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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是罗马人对居住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异族人的总称。有关这些异族人的记载最早见诸公元前350年左右希腊马赛丽亚的皮提亚斯写的游记，他把居住在英国和北海沿岸的异族人称为斯堪特人（Sky the n）和条顿人（Teutonen）。这些异族人不断地向北推进，扩大自己的居留地，逐渐地挤走了居住在今天德国西部的凯尔特人。公元前2世纪前后，由于异族人口的增长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生活在亚欧大陆草原上的匈奴人的挤压，他们迁徙到罗马帝国的东北部地区，遂与罗马人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v.Chr.100v.Chr.44）远征高卢，在那里设立了高卢行省，此后继续向莱茵河以东扩张，在莱茵河以西的地区设立日耳曼尼亚行省（Province Germania）。在东征的过程中，恺撒了解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在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后来写的《高卢战记》（Bellum Gallicum）中将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省的异族人统称为日耳曼人，称居住在英国的异族人为凯尔特人，这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日耳曼人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而是各自独立的部族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首领，有自己的社会生活习俗，构成各自独立的社会。在远古口耳相传的歌谣中，这些日耳曼人的部族有着共同的始祖，即大地之神隤士妥（Tuisto）和他的儿子曼奴斯（Mannus），日耳曼人的各支都是他们的子孙，各部族都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迄今为止在中欧地区还极少发现与日耳曼人有关的考古遗址或考古文物，因此西方学者们了解和认识日耳曼人更多的是通过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8—120）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他在书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对于罗马人来说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社会形态方面都十分陌生的这个社会群体。在塔西佗的笔下，日耳曼尼亚是一个“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地区，虽然已经是处在新石器时期，但日耳曼人依然停留在古老的状态，他们与外族极少交流或者通婚，保持着自身部族血统的特点。塔西佗描述的日耳曼人已经结束了半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下来，有了固定房屋居所，构成了村落，但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很少有城郭。他们分散地逐水草或者逐树林而居，这种流动性的居住方式也许是他们不善于建筑房屋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房屋都是用不做任何加工的原木建造，房屋的墙壁上涂着泥土。
已经过着定居生活的日耳曼人依然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他们居住的地区“谷物颇丰，但不宜于种植果树”，“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在日耳曼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活动的比重仍然小于畜牧业。青壮年除了从事战争以外更多的时间都用于狩猎，修缮房屋、管理庭园和种植农田一类的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事物则交给老人、妇女及体弱的人去做。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也有关于日耳曼人这样的记述：“他们对农耕不怎样热心，他们的食物中，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也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数量明确、边界分明的土地，官员和首领们每年都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宜的田地分配给集聚在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日耳曼人对财富的衡量依然还是以畜群为准，“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最贵重的馈赠礼品是马匹、盔甲、马饰或者牛群。
