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官曾会衔的奏折中，和折差所谈，京中知道了当时克复江宁的详情。自龙膊子掘地道，轰出太平门二十余丈的倒口，是李臣典的倡议，而且就由他在“地保城”与江宁城上，清军与洪军炮火互轰、昼夜不绝的苦战中，加紧开挖。到六月十五，地道完工，随即填上六百多袋火药。这天早晨，“忠王”李秀成还抽调了一批死士，出城猛扑，湘军几乎支持不住，功败垂成。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六，在直射的烈日之下，引发了药线。事先由曾国荃召集部下诸将，征询志愿，排定冲锋的序列：原籍贵州黎平的朱洪章打头阵，第一队从倒口冲上去，“忠王”李秀成亲自领兵拦截，四百多人，全数阵亡。等前仆后继的第二队两千多人，一鼓作气冲了上去，才算站住脚。于是后队续上，分成三路，中路猛冲，左右两路绕城抄袭后路，洪军始有崩溃之势。

血战到夜，只见各处伪王府纷纷起火，据说“幼主”洪福瑱合门自焚，而“忠王”李秀成却是被擒了。

曾国藩所开的立功将领名单，李臣典第一，他不在“先登九将”之列，只以挖掘地道成功，为大胜的关键所在，因而论功居首；其次是萧孚泗，因为李秀成是他部下抓住的。至于首先登城，首先入“天王府”并擒获洪秀全次兄洪仁达的朱洪章，列名第四。

这个捷报一传，又一次震撼了九城。不但江宁尽归掌握，洪福瑱焚死，李秀成被擒，大江南北的洪军虽多，失却凭依，不战自溃，是这样才可以说一句洪杨已平，必无后患。

于是许多寄寓京师有家难归的江南人，记起陆游“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特为设祭，焚香祝告。宫内也是如此，当捷奏递到的那一刻，两宫太后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醇王奕譞恭诣文宗陵寝，申告其事。

第二天七月初一，王公亲贵，一品以上的大臣，进宫叩贺，各递如意。然后就要论功行赏了——恭王与军机大臣已经密议了好几次，用本朝从无文臣封王封公的先例为理由，封曾国藩为一等侯，锡以佳名，号为“毅勇”，这却又不像文臣的称号了。

曾国荃的爵位次一等，封为威毅伯。李臣典是一等子爵，萧孚泗是一等男爵。此一役中，获“五等封”的，就只这侯、伯、子、男四个人。曾国藩的侯爵“世袭罔替”，其余的都是及身而止。李臣典甚至一天的“爵爷”都没有当过，恩封诏旨到日，他已经在七月初二病故了。

此外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普加异数，官文和李鸿章也封了伯爵，独独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在其内，因为浙赣两地，尚未敉平，封赏不能不缓。但有江宁克复的煌煌恩典在，左宗棠和沈葆桢自然会格外奋勉。这是朝廷一番策励的深心。自然，京内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衙门有功的人员，亦都论功行赏。大致说来，赏得其平，人心大悦，但朱洪章仅得五等封外的一个骑都尉，颇有人为他不平，认为曾国荃因为他不是湘军将领而有意歧视，李臣典的那个子爵，得来未免容易。

过不多久，曾国藩从安庆到江宁亲自视察以后，奏报络绎，详情愈明。同时也有许多人从前方到京，细谈起来，连萧孚泗的那个男爵，封得也叫人不服。他的得膺上赏，是为了生擒李秀成的缘故，但不是力战屈人，只不过李秀成逃到山上破庙里，为乡民掩护藏匿，他以随身所携珠宝作酬谢，不料另有一批乡民，见利相争，结果李秀成倒楣，被捆送到官军营里，这一营正是萧孚泗的部下。所谓“生擒”的真相是如此。

