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

朱鸿召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延安学研究专家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红色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第一，谈一下红色文化，它诞生于海派文化。为什么谈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海都会有感觉，一谈到海派文化，想到的是嗲滴滴、软绵绵、浪漫的小资情调；而一讲到红色文化，想到的可能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在思考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它们不是两张皮，红色文化实际是海派文化骨子里的东西。第二，谈一下红色文化如何引领上海城市精神，以及红色文化在上海诞生以后，它和城市精神的形成有什么关系。第三，谈一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怎样用红色文化基因来激励上海城市文化创新。

首先，红色文化诞生于海派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从国家层面讲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前面三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四个自信就是文化自信，他还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由此把文化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新时代的上海肩负着新的使命，要有新的作为，关键是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在新时代坐标中，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个品牌。这四个品牌中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都有对应的产业，上海服务对应服务业，上海制造对应先进制造业，上海购物对应商业，而最后一个上海文化品牌实际上是渗透到前三个品牌里的。比如，在上海购物方面，南京东路第一百货商店改造后，与40年前的第一百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增加了文化元素。所以，要打响四个品牌中的文化品牌，就要充分利用上海宝贵的文化资源。我认为，上海文化包含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其中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而红色文化则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上海文化基因。

下面，我来具体谈一下红色文化及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红色文化在上海有一个鲜明的亮点或者起点，就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开启了中国社会历史新的时代。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中方代表有13个人，还有2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当时全国已经有58个中共党员，全国各地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另外，为什么7月23日是具体开会日期，而7月1日是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呢？这个纪念日是1938年在延安定的，当时在延安有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都记得一大是7月份开的，但是不记得具体日期，限于当时战争环境条件无法查阅相关资料，就决定把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从档案中找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7月23日。所以，我们平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7月1日，但是要写成文章的话，还是要严谨。

一大召开时，全国的58个党员都是哪些人？我们看学历和职业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学历情况。能找到确切学历资料的是56个人，其中留学日本18个，本科以及本科在读25个，中学学历13个。当时的中学学历绝对不可小觑，因为中国科举制度是1905年宣布次年废止的，取而代之的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这样一套现代教育体制。新的教育体制设置出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它们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现代教育制度先是出现在大城市，然后慢慢推广到中等城市，再到县城，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农村地区的私塾仍然存在着。如果1921年是中学学历，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肯定上过私塾，然后还在中等以上城市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请问，当时什么样家庭的子弟才可能接受如此教育？所以，当时56个人是中学以上学历，说明他们都是富家子弟，至少是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

第二个要素是职业情况。这58人当中，57个人的职业都是明确的，具体是：教师有19人，大部分是大学教师，比如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工资情况不清楚，但是通过同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胡适所写的日记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胡适27岁博士毕业后，由时任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授，胡适没有当过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直接当的教授，月薪300块大洋。当时，黄包车夫最好的工作是给有钱人家包月拉车，月工资10块大洋，四口之家温饱没问题，以此可以推断300块大洋能干多少事。学生有24人，他们自己没有经济收入，但能在那个年代上中学、读大学，说明父辈有钱，然后弟兄几个分家，一人拿钱读书，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不仅把自己这份家产花掉，还动员兄弟姊妹把另外的家产拿出来干革命。另外还有新闻工作者和银行职员，较为典型的就是沈雁冰（茅盾），他当时担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月薪200块大洋。还有产业工人，比如莫干山路50号无锡荣氏家族企业的面粉厂、纺织厂中那些懂得操作机器的产业工人，月薪100块大洋左右。再举个例子，抗战爆发后，上海有一个印刷厂工人叫沈鸿。当时国民党控制印刷机器进延安，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买了印刷机器，拆解开，从上海用火车托运到西安，然后再从西安用汽车运到延安。沈鸿就押着机器到延安，负责组装起来，然后就留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沈鸿是一个技术工人，当时延安革命队伍是供给制，毛泽东、朱德是最高津贴，一个月5块，那么给沈鸿多少钱？22块，是最高津贴的四至五倍。之所以给22块，是因为沈鸿是技术工人，可见当时技术工人的身价有多高。那时的技术工人上班换工作服，下班前洗澡，然后穿西装、皮鞋。所以从职业方面是可以看出个人经济收入情况的。

那么，这58个人为什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从底线思维来说，共产党人的初心绝对不是为个人穿衣服、吃饭，不是为个人谋生。他们自己温饱不愁，出身中产以上家庭，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很多人都有一份体面的职业。那么，他们是为什么发起成立共产党？答案是为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时代和社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这就是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大概念，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阶段就是要救亡图存，根本任务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任务，国民党早期成员也想做，孙中山同盟会也想做，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也想做。但真正做成功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把红色文化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国内有七八十个政党组织，而共产党当时才58个党员。那么从58个人开始，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信仰献出了生命。红色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在建立政权以后，它的精神仍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形成了一整套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我认为红色文化的核心有三个层面，一是对老百姓来讲，人民要过上幸福生活，幸福生活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有独立主权，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为了人民幸福，第一步是站起来，第二步是富起来。二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复兴。真正有用的文化，就像盐溶化到水里，或者盐溶化到菜里，你吃的、消费的是美味，你不觉得有盐，但实际上有盐。文化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托文化来引领世界，让其他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总之，红色文化的核心第一个是从百姓民生方面讲的，第二个是针对民族国家讲的，第三个是面对世界来说的。

