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两宫太后带着皇帝和两位公主，由原路启驾回宫，一路上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出警入跸，常在日间，像这样的现象，甚为罕见，因此第二天颇有人议论其事，等一传入宫中，安德海自然要献殷勤去说给慈禧太后听。

她心里当然不高兴，寒着脸问：“倒是些什么人在嚼舌根子啊？”

一问到此，安德海计上心来，说了几个御史和翰林的名字——这些人，慈禧太后是约略知道的，平时常站在恭王那一面。

“不过也就是那几个人。”安德海又说，“别人可不像那些人这么糊涂，都说两宫太后操劳国事，教养皇上，比谁都辛苦！七爷跟五爷，奉请两位太后到府，不过听个戏，这如果算过分，王府里三天两头摆酒或者唱戏，那该怎么说呢？”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哪个王府常常摆酒唱戏呢？”

“哪个王府都一样。”

慈禧太后有句话在心里盘旋又盘旋，终于问了出来：“六爷呢？”

安德海早在等着她问这句话，随即以毫不经意的语气答道：“六爷不在府里玩儿。”

“在哪儿？”

“主子没有听说过？”安德海故意讶异地问，“六爷有个园子。”

“是‘鉴园’吗？”

“就是鉴园，大着哪——在后湖，大小翔凤胡同。鉴园有一宝，宫里连热河行宫算上，全都给比下去了。”

“噢！”慈禧太后越发注意了，“是什么宝啊？”

“好大好大的一面水晶镜子，搁在楼上，镜子里船啊、人啊、水啊，清清楚楚的，简直就是把个后湖搬到六爷园子里去了。”

慈禧太后想象着那镜中的景致，心里说不出的一种酸酸的滋味，同时嘴角现出冷笑，那双凤眼，看上去也格外地往鬓边拉长了。

“又是王府、又是园子，给他‘双俸’可又不肯要，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才够开销？”

“六爷就要了‘亲王双俸’，可也不够开销啊！”安德海慢吞吞地说，“那就不如不要，还落个名儿。”

话中有话，而且所关不细，慈禧太后不免考虑，是开口问他，还是让他自己说？

自然是让他自己说！但这得有个驾驭的方法，略想一想，她说：“你也别听那些人的谣言。”

小小的一条激将之计，就把安德海的话都挤出来了。他把恭王府“提门包充府用”的公开秘密，加油加酱地形容了一遍——事情是有的，当国的恭王，有许多意外的支出，尤其是三天两头就有的恩赏，哪怕是御膳房所装的四样点心，太监奉旨颁到府里，就算一大恩典，必须厚犒使者，因此，恭王常苦财用不足。他的老丈人桂良出了个主意，把来谒见恭王的官员赏赐王府门上的“门包”，提出一个成数缴到账房里，补助王府的开支。这一来，“门包”自然加大了，成为变相的纳贿。

慈禧太后对此原有所闻，现在知道了详情，不住冷笑。快过年了，她在心里想，且摆着，慢慢儿来，总有一天要让恭王知道厉害。

这一个年自然过得特别起劲。宫中岁时令节，原有许多热闹好玩的节目，往年丧服未满，大难未除，一概蠲免，这一年可得好好铺张一番了。

安德海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借着过年添新换旧为名，开了长长的一张单子，去找内务府的官员要东西。

单子打开来一看，把内务府的司官吓了一大跳，“我的安二爷，”他苦着脸说，“这差使叫我们怎么当。”

“怎么？是多了不是？”他很轻松地说，“好办得很，你拿笔画一条红杠子，我把单子拿回去跟两位太后交了差，不就没事了吗？”

这明明是拿“大帽子”压人，内务府的司官不敢答腔，唯有忍气吞声，跟他慢慢儿磨。但一场冗长的谈判，几乎并没有什么结果，安德海口口声声“太后交代的”，所作的让步，非常有限。

承办的司官无可奈何，只能好茶好烟奉承，先把安德海稳住了，然后拿了那张单子去见堂官——内务府大臣明善。

明善也感到为难，但他能做的主，又非司员可比，指示了一个宗旨，凡是库里现成，不必支款购置的，不妨尽量拨给。于是又要先查库账，正搬出一大堆账簿与单子上所开列的品目数量在查对时，有个苏拉来报告明善，说恭王来了。