在罗马人看来，以专事战争为主要社会活动的日耳曼人勇武强悍，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这样描述他们：“这个民族的身躯大小超过其他的民族，就是身体最大的人也不能跟他们相比；他们凶猛残酷，是勇敢的人中间最勇敢的，藐视死亡，因为他们相信死后还会活着的。他们能够同样地忍受寒暑，在断粮的时候，他们吃野草维持生活，而他们的马则吃树木的嫩叶。但在作战中，他们似乎没有耐心，他们像野兽一样，是在激动情绪指导下，而不是在智慧和科学指导下进行战斗的；因此，他们为罗马人的科学和耐心所征服。”在日耳曼人中，勇敢、善战是成为将领的首要条件，在战场上苟且偷生是终生的耻辱，乃至于不得不以结束生命换回自己的荣誉；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丢掉盾牌都是一个奇耻大辱的罪行，会被排斥在公民大会之外，并处以禁止参加宗教仪式的处罚。将领用以身作则的勇敢博得他的士兵的拥戴和服从；士兵英勇战斗，勇敢地保护将领，这被看作最尽忠的表现。这种专事战争的行为把日耳曼人中的青壮年集合在将领的周围，构成相互之间的扈从（Gefolgmann）关系。“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将领把在战争中获取的大量战利品赏赐给他的扈从，扈从也寄希望于将领的慷慨大方。“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尽管塔西佗这段文字的语气不乏调侃之意，但依然可以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日耳曼人所具有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这种以战争作为社会分配物资的方式，使得日耳曼人的社会群体不是以自然居住点或者职业来划分，而是以适于战争的集结方式以及提供战争的兵源来划分，形成“百家村”制度，一个“百家村”是一个能提供一百个士兵给养的经济单位。
日耳曼人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母系社会的一些因素，在这个以家庭为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里，妇女是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她们不仅供养士兵们，而且以自己的精神激励战场上的士兵。恺撒曾经这样记述，每次战斗中妇女都会待在距战场最近的地方，“她们伸出双手，痛哭流涕地哀求那些正在进入战斗的战士们，不要让她们落到罗马人手里当奴隶”。塔西佗也曾经有过相似的记述：“站在身旁的就是自己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们所急于想博得的赞誉；他们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们面前，而她们也毫无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在日耳曼人看来，妇女与他们所信奉的神相通，不仅能够感觉到，在“她们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和能够预知未来的力量”，甚至在做重大决定时都要征求她们的看法，然而重大的决定权则在祭司的手中。
根据塔西佗的记述，日耳曼人信奉多个神，他们常常以占筮的方式表示对所信奉神的崇拜，因而在这个社会中祭司享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主持占筮仪式，但却相信能够“传达”神的意愿的则是那些专门饲养的白马，通过白马的嘶鸣和鼻息之声来预测重大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日耳曼人还用马的颅骨做成饰物装饰在墙壁上，可见马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日耳曼人也常常会用树枝做成筮，以抽签的方式询问，希望了解未知的结果，他们甚至会因为相信占卜而放弃战机以致失去可能会赢得的胜利。日耳曼人以战事为主的社会活动方式似乎使他们对死亡并没有那么恐惧，因此他们在葬礼中并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使用特定的木材焚化死者的尸体，陪葬的是他的盔甲乃至战马。在中欧地区发掘出来的不断扩大的骨灰坛圈的遗址，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日耳曼人火葬的宗教观念。总而言之，从塔西佗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至少在他生活的年代，日耳曼人的宗教还处于原始宗教的状态，虽然他们有被称为“鲁恩”的文字，但仅仅用于祭祀中，没有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日耳曼人非常相信那些尚不了解的神秘力量，对其畏惧更甚于对他们的国王。
日耳曼人的国王是按照出身被推举出来的，但是国王并没有无限的权力，重大的事务都是由全体部落成员参加的部落会议决定。部落会议都是在固定的日期举行，或在月盈之时或在月亏之期，主持会议的通常不是国王而是祭司。部落会议不仅商议战与和的对外事务，而且还对部落内犯罪者审判和宣判。日耳曼人虽然没有文字的法典，但在公元5世纪记录下来的《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中可以看出，日耳曼人施行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对犯罪者的处罚主要是罚金，罚金的多寡一是依据罪行的轻重，二是依据涉案双方的身份。很显然，在日耳曼人的部落中存在着较为明晰的社会等级（Stand），国王、祭司以及将领是社会的上层，除了他们身边的士兵侍从之外，在他们之下还有相当数量的自由民。这些自由民以马尔克（Mark）的社会机制被组织起来，每个马尔克因耕种者的数量多与寡而获得国王分配的土地。马尔克的土地属所有成员共有，以份地的形式按照其身份的高低分配给自由民耕种，耕种土地的还有相当数量的非自由人。逐渐安定下来从事农耕生产的日耳曼人以莱茵河为界与高卢人隔河相望。
