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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世界 西方的上海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这次分享的题目是“东方的世界 西方的上海”。为什么叫东方的世界?近代上海即使外国人最多的时候占比也不超过3%,97%以上的人都是中国人,因此,近代上海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世界。为什么是西方的上海?中国近代所有的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城市受西方的影响像上海那么广泛、持久、深刻,中国城市中上海最国际化。前几年全国各地都在讨论城市精神,北京有一位著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各地的城市建设都大同小异,而上海的城市建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国际化。因此,今天的主题非常符合上海城市的特性。

我长期从事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在这里介绍一下近代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些变化,涵盖上海城市的特点、影响、在中国的地位,以及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

2020年距上海开埠已过去177年,距《南京条约》以后五口通商也已有177年。五口通商的“五口”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其中只有上海一个城市发展最为迅速,远远比其他城市要快要好,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历史、经济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原因,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上海的自然环境可谓襟江带海、腹地广阔,1843年以后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中其他四个城市,如果要讲腹地广阔,没有哪一个能跟上海比。近代以前,上海不像西方讲的是荒凉的渔村,但也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历史悠久。根据美国著名城市研究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结果,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2位,前面有北京、苏州、广州等,所以上海在开埠的时候既不是荒凉的渔村,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城市,在全国范围,不能跟北京、广州、武汉比;在长三角这一带,也不能跟杭州、苏州、南京比。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是江苏省苏州府上海县。

一、上海开埠时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并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之前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我们开放,乾隆年间,英国就曾派使臣到中国来,商量能不能开几个通商口岸。当时英国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大机器生产的大批廉价商品要向外倾销。中国被认为是非常大的市场,因而英国在印度、非洲一带扩张后就要到中国来。乾隆皇帝表示,天朝什么都有,不需要做生意,把使臣挡回去了。过了30多年,英国又派使团到上海,也到北方,还是提出来要开埠通商。我们今天看来,通商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内地的地方、城市希望招商引资,但那个时候的观念不一样。1832年英国使团来到上海并提出通商后,上海地方政府断然拒绝。最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才不得不开辟几个通商口岸。

二、近代以前上海的几个特点

近代以前上海已具备的几个特点与后来上海发展起来,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没有发展起来有内在的关联。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唯一对外开埠通商的地方,但是那时候的通商和今天理解的通商不一样,中国对它有很多限制,比如外国商人不能跟中国商人直接接触,而是要通过广州十三行作为中介;外国妇女不能够随便上岸;外国的商人不能随便进城里;外国商人不能停留过冬,必须回到澳门去,回到自己家去;外国妇女不能够上岸,因而外国商人就没有家庭生活。再经过广州十三行的盘剥,很多成本就增加了。这就限制了广州一带的商人,他们没办法把商品倾销到内地,而这也是外国人千方百计地想通过交涉扩展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广东人对外国人是看不起的,就像乾隆皇帝看不起西方人一样。到今天广东人还是把外国人叫做“鬼佬”,就是心理上瞧不起外国人,认为他们没有文化。鸦片战争中,中国在战场上失败了,但是心理上没有失败,广州人在文化方面还是对外国人有强烈的鄙视。当时的广州是岭南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在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上海只是一个一般的城市。广州人以中华文化的代表自居,所以五口通商以后广州迟迟不开放,不让外国人进去。广州城反对英国人进入,反了整整14年,到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让他们进来。当时的通商五口,没有一个地方的官员是欢迎外国人的,都怕麻烦。福州是当时福建省的省会,它是鸦片战争中通商的几个城市里唯一没有被外国侵占过的地方。福州答应开辟为通商口岸,但是外国人来了以后,负责的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就把他们领到很偏僻的地方,往往是中国商人根本不去、中国人也不住的地方,当然生意做不成。厦门也是这样。福州、厦门一开始都把外国人弄到偏僻的地方,根本无生意可做。宁波对外国商人稍好一点,但因其位于浙北,所以辐射范围远不如上海。

与广东、福建不同,外国人来到上海以后,上海人对他们很友好。当时条约规定,外国人到上海以后不能在码头以外的地方过夜。那时没有火车,一个人一天出去最多30里路,中午到了,再走30里路回去,到家就是晚上了,只因不许在码头以外的地方过夜。但外国人常常从上海乘小船到很远的地方去,内地的居民对他们很客气,送他们鸡蛋、卖他们水果,对外国人不太排斥。外国的领事馆就写信、打报告回去,说上海跟广东很不一样,广东人对我们是当面吐唾沫、背后扔石头,上海人对我们是半推半就的合作。

