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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德国地处欧洲的中部，其地形自北向南呈梯形上行，最北端的低地上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北海海岸的湿地与泥沼地、粘土台地混杂。由南向北注入北海的莱茵河和威悉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向东流入奥地利的多瑙河、源自捷克边境流贯德国的易北河以及美因河等一些支流河流，在德国的北部冲击出一个蜿蜒起伏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地一直向南延伸到中部的高地地区。在德国心脏地区的中部高地有矿藏资源丰富的哈尔茨山脉、森林茂密的黑森林山脉、土壤贫瘠但盛产葡萄的莱茵页岩山区。最南端是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巴伐利亚高原、阿尔高伊、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在这些高原山区中点缀着风景秀丽的博登湖、柯尼希湖等诸多的湖泊。
中欧地处大西洋和东部大陆性气候之间凉爽的西风带地区，因此冬、夏两季很少有持续的极端气候，温度也很少大起大落，气温常年适中，而且降雨充沛。
19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们在欧洲北部地区偶然发掘出人类的遗骸和文物，引发对该地区远古时代的极大兴趣，他们根据所发现的地区文物勾勒出一个“北方文化圈”（nordischer Kulturkreis），这个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丹麦，以及德国境内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阿尔特马克。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借助地质学采用的年轮年代学和碳—14年代确定法的科学方法，对相继不断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物进行时间排序，提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这三个时代概念，建立起了一个三时期的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考古学和人种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学科的学者们把有机物逐渐演化的观念应用在对考古文物的研究上，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有关史前史（Die Prhistorie）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有关史前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任何文字的原始资料，因此主要是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的依据是出土的考古文物，同时这也与古生物学领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把这些非历史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的一些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用文字描述出史前史的历史画面。
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进化过程，与亚洲、北非比较而言，中欧地区中石器时代以及原始农业文明都出现得比较晚，这是因为中石器时期的北欧洲依然处于冰河期，迄今已发现的考古文物零零星星，有的甚至还保持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风格。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推论，欧洲中部地区最早有人类生存的痕迹是在大约公元前50万年前。1907年考古学家们首次在今天海德尔堡市附近发现人类的下颚骨化石，经过考古鉴定确定属于一种直立人的遗骸，并将其称为海德尔堡种（Homoheidelbergensis）。海德尔堡种具有直立人的特征，头骨扁平，骨壁厚，眶上脊粗壮。也许为防备野兽的袭击，海德尔堡人居住在山洞或者岩洞里。此外，考古学家们还在沙夫豪森附近的克斯勒尔发现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大约属于旧石器时代，他们通过对克斯勒尔洞穴地层的研究，推测在这个年代生存的人类狩猎的猎物主要是驯鹿和雪兔，此外还有一些鸟类，捕鱼和采集野果也是海德尔堡人获得食物的途径。但是，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力的考古证据证明海德尔堡人已经在使用火。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此之后人类的遗迹又销声匿迹，直至40万年之后，才又显现出人类生存过的遗迹。1856年，考古学家们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山谷中发现一种古人形态的遗骸，经考古鉴定这些古人类大约生存于公元前10万—公元前3.5万年期间，考古学家将其称为尼安德人（Ne and ertaler）。尼安德人是一种新智人，其头颅比较长，身材也颀长，与今天的欧洲人更为接近。尼安德人以群体的方式集体生活，为保护自己而相互依赖。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在这个古人类遗骸的附近发现了火灰层和动物的遗骨，这似乎可以证明尼安德人已经学会使用火，并且会制作简单的石制工具，如手斧、尖状的器具等，从这些石制工具的形状来看，可能多是用来防御野兽的武器。
由于缺少文字和文物的史料作为支撑，很难较详细地描述史前史阶段人类社会的状况。尽管如此，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些岩洞的石刻画、简练刻画的小雕像、明显精心安置的遗骸以及对地层的考察等，似乎都可以说明，旧石器晚期生存在这里的人类已经群居在一起。德国考古学家在对汉堡附近杜芬赛地层进行考察时发现，这里的地层覆盖了很厚的一层坚果壳，类似榛子这样的坚果是植物性食物，这种坚果壳与覆盖的桦树皮混合在一起，说明这里曾经是人群的定居地。他们在容易获得可食性植物的地区定居，通过采集、狩猎、捕鱼等途径获得食物。原始时代的人类既要防御大自然气候对其生存的影响，也要防御来自凶猛野兽的威胁，为了生存相互依赖而群居在一起，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原始的群居社会中，人们有了共同的思维和思想，由此产生狩猎巫术、崇拜生殖等最原始的宗教形式。考古学家们在荷尔斯泰因发现一个池塘遗址，池塘堤岸的一端有两根木桩，一根木桩上有驯鹿的头颅，另一根木桩则明显是人的形象，根据宗教学的一些理论似乎可以说明，这表明原始狩猎巫术的一种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在已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安葬地遗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的遗骸是很有规律地被安置在一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死亡有所思考。