恭王兼领着“管理内务府银库”的差使，实际上等于内务府的第一号权力人物。当明善起身迎接，还未出屋时，他已走上了台阶，从窗户中，一眼望见大批账簿，便不回自己屋里，一脚跨了进来，却又不问账簿，只说：“我看见小安子在外面大模大样坐着。他来干什么？”

明善不敢隐瞒，照实答道：“他奉了懿旨，来要过年的东西。已经商量了半天了，商量不通。”

“怎么叫商量不通？”恭王心里已有些冒火了，“他要什么东西？拿单子来我看！”

语气冷峻严厉，明善颇为失悔。他不想得罪安德海，但话已出口，再要为他回护，那是欲盖弥彰，不但没有效果，而且可能会引起恭王的怀疑，把自己牵连在内，太不智了。

于是他把单子送了上去。恭王接在手里一看，脸上越绷越紧，虽未发怒，却比发出怒声更令人畏惧。

“拿‘则例’来！”他说。

各衙门都有“则例”，详细记明本衙门的职掌和办事的程序，内务府的则例中，有太后、皇帝、皇后、妃嫔和皇子、皇女按日、按月、按年所应得到的供给。恭王等把则例拿了来，看着单子一款一款地问，该给的画个圈，不该给的，老实不客气，取笔一杠子把它勾销。这样亲自处理完了，把笔一掷，吩咐明善：“照这个数给！有例不减，无例不兴。你告诉小安子，他再要借事生非，小心他的脑袋！”

明善和他的属官不敢把恭王的话照实传给安德海听，反倒赔上不少好话。同时看库中有敷余的东西，悄悄地又添上些，但是恭王大刀阔斧地删减得太多了，小小的添补，无济于事。

安德海心里虽有些懊悔，顺风旗不该扯得太足，搞出这么一场没趣，可是这丝悔意，一现即没，接下来便是又气、又恨、又着急。

着急的是：第一，在慈禧太后面前交不了差，要东西要不来，显得不会办事；其次是已经在宫里夸下海口，说只要他到一趟内务府，不怕他们不给。而现在呢？依然只是一份任何人都可以要得到的例规。这面子可丢得大了！

这一急非同小可！而且因为恭王还在内务府，他也不敢发牢骚，说气话，只铁青着脸，连连冷笑，把恭王亲自勾过的单子，拿了就走。

刚走出大门，只听得有人在喊：“安二爷，安二爷！”一面喊，一面已走上来拉住了安德海的衣服。

回头一看，是内务府一名打杂的笔帖式，名叫德禄，也算熟人。安德海便皱着眉问：“干吗？”

“知道你今儿不痛快，”德禄赔笑道，“想请安二爷喝一盅。”

“哪儿有跟你喝酒的工夫？”

“我知道。不是这会儿。”德禄把声音放低了说，“快到年下了，不弄两子儿，这个年可怎么过呀？”

这句话说到了他心里，想了想问道：“什么事儿？费挺大的劲，弄不着几两银子，我可不干。”

“当然不是百儿八十的。也不费劲，只要安二爷你到一到，就有这个数！”说着，伸出一个手指来。

“一百？”

德禄使劲地摇着头，并且矜持地微笑着，仿佛觉得他所见太小似的。

“一吊？”

“对了！”

“一吊”就是一千。只到一到就挣一千两银子，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安德海不由得也摇头。

“安二爷你不信是不是？那也不要紧，今儿晚上咱们‘老地方’见，喝着酒，我细细说给你听，你要觉得不行，就算我没说。反正喝酒消寒，总是个乐子。”

听他的语气，看他的神色，是那种极有把握的泰然，安德海心想：管他呢？且扰他一顿，听他说些什么再作道理。

于是点点头说：“好，今儿晚上，老地方。你要冤我，你看我可饶得了你！”

德禄笑笑不答，安德海也管自己走了。因为有了这一个意外的机会，同时打了一会岔，心里便觉得好过得多。回至长春宫，先不到慈禧太后那里，在宫后自己起坐休息的那间屋子里，找了个小太监来，先打听打听慈禧太后在干些什么。

“主子上‘东边’去了。怕得到晚上才会回来。”

“怎么啦？”