另有许多人相信这一个说法，曾国荃的厚爱萧孚泗，别有缘故。当城破之时，首先冲入的朱洪章，由中路直攻“天王府”，生擒洪仁达，其时已将黄昏，朱洪章进府搜杀，封闭府库，紧闭辕门，派两营兵守护，等待曾国荃来处理。随后，萧孚泗便来接防，这一夜工夫，把“天王府”中所积聚的财货，搜劫一空。到了第二天中午，不知如何，一把火起，“天王府”烧得干干净净。因为萧孚泗对曾九帅有这番大功劳，所以借生擒伪“忠王”为名，奏报时列名在第二，恰好轮到一个男爵。

这些话虽言之凿凿，到底是道路传闻，可能出于妒嫉曾国荃勋业的有意中伤，但不久有曾国藩的一个奏折，似乎证实了道听途说，不为虚言。

他的奏折上说：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

恭王看到这个奏折大为不悦，而且也像曾国藩那样，“翻增焦灼”。慈禧太后曾经提醒过他，大乱一平，百废俱举，要早早准备款项，而他想用接收而得的财货，用于办理善后的打算，如今是完全落空了！

不过，恭王在眼前还没有工夫去追究这一层。在同一个折子中，曾国藩奏报：“洪秀全、李秀成二贼酋分别处治”的情形——洪秀全的尸体，在“天王府”的一个假山洞中发现，经曾国藩亲自检验后焚毁；李秀成则在七月初六黄昏处决。上谕原命戮洪秀全的尸“传首东南”，李秀成则解到京城行“献俘礼”，曾国藩都未照办。还有“伪幼主洪福瑱查无实在下落”，尤其不能令人安心，不得不拿曾国藩抄送军机处的李秀成的供词来好好研究一下。

为了天气太热，也为了格外保密，恭王把军机大臣们邀到他的别墅“鉴园”去小饮，传观李秀成的供词，一共一百三十页，两万八千多字，颇花了一些时间，可是这还不是供词的全部。

曾国藩到江宁，曾亲自提审李秀成一次，随后便委交他的幕僚主审。而实际上所谓审问，只是让李秀成在“站笼”中书写亲供，从六月廿七写到七月初六，也不知写了多少字，写完就送了命。因为李秀成几乎是洪军中唯一能得到百姓同情的一个人，为了他的被俘，江宁乡民甚至于捉了萧孚泗的一个亲兵去杀掉，仿佛是要为他报仇似的。同时，李秀成虽然已成“笼”中之囚，而洪军将领见了他，依然长跪请安，曾国藩“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怕解到京师的迢迢长途，出了什么意外，所以未遵朝命，就地正法。

就因为如此，李秀成的供词，便显得特别重要。洪福瑱的脱逃，在供词中就有详细的透露——城破之日，李秀成奉“幼主”，偕诸王眷属，在数千死士护卫之下，准备突围。由于江宁九门都有湘军把守，不得已暂且隐藏，到了夜半，剥下阵亡清军的制服，全体改装，由太平门倒口冲出。李秀成以他的一匹骏马，供“幼主”乘骑，自己骑了一匹不良于行的劣马，竟致落后被俘。

这当然情真事确，但此外可信的有多少呢？供词的抄本，曾经曾国藩删节，特别是最后一段，李秀成自言，他可以只手收齐长江南北两岸，数十万洪军投降清朝。收齐部众后，正蔓延于中原的捻匪，可以举手而平。又说“招降事宜有十要”，洪秀全有“十误”。这“十要”和“十误”是什么？鉴园的主宾都不知道，因为已“全归删节”了。

“何必如此？”恭王摇着头说，“莫非有什么碍语？”

“诸公请听此一段。”宝鋆大声念着李秀成的供词，“‘李巡抚有上海，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

这是指李鸿章用上海的关税招募洋人戈登、华尔的“常胜军”而言。在座的人都隐约听说过，上海的关税是李鸿章的一大利薮，现在从敌人口中得到证实。由此来看，李秀成的供词，另有一种可藉以考察东南统兵大臣的作用，便越发需要阅看全文了。

