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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多仁，傍水常智，乡处者多厚重，城居者常机灵，环境移人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由一个普通沿海县城，迅速成长为中国特大都市。其政治架构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互不统属，为寰宇之内绝无仅有。其经济体量异常巨大，工业、外贸、金融常占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众多且结构独特，五方杂处，中外混处，且流动频繁，既不同于荒僻的乡村山寨，不同于西安、北京等内地城市，也不同于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与此相一致，其文化亦戛戛独造，出类拔萃，居民行事风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每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惹来路过者、访问者、风闻者、研究者一阵又一阵评论，或赞叹，或羡慕，或讥刺，或诅咒，或兼而有之，关键词都是：海派！海派！
海指上海，海派即上海流派。以地名作为地域文化流派之名，使其名实一体，与他处相区分，本是人们讨论、研究地域文化之惯例，古人即有南派、北派之区分，明清以来又有岭南、燕北、浙东、湘西等说法，其内涵多无褒无贬。惟海派之名诞生于近代，所涉城市为内涵极其复杂、褒贬不一的上海，故“海派”之名自始即颇多歧义。海派书画、海派京剧、海派服饰、海派文人，其抑扬意味在各领域并不一致。但是，寻根溯源，综核名实，异彩纷呈之海派表象背后，确乎有其统一的海派内核。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既吸收江南民居内涵、又适应集约型利用土地要求的石库门建筑，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建筑，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趋利性或商业性、世俗性或大众性、灵活性或多变性、开放性或世界性。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等喜闻乐见的内容，画时装美女、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趣好看、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房屋既要让居住者舒适，又要提高得房率，使大房东、二房东更多获利，联排式便广受欢迎。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房屋也不能如乡村那么宏阔气派，而要适应市场、迎合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通过趋利性、世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所反映出来的海派文化，其本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影响也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开去。海派文化之形成，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江南文化，二是移民人口。
江南自唐代以后，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有不同于北方的鲜明特点：其一，重商，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高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变成士-商-农-工，亦儒亦商、商儒合一家族在江南所在多有。元代以后，江南与国际市场已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二，市民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三言》《二拍》等公开言情言性的小说多为江南文人所作，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异其趣。其三，行为偏离正统。不守传统规矩，逾分越矩，讲究吃穿，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江南已是普遍现象，上海地区尤为突出。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明代上海陆家嘴人陆楫，竟然专作奢侈有益论，系统论述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正确，认为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适度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上海本为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人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所以，上海文化底色就是江南文化。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利、竞争、好学、崇洋、灵活、多变、守法、包容等，便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符号。