中石器时期，中欧地区的气候依然还处冰川期的后期，地质环境以及植物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气候影响，随着冰川期的结束，气候的变化，桦树、松树、橡树、枞树、椴树、山毛榉等一些适应温带气候的植物群先后在中欧出现。宜人的气候、茂盛的森林、充足的水系，这些都吸引着人类迁移至此居留。
考古学家们根据对已经出土的陶器的考证推测，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来自南方、西方和北方的移民相继进入中欧地区。迄今出土的最古老的新石器的考古文物是在多瑙河流域地区出土的带状纹陶器（Bandkeramik）。考古学家们把这种陶器的制作工艺与东南欧和近东文明的出土文物进行比对研究，研究表明，多瑙河地区出土的陶器与尼德兰地区出土的陶器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在这个历史年代已经有外来的移民进入中欧地区。在此之后的晚些年代，一些小区域范围内出土陶器的制作风格又有了新的特点，可见各个区域的外来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带来形态各异的外来文化，对当地产生了极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迁入中欧的移民自然会带来原居住地原始农业文明的文化，德国学者将其称为“犁文化”（Pflugkultur）。出土于新石器时期的一副木质牛轭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使用耕牛。可以说，这种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原始农业文明，是随着犁文化的进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对发掘出来的陶土器皿碎片上的印迹以及对土层进行研究后证实，犁文化时期的中欧地区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黍等，一些野生的果树如苹果树等逐渐转变为人工栽培，同时还出现饲养牛、羊、猪等的原始畜牧业，捕鱼无疑也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活动。
与农业文明同时发生的是固定居民点的形成。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期中欧的居住地多是在多瑙河沿岸。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流，发源于今天德国西南部的黑林山，自西向东流入黑海，它有众多的支流延伸到今天的瑞士、波兰、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捷克以及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等国家。多瑙河如同一条天然的大道，那些来自近东和东南欧的移民从多瑙河下游逆流而上，移居到多瑙河的中游和上游地区。在阿尔卑斯山的峡谷里，以及在勃艮第的隘口、那慕尔、泽斯特、施滕达尔、皮里茨、格劳登茨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居留地遗址。在这些居留地遗址中发现的带状纹陶器都惊人的相似，并且沿多瑙河中游的支流一直到欧洲北海沿岸的低地地区也都发现了具有这种特征的出土陶器，可以看出多瑙河文化（Donaukultur）呈现出来的动态性，这也与这个时期外来移民的迁入情况极为吻合。
中欧文化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结论主要是根据当地考古发掘的巨石墓判断出来的，发源于今天瑞士境内的莱茵河是西欧移民进入中欧的通道。莱茵河自南向北纵贯今天的德国，并且还流经今天的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法国，在今天荷兰的鹿特丹注入北海，其支流四通八达，像一张大网一样在中欧构成一个庞大的水系。考古学家们在莱茵河的水系区域内不断发现和发掘出类似于史前的巨石柱、长条形的石棺和巨石墓，这些似乎都在向人们证明当时这里已经是一个并不封闭的社会。在今天瑞典的南部、丹麦以及德国北部发现的巨石墓也表明移民从北部的迁入，这也为“中欧北方文化区”（das nordische Kulturgebietin Mitteleuropa）这一概念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在对这些居留地遗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居留地考古观察法”（Die siedlungs - archologische Betrachungsweise），根据这种方法推断出新石器时代人们定居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的人们建造了一种立柱式住房，住房约有6—7米宽、30—40米长的空间，有垂直的墙面和一种双坡的屋顶。这种住宅多是单间的房屋，若干单间房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居民点——村庄，村庄周边围着篱笆，显然是用来防御野兽或者是外来入侵者的攻击。被圈围起来的村庄的遗迹显示，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劳动，正如恩格斯对劳动的评价，“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共同的劳动有了共同的意志，也是这种共同的劳动促进了社会共同体（Gemeinde）的形成，有了部落形式的社会共同体。部落的社会共同体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态，通过共同体内的共同劳动保证生存的必需条件。显而易见，社会共同体因为劳动程度的强弱存在着社会的分工，男子承担种地、饲养牲畜等需要很强体力的劳动，妇女则多从事碾磨、种植园地、采集野果、纺线织布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性的劳作，最简单的社会分工也开始显现，有了专门制作石器和专门制作陶器的手工业者（Handwerker）。家务性的劳作以及单间的房屋遗址都说明，在新石器时期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随着“犁文化”的开始，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家族或氏族联盟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犁文化带来的原始农业文明的开端与狩猎采集式原始社会的终结在新石器时期同时发生，根据迄今为止在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者的共存。