公元前7世纪左右，来自巴尔干半岛和伊利里亚地区的凯尔特人向中欧迁徙，此后在莱茵河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定居下来，后来进入的罗马人将这个地区称为高卢，把居住在这里的凯尔特人称为高卢人。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自南向北流入北海的莱茵河把中欧分为两个部分，莱茵河左岸居住着高卢人，右岸生活着日耳曼人。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三次布匿战争并战败迦太基的罗马人将其触角伸向了山内高卢地区，并以此为基地逐步向外高卢地区扩张。公元前2世纪末、1世纪初，罗马军团击败了山南高卢凯尔特人中的阿罗布罗基部族和阿维尔尼部族，在纳尔榜南西斯地区站稳了脚，并控制了外高卢部分地区。公元前58年，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特人从今天瑞士境内向加龙河流域迁徙，面对压境的赫尔维特人，当地的凯尔特人向罗马军团求援，时任山南内高卢总督的恺撒率罗马军团进入外高卢，击败了赫尔维特人。此后，恺撒还率军击败了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迫使其退回莱茵河东岸。在军事上连连获得胜利的罗马人驻足外高卢，把整个高卢都并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不仅如此，恺撒以及他之后的执政者还都试图把罗马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莱茵河的东岸。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63v.Chr.—14n.Chr.）自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在他执政时期，罗马军团从石勒苏益格高地横穿日德兰半岛，力图向易北河地区推进，并且在威悉河沿岸和易北河河口建立了兵营。虽然他的两个继子进一步把阿尔卑斯山地区都并入罗马人统治的版图中，但罗马人最终还是放弃易北河流域地区，被隔在莱茵河的左岸，莱茵河与多瑙河成为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天然边界。
在高卢地区驻足以后的罗马人开始在中欧地区推行罗马化，首先是在行政机制方面的罗马化。恺撒在征服外高卢的过程中设立了一个大高卢省，他亲任该行省的执政官（consulat），屋大维延续了恺撒在高卢地区的政策，他把大高卢行省分为几个行政区，分别设立了高卢比利时行省、包括今天法国中部和北部的里昂高卢行省、法国南部的那旁高卢行省、包括今天法国中部和东南部的阿基坦高卢行省。此外，在大高卢行省以外的地区设立大日耳曼行省，其中包括今天的荷兰和德国，分为上日耳曼行省和下日耳曼行省；在多瑙河以南的巴伐利亚、今天奥地利西南的蒂罗尔以及瑞士东部区域内的地区设立了里西亚行省；在今天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的东部、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北部的区域内设立了潘诺尼亚行省。高卢以及欧洲中部的每个行省都由罗马军团的将领担任总督，同时也吸收一些当地的氏族贵族（Stam mesadel）进入行省的元老院，给予那些自愿加入罗马军团的当地居民罗马公民权。在每个行省中都驻扎着一个或几个军团，罗马军团的驻扎在中欧成为一种常态，建立了永久性的兵营或者要塞。奥伯豪森是最早建立的一个永久性兵营，其目的是为了防护莱茵河右岸异族的侵入，罗马人还在维也纳附近建立了卡农图姆兵营以防备日耳曼人沿多瑙河而上。屋大维十分强调巩固帝国边界的重要性，借助于天然的屏障在莱茵河左岸的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巴塞尔以及莱茵河与摩泽河相交之地的科布伦茨等多个地点建立了罗马帝国的兵营。另一方面，罗马人还在一些没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建墙垣、挖壕沟、修塔楼或者角面堡。在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117—138年在位）至安东尼（Antoninus Pius，86—161，138—161年在位）任皇帝期间，罗马人为防御日耳曼人修建了一道防护长城，起始于多瑙河畔雷根斯堡附近的克尔海姆，向西经魏森堡及符腾堡，在罗耳士向北转，穿越美因河蜿蜒直达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形成了一个相当广阔的防御三角地带。不仅如此，还在这个大的三角区域内设立了无人地带，罗马军队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上巡逻，禁止日耳曼人的船只在河上航行。
罗马军团为其扩张的目的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在所到之处监督修建桥梁、港口以及要塞（Festung）和城堡（Burg），罗马人修建的军用大道被商人（Kaufmann）所利用，成为通商的大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位于巴黎盆地的兰斯为起点，像扇面一样伸展开来，有从兰斯到莱茵河畔的美茵茨的、有经梅斯到斯特拉斯堡和图尔的、有经朗格勒到贝桑松等地的多条大道；有起始于索恩河经里昂穿越摩泽尔河、再经梅斯以及图尔到达美因茨和科隆的大道；还有从意大利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并从巴塞尔沿莱茵河下行至科隆以及北海沿岸的乌特勒支的水路。这些道路纵横交错、相互连接构成一个便利的交通网络，曾经因为阿尔卑斯山的阻隔而仅限于北欧的古老的“琥珀之路”（Bernsteinstrae），也因为罗马军团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使之得以纵贯中欧与地中海相连接。