近代以来，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大背景来看，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无论是抗战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不得不承认一路走来有过很多艰难和挑战。我认为，上海文化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交汇之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以此来判断，就可以理解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关系了。

红色文化的起点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是与上海开埠有关，与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在上海的传播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五口通商，从南边往北边依次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城市，外国商人最早到的是广州。在5个城市里面，最有竞争力的是上海和广州。一百多年前上海的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苏州河沿岸，因为货物往来要依靠水路交通，不像今天汽车、铁路这么发达，上海地处长江汇入东海的入海口，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就把城市的辐射力拉大了。广州的地理条件和上海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上海的出海条件更优越。后来上海能取代广州，这可能跟城市性格有关系。比如，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人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圈在一个固定的区域。白天，外国人可以到华界，但晚上必须要回到这个固定的地方。上海则不一样。

当时，首任英国商务参赞巴富尔（George Balfour）到上海以后，与地方官上海道台宫慕久接洽，希望在县城里租房居住，道台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意他在县城里租房。接着，巴富尔顺利地在上海县城租到了房子，和上海人一道居住下来，成为上海人的街坊邻居。那时，中国人没见过外国人，巴富尔搬来后，上海人看他鼻子那么大，眼睛是蓝的，头发是金黄的，吃饭叮叮当当要那么多工具，都稀奇得不得了。中国的老百姓先是在房外看，发现外国人态度蛮好，然后就到房里来看，巴富尔态度也蛮好。可是，巴富尔逐渐发现怎么每天来看的人越来越多呢？原来，上海房东的商业神经太过敏锐，他看到周围市民百姓到他家来看洋大人的越来越多，竟然动起小脑筋，悄悄地卖起了门票。巴富尔愤怒了，他觉得自己被当成动物参观，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他就跟道台讲，要搬到其他地方住，需要租借一块地，与上海人在物理空间上隔离开来。由此，他在黄浦江与吴淞江（苏州河）交界处，即现在被称为“外滩源”的地方，租赁一块滩头荒地，在这块地上搭建房子，居住下来。租界就来源于此。

起初，中国人是不可以进租界的，但后来可以进去打工，这是自小刀会起义后发生的变化。小刀会杀清朝官员，很多富人就躲到租界，像难民一样大量涌入。租界的英国人都是商人，俗话说，商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们把这个地再返租给涌入的中国人，或者建房子租赁出去，房地产就这么起来了。先是小刀会起义，接着是太平天国运动，然后八国联军入侵，因为上海有租界，外国人有治外法权，在战乱中，租界反而成为世外桃源。有个奇怪的现象，每一次战乱发生后，租界的人口就大幅增加一轮。

从这方面看，外国人到广州后，与本地文化缺少交融。上海则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则来自中华传统文化里的江南文化。明清后期，江南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商业文化。比如，浦东新场古镇有一条很长的南北大街（现名“申江路”），原来是进行食盐贸易的地方，需从这里将食盐运到扬州，而扬州处于大运河和长江交界处，又是一个集散地，所以上海很早就有商业文明的传统。我认为，物质生活层面上可以开放包容，但是要有原则，即国家的独立主权和人的体面尊严不容侵犯。国家主权不是抽象的概念，通俗点说，有国家做支撑，人的腰杆子才是硬的。上海开埠以后，古今中外文化交融汇合，上海人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然后就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原本是个贬义词，指不坚持传统，最早产生于戏剧行业。京剧戏班子走码头，到上海后吸收了西方元素，然后被传统唱京戏的瞧不起。再有绘画，吸收西洋技法，被传统画派轻蔑地称为“海派”。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后孕育发展成了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跟海派文化不是两张皮，可以说，红色文化就是海派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上海是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文化有最典型的两个阶段，一个是1949年以前，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比如，我是安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在上海打工。人们凭什么在上海落脚？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二是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是在移民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上海城市精神并不抽象，就是来源于生活，来自生存层面。其中，追求卓越不是高大上的目标，而是骨子里的竞争意识。英雄不问出处，而是相互兼容、取长补短、唯新是从、唯优是从。

而租界作为上海开埠以来一个独特现象，也是上海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形成中一段独特的历史。

共产党人对待租界的态度是，正视租界，认识租界，利用租界，消灭租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海派文化，又形成了红色文化。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引领下，1843年上海开埠时人口不到20万，1900年到了100万，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再过了将近20年，达到240万；到1949年，上海已有546万人口，成为世界特大城市。上海开埠以来的发展与城市性格、城市文化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肉身，因为它建立在市民文化的基础上；江南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中国心”；共产党引领的红色文化则是上海文化的灵魂。

