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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血战

CIXIQUANZHUAN

由官曾会衔的奏折中,和折差所谈,京中知道了当时克复江宁的详情。自龙膊子掘地道,轰出太平门二十余丈的倒口,是李臣典的倡议,而且就由他在“地保城”与江宁城上,清军与洪军炮火互轰、昼夜不绝的苦战中,加紧开挖。到六月十五,地道完工,随即填上六百多袋火药。这天早晨,“忠王”李秀成还抽调了一批死士,出城猛扑,湘军几乎支持不住,功败垂成。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六,在直射的烈日之下,引发了药线。事先由曾国荃召集部下诸将,征询志愿,排定冲锋的序列:原籍贵州黎平的朱洪章打头阵,第一队从倒口冲上去,“忠王”李秀成亲自领兵拦截,四百多人,全数阵亡。等前仆后继的第二队两千多人,一鼓作气冲了上去,才算站住脚。于是后队续上,分成三路,中路猛冲,左右两路绕城抄袭后路,洪军始有崩溃之势。

血战到夜,只见各处伪王府纷纷起火,据说“幼主”洪福瑱合门自焚,而“忠王”李秀成却是被擒了。

曾国藩所开的立功将领名单,李臣典第一,他不在“先登九将”之列,只以挖掘地道成功,为大胜的关键所在,因而论功居首;其次是萧孚泗,因为李秀成是他部下抓住的。至于首先登城,首先入“天王府”并擒获洪秀全次兄洪仁达的朱洪章,列名第四。

这个捷报一传,又一次震撼了九城。不但江宁尽归掌握,洪福瑱焚死,李秀成被擒,大江南北的洪军虽多,失却凭依,不战自溃,是这样才可以说一句洪杨已平,必无后患。

于是许多寄寓京师有家难归的江南人,记起陆游“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特为设祭,焚香祝告。宫内也是如此,当捷奏递到的那一刻,两宫太后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醇王奕譞恭诣文宗陵寝,申告其事。

第二天七月初一,王公亲贵,一品以上的大臣,进宫叩贺,各递如意。然后就要论功行赏了——恭王与军机大臣已经密议了好几次,用本朝从无文臣封王封公的先例为理由,封曾国藩为一等侯,锡以佳名,号为“毅勇”,这却又不像文臣的称号了。

曾国荃的爵位次一等,封为威毅伯。李臣典是一等子爵,萧孚泗是一等男爵。此一役中,获“五等封”的,就只这侯、伯、子、男四个人。曾国藩的侯爵“世袭罔替”,其余的都是及身而止。李臣典甚至一天的“爵爷”都没有当过,恩封诏旨到日,他已经在七月初二病故了。

此外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普加异数,官文和李鸿章也封了伯爵,独独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在其内,因为浙赣两地,尚未敉平,封赏不能不缓。但有江宁克复的煌煌恩典在,左宗棠和沈葆桢自然会格外奋勉。这是朝廷一番策励的深心。自然,京内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衙门有功的人员,亦都论功行赏。大致说来,赏得其平,人心大悦,但朱洪章仅得五等封外的一个骑都尉,颇有人为他不平,认为曾国荃因为他不是湘军将领而有意歧视,李臣典的那个子爵,得来未免容易。

过不多久,曾国藩从安庆到江宁亲自视察以后,奏报络绎,详情愈明。同时也有许多人从前方到京,细谈起来,连萧孚泗的那个男爵,封得也叫人不服。他的得膺上赏,是为了生擒李秀成的缘故,但不是力战屈人,只不过李秀成逃到山上破庙里,为乡民掩护藏匿,他以随身所携珠宝作酬谢,不料另有一批乡民,见利相争,结果李秀成倒楣,被捆送到官军营里,这一营正是萧孚泗的部下。所谓“生擒”的真相是如此。