中欧地区得天独厚良好的水系以及与大西洋和地中海连接的天然水路，吸引着那些活跃的意大利商人与罗马军团一起进入到中欧。珍珠、宝石、香料、丝绸、象牙等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被跟随罗马军团的商人从意大利贩运到了中欧；北欧的琥珀以及其他物品也沿着多条琥珀之路，经由阿尔卑斯山的布伦诺隘口进入意大利到达地中海地区。罗马兵营和要塞的建立以及众多军队的驻扎，为那些贩运琥珀等贵重物品的商人提供了安全进行交易的场所，莱茵河沿岸的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科布伦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等，都是在罗马兵营或要塞周边形成的进行贸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生长成为罗马的城市。欧洲西部以及意大利和喀尔巴阡山地区的金属资源，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西徐亚人（Scythians）所在地区的谷物、羊毛、皮革、腌制的肉和鱼类、蜂蜜、蜂蜡、盐等，也都进入中欧贸易交换的渠道，此外还有可以进行买卖的奴隶。可以这样说，罗马人的进入带来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商业传统，为中欧地区的商业贸易注入了新的活跃因素，显现出繁荣的景象。
罗马军团进入中欧的初期，这个地区的经济形态因以为军队提供物资为主而由军队掌控；然而，由于罗马军团长期的驻扎，当地的原住居民逐渐不再排斥驻扎在此地的罗马人，这就使得因为军需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转变为一种满足于当地人生活必需的常态经济。军需转变为民需，地区手工业（Handwerk；Gewerbe）的格局也因此有了改变。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一些被罗马军团废弃的陶窑被当地的居民启用，他们用曾经为罗马军团烧制砖瓦和陶器的窑烧制出陶罐、花瓶等民用器皿，出现仿制意大利彩陶（terra sigitlata）的大型作坊，今天在德国一些博物馆中收藏的那个时代的饰有浮雕花纹的陶器和红色带釉的彩陶，具有意大利彩陶的特点与中欧原有陶器的特质融合在一起的显著特征。与罗马军团一起进入中欧的还有生产玻璃器皿的工艺，这些工艺匠们跟随着罗马军团向欧洲的北部和东部迁移。在今天比利时的那慕尔，德国的特里尔、沃尔姆斯、科隆等地生产玻璃器皿的历史都可以回溯到1世纪前后。毋庸置疑，罗马人的进入推进了中欧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来自中欧的陶制和玻璃制器皿、具有凯尔特风格的黄铜制品也输入到意大利，几乎垄断半岛的市场（Markt），对当地的手工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不仅如此，在中欧落户的罗马人从凯尔特人那里学会冶炼技能，掌握了加工铁器、银器和金器的制作技术，学会铁制农具的制造和使用，掌握了养马和骑术的技能。包括今天奥地利中部和巴伐利亚部分地区在内的诺里库姆蕴藏着丰富的金矿和铁矿，在当时以产铁著称，罗马人将其兼并之后设立新的行省，掌控矿山（Bergbau）和炼铁作坊，当地生产的铁被大量地输入到意大利。
罗马人进入之前，中欧地区的农业文明已经形成，普遍种植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高卢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处于粗陋的原始状态。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战败迦太基帝国，非洲、亚洲的一些原始农业相当发达且富庶的地区先后被归并在罗马的版图中，当地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种植技术也随之为罗马人所了解、所接受。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征服普罗旺斯，在此之后葡萄、啤酒花、栗树、燕麦等相继被罗马人移植到高卢和中欧地区；同时，腌肉、羊毛等畜牧业的产品也输入到罗马。从恺撒时期起，罗马的农业作家就在元老院的支持下，翻译大量的亚洲和非洲有关农业种植和农田管理方面的著作，果树的种植、葡萄藤的修剪、菜园的管理技术等都被引进意大利，此后又都随着罗马人一起进入高卢地区。对高卢地区农业产生更大影响的是罗马的大地产制和奴隶制。
罗马的大地产制形成于共和晚期，布匿战争（Punische Kriege）加速了罗马土地制度的演变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进程。共和时期的罗马实行的是“公有地”（ager publicus），主要的耕地、草地、森林、牧场都是属于共和国，元老院贵族（Senat）、骑士（Ritter）和平民按照身份获得相应的土地，被称之为领地（possessiones），领有领地的经营者被称之为领主（possessores）。自恺撒之后，罗马军团不断地对外扩张，新征服的土地不断扩充公有地的面积，原有的公社土地制度逐渐瓦解，那些担任行政官职的元老院贵族以及骑士在征服战争中利用权势，通过拍卖或者继承将越来越多的土地据为私有，成为自己的私有领地（Herrschaft）。大田庄的形成必然导致在农业生产方面使用大量的奴隶，使用奴隶开垦荒地、耕种土地成为一种常态。罗马人使用的奴隶多来自于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奴隶的命运十分凄惨，白天在皮鞭的监督下在田地里进行着沉重的劳动，夜晚被关闭在黑暗的大营里，他们只被罗马人看作是“聪明的牲畜”。大量使用奴隶使得那些自由小农失去与大地产主进行竞争的能力，再加上越来越不堪负重的严苛的赋税（Steuer），致使他们面临着失去已有土地的困境，逐渐地沦为债务奴隶。