还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综合指称，高度肯定海派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正面价值，认为上海在引进新思想、引导新潮流、引领现代化方面，担当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头脑”角色：“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
还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上海和西洋文明接触密切，所以洋化气味较重，同时由于历次政治革命的激动，文化革新运动也随之勃发，所以海派的文化作风是好谈西洋文物，崇尚创新立异”
，认为“做上海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一切开风气之先，今后中国需要新的建设和新的作风，而在上海首先创导这种新建设和新作风”。
人们还对海派文化如何扬长避短、创新发展进行了讨论，提出“培养我们的海派新风气，发挥我们海派的新力量”。
江南文化本是魏晋以后由南方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而海派文化则是由江南文化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相互联系的背景下看海派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海派文化是中国的南北文化结晶品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化合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点都不过分。
任何文化都兼具地域性与时代性。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虽有一以贯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有因袭，有创获，有损有益。不断地损益、代谢、嬗变，正是海派文化保持青春活力的根本特性。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难度很高的宏大课题。海派文化既涉及观念形态，也涉及物质层面，涉及文化创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弘扬的前提是调查、梳理、研究。“海派文化地图”丛书，定位于可供新老上海人和国内外游人自助行走的海派文化体验全书，为上海传承传播海派文化发挥积极作用。按区域分卷，述其特点，明其流变；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理性分析，也有得自当下调查的新鲜知识。执笔者均为长期生活于上海、沉潜于上海文化研究、学养丰厚的作家，所作内容丰富，风格清新，文笔生动，加以图片精美，令人一旦展阅，便不忍释手。
可以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新老上海人了解上海、熟悉上海，一定会起到导航指路的作用；在海派文化研究史上，也一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是为序。
2017年7月21日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市嘉定区前身嘉定县，建县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218年1月7日），并以此年号而为县名（“嘉定”为宋宁宗赵扩在位期间所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从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来看，嘉定建县以来隶属于苏州府或太仓州（今属江苏省）之时间，要远远长于其隶属于上海市之时间；但从区域文化共生、共融、共创的人文图景来看，嘉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古至今都是上海文化发展极其重要且弥足珍贵的有机组成部分。
1867年，嘉定西门城墙
作为上海连接长三角的陆上交通要津，嘉定一地人物风华不仅深受传统江南文化之影响，更在近代海派文化润养下不断孕育开拓创新之精神，成为上海地区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彼此嵌合、相互影响的重要承载地与文化中继站。
嘉定别称“疁（liú）城”，“疁”字的本意为“火耕”“烧种”，有现代学者推测，古代上海地区不乏以此类技术耕作之田地，而嘉定极有可能为“疁田的集中区”，故得名。
