口，看着父亲放下过去的生活而选择永远转身离开时，萨姆试图表现得理智和坚强，告诉自己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因为他的父母在一起似乎很痛苦。然而，当他蹑手蹑脚地去找他母亲时，萨姆预感到事情反而可能会变得更糟。

1/3的婚姻都熬不过15年，这使得离婚成为孩子们最常见的逆境。估计每年有100万名孩子目睹父母分手。虽然离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但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孩子没有影响。这就像每天估计有35万名婴儿出生，并不意味着分娩不痛苦，并不意味着对于个人不重要。正如温尼科特所说的那样，尽管离婚看起来很普遍，但离婚有可能改变孩子的整个世界，因为通常来讲，父母就是孩子的整个世界。离婚让孩子明白他的世界原来是可以轻易被撕裂的，而撕裂的力量并不是那种罕见的、极端的虐待或恐怖行为，而是一些普通的事情，有时甚至是所谓的好事，比如，父母各走各的路，这虽然对他们而言看似好事，对孩子而言并非如此。

1969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签署了全国第一个允许无过失离婚的法律，允许父母不经过彼此“宣战”就可分手。在此之前，为了从婚姻中解脱出来，一方必须证明另一方对婚姻的破裂负有明显的责任，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包括酗酒、虐待、遗弃、精神错乱和缺乏亲密行为。对许多法律学者和妇女权利倡导者来说，这个规定使离婚变得不必要地复杂化了，而且增加了夫妻之间的对抗性，举证责任似乎太重，特别是对那些无法获得金钱和其他资源来举证的妻子来说。在加利福尼亚州实行改革之后，无过失离婚法律逐渐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席卷全美国，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希望能够将自己从无法正常维系而且缺乏爱情的婚姻中解放出来。到1985年，美国50个州中有49个实行了无过失离婚法。自由的选择似乎能帮助夫妻们做出更佳的决定，过上更快乐的生活，似乎符合孩子们的利益。

毫无疑问，有时离婚是必要的，并非所有离婚都会成为孩子的童年逆境，满足了父母和孩子等各方的最大利益。但离婚不都是美好的，有时，即使看似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就像萨姆那天晚上在门口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所说的那样，但孩子的生活依然会发生变化，依然会产生失落感。全国性的研究报告称，离婚后，约有20%~25%的孩子经历过情绪或行为上的障碍，如抑郁、焦虑、攻击性、叛逆或学业问题，而在家庭完整的环境中，这类孩子的比例约为10%。虽然这意味着父母离婚的孩子比家庭完整的同龄人遭遇问题的可能性至少高出一倍，但也有数据表明，在父母离婚的孩子里面，75%~80%还算表现良好。或许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放心地得出结论，说虽然父母离婚了，孩子们都还好。然而，孩子们表面上没有出问题，不代表他们内心完全没有承受沮丧与伤痛。心理学家、离婚问题专家罗伯特·埃默里（Robert Emery）表示：“关键在于将病理与疼痛区分开来。”

过去40年的临床实践和实证研究表明，离婚家庭的孩子更有复原力，但并非无懈可击。从外部看，许多人似乎都能勇敢地适应，在家里承担更多家务，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照顾兄弟姐妹和自己，为离婚的父母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然而，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内心可能正在经历默默的挣扎，而这些挣扎在他们的家庭破裂后的数年甚至数十年里都没有显露出来。心理学家朱迪丝·沃勒斯坦（Judith Wallerstein）认为：“父母离婚造成的影响具有累积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孩子成年后达到顶峰。”这种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每一个来自离婚家庭的年轻人，但许多人的确生活在痛苦的感觉和记忆之中。

根据罗伯特·埃默里及其同事的研究，相较于那些来自完整家庭的人，来自离婚家庭的成年人觉得他们的童年更艰难，离婚家庭子女有这种想法的概率是非离婚家庭子女的3倍。在离婚家庭的子女里面，大约一半的人认为父母离婚缓解了家庭紧张，而另一半人则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离婚引发了其他一系列问题。离婚家庭的子女在成年之后回想自己的家庭时，往往有更多的负面情绪、记忆和信念。他们比家庭完整的子女更容易怀疑父母是否喜欢自己。他们无法像家庭完整的孩子那样以乐观的视角看待生活和爱情，而是受到了父母离婚的严重影响。

