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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1701—1754）是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现代文学巨擘鲁迅、茅盾都说《儒林外史》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年，就在首都举行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的大会。在古典文学家中这是首次。
诗是心灵的呈现。把吴敬梓留下的两百多首诗编年排出加以解读，本身就是一本心史。再参合诗人的行迹，分段“传论”心路历程，就成了这部诗传。
吴敬梓的亲友留下不少关乎他的诗文，其中好友稔交程晋芳写的《文木先生传》是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深度的头一篇吴敬梓传，不长，全录于下，让读者对传主先有个概识：
先生姓吴氏，讳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
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原缺，应为“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
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
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先数日，裒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
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内阁中书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毂原适客扬，告转运使卢公，殓而归其殡于江宁。盖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子三人：长即烺也，今官宁武府同知。
论曰：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傥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勉行堂文集》卷六）
按：“人生只合扬州死”句出张祜《纵游淮南》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全唐诗》卷五百十一）非杜牧诗。程晋芳对传主逝世日期等的记忆也不一定准确。
照《勉行堂文集》编年，此传约写于1770—1771年间，即吴敬梓逝后十六七年。
此传绝非泛泛谀墓、溢美套话，而是知人之论、切中肯綮，从传主的生存状态到思想精神到性格气质，都有真切的第一手记述，洵为最宝贵的历史文献。本书征引处以“程传”标注。
《儒林外史》之外，吴敬梓有诸多诗文著述。1921年发现了他自编的四十岁前的韵文作品集《文木山房集》四卷（乾隆间刻本），共一百八十八篇，次年胡适先生据以撰作了《吴敬梓年谱》。其后近七十年，又陆续发现四卷本《文木山房集》外诗文逾三十篇。1990年，陈美林教授出版了用功很深的《吴敬梓评传》。其后二十年，发现了《文木山房诗说》等吴敬梓著作和有关文献。2011年，李汉秋、项东升的《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问世。近几年，学术新锐又发现吴敬梓诗七首和其稔交写的《〈儒林外史〉题辞》等若干重要文献。百年来，经几代学者的努力，陆续发现了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之外的诗文作品凡四十篇、经学著作《文木山房诗说》四十三则，还有吴氏稔交的诸多文献。这样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吴敬梓的认识。几位研究者像跑接力棒似的，一棒接一棒为吴敬梓编谱作传，为其作品系年。本书接过他们传来的接力棒继续前奔，没有前行者的业绩就没有后行者的劳绩，饮水思源，怀着虔敬之情感谢前修时俊！
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随着民族的复兴、思想的解放，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大大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进一步端正，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好的文化环境，可以让我们更科学、更客观地把握“吴敬梓”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