另有许多人相信这一个说法,曾国荃的厚爱萧孚泗,别有缘故。当城破之时,首先冲入的朱洪章,由中路直攻“天王府”,生擒洪仁达,其时已将黄昏,朱洪章进府搜杀,封闭府库,紧闭辕门,派两营兵守护,等待曾国荃来处理。随后,萧孚泗便来接防,这一夜工夫,把“天王府”中所积聚的财货,搜劫一空。到了第二天中午,不知如何,一把火起,“天王府”烧得干干净净。因为萧孚泗对曾九帅有这番大功劳,所以借生擒伪“忠王”为名,奏报时列名在第二,恰好轮到一个男爵。

这些话虽言之凿凿,到底是道路传闻,可能出于妒嫉曾国荃勋业的有意中伤,但不久有曾国藩的一个奏折,似乎证实了道听途说,不为虚言。

他的奏折上说: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

恭王看到这个奏折大为不悦,而且也像曾国藩那样,“翻增焦灼”。慈禧太后曾经提醒过他,大乱一平,百废俱举,要早早准备款项,而他想用接收而得的财货,用于办理善后的打算,如今是完全落空了!

不过,恭王在眼前还没有工夫去追究这一层。在同一个折子中,曾国藩奏报:“洪秀全、李秀成二贼酋分别处治”的情形——洪秀全的尸体,在“天王府”的一个假山洞中发现,经曾国藩亲自检验后焚毁;李秀成则在七月初六黄昏处决。上谕原命戮洪秀全的尸“传首东南”,李秀成则解到京城行“献俘礼”,曾国藩都未照办。还有“伪幼主洪福瑱查无实在下落”,尤其不能令人安心,不得不拿曾国藩抄送军机处的李秀成的供词来好好研究一下。

为了天气太热,也为了格外保密,恭王把军机大臣们邀到他的别墅“鉴园”去小饮,传观李秀成的供词,一共一百三十页,两万八千多字,颇花了一些时间,可是这还不是供词的全部。

曾国藩到江宁,曾亲自提审李秀成一次,随后便委交他的幕僚主审。而实际上所谓审问,只是让李秀成在“站笼”中书写亲供,从六月廿七写到七月初六,也不知写了多少字,写完就送了命。因为李秀成几乎是洪军中唯一能得到百姓同情的一个人,为了他的被俘,江宁乡民甚至于捉了萧孚泗的一个亲兵去杀掉,仿佛是要为他报仇似的。同时,李秀成虽然已成“笼”中之囚,而洪军将领见了他,依然长跪请安,曾国藩“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怕解到京师的迢迢长途,出了什么意外,所以未遵朝命,就地正法。

就因为如此,李秀成的供词,便显得特别重要。洪福瑱的脱逃,在供词中就有详细的透露——城破之日,李秀成奉“幼主”,偕诸王眷属,在数千死士护卫之下,准备突围。由于江宁九门都有湘军把守,不得已暂且隐藏,到了夜半,剥下阵亡清军的制服,全体改装,由太平门倒口冲出。李秀成以他的一匹骏马,供“幼主”乘骑,自己骑了一匹不良于行的劣马,竟致落后被俘。

这当然情真事确,但此外可信的有多少呢?供词的抄本,曾经曾国藩删节,特别是最后一段,李秀成自言,他可以只手收齐长江南北两岸,数十万洪军投降清朝。收齐部众后,正蔓延于中原的捻匪,可以举手而平。又说“招降事宜有十要”,洪秀全有“十误”。这“十要”和“十误”是什么?鉴园的主宾都不知道,因为已“全归删节”了。

“何必如此?”恭王摇着头说,“莫非有什么碍语?”