据萨姆自己所说，正是受到了父母离婚的严重影响，他成年后才决定接受心理治疗。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透明胶带，连续粘了又撕，撕了又粘，现在再也没有黏性了。我的人际关系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我并不天真。如果你的父母可以离开你，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离开你。生活变化了。事情不断变化，开始可能很好，但结局不好。我不能假装不知道那件事。”

许多孩子最初似乎对父母离婚泰然处之，但后来他们可能会说父母离婚是他们童年时的一件大事，是他们人生的起点故事，让他们的人生面临着新的起点。离婚家庭的孩子里面，有3/4的人说，如果他们的家庭没有破裂，他们今天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童年忽然被砍掉了一半，一些人说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像家庭完整的孩子那样开心玩耍。他们最幸福的日子似乎是在他们的家庭破裂之前。他们担心最好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西尔维娅·普拉特（Sylvia Plath）的父亲在她9岁时去世了，她后来回忆起那年的情景时说：“父亲去世后，我们搬到了内陆，在那里度过了9年，那时正值我生命初期，就像一只装在瓶子里的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看起来那么美丽，却与世隔绝，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段骤然而逝的美丽传说。”萨姆的父亲虽然转身离去，但好歹还在世，而在西尔维娅·普拉特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已经去世了。回头来看，之后萨姆与家人共同度过的9年可能不像一艘密封在瓶子里的船看起来那么花哨，而是更像一些装在瓶子里的旧便士。那些旧便士是萨姆对他父亲的快乐回忆，甚至可能承载着他对父亲在世时的快乐生活的全部回忆。虽然他曾经认为他会年复一年地往瓶子里投硬币，但现在看来，那些便士似乎是他仅有的几枚了，父亲离去后，他再也没有往瓶子里投过硬币。

萨姆的父亲来自纽约的布鲁克林区。20世纪70年代，对于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人而言，这个区与其说是时尚的代名词，倒不如说是陌生的代名词。父亲被称作“洋基佬”，萨姆认为这个词不好，但他总是觉得他的父亲能够接触到一些周围人不知道的特殊事情。这在星期六似乎尤其明显，因为他们在星期六可以悠闲地浏览他父亲播放的关于科尼岛的旧幻灯片，或者仔细钻研父亲的爷爷收藏并遗留下来的老邮票。萨姆喜欢那些带着塑封的光滑书页在指尖下翻来翻去的感觉，喜欢它们翻动时发出的沙沙作响的声音，这时，他感觉到那些书弥足珍贵，而且颇有仪式感。那些老照片、老邮票（邮资仅1美分或3美分）以及时光穿梭的感觉无不令萨姆惊叹不已。

有的星期六，父亲则会开车带孩子们一起前往不远处的海边，让他们坐在一艘红蓝相间、带有帆布篷子的小船上，然后教他们如何驾驭海浪。对于年龄大的孩子，父亲会让他们跳到海里冲浪，而萨姆年龄最小，总是趴在父亲的背上，胳膊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萨姆的父亲教他如何在令他感到惊吓不已的波涛下潜水，并屏住呼吸，直到浪头滚过他的脚踝。退潮时，他们在潮湿的沙滩上寻找小气泡，然后尽可能深、尽可能快地挖，以此来捕捉蛤蜊。涨潮时，萨姆和他的父亲去捕蟹，把鸡脖子绑在渔网上，然后把渔网拉到码头边。萨姆的工作是抓住绳子，等着螃蟹来咬诱饵，当他感到绳子被什么东西往下拉了一两下时，就兴奋地跳着脚，因为他的父亲会突然冲过来，双手交替拉网，迅速地用网罩住那些毫不知情的螃蟹。