关于嘉定疁城的文字记载，元代文学家杨维桢在至元六年（1340）曾为同时代学人秦辅之所编《练川志》作序言道：“吴郡，东南大都，为其属邑有嘉定，岸海为州，与昆山邻，即古之疁城也。”
杨氏有关“嘉定”“疁城”互指的说法，来自元代嘉定城南挖掘而出的一块唐代咸通三年（862）墓志石碑。该碑名曰“庄府君墓志铭”，曾被秦辅之记录于《练川志》内，但该书不久后亡佚，部分铭文直到明正德四年（1509），才被藏书家都穆在《练川图志》中重新辑录：“府君讳泰，冯翊郡人。咸通三年葬昆山县东一百里伍家冈身，疁城乡横沥水西八十步。”
唐代安史之乱后，嘉定地域属苏州府昆山县，而昆山县下设有“疁城乡”。但“疁城乡”遗址究竟在今嘉定区的什么地方？学者至今尚有分歧，有认为疁城所在即嘉定县城附近者，亦有主张位于今娄塘、马陆或方泰者，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考实。
但总体上说，明代以后，嘉定文人和百姓都已习惯将“疁城”（或简称“疁”）当作嘉定地区的雅称了。
嘉定历史源远流长，建置沿革曲折复杂，以下对此略作梳理：
明《练川图记》中所载“嘉定县治图”
1950年代，娄塘镇南市梢一带景象
与内陆县市形成机理不同，嘉定乃至整个上海地区均为海陆变迁之产物。距今1万多年前的冰期结束以后，海平面上升，包括嘉定在内的上海地区成为一片汪洋。此后，海平面逐渐稳定，距今7 000年至3 000年前后，在长江口南岸一带，由于长江泥沙的淤积和海浪潮汐的作用，自今常熟福山起，经苏州太仓、嘉定方泰、闵行马桥、奉贤新寺，直至金山漕泾一线及其以东地区，逐渐形成了数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因其地势较高，俗称“冈身”。
今嘉定区西部地区位于“冈身”地带，属于上海一地成陆较早的地区之一。
1951年，嘉定县城西北角城墙
夏商周时期，嘉定地区属“古九州”之“扬州”；春秋时属吴；战国初越灭吴，遂属越；战国中期楚取越之吴故地，遂属楚。
秦置郡县，嘉定地区最初属会稽郡疁县；秦二世三年（前207），改疁县为娄县，嘉定地区遂属会稽郡娄县。汉袭秦制未变，后王莽改娄县为娄治；东汉复称娄县，仍属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浙江以西地区置吴郡，娄县改属吴郡。
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分吴郡置信义郡，分娄县置信义县，以信义县属信义郡，以娄县属吴郡，嘉定地区属信义郡信义县。南朝梁大同元年（535），又分信义县置昆山县，嘉定地区遂属信义郡昆山县。
1931年7月，南翔古猗园石舫
隋建立后，变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开皇九年（589），废信义郡、信义县、昆山县，两县之地悉入苏州，嘉定地区乃属苏州。开皇十八年（598），复置昆山县，属苏州，嘉定地区改属苏州昆山县。自隋大业年间至五代十国时期，苏州虽几经易名，但其与昆山县的行政辖属关系未有变化，嘉定地区仍属昆山县。
未重修前的嘉定法华塔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改苏州为平江军，昆山县属平江军。北宋至道三年（997），置两浙路，平江军属两浙路。北宋政和三年（1113），升平江军为平江府，昆山县属两浙路平江府，嘉定仍为昆山县属地。南宋建炎三年（1129），分两浙路置两浙东、西二路，平江府改属两浙西路。
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1月），析两浙西路平江府昆山县东部之春申乡、临江乡、安亭乡、平乐乡、醋塘乡共5乡27都，置嘉定县，县治设在练祁市（今嘉定老城，该处原为一市镇，因练祁河穿越其中而得名；练祁河在古代又名练圻、练川或练渠，故嘉定亦有“练川”之别称），此即嘉定建县之肇始也。时嘉定县乃属两浙西路平江府，而终与昆山县平级。嘉定建县之初，南枕淞浦（今吴淞江），北带娄江（今浏河），东抵大海，西至徐公浦，辖域东西约40.5公里，南北约26.5公里。
《嘉定县志》中所载“嘉定县城图”
嘉定十一年八月（1218年9月），宋宁宗又诏命嘉定县分置五乡，改临江乡为依仁乡、平乐乡为循义乡、安亭乡为服礼乡、醋塘乡为乐智乡、春申乡为守信乡，以此彰显儒家教化扬善之意。
元元贞二年（1296），嘉定县户口已在5万户以上，依例升为中州，乃称嘉定州，属江浙行省平江路。
明洪武初年建都应天府（今南京），乃以应天府及其周边13府，新建省一级行政单位——直隶；嘉定复为县，属直隶苏州府。明永乐迁都北平（今北京）后，建北直隶，原直隶辖区改称南直隶，以示区别；嘉定县遂属南直隶苏州府。
明弘治十年（1497），嘉定县析西北境之循义乡二十都（乡一级以下行政区划称“都”）及二十二都之半区、乐智乡二十五都、服礼乡十八都，隶属于太仓州。这是嘉定县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析县行为，使得县域面积有所缩小。
清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清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置江苏、安徽两省，嘉定县属江苏省苏州府。
清雍正二年（1724），嘉定县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析县，乃析嘉定县东境守信乡五都、南六都，依仁乡七都至十一都及北十一都，循义乡二十四都，置宝山县。是年，又对嘉定县域范围做了大致划分：自嘉定县治东至宝山县界9公里，以罗店镇界泾桥为界；西至昆山县界18公里，以大瓦浦、大通桥为界；北至镇洋县（今太仓市）界9公里，以陆渡桥为界；南至上海县界栅桥镇18公里；东南至宝山县界18公里，以下槎浦为界；东北至镇洋县界15公里，以老浏河、界泾为界；西南至青浦县18公里，以青龙江为界；西北至镇洋县界12公里，以十八港、致和塘、浏河为界。
