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叫 公 ，其内底的一篇98字的铭文，引起学术界的震动。铭文劈头便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撇开铭文的其他重要内容不论，仅这十来个字，就说到了中国古代地理的一桩大事，即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每个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历史传说，大概在小学课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大禹治过水后，他所经行过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变得文明，没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蛮世界，所以“禹迹”就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因为“九州”说出了一套地理分区体系、一个大范围的地理格局。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多有记载，而最经典的历史文本是《尚书》中的《禹贡》篇。在王朝历史时期，《禹贡》属于儒学经典，备受尊崇，人们笃信大禹治水、分画九州是事实。到20世纪初，中国王朝体系崩溃，旧学沦落，新思潮涌现。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指出传世文献记录的东西不是那么可靠，于是纠正了不少对早期历史的误传。关于大禹治水这件事，传世文献的记载受到怀疑，而确凿的证据只有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谨慎的人只追溯到春秋战国，不敢讲得再早。

现在， 公 的发现及其铭文的释读，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西周时期。有了这个证据的支撑，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的记载也相应增强了可信性。我们可以确信，在大约三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流行了。

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但传说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传说表述的观念应当是真实的。在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对大范围疆域得以整治的积极颂扬，和对其做一体分区的认知方式。这些东西都是西周时代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铜器铭文证据显示，到了春秋时期，无论是东方的齐国还是远在西方的秦国，都存在着这样的颂扬和认知方式。

我们一般把“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秦始皇，而说周代是一个分封割据的社会。但是在许多观念上，特别是在地理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东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现了。除了“禹迹”这个仍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性地域概念外，周人还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体，是更成熟的一体性地域概念，“九州”则是它的分区。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所称颂的平水土、画九州的伟业都是在禹的名义下完成的。这说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禹所处的夏朝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时代。不管周人做了怎样的夸张，但绝不会是无端的编造，我们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对于周人所传颂的事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这次发现的 公 铭文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的内容。铭文中将大禹治水与“明德”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已成为“德”的重要例证。“德”，是周人着重宣扬的精神崇拜对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大禹治水与“德”的联结，说明“禹迹”“九州”这些连带性观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发展，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的大一统地理观念之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桩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