有一次，他们抓了十几只蟹，它们在塑料桶里挠来挠去，父子俩得意扬扬地把蟹带回家煮着吃了。萨姆的父亲把蟹从塑料桶里扔进一大锅热气腾腾、翻滚的沸水里，蟹一浮出水面就发出嘶嘶声。有时，当一只螃蟹终于跳出锅，并在厨房地板上奔跑时，萨姆就赶紧跑开来，跑到客厅，被螃蟹吓得大喊大叫，而迷失方向的螃蟹则横着快速往外跑，总是撞到橱柜或冰箱，刚刚获得自由几秒钟，他的父亲就过来了，踩住螃蟹的壳，捏住它的两条腿，把它捡起来，再一次投进锅里。萨姆是一个不愿意伤害小动物的孩子，一说到谁要伤害小动物，他就会对他们做鬼脸。但是他是父亲的最爱，父亲也是他的最爱，那些螃蟹曾经用它们那锋利的锯齿状钳子夹破了父亲的脚趾，还流了血，因此，当父亲煮螃蟹时，萨姆觉得它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心理学家、著名心理治疗师弗吉尼亚·萨季尔（Virginia Satir）提出：“大多数人更加倾向于接受确定性带来的痛苦，而非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作为一个成年人，萨姆不愿意父母在一起过着痛苦的生活，但父母离婚后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他带来很多困难。当父母离婚时，孩子之前关于爱、家庭、秩序和持久性的基本观点被打破了，孩子们开始问自己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这是我的错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来照顾我？如果我的父母不再彼此相爱，他们会停止爱我吗？我将住在哪里？谁来照顾与我住在一起的父亲或母亲？谁来照顾独自生活的父亲或母亲？我们的食物谁来买？我的婚姻有一天会破裂吗？尽管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可能会尽力安慰孩子，让孩子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甚至会比以前更好，但现实并不总是支持这种一厢情愿的期待。

如果父母恢复单身后能够维持良好关系，孩子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但有时候父母离婚后关系会恶化。现代家庭很难兼顾事业和孩子，但离婚后的日子往往更不好过。没离婚时，父母同住一室，付账单、做饭、洗澡、睡觉、度周末和生病时可以相互照顾，而在离婚后，他们往往会感到超负荷。将近2/3的成年人生活的社区不是他们成长的地方，这意味着以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形式存在的“增援部队”可能在几英里之外，甚至在大洋彼岸。几乎一半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最多只能和一个人讨论重要的问题，而且因为这个人通常是伴侣或配偶。离婚后，人们不得不独自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后勤”需求，还要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与孩子共同生活的单亲往往把孩子作为情感倾诉的对象，孩子用自己的肩膀为哭泣的单亲提供慰藉。尽管如此，孩子还是会面临一些他们帮不上忙的问题，比如谁来开车、谁来付账。

获得孩子监护权的父亲或母亲里面，只有大约一半人全部拿到了子女应得的抚养费，而大约1/4的人只得到了部分抚养费，1/4的父母没有拿到任何抚养费。如果没有共同监护权或定期探视，或者父母中有一方在离婚后搬离了之前生活的那个州，那么他们就更不可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了。然而，即使孩子的抚养费都拿到了，经济状况仍可能变得紧张起来。破产问题研究专家、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在21世纪，“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双份收入凑在一起，才勉强维持在中产阶级，那么，在签署离婚文件的那一天，单亲家庭就已经在金融深渊中摇摇欲坠了”。大约1/3的单亲家庭生活在贫困中，而且由于离婚后女性抚养孩子的可能性要高出7到8倍，她们和孩子面临的风险尤其大。沃伦写道：“现在，有孩子是预测女性最终会陷入金融崩溃的最佳因素。”沃伦对这一点应该是体会深刻。虽然她的父母没有离婚，但她回想自己的生活时，最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失业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她和她的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的偿付能力。她回忆说：“我知道，从那一天起，我长大了。从那一刻起，我长大了。我知道我为什么要长大。”

有时候，比起把孩子交给谁看管、抚养费从何而来等日常琐事，更令人揪心的是孩子能否体会到自己得到了足够的关爱。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和历史学家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提出：“今天，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才会存在无条件的善意，不管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这往往是孩子们的切身感受。”关于复原力的研究中，最有力的发现之一就是，保护孩子不受艰难时期影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孩子在生活中能缔造多少高质量的关系，而离婚可以使这种关系的数量减少一半，因为家曾经是一个既有父亲又有母亲的地方，而他们离婚后，只剩下一个了，会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失落感。有时候，尽管父母离婚后都对孩子继续倾注关爱，但他们却忙于新的工作、新的伴侣、新的压力以及新的责任，而且双方的空闲时间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一些，也为了让自己产生一些慰藉，离异的父母们可能会吹嘘离婚对于孩子成长的好处，比如，父母离婚后，孩子相当于有了两个卧室、两个家庭等，什么东西都有了两套。有人可能会说，生活将会加倍美好，但孩子们不会被愚弄。作家伊丽莎白·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说：“即使一场完美的离婚也会重塑孩子们的童年，让他们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穿梭。父母当然不需要去理解这两个世界，但孩子们会，而且会付出大量的精力。”