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这个时期的安葬习俗，了解这个历史时期中欧居民的宗教观念。在狩猎采集式原始社会中就已经有了的相信灵魂的宗教观念，在犁文化时期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些手足被捆缚的遗骸显然并不是随意摆放，陪葬的陶制器皿和工具也说明人们有了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遐想。墓穴中出土的鸣器、乐器以及陶土制造的面具等则是狩猎人举行巫术时不可缺少的祭祀用的器物，可见巫术同样也是原始宗教信仰中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以此为依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犁文化进入欧洲所具有的形态以一个极长的发展过程为前提，在此过程中各种完全不同的崇拜均得到发展。”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文物中尚没有发现文字文物。19世纪初期，欧洲的语言学家们通过把欧洲的语言与最古老的文字语言印度语进行比较，确定了印度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学的概念。学者们从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基础语言中还原原始民族的文化景象，与中欧地区的游牧生活状态和耕作知识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桩上建筑物”（Pfahlbauten）的考古发现以及“犁文化”也有很多吻合之处。
与犁文化一样，青铜器文化也随着外来移民一起进入中欧地区。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800年）被称为“钟形杯人”（Glockenbecherleute）的移民进入中欧，带来“钟形杯文化”。钟形杯文化的发源地在与比利牛斯山相邻的伊比利亚半岛，承载这种文化的是从事狩猎和捕鱼以及饲养牲畜的游牧民族。伊比利亚半岛有包括铁矿在内的丰富的矿藏资源，因此钟形杯人较早使用铁质的战斧。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欧洲相当大的范围内都出现只葬单人的单人墓穴（Einzelgrber），这种墓穴或是单个出现，或是成群出现。在男子的墓穴遗址中通常都会发掘出来用作工具或者武器的战斧，故被称为战斧人（Streitaxtleute）的单人墓。在单人墓穴中发掘出来的战斧不仅有石头打造的，也有制作精致的铜斧。可见，这些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战斧人为中欧输入了铜制品和铁制品。在萨克森、图林根以及德意志南部地区发现的单人墓穴中，与战斧同时被挖掘出来的还有双耳陶罐以及一些杯具，说明这些身为勇士的战斧人不仅善战并且喜酒。因为这些用陶土制作的器皿上通常带有用绳子压出来的几何形图案的纹络，因此考古学家将其称之为“绳纹陶器”（Schnurkeramik）。
这种单人墓分布的地域很广，几乎涵盖整个中欧，并扩展至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不列颠和爱尔兰。然而，在发现单人墓的区域内则极少发现居留地的遗迹，这似乎不太符合游牧民族流动的文化特性。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根据已经发现的单人墓的地域范围，勾勒出游牧民族进入中欧的线路图：他们从东部越过萨勒河，横穿日德兰半岛进入北方巨石文化圈（der nordisch - megalitische Kreis）。制作绳纹陶器人群的单人墓不仅出现在地域较为广阔的哈雷地区，而且在索尔兹伯里也发现了钟形杯人的单人墓穴。不仅如此，在莱茵河下游、法兰克的侏罗山脉以及劳厄山脉也都出现了战斧人的单人墓遗址。
在这些已发现的单人墓中还偶尔发现有其他的陪葬物，如弓、箭筒、作为装饰品的金手镯等。这似乎又可以说明发掘出单人墓的地域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在一些单人墓穴的墓壁上还发现了带柄的战斧、弓箭手以及弓和箭筒的装饰壁画。这些装饰品和装饰壁画说明，在单人墓中安葬的应该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首领。在瑞典基维克发现的一块墓板上刻有赛马和战车的图画，甚至还有许多车辆并排而立、驭手挽着缰绳的场景。游牧民族频繁迁徙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部落相互之间因争夺居住地而进行的战争，率领兵士集体猎取猎物以及共同防范野兽的攻击，所有这些都促使在共同生活的群体中必然要产生出领袖式的人物，形成有首领的部族。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字史料，学者们只能依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为这些部族命名。
19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家们通过对现代语言的比较，认定欧洲语言和亚洲部分地区的语言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提出印度日耳曼语族人的概念。他们认为，在太古时代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有着共同的语族，印度人是最东部的一支，日耳曼人（Germanen）是最西部的一支，因此这个语族被称之为印度日耳曼语族。这些原始语言提供的地理、植物和动物的概念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相互印证，反证了语言学家们得出的论断。在整个印度日耳曼语族中，虽然各个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印度最古老的文学著作《梨俱吠陀》和古希腊最古老的文学著作《荷马史诗》中都有类似的描述，即武器是用一定数量的牛进行交换。再如，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的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原始人都把羊作为原始祭祀的主要牲畜祭品，而牲畜的这个名词几乎都是从羊毛皮的单词中派生而来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概念也被历史学家们引入历史学领域，与日耳曼民族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中欧地区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根据语言学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语族是由诸分支组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学家们推论这三个区域分别是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中的三个分支，即：分布在北欧和中欧的日耳曼人、分布在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凯尔特人（Kelten）以及分布希腊西北部的北伊利亚人（Nordillyrien）。