上海人为什么不像广东人一样讨厌外国人、反对他们呢?这跟上海人的四个特点有关系:后起、边缘、重商、包容。

第一,后起。上海在中国城市中,尤其是与南京、苏州、杭州这些重要的城市相比,历史比较短。上海到1292年才立县,当时已经是元朝。

第二,边缘。边缘是指上海在以农耕社会为主的中国,将市场眼光向内的时候,处于边缘地带,不被重视。在长三角地带,苏州、扬州、杭州是政治文化更发达的地方,轮不到上海。松江府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上海一直处于边缘。

第三,重商。重商是指上海是一个码头,到上海的主要是商人。读书人、当官的人都是到松江、到苏州。上海在整个城市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方。边缘有边缘的短处,但也有它的长处。当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边缘地区的反对力量就不强,上海就不像福州、广州那么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对外国要怎么怎么。在上海,商人有势力,而商人往往南来北往,并不固定。生意常常跟季节有关系,像蚕丝要等蚕茧上来了才有生意,茶叶生意要在茶叶上市了才有生意,没有生意的时候商人就到别的地方去,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去,上海只是他暂时居住的地方之一,不是生根的地方。开埠以后,西方人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的商人发现跟外国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其实没什么差别。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能有钱赚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上海商人愿意跟外国人合作。那时外国的布匹跟松江、苏州的布匹比起来,价钱一样,但是宽度不一样,洋布是土布宽度的三倍,质量又好,折算下来价格是土布的1/3,又好又便宜,因此洋布的生意就有利可图。而在上海,茶叶原来卖不动,外国人一来买,生意就很好。这就是上海的商人不像广东商人那么强烈地排斥外国人,而是很愿意做生意的重要原因。

第四,包容。包容是因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在上海都是客商,大家来来往往,客商互相之间都比较包容,对中国人包容,对外国人也包容。因此外国商人到上海来以后,感受到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社会氛围。

三、因缘际会,独占鳌头

我们常说,租界是国中之国,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讲,租界一开始不是国中之国。首先,最初租界只是将土地租给外国人,外国人在此居住,在此经商,租金一亩地1500文。其次,这个土地的主权是我们国家的,因此租界绝不是殖民地。开始是严格规定华洋分处,外国人住在租界里面,中国人不能住在租界里。如果仅仅是外国人住,没有中国人住,租界的范围就很小,影响也就很小。从1843年开埠,1845年上海开始有租界,一直到1853年,上海都实行华洋分处,中国人可以进去扫马路、卖菜,但不能住在里面。在这8—10年中,租界发展是缓慢的,如果一直像这样发展下去,上海租界影响不会很大。广州就是这样,珠江上有个沙面租界,地方不大,是个很封闭的地方,里面的外国人的房子、绿化、道路都弄得很好,但是范围很小。其范围之所以大不了,就是因为广州的沙面租界一直实行华洋分处,中国人不能在里面住。

上海一开始也是华洋分处,到1853年以后才华洋混杂,起因就是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一共持续了17个月多一点。1853年9月小刀会把上海县城占了,然后清军就打县城,打小刀会,打来打去,打了17个月多,到1855年初才把小刀会镇压下去。小刀会起义发生时,县城里外共有35万人,到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县城还不到4万人,90%的人都跑了、死了。死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跑了,一小部分跑到乡下去,相当大一部分跑到租界里面去。最初的租界是今天外滩河南路以东、黄浦江边、金陵东路那一带,原来是华洋分处,不让中国人进入。但战争发生了,难民涌来了,租界没办法,只好让他们进来。那时英国政府和租界当局都是希望把这些人赶出去,战乱结束以后也不希望这些人留在租界里。因为原来只有两三千人、很容易管理的地方后来进来几十万人,要租房、要消费、要吃饭、要有垃圾出来,这些事情都必须由政府来管。租界当局和英国政府都不希望这个华洋分处变成混处,但租界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权力是靠投票来决定的,靠有钱人投票决定。租界里的商人们觉得混处有好处,人多了,生意就来了,东西就好卖了,房地产就起来了,因此欢迎华洋混处。小刀会起义的时候,上海房地产的涨幅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年上海房地产涨价的幅度。随便什么地方盖个房子,马上就有人来住,最早一批老式石库门房子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建起来的。石库门房子的容积率比较高,房子比较密集,在有限的面积里可以盖更多的房子,容纳更多的人。盖房子的人和出租房子的人,也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商人投票的结果是欢迎华洋混处,就修改章程,上海租界就变成了“国中之国”,租界变成了中国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那时候中国政府干什么去了,上海地方政府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管国家的主权,不管地方的主权?怎么就让外国人占领了呢?这就是因缘际会。1853—1854年,清朝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把南京攻下变成了天京,清政府从各个地方调动军队来镇压太平军,打不过,只好用曾国藩他们来打。那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清政府顾不过来。而上海地方政府更复杂!小刀会占领县城以后,把知县袁祖德杀掉,又把上海道台吴健彰抓起来。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和吴健彰是广东香山老乡。道台是广东人,到上海来做官,旁边必须有一批听得懂地方话的人帮他,小刀会把吴健彰道台身边的人都发展成小刀会的会员。吴健彰身边一个最重要的谋士,是小刀会潜伏、埋伏在他身边的“地下党”。