清雍正三年（1725），升太仓州为直隶州，嘉定县自此由苏州府改属太仓州。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攻克嘉定县城，嘉定县短暂改属太平天国苏福省；两年后，清军收复嘉定县城，仍属太仓州。此后直至清亡，嘉定县行政归属未有大变。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撤府、州，嘉定县乃直属江苏省。1914年，建道，嘉定县属江苏省沪海道。1933年，置行政督察区，嘉定县属江苏省第六行政督察区。1934年，江苏省重划行政督察区，嘉定县改属第三行政督察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嘉定县沦陷。1941年2月，日伪统治者改嘉定县为嘉定区，属伪上海特别市。1943年2月，又改嘉定区为嘉定特别区，属伪上海特别市第一行政督察区。1944年，嘉定特别区复称嘉定县。1945年，抗战胜利，嘉定县乃属江苏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1949年5月13日，嘉定县属苏南行政区松江专区。1952年，嘉定县属江苏省松江专区。1958年1月，嘉定县由江苏省改属上海市至今。1992年10月，撤嘉定县而设嘉定区。
20世纪50年代，嘉定城西水关
自解放以来，嘉定县域又有过一些小变化。1949年7月，将诸翟镇西半部划归上海市新泾区，10月，又将西南境西胜乡划归青浦县；1950年8月，将南翔8个保划归上海市新泾区；1952年10月，将广福镇划归宝山县，11月，又将陆渡桥河南地区划归江苏省太仓县；1954年2月，将南翔之新杨乡、田杜乡和马桥乡6个选区，分别划归上海市真如、大场两区，8月，又将徐行之界泾村划归宝山县；1958年，将纪王乡苏州河以南部分地区划归上海县；1984年，将真如划归上海市普陀区；1992年，又将桃浦、长征划归上海市普陀区。
以上为析出情况，除此以外，也有划入部分：1949年，将青浦县之淞滨、杨林两乡划归嘉定；1952年8月，将江苏省昆山县菉葭区之安亭镇西部地区划归嘉定；1958年，将上海市西郊区5个乡划归嘉定。经过此番变迁，今嘉定区境域范围基本确定下来。
抚今追昔，嘉定建县距今已有800多年，嘉定人至今谈到这一历史性事件，仍会深深感念一位杰出历史人物为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就是嘉定县首任知县——高衍孙。高衍孙（1168—1225），字元长，浙江四明人，善文晓乐，兼通医理，为官清廉，因行蠲赋、兴学等惠政，在多地任内名声俱佳。嘉定建县后，高衍孙因年富力强、办事干练，而为平江知府赵彦橚（sù）举荐，由昆山县丞转正，出任嘉定知县。
南宋时期，从昆山县析出5乡而置嘉定县，并非由于其民殷物丰足可别立一县，而是出于此地偏远、顽民难治之现实考量。早在高衍孙之前，平江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fěi）就曾上疏朝廷奏请创县，奏疏中提及：“平江府管下五县，其境土广袤，无如昆山；而顽犷难治，亦无如昆山……盖县方百里，而兹邑广袤倍焉，以一令临之，制驭必有所不能，及养成顽恶，亦地势使然。”
嘉定县新创后，高衍孙决定采取广施仁政、感化民众的行动策略，即“若能抚摩其疾苦，启迪其趋向，则良心善性，孰不油然而生”。
高衍孙
建县第二年，高衍孙就主张崇儒重教，斥资营建学宫，希望以知识教化百姓、以仁义开导民心。这些举措在移风易俗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功效。在他的治理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使得嘉定县的民俗物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崇文务实的风气在社会上得以确立，这对后来嘉定地区人文走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自宋至清，嘉定地区教育逐渐发达起来，文化事业也日益昌盛，最终发展为天下闻名的人文荟萃之地。正是因为英才辈出、文脉相承，才成就了“教化嘉定”之旷世美誉！
古代嘉定儒学昌明，文人荟萃，至今仍留有众多的文化名胜遗迹，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有“吴中第一”之称的嘉定孔庙，以及嘉定人为纪念归有光、陆陇其两位先贤而建的两座书院——震川书院和当湖书院了。
19世纪70年代，嘉定孔庙
嘉定孔庙位于今嘉定城区南大街，同嘉定建县之时只相隔一年，距今已有800年的悠久历史，是目前国内保留比较完好的县级孔庙建筑，在古代江南地区县级孔庙中，素有“吴中第一”的美誉。孔庙由嘉定县第一任知县高衍孙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创建，称“文宣王庙”。在古代，地方府、州、县的学校一般都设在孔庙内，因此，孔庙又叫“庙学”或“学宫”，嘉定孔庙也不例外。高衍孙于庙后建县学，匾额书“化成堂”，取“以文化成”之意（元代重建庙学，改为“左学右庙”布局）。南宋淳祐元年（1241），在庙中置孔子塑像，凿泮池，建“兴贤坊”。淳祐四年（1244），重修县学，改“化成堂”为“明伦堂”。南宋咸淳元年（1265），重修“文宣王庙”，易名“大成殿”。整个南宋时期，嘉定孔庙规模都不算大。元至正十三年（1353），在泮池外又建棂星门。