“咦！”那小太监诧异地问道，“怎么，二爷你还不知道吗？‘东边’娘家的老太太，今儿个没了。”

“啊！我真还不知道。”说着，已把身子站了起来，“我到‘东边’去看看。”

“二爷！”小太监拉住他说，“我还告诉你，老五太爷也差不多了，外面传进来的话，只不过拖日子，拖一天是一天，反正是年里的事。主子直叹气：‘好好一个年，都叫丧事给搅了！’看样子心里挺不痛快的，你上去可当心点儿！”

明明是一番好意，安德海觉得最后两句话不中听，倒像受了侮辱似的，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骂道：“去你娘的，你可当心一点儿！”

小太监挨了骂，还不知道他的气从何而来，望着他的背影，咬着牙低声骂道：“不知好歹的东西！走着瞧吧，总有一天，皇上要你的脑袋！”

安德海却是扬长去了。到了“东边”，刚一踏入绥履殿，便听见哭声，殿外太监、宫女一个个神情哀戚。他也被提醒了，赶紧拉长了脸，悄悄挨近东暖阁。从窗户中望进去，只见慈安太后掩脸大哭，慈禧太后拿着手绢，正在陪泪，两位公主也是眼泪汪汪的，却不断劝慰慈安太后。唯有小皇帝没有掉眼泪，站在一边，怔怔地望着，仿佛还不解出了什么事似的。

这时候内务府大臣明善也已得到消息，赶来照应。太后的寝宫，不得擅入，只在门外候旨，让那里的总管太监进去奏报。

于是慈禧太后出临，就在廊上吩咐，召见明善。

安德海一见这情形，抢步上前，请着安说：“奴才早在这儿侍候了。”

“嗯。”慈禧太后问道，“去过内务府了？”

“是！”

“怎么样啊？”

安德海不便在这时候多说，而且知道她这时也无心细听他的话，所以这样答道：“回头等奴才细细回奏。”

这时明善已奉召而至，跪在院子里听慈禧太后问道：“荣敬公夫人故世了。该怎么办呐？”

慈安太后的父亲，曾任广西右江道的穆扬阿，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荣敬”，所以慈禧太后称慈安太后的母亲为“荣敬公夫人”。太后、皇后的父母去世，该有什么恤典，明善已查了旧例来的，当即把前朝的成例，一一说了给她听。

别的都没有什么，只另拨治丧银两一千两，慈禧太后觉得太少了，“多送点儿行不行呢？”她问。

明善不敢说不行，也不敢说行，怕凡事撙节之际，恭王会责备他慷公帑之慨。所以想了想答道：“那全在皇上的孝心！”

“这样吧，”慈禧太后想了想说，“送三千两好了。广科没有当过什么阔差使，境况也不怎么好。”

“是！”明善答应着。看看没有别的指示，便跪安退了出去。回到内务府立刻通知“广储司”，打了张三千两银子的银票，亲自送给慈安太后的哥哥，袭封承恩公的广科。

在绥履殿的慈禧太后忽然想起，太后的尊亲病故，皇帝该有优诏。于是招招手把安德海叫来吩咐：“你到军机处去看看，有谁在？”

“是！”安德海问道，“主子在哪儿‘叫起’，是养心殿还是这儿？”

“就在这儿好了。”

安德海便又赶到军机处，没有军机大臣，却有值班的军机。他本想把慈禧太后的话传了下去，但又转念，不如趁此机会先替恭王找点小麻烦！

这样想定了，转身便走，回到绥履殿向慈禧太后禀报：“什么人也没有！”

“奇怪啊！知道这也算一件‘大事’，必有旨意，怎么不见人呢？难道是不知道消息吗？”

“六爷就知道。”安德海极有把握地说。

“怎么呢？”

“六爷在内务府。”安德海说，“奴才打内务府来，亲眼得见。”

这就不对了，慈禧太后有些不平，不论如何，太后是他的嫂子，哪怕就是民间，嫂子娘家父母去世，姻亲晚辈也该来慰问一番，看看有什么事可以效劳奔走，这样子不闻不问，未免差点理！

已是对恭王深为不满了，当天晚上又听到安德海的报告，说送到内务府要东西的单子，为恭王丝毫不留情面地大事删减。这一下把多少天来所积在心里的怨恨，化成熊熊的怒火，肝气虽不曾发，却也气得一夜不曾好睡。