这并不是说那些关系不健康、生活不幸福的夫妻应该永远待在一起。面对那些陷入困境的夫妻关系，从来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种关系可能会让成年人感到痛苦，但孩子们能懂得一个道理，即如同结婚一样，离婚也有好有坏，有的离婚是好事。在一项研究中，80%的年轻人认为：“尽管离婚的难度很大，但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件好事。”但如果父母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谈论离婚，比如说，虽然离婚可能是正确的，但真的要离婚，我们却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孩子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的表现或许是最好的。不然，父母离异后，留给青年子女的只是无尽的抱怨，留给儿童的则是无尽的痛苦。

在那个10月的早晨，萨姆的父亲离家出走了，但没有一个家人再跟他提起这件事。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其实并不罕见。23%的孩子报告说没有人跟他们谈论正在发生的离婚，45%的孩子只记得突然的解释，比如你父亲要离开。只有5%的孩子表示，他们完全了解父母之间发生的事情，并被鼓励去问问题。于是，萨姆那天就去上学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似的。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在家里，他只是假装什么都没变，而在学校里，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早晨仍然以背诵同样的效忠誓词开始，吃零食的时候，萨姆仍然吃奶酪饼干，喝小纸盒里的巧克力牛奶，放学后踢足球仍然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学校仍然以有趣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新事物，仍然会给他们讲解一些发生在远方的事情，比如埃及的天气情况。这些新事物都是以深思熟虑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呈现给学生的，这样更易于理解，而不会困难得令人不知所措。

萨姆的父亲离家出走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四年级开始学习如何写信和寄信，包括如何写得体的问候语，如“亲爱的某某”“真诚的某某”，如何准备有地址的信封以及如何找到正确的地方寄信。为了练习，萨姆的老师让每个学生给一个不住在家里的家人写一封真实的信。萨姆只是坐在书桌前盯着信纸。他把铅笔放进笔筒。他没法写。过了一会儿，萨姆穿过一排排课桌，走到老师跟前。当时，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背对着同学们。

“莱纳德小姐。”萨姆开口道。

她转过身来。

“我写不了这封信。”萨姆茫然地接着说。

“为什么呢？”她问。她的身子朝那个男孩倾斜了过去，准备说服他回去做她布置的作业。

“我不知道写给谁。”萨姆坚持说。后来，萨姆中断了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开始盯着她手指上的粉笔和她宽大的圆裙上的粉末状污迹。

“你肯定能想到某个人。”她追问道。

“我想不到，没有任何人……”萨姆坚持说，一脸严肃的表情。

莱纳德小姐看着萨姆，然后冷静地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给你父亲写封信？”

萨姆呆立着，吃惊，茫然，屏住了呼吸。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走回自己的课桌，给住在得克萨斯州的表弟写了一封信。

父亲出走的那年11月，萨姆的妈妈送给萨姆一本全尺寸的《圣经》，上面有一个松软的黑色封皮。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但是萨姆以前从来没有自己的《圣经》。萨姆不知道母亲用意何在，他只是理解为，随着父亲的离去，他将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他所需要的所有帮助。到了晚上，他爱不释手地翻动着那薄薄的书页，惊讶地发现《圣经》比他想象的还有帮助。这本书里谈到了一些其他所有人都竭力规避的重要问题，比如性、爱和婚姻，甚至谈到了离婚。当萨姆读到一些把离婚者描述为通奸者的段落时，他反复读了很多个夜晚，试图弄懂这些奇怪的语言和他在父母离婚后所过的那种奇怪的新生活。一天下午，在车里，萨姆鼓起勇气问了妈妈一个问题：“父亲离开是因为他是个奸夫吗？”萨姆弯腰坐在座位上，强迫自己直视前方，假装是在漫不经心地问。萨姆的妈妈忽然放慢了车速，就好像在等儿子继续说一样，所以萨姆继续问：“你知道父亲还有别的女人吗？”

萨姆的妈妈重新把脚放到油门上，很快地出了一口气。她嘲笑道：“天哪，不，没有人会想要他。”

