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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语境中，“象征”本意指是形象征验，它发端于原始宗教的巫占活动，希望通过占卜而能“征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
。
王弼注《周易·系辞》称“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意味着“象”与观念之间有着类似的特征，可以引发人的联想。“象”相当于西语符号概念中的第一层的甲事物；“征”相当于“所指”，是西语中的第二层的意义，即情感远大于第一层的乙事物。
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文论的“兴”就是或者近似中国式的象征，周作人和梁宗岱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把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的诗学概念互相连通起来。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两者不一样的地方。
郑玄注《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师》称：“兴者，托事于物。”
朱熹在《诗集传》中则将“兴”界定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兴”强调借用物象所指其他。“象”被赋予了新的所指，新的所指是通过某种暗示来完成的。周作人与梁宗岱所说“象征即兴”或“象征类于兴”，其基本出发点就在这里。
但是来自西方的“象征”概念与“兴”比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西方的象征是建立在符号论基础上的，属于认识论范畴，认知功能是西方象征概念的基础，侧重于理性思维活动；而汉语语境中的“象征”原初为本体论概念，特指人的一种生存活动方式，其内涵侧重于体验的表现。
对于西语象征概念来说，一面由“符号”的基础到认识，另一面由“象征意义”要用生命体验的存在去竭力体验，这两者联合成为象征概念。
而汉语语境中的“象征”在第一层是认识与体验并重的，而到了第二层重视的是更高一层的生命境界的表现。当然这种划分并不绝对，中西方都能举出很多符合对方的美学特征的例子。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西方象征的不同的特点。如果把这种融合的结果比喻为“强健的骡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相异点，因为骡子本身是不会生出强健的骡子的，只有保留它们的父母，才可以有新的骡子。
我们首先承认象征这个概念在东西方的美学观中是相融合、相连接的，相容性是它们的主要特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东西方象征观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是由于两个概念在原初的起点不同造成的。正确认识中西方的“象征”概念，对于我们能够创作出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的作品，或者在作品中辨识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的形式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