大地产制以及奴隶制的盛行改变了罗马人占领的高卢以及中欧地区的农业形态和社会结构，高卢以及中欧原有的农业文明很快就与罗马人引进的农业文明融合在一起，高卢行省成为罗马帝国在欧洲最繁荣的农业区。罗马人的进入也为高卢和中欧孕育了城市的胚胎，罗马军团的兵营、要塞等都是此后城市建立的基石，今天在这些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城市里依然还保存着罗马时期的神庙、广场、浴池以及下水道设施等各种各样仿罗马式公共建筑的遗迹，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高卢的城市化及其形式正是罗马化的鲜明表现。”罗马的拉丁文化也在高卢行省和中欧地区盛行，拉丁语成为这个地区的官方文字。
罗马帝国3世纪的危机同样也为高卢行省和中欧地区带来灾难，连年不休的内战加剧政治上的混乱，破坏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在课税方面无度地强征暴敛，激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各地都先后发生大规模的人民反抗和奴隶大起义。与此同时，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也频频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对高卢行省造成极大的威胁。
公元1世纪以后，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由罗马人统治着的高卢行省与日耳曼人居住的区域有着极为紧密的毗邻关系，尽管两个区域的农业文明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但双方的贸易往来却很密切。尚处于半游牧状态的日耳曼人极喜欢罗马人酿造的葡萄酒，用琥珀、皮货以及奴隶与之进行交换。在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墓地和居留地遗址中，可以看到产自罗马帝国的餐具，还有罗马帝国早期的钱币等其他随葬品。罗马人在莱茵河、多瑙河等与日耳曼人划河为界的地方设立的关卡也说明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有着经常性的贸易往来，位于莱希河畔的奥格斯堡因临近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口，成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进行贸易交往的中心。经常性的贸易加强了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接触，一些日耳曼人进入罗马人的辖区，逐渐适应和学会农业生产，从而进一步接受罗马人的文化和宗教，罗马帝国的皇帝还给予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外族人罗马公民的权利。然而，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并不完全是和平的交往，也存在着公开的武力冲突。随着日耳曼人的深入侵入，尤其是武装性的劫掠，罗马军团给予反击，一些战败的日耳曼人被俘虏，沦落为罗马人的奴隶，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被补充进军队充当士兵。
2世纪末期，罗马帝国穷兵黩武，争权夺利的内战刺激了罗马军团将领的野心，他们依仗手中的军队攫夺政权，导致帝国政治的混乱，内战连年不断，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都受到灾难性的破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不仅因战乱无法从事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而且还要饱受苛重赋税的压榨以及物价无度上涨的蚕食，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一些破产的自由农民因此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据西方学者估计，这个时期奴隶的总数甚至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2世纪下半叶和3世纪连续发生的瘟疫肆虐整个罗马帝国，正在萎缩的罗马经济雪上加霜，人口的锐减致使劳动力严重不足。大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引发强烈的反抗，民众的反抗和起义此起彼伏，在高卢地区掀起大规模的巴戈德运动（Bagaudes）。在186—188年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大地产主的庄园被抢劫，村庄遭受袭击，尽管农民军遭到罗马军团的镇压，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同样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引发帝国在3世纪出现全面的危机。从235年起罗马帝国境内军队叛乱、军事政变连年不断，造成以军队将领为主的地方割据的政治局面。