从那以后，萨姆再也没有读过《圣经》。

那年12月，萨姆以为圣诞节永远不会再来了。圣诞节是那么特别，那么神奇，颂词那么美好，那么仪式化，以至于现在只有圣诞节似乎没有受到他的新环境的影响。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和圣诞老人没有改变。在平安夜，萨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之后，想喝点水，便踮着脚沿着走廊走向厨房。当他走近一个小房间时，看到有个圣诞老人正在里面收拾东西。他仔细看了一下，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那不是圣诞老人，而是她的母亲，正在包装和整理她打算给萨姆的礼物，以便这些礼物看起来像是从北极来的。萨姆转过身，偷偷地回到卧室。当他爬上床时，他意识到他生命中所有的人都离去了，包括他的父亲、上帝和圣诞老人。

萨姆之所以能如此生动地回忆起这些时刻，是因为它们被称为“闪光灯记忆”，指人们遇到新奇而令人震惊的事件时会激活大脑的一个特殊的记忆机制，这一机制被形象地称为“现场拍照”机制，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凝固在时间里的记忆，对于这件事情的记忆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淡化。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在1977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向科学界介绍了这个术语。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当我们发现一些令人震惊或意义重大的事件时，我们会将这些事件永久地铭刻在记忆中，就像照片一样。典型的闪光灯记忆是那些具有标志性的、从文化角度看具有新闻价值的时刻，比如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能回忆起2001年9月11日上午自己在哪里以及在做什么。他们可能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发现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的，也能清楚地记得自己接下来做了什么。

尽管布朗和库利克关注的是个体如何记忆令人震惊的公共事件，但他们的发现揭示出了文化环境和个人认知的交叉点。比如，在他们调查的美国白人和黑人里面，相同数量的白人受访者和黑人受访者表示肯尼迪被暗杀堪称他们的闪光灯记忆。然而，对于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埃克斯被暗杀，表示堪称闪光灯记忆的黑人比白人要多。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所谓的闪光灯记忆，不仅印证了一个事件在客观上多么重要或与众不同，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表明个体觉得这个事件对于自己而言多么具有相关性以及多么重要。也就是说，闪光灯记忆无异于一种情绪备忘录，而这种记忆早已被认为在我们的大脑和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情绪记忆的影响力和持久性是心灵研究的基础主题之一，也是最持久的研究主题之一。

1890年，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有些记忆似乎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它令人产生非常激动的情绪，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可能会在脑组织上留下一道伤疤”。虽然19世纪还没有人知道这种疤痕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但许多与詹姆斯同时代的人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法国神经科医生、现代神经学创始人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感到非常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对令人震惊的事件的记忆不仅是持久的，而且可能消耗很大的体力，就像心灵寄生虫一样在起作用。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的病人主要遭受记忆之苦。换句话讲，他们始终无法忘记那些令自己感到恐惧、焦虑、羞愧或痛苦的事件，这些糟糕的记忆一直萦绕心头。法国心理学先驱皮埃尔·珍妮特（Pierre Janet）提出，这种“强烈情绪会让人们审视自己生活的演变”。人们最初对情绪记忆的了解主要来自对女性生活中的压力和创伤的研究，但两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男性患者纳入了研究范围。美国精神病学家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关于“战争神经症”的著作被许多人认为是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为研究战争应激与战争对心理的影响奠定了基础。194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伊·格林克（Roy Grinker）和约翰·斯皮格尔（John Spiegel）写道：“石板上的文字可以抹去，让石板恢复之前的样子，而战争则会给人的心灵留下抹不掉的持久印象，就像重要的人生经历一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

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似乎威胁或有利于我们生存的人、地方或情形，而且对它们的记忆会得到加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这是有道理的。有时这些时刻是特别快乐的，比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海滩上冲浪，或者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比如在厨房地板上看着螃蟹爬。但也有痛苦或可怕的事情，比如看着父亲沿着走廊离去，离开我们的生活。虽然快乐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体验，但可怕的事件提供了关于生活的重要信息，因此，对于负面情绪的记忆往往更牢固地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正如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他那篇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总结的那样：“不好的东西比好的东西影响力更大，在我们的脑海中，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父母、不好的反馈往往比好的冲击力更强，不好的信息比好的信息处理得更彻底。”这是因为当我们的生存面临威胁而不是快乐时，我们的大脑会受到更强的刺激。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写过一篇论文去探讨过（或者是否有人治疗过）病人无法忘记一段特别快乐的时光的情况。只有那些令人震惊、令人沮丧的经历才能最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我们才更好地理解了大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反复听到的一个大脑区域是杏仁核。脑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将杏仁核称作“恐惧之轮的中枢”。它位于大脑深处，呈杏仁状，结构复杂，功能多样，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它在管理危险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当我们的感官察觉到环境中存在干扰因素时，杏仁核就会警觉起来，并在千分之一秒内做出反应。根据勒杜的研究，杏仁核是“刺激因素开始触发身体产生反应的地方”。