第二天起身，自然精神不振，肝火上升，引起了偏头痛，脾气越发不好，迁怒到太监、宫女身上。炉火不旺、茶水不烫，都受了责罚，甚至有个乡音未改的太监，在被问到天气时，说了句“今儿个生冷生冷的”，嫌他“生冷生冷”不中听，也挨了一顿板子。以至于长春宫里的太监、宫女，个个惴惴不安。

这骤然而临的脾气从何而来，安德海心里明白，也暗暗高兴，但他又怕此时发作，变成打草惊蛇，无益有害，得要设法先压一压。

于是在传早膳时，他亲自盛了一碗莲子粥，捧到慈禧太后面前，轻声说道：“主子也犯不着为他生气。只看着好了，三年前不有个样子摆着吗？”

“三年前？”慈禧太后看着他问。

“是！”安德海声音很轻，但相当清晰，“三年前，在热河。”

这是非常明白了！慈禧太后把双金镶牙筷放了下来，剔着牙细细在想，想当初制裁肃顺的经过。将及三年半的时间，想到肃顺便会冒火的情形，早就消失了，此刻就像想别人的事那样，极冷静，也看得极清楚，当初那种动辄冲突、公然不满的态度，实在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天谴肃顺，叫他骄狂自大，从未认真想过她与恭王联结在一起所能发生的作用，只怕真有不测之祸。

于是她懂得自己该怎么做了。依然扶起筷子，等从从容容把一碗莲子粥吃完，脸色不但变得和缓，而且看上去显得很愉悦似的。

“你到东边去看看！”她向安德海说，“就说我说的，要是今儿精神不好，就不必到养心殿来了。好在今天也没有要紧事。”

果然没有什么要紧事。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恭王和军机大臣，倒是把慈安太后娘家的丧事谈了半天。说起后父封为“三等承恩公”的由来，恭王回明了这个典故：后父封为“承恩公”是雍正年间的事，到了高宗晚年，把这个例封的公爵，定为“三等”，理由是不劳而获的“承恩公”，与栉风沐雨、出生入死、在军功上得来的公爵，不可同日而语。

在说这个典故的同时，恭王附带提到了本朝对于外戚宦官之祸，特加警惕，以及高宗多方裁抑后族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说得隐隐约约，不露痕迹，但慈禧太后听入耳中，自然恼在心头，只不过表面一丝不露。不但不露，还显得比平时亲切，絮絮地问起老五太爷的病情，也问起皇帝在书房的功课，甚至还问起各人家中过年的情形和用度。

恭王只当她想要有所赏赐，赶紧拦阻，却不明言，只说财政困难，找到个谈及军务的机会，提高了声音说：“目前新疆、甘肃两处，只要粮饷不断，军务一定会有起色。甘肃的协饷，山西负担最重，‘解池’的盐课四十几万，扫数拨归庆阳粮台，另外还有各省的协饷——各省的协饷，亦不尽是甘肃一处，新疆南北两路，乱势猖獗，派兵出关，也要各省筹拨。”他不自觉地微喟着：“嗳！真是难得很。”

他说难，是筹饷的困难，慈禧太后却故意装作不解，当他是说难以调兵，于是问道：“不是已有定议了吗，派鲍超的‘霆字营’出关。”

“是。”恭王答道，“鲍超所部，原有八千多人，另调川兵四千，再招募步勇、马队，总得要两万人。这笔粮饷，每月就是十几万。臣想由各省自行认定数目，按月如数拨解。”

他根本未说“请旨办理”的话，慈禧太后也就不置可否，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还有定陵的工程，盛京太庙和福陵的工程，处处要钱！各省也很为难，唯有精打细算，能省一文就省一文。”

又说到慈禧太后不爱听的话了！不过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她觉得不爱听便不作声，不是一个好办法，至少应该问问各省的情形，谁好谁坏，心里也有个数。

因此她说：“各省督抚，官声不一，到底实心办事的有哪几个？”

这话大有出入，恭王想了想才回答：“最得力的自然是山西。”

“嗯！听说沈桂芬清廉得很。不过，”慈禧太后说，“这也是山西地方好，没有遭什么兵灾，当然应该多出点儿力。还有呢？”