其次，红色文化引领上海城市精神。

上海是一个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城市。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曾较长时间驻扎于上海；田汉、聂耳在上海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曾联松在上海设计了国旗；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发展市场经济。上海最早开展城市人文精神讨论，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城市精神，并能够被广泛接受，这是由于高度概括了上海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海是移民城市，真正的上海城市精神一定是体现在普通的上海市民群众身上。上海人是普通平凡的，但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使其变得不平凡。同样，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温和的，在平时看得出、关键时站得出、危难时豁得出，体现着一种不凡品格。正因为有了共产党人的红色文化，上海城市精神的高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上海城市精神体现在生活历史的各个方面。在经济上，上海主要与中西部地区往来，参加国家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到上海主持金融工作，他向中央提议“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在这个口号下，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大干快上，只用四年就提前完成了目标。其间，上海有大量的工业企业以及商业、高校、科研机构支援内地经济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一五”期间上海支援内地建设的企业职工和干部有21万人，包括许多技术工人。到1959年经济困难时期，为减轻城市人口压力，政府鼓励人们回苏皖浙家乡去，上海城市人口又精简了41.5万人了。然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以及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上海又向全国输出总共100多万人口，当时只出不进。余秋雨有篇散文叫《上海人》，主要就写了这个时期上海支援内地建设的情况。在那个历史时期，每个从上海迁出的上海人，把上海城市精神带到各自工作岗位上，也把生活方式带到了全国各地。还有，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公约精神，也被带到了外地，从而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文化。

在特殊年代，上海城市精神通过上海人与中西部地区的流动和交流形成文化交融。如果说文化是水的话，用一句诗性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此水、此河与海相连。1949年以前，那是从小河流到大海，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从大海回流到山沟溪谷。其间，上海城市精神吸收所在地的优秀文化，宽度得到了拓展。1949年以前，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1949年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工商业并重，而后再转变为工业为主、商业为辅。然后，从195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上海是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6的财政收入。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上海绝不是简单抛弃了计划经济的东西，而是抛弃其短处，保留了长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互取长补短，从而推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城市人口规模也随之扩大，从改革开放之初的558万，到现在的2400多万。

如今，上海城市形象已发生了凤凰涅槃式的华丽转身。比如，大飞机的主体在上海组装，电线系统安装、总装也在上海；宇航员在太空出舱，画面是小卫星拍下的，其主要技术在上海；还有上海光源、量子通信等等，这些都成为上海的高科技品牌名片。所以，上海计划在2020年基本建成“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上，到2035年要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还要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以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些目标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文化，而最鲜活的文化资源是人。

最后，红色文化基因推动上海文化创新。

我认为文化创新的本质在于人。比如，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出生在南非，17岁遭遇家庭变故后，随母亲到加拿大，在加拿大上了高中，后来到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硅谷创业，最早是搞互联网支付技术，然后就开始研究电动汽车，现在又去搞火箭发射，有过很多次失败，但终于成功了。他的人生格言是：不在火星上退休，就死在去火星的路上。马斯克研发生产特斯拉，不是文化，是工业；他搞火箭发射、到火星上去，本身也不是文化，但是做成了以后全部都是文化。这就涉及文化的概念问题。

以人化文、以文化人叫文化，文化的本质不在文而在化。化即行动，也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就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谈到文化创新，即使有再多的文化资源、文化历史，如果没有人去激活它，都是没有用的。人是文化资源、文化创造的动因，没有人，就谈不上文化。所谓非道能弘人，而是人能弘道。

今天，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已走到这一步，我曾说过，在制度层面有没有设计好，能够让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心悦诚服、发自肺腑地认为，中国最好，上海最好，选择中国，从而选择上海，一无所有来到中国，凭着智慧引领城市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很关键的。上海已经站到世界前沿，前沿是物质上面的，而要真正成为全球卓越城市，除了物质，一定要在制度、文化层面站在世界前沿。最鲜活的文化资源就是人，我们的环境、观念等距离世界上顶尖的人才把上海作为创业、发展的首选之地还有多大距离，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而西方从游牧文明到商业文明，都是钉是钉、铆是铆，“游戏规则”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以英国为代表，就是弱肉强食，不跟他做生意，就把枪炮开过来，这是强盗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要求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跟他一样，如果不一样，就颠覆谁，这也是强盗逻辑。社会制度就像吃饭一样，拿刀叉吃饭，拿筷子吃饭，都可以把饭吃得很好，用不同的工具吃饭，目的都是把饭吃下去。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由历史、现实多种原因造成的，这种制度是否合理，最有发言权的是自己。

总的来说，我认为上海文化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人类社会健康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红色文化则能够帮助上海实现这一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红色文化基因的根本，红色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选择红色的旗帜。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是吻合的，选择红色作为旗帜，然后将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变成科学，变成一种制度、现实，最终与中华文化相契合。因此，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创新的源泉，为上海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提供不竭动力。 jBAp3Ktf6llMhdm1kn/B9kGSuFBIlSx6C5tsS2vVeXa8svC9bzloAn07Zq0zzKq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