当时道台银库里有几十万两银子,道台要把银子弄走,他身边的人知道后就把信息捅给小刀会,小刀会就要把这银子抢出来。因此小刀会起义最初是为了这几十万两银子,但起义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复杂的变化。话说回来,小刀会起义后吴健彰被刘丽川抓住,老乡关系就发生作用了,刘丽川弄个绳子从城墙上垂下去,偷偷把吴健彰放走。吴健彰逃出以后,怕被清朝政府杀头,就拼命想办法弄钱送给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军。吴健彰在一条船上办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根本管不了上海地方的事情,上海的地方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各种各样的因素凑在一起以后,1854年以后上海租界的性质就变了,从华洋分处变成了华洋混处。租界的政府就是工部局,管理社会治安有巡捕,犯法有法庭处理,这不就变成“国中之国”了吗?近代中国一共有26个租界,上海最初有3个租界: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后来英租界和美租界并成一个公共租界,就只有两个租界。上海后来发展很快,五口通商,独占鳌头,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自然环境原因,有近代以前的历史原因,有开埠以后人文的原因,内外因素错综复杂,导致上海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

四、一市三治

上海在近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奇怪格局,叫“一市三治”。一市就是一个大城市,大上海。三治,就是三个政府管理。近代上海有三个政府:一是公共租界,管苏州河南北,延安路以北那一大块地方;二是法租界;然后是华界,包括南市、闸北两块。三个政府,三套法律。电压都不一样,有110伏,也有220伏。电车轨道不一样,从闸北通过公共租界、法租界到南市要换三次车。黄包车执照也不一样,每个区域有自己的牌照,一个黄包车夫至少要捐两张牌照才能够跨区域,否则只能在自己区域里营生。法律的差异更是很难想象。在华界里认为是最该杀头的事情,到租界里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权利。比如,在租界里骂清朝政府没关系,因为没有杀人放火,但如果是在华界里骂,就要抓起来杀头的。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实行,其实没什么关系,比如香港地区的法律跟广东法律是不一样的,但因为两个区域有明确界限,因而总体可行。但那时候上海不同区域间是直通的,情况就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举几个例子。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延安东路,原来是洋泾浜,洋泾浜是1914年以后才填平的。洋泾浜上因为各种各样的需要造了九座桥(西藏中路和延安中路路口的八仙桥就是其中之一),桥上就是两个租界的人做生意、进行交换的场所。那时很多人不会讲外语,或者讲外语是“硬乔乔”(沪语),就把在洋泾浜上讲的英语叫“洋泾浜英语”,今天我们还是习惯将不太标准的英语叫做“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走私贩毒的绝佳场所。虽然,租界在名义上是反对贩毒、运毒的,但是如果贩毒在桥上交易,巡捕从法租界那边来,法租界那边吹下哨子,毒贩就能从桥上跑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够越过桥来执法,所以跑到桥这边就安全了。反之,如果巡捕从公共租界来,也吹哨子,毒贩便跑到另一边去。桥上于是变成三不管的地方,变成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在桥上滋生,这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老上海,这种地方很多,公共租界和华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华界又有交界,这些都是管理薄弱的地方。管理薄弱就变成缝隙,“一市三治”就是这样的特殊格局。各个区域的行政系统不一样:华界用中文,公共租界司法、公文、法庭判案都用英文,法租界判案、公文用法文。司法系统、治安系统不一样:公共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法租界巡捕多为越南人。门牌号码不一样,尤其是电话号码,常常是两个区、三个区都有同样的号码,一不小心跳号了会打到另外一个区去。此外,教育系统、卫生系统、货币系统都不一样。