“诸公请听此一段。”宝鋆大声念着李秀成的供词,“‘李巡抚有上海,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

这是指李鸿章用上海的关税招募洋人戈登、华尔的“常胜军”而言。在座的人都隐约听说过,上海的关税是李鸿章的一大利薮,现在从敌人口中得到证实。由此来看,李秀成的供词,另有一种可藉以考察东南统兵大臣的作用,便越发需要阅看全文了。

于是在席间商定,用谕旨饬知曾国藩两事:一是补送李秀成原供删节的部分,再是查询洪福瑱的实在下落。

“李秀成既已伏法,洪福瑱一个乳臭小儿,不足为患。”文祥的思考,一向比较深远,此时提出了一个极现实的顾虑,“大乱将次戡平,用不了这么多兵力,湘军如果不裁,不但坐縻粮饷,而且各处散兵游勇,势将骚扰地方,需早自为计。”

在座的人都以他的话为然,唯有李棠阶例外,“不要紧!”他说,“我料定不必朝廷有何指示,曾涤生自己就会有处置。”

“啊,啊!”恭王像是被提醒了什么,双目灼灼地看着李棠阶说,“你早年跟曾涤生是讲学的朋友,对于曾氏弟兄知之甚深。曾老九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话题就这样轻轻一转,到了曾国荃身上。李棠阶回忆着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徐徐答道:“曾沅甫那时只有十八九岁,在他老兄京寓中住了不到两年,功名之士的底子,与他老兄的方正谨饬,根本是两路。不过曾涤生的品鉴人物,确有独到的眼光。我记得他送沅甫回湖南,有两句诗:‘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午君是指他另外两个兄弟国潢和国华——沅甫如今建此殊勋,真是他曾家的‘白眉’。不过,可惜了!”

“怎么呢?”

李棠阶摇头叹息:“百世勋名,都为伪‘天王府’一把火烧得大打折扣了!”

这一说,正触及恭王不满曾国荃的地方,顿时把一双长眉皱紧了。

大家都不作声,论人的操守,发言要慎重含蓄,只有宝鋆是个欠深沉的人,大声说道:“是啊,这些日子南方有人来,说得可热闹啦!”

“怎么说?”

“不但曾老九,湘军人人都发了大财。伪‘王府’,无不烧得干干净净,只有陈玉成的‘英王府’因为空着,没有烧。”宝鋆又说,“就算全烧了,多少也剩下一点儿,‘金银如海’,一下子化为乌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奇就奇在这儿。到底是烧掉的呢,还是叫人劫走了?似乎不能不追究一下。”

“怎么是烧掉的?真金不怕火烧!”

持重的文祥作恕词:“也许是逃走的那些个‘王’自己带走了,亦未可知。”

“不对,不对!”宝鋆使劲摇着头说,“仓卒之间,哪带得完?没有看见李秀成的供词,他逃命都是骑的一匹劣马,可以想见骡马极少。凭手提肩挑,能拿得走多少?”

这样一分析,除非承认“天王府”原就一无所有,否则就不能不坐实了曾国荃一军破江宁以后,搜括一空。而江宁被围四十几天,交通断绝,“天王府”的财货无从私运出城,然则怎会“原就一无所有”?

“唉!”恭王重重地叹口气,站起身来,走了两步,倏地住脚,满脸懊恼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国库充裕,也就算了,偏偏又穷得这个样子,大乱戡平竟无以善其后,咱们对上对下,怎么交代?”

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烦恼,然而不免对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有自寻烦恼的感想。这也怪不得他——以宣宗的爱子,为先帝的同乳,其间虽有猜嫌,而清议认为他是受屈的一方。三年前的一场政变,对社稷而言,正统不堕,有旋乾转坤之功。这三年来,敬老尊贤,严明纲纪,而信任曾国藩,比起肃顺来有过之无不及。就因为有此一份魄力,内外配合,各尽其善,得收大功,这是恭王的人所难及的机会与长处。