军队在争夺罗马帝国皇权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奉行“让士兵致富，其他皆可不顾”的信条，帝国政府加重对奴隶和自由农民的盘剥，一方面在征收各种赋税时无度地强征暴敛聚敛财富，另一方面无节制地发放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致使社会下层更加陷入赤贫之中，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社会的动乱为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最早跨越莱茵河界线的是日耳曼人中的沙滕人（Chatten），他们于162年进入日耳曼尼亚省的南部；235年，日耳曼人的一支阿雷曼人（Alamannen）进攻坎斯塔特，对其造成严重的破坏。此后日耳曼人不断地侵入，致使罗马军团不得不加强在莱茵河、多瑙河沿岸的防御设施。3世纪中期，罗马人逐渐地丧失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韦特劳地区、从博登湖自伊勒河的狭长地区也都先后被日耳曼人占领。3世纪末，罗马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5—312，284—305年在位）把位于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市提升为皇帝的直辖市（Kaiserstadt），在那里修筑了牢固的防御工事，至今依然屹立在特里尔的黑门（Porta Nigra）成为防御日耳曼人侵入的北大门。357年阿雷曼人入侵阿尔萨斯地区，遭到罗马皇帝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331—363，360—363年在位）军队的抗击。然而，罗马军队并没有能阻挡住日耳曼人的侵入，他们如潮水一样一浪接着一浪地涌进了罗马帝国境内。然而，这些被罗马人称之为“蛮族”（Babarian）的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相比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优势，据西方历史学家们估算，当时的法兰克人（Franken）约有8万人，勃艮第人（Burgunder）约有10万人，汪达尔人（Wandalen）仅2万人左右，但他们却对改变罗马人的社会起到“酵母”的作用。早期“一群一群地淹没在高卢农民大众之中”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罗马帝国在3世纪危机之后出现的劳动力的匮乏状况，补充了罗马军队兵源的枯竭，一些日耳曼部族甚至成为罗马军队的同盟者（Fderaten），那些骁勇善战、屡建战功的日耳曼士兵还被提拔为罗马军团的将领。由此，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无论是在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都较为广泛地实现了种族的融合，这种融合与罗马社会的动乱同步，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4世纪中叶，居住在欧亚达草原上的匈奴人（Hun）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西迁，占领了喀尔巴阡山地区，致使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哥特人（Goths）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哥特人（Visigoth）继续西移渡过多瑙河。新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西哥特人并没有因此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反而受到罗马统治者不公正的待遇，强迫他们卖身为奴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财物被勒索，强壮者被迫充军服兵役。日益不满的西哥特人于378年举兵起义，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打败了罗马军队，西方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事件看做是欧洲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开端。
4世纪末期，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与帝国内的巴戈德运动交织在一起，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冲击，395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城为政治中心的西罗马帝国。与此同时，迁徙中的日耳曼人自身也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组合成了各个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带领下，在罗马帝国境内移动，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4世纪30年代以后，西哥特人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者移居到多瑙河下游的下米希亚行省（Niedermsien）。410年，西哥特人进入意大利，在洗劫罗马城之后长驱直入到达高卢南部，但很快又被罗马人驱赶到了西班牙。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再次成为罗马人的同盟者，参与抗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Sueben）的进攻；为此，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总督为加强防御，于418年从西班牙召回了西哥特人，视其为同盟者，将其布防在阿奎塔尼亚，西哥特人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国——西哥特王国。