言者为心之声，尤其是诗歌，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是发自肺腑的心灵独白，显现活生生的心灵，凭借这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可以探知吴敬梓的生存状态、文化心态，深切感受他的人生态度、人格性情。诗文编年是非常有意义的，清人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例略中就说过：“叙诗之法，编年为上，别体次之，分类又其次也。”把它们编年串起来，就成为吴敬梓自己以诗显现的心态发展史、心史、心传。借此我们可以窥见吴敬梓的精神世界、心路历程。余不揣寡陋，打通体裁、逐一编年，并试加阐论，撰作这本《吴敬梓诗传》。余习研《儒林外史》虽历六十年，但才疏学浅，力有未逮，讹漏难免，敬请方家大雅不吝赐教。
本书参合吴敬梓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分为七卷，另加卷八。人思想的发展像流水一样不能截然分切的，七卷之间是连绵不断的。下述每卷的卷名短语侧重显其行迹，在卷名下另有联语，侧重显其文化心态。
卷一，家世自述。吴敬梓《移家赋》在序之后首先自述其家世甚详。
卷二，丁忧祖居。吴敬梓十四岁侍父赣榆后又为父丁忧守丧在祖居，直到二十六岁。其间吴敬梓基本上是在父祖家族的气场中成长。
此卷收录吴敬梓从十五到二十六岁的诗词十篇，时间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清雍正四年（1726）夏。
卷三，乡里子弟戒。此卷时间点为吴敬梓二十六至三十三岁，清雍正四年深秋至雍正十一年初。这是吴敬梓独立直面社会后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留下诗词二十三首。
卷四，移家头三年。三十三岁时从全椒移家南京，是吴敬梓生活世界的大开拓。在这片新天地里，他的诗兴勃发，仅从三十三到三十五岁，即从清雍正十一年至十三年在南京的头三年，就留下诗、词、赋、文五十五篇，其中有长达三千多字的鸿篇《移家赋》。
卷五，鸿博暨余波。乾隆元年丙辰（1736）膺荐参加博学鸿词试，这是吴敬梓一生中的大事，其思想起伏波动也较大。他以诗歌记录这段人生旅程和心路历程。从清乾隆元年至二年，即吴敬梓三十六至三十七岁的短短两年，留下的诗、词、赋、文就有四十五篇。
卷六，《儒林外史》创作。《儒林外史》的创作，始于何年难确证，乾隆元年参加鸿博试之前有可能已写或构思了一些章回，乾隆二年又重新继续写作，乾隆四年吴敬梓三十九岁生日写《内家娇》词，更明确了要“休说功名”，做自己的事，专心写作，小说完成于此后的十年间。此卷诗、词、文见于乾隆版四卷本《文木山房集》者五十五篇，且累辑四卷本《文木山房集》未及收录之诗文，再加上《儒林外史》卷首卷尾词二首，共得七十三篇。
卷七，治经撰《诗说》。晚年他把“治经”视作“人生立命处”。清乾隆十四年后完成《诗说》四十三则，一万多字。加上写于此期的《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和《尚书私学序》。
卷八，鹤驾扬州言立寰宇。以晚年时亲友的诗作显其晚境和仙逝情况。以《儒林外史》的世界声誉显其立言不朽。
吴敬梓的诗作自有其独立的文学价值，他取神韵、性灵、格律诸派之长而自成面貌。他是学者兼诗人，其诗兼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其词兼豪放与婉约之胜；其赋既继承了铺张扬厉的汉朝大赋的体制，又具有南北朝骈赋的特色。
吴敬梓不仅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熔铸在杜少卿形象里，而且以他的许多亲友作为生活原型来塑造《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写杜少卿和与他相关联的情节，带有某些自传体小说的纪实色彩。因此，对他家世生平和交游的考察，就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小说作者的了解，同时亦为研究《儒林外史》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物原型如何改铸成为小说形象？生活真实如何提炼成为艺术真实？吴敬梓的诗文不仅为杜少卿的原型（吴敬梓自己）提供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而且涉及《儒林外史》中许多人物的原型，如：杜慎卿的原型吴檠、虞博士的原型吴蒙泉、武书的原型宁楷、牛布衣的原型朱草衣、季苇萧的原型李啸村、萧云仙的原型李亩（字俶南）、汤镇台的原型杨凯、余特和余持的原型金榘和金两铭、沈琼枝的原型张宛玉沈珠树、来霞土的原型王昆霞、韦四太爷的原型朱乃吾、蘧公孙的原型李本宣、高翰林的原型郭肇鐄、宗姬的原型周榘、诸葛天申的原型司徒左文等等。（人物原型的资料详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本书致力于以下三性，并按其需要建构体例。
文化性。传主是学养渊深的文化人，每卷首设“传论”，对传主本阶段的心态、思想，从传统文化儒道佛的宽阔视域，作文化性的研究阐述，立一家之言。详下述。
资料性。如前所述，近年又陆续发掘出好多重要文献资料，本书收齐迄今发现的全部吴敬梓诗词文赋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文献。为保持其完整性，本书避而不用按“论”的需要而采撷诗句，致使原诗割裂的做法；本书单立“传论”，然后有完整的“编年诗品”，以便于阅者一卷在手，就可以在充分占有原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解读性。传主的作品用典繁富，本书的“编年诗品”，对每篇作品不仅作编年、作总体性的“题释”，而且逐句作“句释”，长作品如《移家赋》还作分段分节阐释，与读者一起努力读懂其原作。