五、四大效应

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无论是殖民地城市还是非殖民地城市都不可能像当时的上海一样,纽约、伦敦、巴黎、香港,哪个地方会这样?这就给上海带来一种影响,使它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并产生了四大效应: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集散效应。

示范效应。中国有26个租界,天津有9个租界,汉口有5个租界,但没有哪一个租界比上海的租界大,上海租界的面积加起来是全国其他23个租界面积的1.5倍。这就是上海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西方的影响基本集中在上海的原因。1949年以前在上海的外国人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今天上海外国人已经超过15万。但今天的外国人和那时候的外国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外国人是投资经商或者买房的,很少加入中国籍、成为市民。但那个时候的外国人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有的人就出生在这里,把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放在这里。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发现有什么好东西都引进来,首先为自己所用。比如,西方有电灯,上海马上有电灯;西方有电话,上海马上有电话;西方有电报,上海马上有电报;西方有自来水,上海马上有自来水。为什么那么快?因为外国人在西方怎么生活,到上海还得这么生活,于是上海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这对上海的影响就叫示范效应,和灌输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自己用而引进,不是为了灌输。而中国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到最后就跟着模仿。

上海人一开始也抵制过自来水,说这个这玩意儿从铁管子里下来白花花的,铁管子从地上出来会阴阳失调,对人身体不好,而且自来水里有漂白粉的味道,有毒。原来城市里都有挑水夫,挑水夫从井里、河里给每家每户的水缸里送水,水牌子一分钱两桶水。自来水的使用和推广会让挑水夫失业,因此反对自来水的人中挑水夫的呼声最强烈。后来上海自来水公司采取办法,聘用挑水夫为员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挑水夫的问题就解决了。自来水公司又向每家每户免费送水,让人们逐步接受。那时候常常发生传染病,统计下来租界里的死亡率比华界低,原因是华界垃圾粪便管理不好导致饮水有问题。于是上海人开始觉得自来水好。上海人对外国东西的崇尚、爱好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这种推崇是从以往的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不是靠教科书教出来的,而是有自己的实践体验。所以示范效应对于上海人不断加强与西方的联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上海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第一”:新式旅馆1846年出现在上海,照相馆1852年出现在上海,自行车、公园1868年出现在上海。还可以举出很多“第一”,有线电报、洒水车、垃圾车、电灯、自来水、留声机、画报、气象台、室内游泳池、电影、足球赛等等。在当时整个中国,上海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对各种先进事物的引进,像电灯、电话、自来水,不但比内地城市早,而且比其他通商口岸早。今天,天津跟上海是南北比翼齐飞,但在晚清的时候,人家说天津发展得很好,就说天津像“小上海”,那时的天津是不能跟上海相比的。

缝隙效应。三个区域是物理空间上的缝隙,在制度上的缝隙就更大了。我们说辛亥革命期间死亡的人数远远比明清换代死的人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宣传。有了报纸以后,对于人心整合有很大的影响。报纸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有租界在。报纸办在租界里,清政府没办法把它们封掉。那时反对清朝政府的报纸的散播,国外主要在日本,国内主要就在上海。在日本撒播的,清政府可以通过海关把相关报纸和书籍禁掉。但是在上海就没办法了,上海在清朝的统治下,可清朝政府却没办法进租界管理。

最典型的案件就是苏报案。1903年,邹容、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反清的文字。清朝政府跟租界交涉,租界就将章太炎抓进牢里,判了三年,邹容判了两年。这个案件放在其他地方,十个头都给砍掉。在苏报案的同时期,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沈金案件,他是个湖南人,在北京被抓到,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用鞭子活活抽死。苏报案之前,吴稚晖、蔡元培他们因在庄园里发表演说被租界多次传讯,一共是六次。每次都问他们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私藏军火,杀人放火、私藏军火都是犯法的,这些都没有,便不算犯法,因此他们一共被传讯了六次,都没有问题。而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和邹容完全是可以逃避抓捕的,只是因为先前宽松的租界环境而“轻敌”了,这才被捕入狱。他们两个人能跑而没跑,是上海特殊的时候发生的特殊事情,他们的英雄行为跟那时候的环境有关系。