进入5世纪，罗马军队似乎完全丧失了阻击日耳曼人进入的军事能力，而且越来越多地把日耳曼人作为不可缺少的兵源，或者将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作为军事同盟，这就使日耳曼人更加容易进入到罗马帝国境内。406年冬季，莱茵河东岸的汪达尔人与阿兰人（Alanen）都轻易渡过冰封的河面，前者先后击败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横穿高卢进入西班牙。428年，汪达尔人的首领、自称为“长矛之侯”（Speerfürst）的盖泽里希（Geiserich，389—477）率领本部族和部分阿兰人横渡海峡进入非洲的西北部，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占北非的迦太基古城，于439年在与罗马隔海相望的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控制地中海中部地区，将其从罗马帝国中分割出来。455年，盖泽里希派遣大军从海上进攻意大利，再次洗劫罗马城，给予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沉重一击。
3世纪中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勃艮第人迁移至莱茵河上游地区，4世纪末期定居在美因茨和沃尔姆斯周围地区。437年勃艮第人受到匈奴人摧毁性的攻击，其残余部分被罗马军团的将领阿埃蒂斯（Flavius Atius，390—454）作为同盟者移居到萨瓦地区，在那里建立勃艮第王国，457年获得高卢元老院的首肯。站稳脚跟的勃艮第人将王国的领地延伸到迪朗斯河，向北到达弗朗什孔泰地区，形成一个大勃艮第地区。早在3世纪就渡过莱茵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法兰克人，始终没有丢弃原有的居留地，而是以此为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实力，沿着莱茵河到达欧洲的中南部，481年建立法兰克王国。毋庸置疑，并不是所有迁徙到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都建立起部落王国，如萨克森人（Sachsen）、图林根人（Thüringer）以及较早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阿雷曼人等，但这些部落联盟也都掌控了一定的地区。直至5世纪中期，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被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国或者部落联盟所占据。
罗马帝国境内的这些部落王国和部落联盟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国王或者部落首领，他们以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帝国内，不享有罗马公民权，保持着日耳曼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俗，俨然就是一些存在于罗马帝国内的独立王国，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省建制，这个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罗马大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虽然皇帝的权位依然存在，但是帝国的国库已然枯竭，完全无力支付军饷，由此引起军队强烈不满。476年8月，驻扎在意大利的由日耳曼士兵组成的军团发生哗变，士兵们推举该军团的将领奥多瓦卡（Odowakar，约433—493，476—493年在位）为国王，他向罗马元老院宣布自己是皇帝委托的政府领导人，全权代表皇帝在西部帝国执政。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西罗马帝国覆灭的标志。
5世纪中叶，匈奴人的大军欲进驻高卢，遭遇罗马军团联合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共同阻击退回莱茵河东岸，此后转而进入意大利，终因军中发生瘟疫而导致衰败。曾经被匈奴人战败的东哥特人（Ostrogoth）依靠东罗马帝国东山再起，趁匈奴人的衰势进入意大利，在狄奥多里克（Flavius Theodoricus，451或456—526，493—526年在位）的率领下打败奥多瓦卡的军队，于493年在拉韦纳建立东哥特王国。狄奥多里克力图联合所有在帝国西部的日耳曼人的王国和部落联盟，在意大利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然而，在西欧重新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基础并不是东哥特王国，而是在高卢东南部立足的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