约公元前2000年初的新石器时期，由于气候环境因素的差异，以及人们生存活动的不同，在欧洲同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以原始的商品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希腊城邦的文明形态，而在欧洲北部则是长期存在着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游牧文明的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并没有各自封闭，两个文明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有着经常性的商业往来。
凯尔特人生活在中欧的西部地区，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今天法国境内的塞纳河、德国境内的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地区出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迁徙。19世纪中期，考古学家们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哈尔施塔特发掘出2000多座墓葬以及史前史时期的盐矿遗址。这些墓葬的安葬方式极具特点，墓穴中没有遗骸而是盛装骨灰的坛子，考古学者将其称之为骨灰坛墓穴（Urnengrabe），并且以遗址发掘地命名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kultur）。哈尔施塔特文化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属于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凯尔特人，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很大，从今天法国境内北部的马恩河流域一直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这些已经发掘出来的墓穴中的陪葬品中有陶器、金属器具，与欧洲其他地区同时期发现的文物有很大的同一性，也有着明显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可以推论，凯尔特人占据着从巴伐利亚到波希米亚地区，由此掌控着莱茵河、塞纳河、罗纳河以及多瑙河的水系，通过与希腊人通商有了一些青铜、陶土之类的器皿。凯尔特人雄踞中欧相当长的时间，在今天瑞士纳沙泰尔湖北岸的拉坦诺出土的文物表明，直至公元前5世纪，凯尔特人依然主宰着中欧地区，尽管其出土的文物与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出土的文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拉坦诺文化（La - Tène - Kultur）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带着装饰剑鞘的铁剑、武士佩剑用的铁链、宽刃的重型矛头，镶有铁制浮雕和支座的木盾，还有铁制的剪子，等等。不仅如此，在这些出土文物中还有来自于意大利中部坎特鲁斯坎人（Etruskan）制作的青铜器。在已经发掘的更晚一些年代的墓穴中还有铁镰、长柄大镰、斧、锯、锤等铁制器具。
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700年开始的拉坦诺文化标志着中欧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了用铜和锡混合炼制的青铜和铁制作的装饰品、各种器皿、武器，尤为重要的是用青铜和铁制作的农机具已运用在农业生产中。有目的、有规律地在土地上播种，在一年内固定的时间集中收割庄稼，人工饲养作为运输脚力的牛被用来疏松土地，由此提高了土地的产值，流动式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的生活方式过渡。相对稳定的定居的生活方式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共同体。
伊利里亚人主要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欧洲学者通过对他们语言的研究推论，他们的语言比较接近于希腊语和拉丁语。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大致可以确定中欧的东部地区是伊利里亚人的发源地，这个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对此作出印证。伊利里亚人的发源地属于战斧文化的一个分支，被看作是哈尔斯塔特文明的又一创造者。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伊利里亚人扩大了他们的居住圈，并与凯尔特人有所接触，双方不仅在语言上有相互借用的词汇，在铁器器具的制作方面也相互影响，这一点无论是语言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考古发掘都能相互印证。另一方面，通过伊利里亚人居住区域内被焚毁的废墟、防御工事的遗址以及发掘出的金属器具也说明，凯尔特人与伊利里亚人的接触致使这一区域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也许是伊利里亚人向南部地区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凯尔特人成为这个区域的主要居民，成为拉坦诺文化在该地区的承载者。
公元前400年以前，一个新的民族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与凯尔特人结为邻居，这就是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的游牧民族。进入这个区域的日耳曼人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他们多次并且是大规模地向着不同的方向迁徙，把凯尔特人挤压出这个区域。在这股迁徙的浪潮中，日耳曼人进入莱茵河上游、多瑙河以北，今天德国的南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奥得河以及维克瑟尔河流域地区都成为日耳曼人的居留区，并逐渐地日耳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