再讲一下《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案件。于右任在陕西闹革命、闹反清,后来又跑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代课,办《民呼日报》,反对清朝政府。清朝政府跟租界进行交涉,要求予以干涉。租界当局就把他抓进去,罚一点款,不久就把他放出来,他还是用原来的印刷机器、原来的人马、原来的报型,只是把“呼”改成“吁”,将日报继续办下去。因此在晚清的时候,清朝政府对上海办的报纸是没办法干涉的,这就影响了清朝政府统治权威。

辛亥革命的时候,别的地方起义都是偷偷的,怕被人家发现,上海地方起义却是早几天就把风声放出去,上海地方政府道台和知县就把金银财宝转移到租界里,起义时就溜之大吉。因此上海县城里没有打枪,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有江南制造局那里打了几枪,因为江南制造局是清朝政府最大的兵工厂,是中央管的,和上海县城不一样。1912年以后,不满意革命的人也跑到租界里反对民国,一大批清朝的遗老如郑孝胥、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在上海租界还是用清朝纪年,不承认民国,照样生活得很好。

当时的上海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特殊制度,就是治安实行市场机制,谁的钱多,保安的级别就高。因此孙中山在上海的时候,有华侨支持多给巡捕钱,这样安全保障就没有问题。上海那个时候保安的级别不看政治制度,不看政治态度,只看钞票,钞票多级别就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也是利用了这个缝隙。中共一大为什么是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举行?位于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在1921年是上海的边缘,是城乡接合部,不是今天的样子。上海法租界刚扩张以后,一大会址的前面就是菜地,不远就是农田,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才在那儿开会。二大会址位于现在静安区靠近延安路高架一带,那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就是靠近缝隙,跟陕甘宁边区一个意思。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个规定,在上海活动一定要充分利用上海统治薄弱的地方。据邓颖超先生回忆,她跟周恩来在上海搞地下活动,不到一个月肯定换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报一个名字,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你交钱就能住下去,没人管你。近代上海户口不像后来上海户口那么值钱,户口没人管,来了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

共产党成立后的前28年中,中央机关所在地有较长一段时间设在上海,也是因为上海有缝隙可以钻,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孤岛效应。难民涌入租界是由于近代上海有三样东西提供保护:治外法权、自治、法治。近代中国不断有战争、灾荒,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定时,安全就是最宝贵的资源。每一次战争,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上海就宣布中立,跟战争切断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战争都不在上海发生。近代中国在外地当官的都把资产放在上海,在上海买房子、盖房子、做房地产、投资股票,这是因为孤岛效应。所以上海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住过历史名人的建筑很多,很多历史名人虽然跟上海没有关系,但把钱放在上海,把家安在上海。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是福建人,长期在天津当官,但他把家庭安在上海,不是安在福州,也不是安在天津。严复的夫人在上海开黄包车行,有30辆黄包车,严复赚的钱都存到上海,投资商务印书馆。有相当大的一批人都是这样,因为各地有战乱发生,大批移民在非常规的情况下涌入上海,上海人口就快速增长。上海人口在开埠的时候满打满算不超过20万,到1949年是546万,相当于3个北京、5个苏州的人口,是一个特大城市。上海移民中,国内移民占85%以上,其中江浙最多,广东、安徽、山东的移民也都在10万人以上,然后是湖北、福建。国际移民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人。

上海跟别的人口单一的城市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但在近代的上海不存在,上海有全国各个地方来的人,没有主客之分。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全国各地的人搞当地的革命:湖南人搞湖南的革命,广东人搞广东的革命,山东人搞山东的革命,唯独上海是外地人在上海搞革命。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出任上海护军都督,没有人因为他不是上海人而认为他不合适。还有一个例子,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各地代表都是本地人:毛泽东是湖南代表,董必武是湖北代表,唯独两个城市不一样,其中一个就是上海。上海的两个代表,一个是湖南人李达,一个是湖北人李汉俊,在上海都没超过三年,但没有人认为他们不能代表上海。在上海就是上海人,不在上海就不是上海人,这就是原来上海人的观念,只有先后之别,没有主客之分。

集散效应。外地人到了上海也不是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影子都没有,他们到上海后,分中有合,形成小团体,就是同乡组织。很多弄堂里住的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人,一个厂里也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这就是分中有合的集散效应。