于是在席间商定，用谕旨饬知曾国藩两事：一是补送李秀成原供删节的部分，再是查询洪福瑱的实在下落。

“李秀成既已伏法，洪福瑱一个乳臭小儿，不足为患。”文祥的思考，一向比较深远，此时提出了一个极现实的顾虑，“大乱将次戡平，用不了这么多兵力，湘军如果不裁，不但坐縻粮饷，而且各处散兵游勇，势将骚扰地方，需早自为计。”

在座的人都以他的话为然，唯有李棠阶例外，“不要紧！”他说，“我料定不必朝廷有何指示，曾涤生自己就会有处置。”

“啊，啊！”恭王像是被提醒了什么，双目灼灼地看着李棠阶说，“你早年跟曾涤生是讲学的朋友，对于曾氏弟兄知之甚深。曾老九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话题就这样轻轻一转，到了曾国荃身上。李棠阶回忆着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徐徐答道：“曾沅甫那时只有十八九岁，在他老兄京寓中住了不到两年，功名之士的底子，与他老兄的方正谨饬，根本是两路。不过曾涤生的品鉴人物，确有独到的眼光。我记得他送沅甫回湖南，有两句诗：‘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午君是指他另外两个兄弟国潢和国华——沅甫如今建此殊勋，真是他曾家的‘白眉’。不过，可惜了！”

“怎么呢？”

李棠阶摇头叹息：“百世勋名，都为伪‘天王府’一把火烧得大打折扣了！”

这一说，正触及恭王不满曾国荃的地方，顿时把一双长眉皱紧了。

大家都不作声，论人的操守，发言要慎重含蓄，只有宝鋆是个欠深沉的人，大声说道：“是啊，这些日子南方有人来，说得可热闹啦！”

“怎么说？”

“不但曾老九，湘军人人都发了大财。伪‘王府’，无不烧得干干净净，只有陈玉成的‘英王府’因为空着，没有烧。”宝鋆又说，“就算全烧了，多少也剩下一点儿，‘金银如海’，一下子化为乌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奇就奇在这儿。到底是烧掉的呢，还是叫人劫走了？似乎不能不追究一下。”

“怎么是烧掉的？真金不怕火烧！”

持重的文祥作恕词：“也许是逃走的那些个‘王’自己带走了，亦未可知。”

“不对，不对！”宝鋆使劲摇着头说，“仓卒之间，哪带得完？没有看见李秀成的供词，他逃命都是骑的一匹劣马，可以想见骡马极少。凭手提肩挑，能拿得走多少？”

这样一分析，除非承认“天王府”原就一无所有，否则就不能不坐实了曾国荃一军破江宁以后，搜括一空。而江宁被围四十几天，交通断绝，“天王府”的财货无从私运出城，然则怎会“原就一无所有”？

“唉！”恭王重重地叹口气，站起身来，走了两步，倏地住脚，满脸懊恼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国库充裕，也就算了，偏偏又穷得这个样子，大乱戡平竟无以善其后，咱们对上对下，怎么交代？”

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烦恼，然而不免对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有自寻烦恼的感想。这也怪不得他——以宣宗的爱子，为先帝的同乳，其间虽有猜嫌，而清议认为他是受屈的一方。三年前的一场政变，对社稷而言，正统不堕，有旋乾转坤之功。这三年来，敬老尊贤，严明纲纪，而信任曾国藩，比起肃顺来有过之无不及。就因为有此一份魄力，内外配合，各尽其善，得收大功，这是恭王的人所难及的机会与长处。