是问还有什么好督抚，恭王却突然想起了两广总督毛鸿宾和广东巡抚郭嵩焘，心里仍不免生气——毛鸿宾和郭嵩焘曾捐俸助饷，同时声明，不敢接受任何奖励，事情做得很漂亮，话说得更漂亮，所以恭王与军机大臣商量的结果，依旧“交部从优议叙”。另外前任学政王某捐的银子，则移奖其子弟，以为激劝。

哪知上谕一下，毛鸿宾和郭嵩焘奏请仿照王某的例子，所得的“优叙”也移奖其子弟。这一下，不但显得他们以前的漂亮话言不由衷，而且是变相地为其子弟捐官。恭王一时发了大爷脾气，拍桌大骂：“谁希罕他们那几个臭钱，还了给他们！”当然，不光是“发还”，毛郭二人以“所见甚为卑陋”和“不知大体”的理由，“交部议处”。

吏部已经议定，尚未奏报，恭王忽然想起，特为在这时先作面奏。

吏部拟的处分是，照“不应重私罪例，降三级调用，无庸查级纪议抵”。这就是说平时有“加级”和“纪录”的奖励，可以抵销而不准抵销。

等恭王陈奏了这个拟议，慈禧太后心想，降三级调用，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便都要开缺，也许恭王夹袋中有人在图谋这两个肥缺，所以借故排挤。偏要教他不能如愿！

于是她说：“郭嵩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虽跟肃顺有往来，可不是肃顺一党，前两年在两淮整顿盐务，很有点儿劳绩，在广东跟英国人打交道，也亏他肯争。”

说到这里，她看着恭王没有再说下去。这不赞成如此处分郭嵩焘的态度，是很显然的。恭王原也很欣赏郭嵩焘是个洋务人才，所以退让一步，应声：“是！”

“毛鸿宾这个人怎么样呢？”

“这个人，才具不怎么样。”恭王答道，“听说他在广东，官声也不好。”

“他是什么出身？”

“道光十八年的翰林……”

“那不是宝鋆的同年吗？”慈禧太后打断了他的话，直接向宝鋆垂询，“你这个同年，居官如何？”

宝鋆不能不出班回奏，毛鸿宾是山东人，凭藉湘军大老起家，为人实在不堪当封疆之任，但既为同年，不便说他的坏话，只好这样答道：“臣与毛鸿宾虽是同年，平素不大往来。曾国藩也是道光十八年戊戌正科出身，毛鸿宾跟他拜过把子，常在一起。”

“跟曾国藩一起的人，大概错不到哪儿去。”慈禧太后很容易地否定了恭王的本意，“不过处分当然该有，我看，改为革职留任吧！”

“革职留任”只需遇到机会，或者国家的庆典，大沛恩纶，或者本人的劳绩，照例议叙，一道上谕便可消除处分，丝毫无恙。倘是降三级调用，从一品的总督，外用则降为掌理一省司法的臬司，内调则为“三品京堂”，也只有通政使、大理寺正卿这少数几个缺好补，那时再要爬到原来的位子，可就得要大费气力，所以轻重出入之间，关系甚大。但有“革职”的字样，也算“严谴”，恭王没有理由坚持非降调不可，只好遵旨办理。

退朝以后，慈禧太后回想经过，十分得意。同时也有了极深的领悟，话要说在前面，才不致受制于人。以太后的地位，就算稍微过分些，臣下也一定勉强依从——如果有人反对，一定要在他们把反对的话说出口以前，便设法消弭，这个方法就是像这天利用宝鋆那样，以甲制乙，以乙制丙。每个人都有爱憎好恶，可以用他人所憎攻自己所恶，也可以用他人所爱成自己所好，只在自己细心体察，善为运用，一定可以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此刻她才真正了解了“政柄操之自上”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政柄”？就是进退刑赏的大权。钱，诚然在别人手里，不容易要得到，但只要用人的权在自己手里就行了！要用自己没有主张、唯命是听的人，那一来要什么有什么，岂仅止于钱而已？

如果恭王不听话，就让他退出军机，找肯听话的人来。他绝不会比肃顺更难对付。她这样在想。 7lH7Ec3uAFBusKJ07qy1gqUmvlXoSWv5bBQqmx9bLoHMte7sfvSK2WxdnfIxk2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