那时候要介绍工作、排解纠纷、联络乡谊,甚至死了人买棺材,都是同乡帮助解决。因此同乡的关系属于准政府的关系,有事情找同乡组织,地方有事时政府也找同乡组织,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租界政府都认可这一方式。平时每每发生纠纷,都是找同乡组织。上海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个同乡会,少的时候有50多个,这些同乡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乡组织强化了上海人的两种意识:“我是上海人”和“我不是上海人”。每个地方的资本家都做跟本乡本土有关系的事情。例如宁波人虞洽卿做的好事情都与浙江有关;无锡人荣宗敬、荣德生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与无锡相关的,荣家企业里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无锡人;“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上层全部都是广东人。资本家发了财以后,也都到本地去造桥、修路、建小学,资助学生读书,帮助穷人。因此上海人对本乡本土是认同的,上海人也关心各地的事情,因为外地的事情就是上海的事情。

举一个例子,五四运动因为上海的工人、商人起来了,最后才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五四运动为什么在上海会有那么大的规模?为什么上海人起来罢工、罢市、罢课?因为五四运动跟青岛联系在一起,国际上要把青岛的权益从德国交给日本,在上海的山东人很多生意都与之有关,所以上海的山东人群起反对。那时上海的地方长官卢永祥是山东人,在背地里支持这个运动。学生、工人要求把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三人罢官,卢永祥发电报到中央政府最高领导汇报此事,这些信息传过去以后运动最终才得以成功。

上海人爱国是因为上海跟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全国的利益就是上海的利益,上海人将爱本乡、爱自己的利益升华为爱国主义。上海生意是和天下做的,美国、日本、欧洲发生的事情都跟上海有关系,所以上海人会关心天下大事。上海人崇洋,崇尚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崇尚的是西方好的东西;但上海人从来不媚外,上海人从来不卖国,上海人是崇洋爱国。近代上海一直是爱国主义的堡垒,就是因为上海人和全国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人在家里,会考虑自己一个人;离开家到村里,会考虑你的家庭;到了县里会考虑你的村;到省里会考虑你的县;出国到别的国家就会考虑你的国家。上海人整天跟外国人打交道,头脑里就有一个国家的观念,这和只在一个地方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上海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双重认同,既认同自己上海人身份,又不认同上海,当外地人说上海人不好的时候,他会附和说上海人不好,说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杭州人、合肥人、宁波人……到外地去插队落户,又会说我是上海知青。双重认同对上海文化非常有好处,当批评上海的时候,他会一起参加批评,这个好处是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今天上海人跟外地人相处,如果很大方、很慷慨、喝酒很豪爽,外地人就评价说“你真不像上海人”,上海人会很开心,觉得是对自己最大的表扬,这就与上海的移民结构双重认同有关。

上海人应该说是不排外的。上海人被外地人认为排外的主要原因在于,1958年实行计划经济,上海城市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一个流动的城市变成一个固定的城市,由一个外向型的城市变成了内向型城市,由原来以商贸为主的城市变成了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那时候陈云同志提出一个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全国支援上海的是农副产品、原材料等低附加值的东西,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于是,国家给上海定的工资是最高的,其他地方有饿死人的情况,上海没有,全国保上海,上海人最多是肉少吃一点。到头来上海人认为自己很能干,创造的价值很高。一辆自行车,无论是凤凰牌还是永久牌的,都可以换一卡车农副产品。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能换回一大堆原材料。上海对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给上海留下的发展空间就小了。上海给全国贡献了1/6的财政,上海城市留下来发展的钱仅占1/60,自己没办法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出现三大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污染问题。上海人被认为比较能干聪明,但比较小气,这大概是因为上海人是全国各地汇拢来的,这就导致上海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亲戚朋友,插队落户以后又增加了很多外地的亲戚。外地人来上海都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培罗蒙西装到大白兔奶糖,但上海人可以招待人家的东西很少,自己捉襟见肘,于是半两粮票也出来了,假领头也出来了。同时,那时候上海户口很值钱,要想迁入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上海很了不起、上海人很傲气、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这些对上海人的评价便在计划经济时代应运而生。在1949年以前不存在这个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情况也正在逐渐改变。

回过头看,上海的活力在于开放,上海的精气神在于一江活水,跟各个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禁止开放,就会大大影响上海的发展。今天上海有至少2500万人口,其中1000万是改革开放以后新涌入的,上海户口中40%常驻户口是外地人,上海的门户已经越开越大。上海人对外地人也还是很大气的,无论是外地民工子女进学校,还是各种待遇,上海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又恢复了它自己的传统。

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从近代讲到当代,从上海讲到全国,从中国讲到世界,认为上海是吸收了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因此上海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美好。从上海过去开放的历史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bNo+DGDJMESqzTad8EqyAIMCoBgI5P4l0B9P5pOU3rWO+jMS8HJAefYbcvSVK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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