关于文化阐释还得申说几句。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激进精英层、主流层，时断时续、时隐时显、时弱时强地对传统文化抱着偏激的态度，那时候，通常把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视为“封建思想”，把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义礼乐等视作“封建教条”，把孝等传统美德贬为“封建道德”。在“两个决裂”的思想笼罩下，似乎决裂得越彻底才越进步，仿佛与儒道佛思想、传统美德彻底决裂才算进步。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才逐渐正本清源。作为跨世纪的人，回首往昔，真有跨世纪之感！现今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从强调批判决裂过渡到重视传承发展。现在看来，对待传统文化，绝非一个简单的彻底决裂了事，更不能以决裂的程度定高低。
过去对吴敬梓及其作品中的道家、佛禅思想因素持无视或贬抑态度，只重儒家。著名美籍汉学家夏志清在其名著《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六章《儒林外史》中阐说道：“《儒林》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尽管很有见地，可惜于小说所呈现的传统文化的其他构成因素，如道家思想因素，他却擦肩而过。
我们所讲的道家、佛家，是就其学说的思想体系，就其学理而言，与道教、佛教虽有关联，但却不是一回事，不可等同。更不能以传主对一些道士、释徒的否定性描叙来代表传主对该派学说思想的否定，正如不能以传主对一些儒士的否定性描叙来代表传主对儒家的否定。
习近平同志即使是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到传统文化时，也总是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来论述，并说：“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
隋唐以降，儒、道、佛三家既相互争辩，又相互影响、相互融摄，以儒为核心形成三家相融的传统文化共同体。它们融汇流淌于士大夫的血管。通过士大夫心灵而创造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文化意蕴浓厚的作品，其中往往既有儒家的元素又不乏道家和佛禅的因子。
儒家要入世，道家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两种需要，所以儒道互补是常态。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就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又希冀人相对超脱和自由，时或需要超越俗世烦恼，以求得心态平衡。往常说，得志时居儒家心态，失意时循道佛心态，我过去也是这么认识的；现在我进一步觉得这不仅是得意失意时分别各取的两面，而且是多面人生中的两大方面、人的精神多面需要中的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的欲望和功业，在古代中国这属儒家范畴；另一方面是精神的超越、心灵的解放和灵魂的安顿。这第二方面，西方传统社会常倚重宗教，许多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同时是宗教信徒。而古代中国常以老庄道家和佛旨禅宗为补充，白居易、苏东坡就是显例。
人在世上，做事要执着，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死胡同而跳不出，用吴敬梓的诗譬喻是“钻窗蜂太痴”。世间事，必待能看透、看破、领悟自然之大规律，方能想得通、化得开、放得下，方能舍得，方能跳出，方能超越，方能顺其自然、参天地之造化。
人总要有自我的精神解脱。人总有不顺利不顺心之事，大到人生道路上的挫折错失，小到生活细事上的失算差错，也总要找到自我解脱、自我宽解、自我慰藉之方，甚至是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暂时宽慰，否则一味苦恼悔恨是无法活下去的。这也是精神上的―种自我保护。老庄哲学、佛旨禅心就可以起到辅助超脱、解脱的作用。古人讲的涵养心性，就常包含儒释道的内容（详见卷六“传论”）。
成熟之后的吴敬梓就是这样来平衡心态，坚韧地生活下去创作自己的小说。重视儒家而又突破了只重儒家的视域，吴敬梓《儒林外史》研究的道路可能就更宽阔了。
学海无涯，余生有限，唯愿能作成小舟一叶，与学者共渡一段研究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航程，送学者扬帆远航。
笔者愿望的实现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童子乐和社领导，感谢全椒县政协的支持，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学长为本书题签，感谢学术新锐叶楚炎为本书写引评，感谢井玉贵和陆锋同志以及我老伴朱蔚云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