杏仁核触发的一个关键反应是HPA轴的激活，所谓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反应链，由下丘脑、脑垂体和肾上腺组成。当HPA轴受到刺激时，肾上腺会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激素以前通常统称为肾上腺素，因为它们是由肾上腺产生的，现在被更普遍地称为“压力激素”，因为它们帮助我们适应压力。在我们的身体里，压力激素让我们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在我们的大脑里，它们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注意力和记忆力。压力激素告诉我们的大脑要清醒，要集中注意力，告诉我们的身体要准备好采取行动。它们还告诉我们的大脑记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脑成像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能够引起强烈情绪的材料时，比如场景非常愉快或不愉快的幻灯片，杏仁核的活动就会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杏仁核受到某个因素刺激之后的活动越多，几周后的回忆就越清楚。如果情绪激发的水平非常低，这就表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大脑免受超负荷的影响，像洗澡或开车去上班这样的普通事情不太可能被详细地铭记或长时间地铭记。有时，在一些极端事件中，我们的大脑也会避免受到超负荷的影响，帮助我们忘记情绪极其激动的时刻，尤其是那些极度恐惧或无助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遭遇鲨鱼袭击或暴力犯罪之后根本不记得这种创伤。这些事件的刺激性太强了，以至于杏仁核无法吸收相应的压力。然而，适度的压力会提醒我们注意环境中存在的威胁，提醒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也应该做些什么。神经生物学家詹姆斯·麦克戈（James McGaugh）说：“没有什么比适度压力更能让人对事件产生强烈而持久的记忆了。”

情绪学习是强大的，也需要高效，因为当涉及生存时，没有太多的试错空间。据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杏仁核学得快，忘得慢。勒杜说，情感记忆可能是永远的。萨姆不需要多次看到父亲提着行李箱离开，那个情景的记忆就能维持数十年。美国人只需要经历一次“9·11”事件，那个早晨就会永远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情感记忆比日常记忆更牢固、更持久，关于情感的记忆更生动，让我们觉得它们比琐碎的日常记忆更真实、更重要。问题是，如果这些记忆是消极的，那么我们的情感记忆就变成一种“恶性记忆”，产生一些不良结果（这与科特、弗洛伊德和珍妮特的观点具有相似性）。过去的残酷记忆一直主宰着现在和未来，这些超强的、顽固的记忆在我们的回忆，甚至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令我们永远难以忘记。比如，在父亲离家出走之后，正在读四年级的萨姆虽然肯定会去参加别人的生日聚会，肯定会骑自行车、吃冰激凌、在公园玩，但那一年除了父亲出走带来的失落感和打击之外，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萨姆的父亲离开后，前门和后门换上了一些闪闪发亮的银色锁栓。他的母亲没有跟他提这件事，但母亲手里有这些新锁的钥匙。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件事也不用母亲解释，萨姆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新锁已经装好了，所以萨姆的父亲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锁栓不断地提醒萨姆，他的父亲再也没有进过屋里。他确实曾经打过一次电话，说是要搬走一张他单身时买的长木桌。萨姆和他的母亲把桌子收拾干净，准备好了让父亲搬走，但后来父亲从未露面。他也没有来取走关于科尼岛的幻灯片和祖上遗留的集邮册，而萨姆再也不会在星期六躺在地板上翻阅这些集邮册了。看到书架上那本黑色的皮面活页夹，萨姆感到局促不安，就像看到一只他再也拿不起来的老泰迪熊。