然而天潢贵胄,不管天资如何卓绝,阅历到底非可强致,这倒不关乎年龄,在于地位和见闻。他的地位无法接触到末秩微禄的官吏,他的见闻限于京畿以内的风土人情。因此,他用看曾国藩的眼光来看曾国荃,便构成了绝大的错误。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觉得李棠阶指曾国荃为“功名之士”,是个相当含蓄的好说法。因为,不便说他所学的是五代的藩镇,打胜仗只为占城池,占城池只为封官库,封了官库,然后藉故回乡,求田问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咸丰九年,曾国荃在家乡构建大宅,前有辕门,内有戏台,搞不清他是总督衙门,还是王府。这个荒谬的笑话,恭王应该知道。李鸿章看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卖曾国荃的交情,既克常州,按兵不动,让“老九”独成复金陵之功,好为所欲为,这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恭王更应该知道。然则看了《宋史》和《十国春秋》上的记载,以为曾国荃克金陵,会像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样,躬自勒兵守宫门,严申军纪,秋毫无犯,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遗,自金银珠宝到古玩书画,尽行捆载而北,悉数点交内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吗?

这些想法自然不便说出口,那就只有解劝了。只苦于不易措词,说是百战艰难,说是不世勋名,都可以作为恕词,但有曾国荃的那位老兄,摆在一起,相形之下,反显得曾老九的不可恕。因此,所有的劝慰,都成了不着边际的闲话,谈得倦了,纷纷告辞。

只有宝鋆留了下来,换了一个地方陪恭王消磨长日。那是竹荫深处,做成茅屋似的一个书斋,彼此脱略形迹,科头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头侍奉之下,随意闲谈,从宫闱到市井,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不用修词,也不用顾忌。

这一天谈的,比较算是正经话,话题依然是在恭王的烦恼上,国库支绌,而曾国藩要钱办善后。

宝鋆到底比恭王的阅历要深些:“理他那些话干什么?曾涤生说伪‘王府’一文不名,也不过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盗铃的说词而已!”宝鋆以户部尚书的地位又说:“你以为他真会到我这儿来要钱吗?不会!曾涤生的理学,不是倭艮峰的理学。他是胸有丘壑,是绝大经济的人,打了这么多年仗,要兵要饷,还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如今办善后,本该借助于地方的,难道他倒非要朝廷拨款,才会动手?你想想嘛,这话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这话,刚才当着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泄了底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宝鋆又说,“户部的堂官,实在难当,里里外外都不体谅,真是有苦难言。”

恭王听他的语气中带着牢骚,不由得把他的话又玩味了一遍。管钱的衙门,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内部也不体谅堂官,那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他问:“什么叫‘里里外外’?你部里怎么啦?”

“还不是为了慈安太后万寿那天的那一道恩旨。”

这一说,恭王明白了。慈安太后万寿那一天,特颁上谕一道,军兴以来,各省的军需支出,无需报销,但自本年七月初一以后,仍按常规办理。这道谕旨,表面说是从户部所请,实际上是恭王的决定。他的想法是,历年用兵,都是各省自己筹饷,纵有所谓“协饷”,由未被兵灾的各省设法接济,一半也是靠统兵大员的私人关系,婉转情商得来。朝廷既未尽到多大的力量,此时自不宜苛求,而且一笔烂账,不知算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倒不如索性放大方些,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倒也痛快。

这是个颇为果敢的决定,不但前方的将帅如释重负,激起感恩图报之心,就是不相干的人,也觉得朝廷宽厚公平,显得是有魄力的宏远气局。然而户部、兵部的司员书吏,正摩拳擦掌,要在这一笔上万万两银子的军需奏销案中,狠狠挑剔指驳,不好好拿个成数过来,休想过关。这一来,万事皆空,自然要大发怨言。

宝鋆看到恭王的脸色,猜到他的心情,随又说道:“我也不理他们。这也好,正因为他们大失所望,愈见得这件事办得漂亮!真的,背地里谈起来都这么说:除了恭王,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担当。上万万两的军费支出,说一声算了就算了,这是多大的手面哪?”

随便几句话,把恭王心中的不快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贵介公子,脱手万金,引人啧啧惊羡的那种得意的感觉。 rvpRHGa1vZdgug9EeMAXN/QDCr4dnIuc/RQVfb5DaHdPDY86v0E0iPhmc6KyQ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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