然而天潢贵胄，不管天资如何卓绝，阅历到底非可强致，这倒不关乎年龄，在于地位和见闻。他的地位无法接触到末秩微禄的官吏，他的见闻限于京畿以内的风土人情。因此，他用看曾国藩的眼光来看曾国荃，便构成了绝大的错误。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觉得李棠阶指曾国荃为“功名之士”，是个相当含蓄的好说法。因为，不便说他所学的是五代的藩镇，打胜仗只为占城池，占城池只为封官库，封了官库，然后藉故回乡，求田问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咸丰九年，曾国荃在家乡构建大宅，前有辕门，内有戏台，搞不清他是总督衙门，还是王府。这个荒谬的笑话，恭王应该知道。李鸿章看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卖曾国荃的交情，既克常州，按兵不动，让“老九”独成复金陵之功，好为所欲为，这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恭王更应该知道。然则看了《宋史》和《十国春秋》上的记载，以为曾国荃克金陵，会像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样，躬自勒兵守宫门，严申军纪，秋毫无犯，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遗，自金银珠宝到古玩书画，尽行捆载而北，悉数点交内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吗？

这些想法自然不便说出口，那就只有解劝了。只苦于不易措词，说是百战艰难，说是不世勋名，都可以作为恕词，但有曾国荃的那位老兄，摆在一起，相形之下，反显得曾老九的不可恕。因此，所有的劝慰，都成了不着边际的闲话，谈得倦了，纷纷告辞。

只有宝鋆留了下来，换了一个地方陪恭王消磨长日。那是竹荫深处，做成茅屋似的一个书斋，彼此脱略形迹，科头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头侍奉之下，随意闲谈，从宫闱到市井，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不用修词，也不用顾忌。

这一天谈的，比较算是正经话，话题依然是在恭王的烦恼上，国库支绌，而曾国藩要钱办善后。

宝鋆到底比恭王的阅历要深些：“理他那些话干什么？曾涤生说伪‘王府’一文不名，也不过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盗铃的说词而已！”宝鋆以户部尚书的地位又说：“你以为他真会到我这儿来要钱吗？不会！曾涤生的理学，不是倭艮峰的理学。他是胸有丘壑，是绝大经济的人，打了这么多年仗，要兵要饷，还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如今办善后，本该借助于地方的，难道他倒非要朝廷拨款，才会动手？你想想嘛，这话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这话，刚才当着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泄了底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宝鋆又说，“户部的堂官，实在难当，里里外外都不体谅，真是有苦难言。”

恭王听他的语气中带着牢骚，不由得把他的话又玩味了一遍。管钱的衙门，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内部也不体谅堂官，那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他问：“什么叫‘里里外外’？你部里怎么啦？”

“还不是为了慈安太后万寿那天的那一道恩旨。”

这一说，恭王明白了。慈安太后万寿那一天，特颁上谕一道，军兴以来，各省的军需支出，无需报销，但自本年七月初一以后，仍按常规办理。这道谕旨，表面说是从户部所请，实际上是恭王的决定。他的想法是，历年用兵，都是各省自己筹饷，纵有所谓“协饷”，由未被兵灾的各省设法接济，一半也是靠统兵大员的私人关系，婉转情商得来。朝廷既未尽到多大的力量，此时自不宜苛求，而且一笔烂账，不知算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倒不如索性放大方些，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倒也痛快。

这是个颇为果敢的决定，不但前方的将帅如释重负，激起感恩图报之心，就是不相干的人，也觉得朝廷宽厚公平，显得是有魄力的宏远气局。然而户部、兵部的司员书吏，正摩拳擦掌，要在这一笔上万万两银子的军需奏销案中，狠狠挑剔指驳，不好好拿个成数过来，休想过关。这一来，万事皆空，自然要大发怨言。

宝鋆看到恭王的脸色，猜到他的心情，随又说道：“我也不理他们。这也好，正因为他们大失所望，愈见得这件事办得漂亮！真的，背地里谈起来都这么说：除了恭王，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担当。上万万两的军费支出，说一声算了就算了，这是多大的手面哪？”

随便几句话，把恭王心中的不快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贵介公子，脱手万金，引人啧啧惊羡的那种得意的感觉。 uv94yZuv21ejKuAAs2scM/i81FcRGlBQEpnyMT2WDoeE5nwv9zaCRmLAdxbB5p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