萨姆的父亲离开之后，只带他看过一次日场电影，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找过他。那天是父亲第一次在家门前的车道上接他，之前从没有在那里接过他。对于这种感觉，萨姆感到很陌生。当他走向汽车时，在耀眼的阳光下闭上了双眼。他说不出那是阳光太强，还是因为他要努力忍住不哭，但当萨姆爬到座位上时，他的眉毛还是没法舒展开。他坐在车子里，身体一会儿扭向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了。萨姆想不起他们俩那一天看的是什么电影，他坐在那里抓着扶手，几乎没看，因为即使在黑暗的剧院里，他也舒展不开眉头。萨姆不知道的是，这些眉毛肌肉被称为“达尔文的悲伤肌肉”，因为它们能够透露出我们内心的困惑和悲伤，即使我们试图隐藏它们，也隐藏不了。正如创伤问题研究专家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解释的那样：“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记录我们的情绪，尤其是我们的显意识无法记录下来的强烈情绪。”

萨姆的父母正式离婚是在父亲离家出走两年后的那个情人节，没错，是这样。后来萨姆才知道，在法官命令父亲必须支付抚养费之后，萨姆的父亲走出法庭，在路上向母亲抱怨说要先把他们都杀了。那天晚上，萨姆的妈妈下班后直接去了酒吧，和朋友们庆祝了一番，而萨姆则忙着做六年级的家庭作业。大约夜里11点左右，母亲从后门走进屋里，把钱包直接扔到了地上，而不是像往常一样把它放在橱柜上，然后冲到厨房，在水池里吐了起来。

对于大多数父母离婚的孩子而言，如果父亲或母亲失去了监护权，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那么见面次数就从每天都能见到变成了一个月只能见4到14天。大约1/4的孩子在3年内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过失去监护权的父亲或母亲（通常是父亲失去监护权），萨姆就属于这种情况。像许多孩子一样，萨姆希望能多看一看他的父亲。他告诉他最好的朋友说，也许他会在夏天的某个时候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的父亲很孤独，希望他能来。母亲从萨姆这个朋友的母亲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问萨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父亲并不孤独，你也不会和他住在一起。除了在假日收到贺卡外，你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在圣诞节和情人节，萨姆的父亲会把一张面值10美元的钞票撕成两半，一半寄给萨姆，另一半寄给萨姆的姐姐，每一半都塞在一张从商店买来的普通卡片里。萨姆的父亲也许认为他很聪明，但这张被撕成两半的钞票恰恰暗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萨姆和他姐姐的生活现在已经被撕成两半，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在萨姆和他的姐姐的眼中，这撕碎的钞票毫无价值，索性将其扔进了垃圾桶，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处理。

也许萨姆对那些卡片很生气或很伤心，但他所记得的只是内疚。之所以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给他的父亲寄过任何东西。萨姆是一个明事理的孩子，知道不应该请求妈妈给父亲买文具或礼物，而且萨姆也不知道父亲住在哪里。有一次，一个非营利组织寄了一张会员卡到萨姆家，卡的正面印着他父亲的名字。萨姆把它塞进了钱包里，自欺欺人地假装这是一张紧急联络卡，还对朋友讲，如果他需要父亲的话，这就是他父亲的联系方式。谁知，后来一个朋友居然说自己的父亲也在一个邮件中收到了这种卡，说那是垃圾邮件！

萨姆的父亲履行了他的“诺言”，这个承诺不是杀死他们的那个“诺言”，而是绝对不会支付孩子抚养费的“诺言”。父母离婚后，萨姆、母亲和姐姐再也不去海滩度假了，也不再参加体育锻炼项目，不确定是否能买得起衣服，不确定是否能还得起房贷，是否还能继续住在那个房子里。有一次，当萨姆的母亲坐在车里为她的税单哭泣时，他勇敢地提出：“我们可以卖掉父亲收集的邮票……”

母亲的啜泣变得有些苦涩，喉咙里不断发出哽咽的声音。“那邮票一文不值。”她用沙哑的声音笑着说。听到这句话，萨姆真的想哭了。

萨姆的父亲搬回了纽约。萨姆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他每年仍然收到的节日贺卡里，不是半张面值10美元的钞票，而是一张纽约的刮刮乐彩票。当时，弗吉尼亚还没有彩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彩票看起来既新奇，又刺激。萨姆会从抽屉里摸出一便士，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准备刮掉上面的灰色的粉末。每一次刮开之后没有中奖时，他都会产生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3tzdyneTRPFCItmwgN7sJxxY9LDl5eAwdqCvu4VFDBqjMhICkGBVM5L6MeWp4z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