19世纪70年代，嘉定孔庙宾兴桥
元代时，孔庙进入扩建阶段并初具规模。明天顺四年（1460），重建大成殿、两庑、大成门、明伦堂。因庙南有留光寺，开门见寺，当地士人以为有碍风水，故在孔庙前筑土山障蔽。成化十年（1474），建尊经阁。正德元年（1506）改筑“应奎山”，正德四年（1509）重筑此山并引水环绕。嘉靖十九年（1540），将文昌祠改建为“启圣祠”。万历十六年（1588），于应奎山北开凿“汇龙潭”。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大修各殿堂之余，又疏浚野奴泾、唐家浜、南杨树浜、北杨树浜，并开凿新渠，共计5条河道，汇合于应奎山周围，寓“五龙戏珠”之意。至此，山水殿台皆备，嘉定孔庙盛时格局终于确立。
明清易代，兵连祸结，孔庙内许多建筑在嘉定人民抗清斗争中为清军所损毁。所幸满清入关后尚能尊孔重儒，嘉定孔庙各殿宇堂室在有清一代几度重修，规模逐渐恢复并有所扩大。至今，大成殿内仍存有康熙题写的“万世师表”、雍正题写的“生民未有”、嘉庆题写的“圣集大成”和光绪题写的“斯文在兹”等匾额。咸丰年间，受到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东征战火波及，孔庙建筑多有损坏，但从同治至光绪年间，当地又陆续修复了大成殿、两庑、大成门、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崇圣祠等，且重建了门外“仰高”“兴贤”“育才”三坊，并翻新魁星阁于汇龙潭畔。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嘉定孔庙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损毁严重。日军占领嘉定全境后，竟将孔庙作为其军需物资仓储之所。抗战胜利后，嘉定民众在著名书画家浦泳等乡贤倡导下，试图筹资重修孔庙，因时局艰困而无果。
新中国成立后，嘉定孔庙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面修缮，并进一步辟建为嘉定博物馆，但同时也迁入了嘉定县图书馆、文化馆等单位。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决定陆续迁出其他单位，只保留嘉定博物馆于孔庙内。80年代至今，孔庙古建筑先后多次得到修缮。2005年，嘉定孔庙由地方性综合博物馆，正式辟建为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19世纪70年代，嘉定孔庙启圣祠（原文昌阁）
时至今日，嘉定孔庙已不仅仅是嘉定地区的一个文化地标，更是整个上海地区历史文脉呈现的重要实物载体。根据专家学者考证，自宋至清，嘉定孔庙有史料记载的各种修建工程竟达110次之多，粗略估计，平均每7年便有1次修建，这体现了古代嘉定人民对传统儒学文化的尊崇与信守。正是如此态度，才使得嘉定一地人才辈出、文脉不绝。据史书记载统计，仅明清两代，嘉定孔庙（嘉定县学设在孔庙内）就培养了约6 000名的儒家知识分子（具有生员资格的人），其中，贡生400余人，举人约450人，进士180人，这里面还包括了状元3人，榜眼、探花各1人。
早在1962年，嘉定孔庙就已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随着嘉定孔庙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庙保护工作也迈入了新阶段。
嘉定孔庙大成殿
震川书院旧址在今嘉定区震川中学内。震川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乃江苏巡抚陶澍为纪念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号震川），奏请道光皇帝御批而建。陶澍在选址时，特意动用菩提寺东面空地建造，故书院与菩提寺、因树园巧妙相连，彼此借景，风光宜人。归有光虽非嘉定安亭人，但其会试八次落榜后，便带领妻女徙居嘉定安亭江畔，筑“世美堂”收徒讲学达13年之久。道光十四年（1834），江苏巡抚林则徐曾视察震川书院，拜谒归公祠，并题联曰“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对归有光一生功德赞美有加。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科举制度废除，震川书院被迫停办。抗战时期，震川书院大部分建筑为日寇飞机炸毁。现书院部分遗迹被保存于震川中学内。
安亭中学内震川书院古址——海月亭
当湖书院位于今嘉定孔庙东侧，前身为清雍正初年所建“兴文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改建为“应奎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嘉定知县杜念曾仰慕因“德有余而才不足”被罢黜的康熙年间嘉定知县陆陇其之政绩，乃修葺孔庙旁的“应奎书院”，增设讲堂，并取陆氏出生地浙江平湖之当湖镇而易名为“当湖书院”。陆陇其（1629—1692），字稼书，素有“天下第一清廉”之美誉，康熙十四年（1675）出任嘉定知县。在任期间，他崇尚德治，倡导教化，体恤民情，惩恶除弊，故其离任后，嘉定人民感其恩德，于城乡各地为其兴建生祠20余座，均称“清廉书院”。书院虽久历风霜，但规模完整，保存较好，为上海地区唯一现存的古代书院，现已辟为嘉定博物馆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