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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洛林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是西欧唯一的官方语言文字，修道院的学校和教堂学校是学习拉丁语读写的唯一教育机构，因此社会中能够熟练运用拉丁语阅读和书写的只有修道士和教士。13世纪在法国最先出现弗兰西斯修士会（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士会（Dominikaner）等新的修士团，而且其发展的速度极快，很快在整个西欧普及。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教皇因诺森三世给予这两个修士团存在的合法性，给予其在各地布道传教的特许权。这些修士会成立之初并没有像传统的修道院一样有固定的场所和土地财产，修士会的修士们以游历四方宣讲布道为己任。他们效仿基督身穿破旧的僧服，打着赤脚，蓄着长长的胡须，手拿布袋，以化缘乞食为生，故被称为“托钵修士会”（Bettelorden）。这些游方布道的修士们不定居在某个修道院内，也不置身于教区主教或者大主教区的管辖之下。修士会有自己的总教长（Generalsuperior），并在一些城市中设有集会的场所，故而组成修士团（Konvent）。托钵修士会与修道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不参与任何经济活动，他们的修士团只设在城市里，尽管此后修士会也获得丰富的馈赠，有相当可观的财富，但修士会将所有的生产和经济管理都委托给世俗的迈尔和可以信任的商人。修士会的修士们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世纪的大学或者修道院和教会的学校里。1222年，萨克森的约尔丹（Jordan von Sachsen，1200—1237）继多米尼克之后担任第二任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总教长，多米尼克修士会有了快速的发展，仅他任总教长的15年内就成立300余个修士团，分布在欧洲许多建立了大学的城市里，约尔丹也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阿尔贝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
大阿尔贝特出生在多瑙河畔的劳英根，他的父亲可能是施陶芬王室的王室封臣，迄今还尚未发现较为详细记载有关他出生年代和早年经历的史料。1222年，他居住在威尼斯其叔父家里，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多米尼克修士会。他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被修士会派回德意志，在科隆大教堂学校学习神学。1240年，他被派到巴黎大学学习。1245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受聘巴黎大学的讲师。他在巴黎大学教学的三年期间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学，年轻的托马斯·阿奎那正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他的学生。1248年，大阿尔贝特返回科隆，他在科隆建立并领导多米尼克修士会的研究院（Studium Generale），即今天科隆大学的前身。虽然被誉为中世纪第一所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在德意志皇帝的支持下建立的，但它地处意大利。直至13世纪末期，在今天的德国境内以及讲德语的所有地区都还尚未有一所中世纪的大学。尽管如此，大阿尔贝特建立和领导的科隆研究院是13世纪继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之后经院哲学的第三个大本营，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众多学者和求学者，科隆的研究院是德意志神学以及此后德意志哲学思想最初的家园。1254年，大阿尔贝特在沃尔姆斯被任命为多米尼克修士会德语区教省的教长（Provinzial），他在担任这个职务的三年期间放弃了在科隆的教学工作。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任命他为累根斯堡的主教，但两年后他辞去主教的职务再次返回科隆，在那里度过他的最后岁月。
大阿尔伯特是一个百科全书般的人物，是当时多个学科领域的权威。“大”不是阿尔贝特原名中所有的，是后人封给他的尊称。大约在14世纪上半叶，阿尔贝特的名字后面才加上了“大”，这是对他知识丰富和学识深厚的赞誉。从12世纪初期起，在西欧掀起一个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学家著作进行翻译的高潮，但这个时期的翻译不只是一种文字对文字的转换工作，许多基督教学者在翻译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的评论性的文章，这是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在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评说和研究中产生了新的神学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一个陈旧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它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提炼，其中包括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的学者们对它的诠释，犹太学者和阿拉伯学者也对其注入自己的精髓，12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更是凝聚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思想的精华。因此，学习和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必然要接触所有附着在其中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必然要打破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形的界限，这是中世纪西欧认识史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大阿尔贝特在巴黎大学学习和教学期间接触并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时他也接触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学。身为基督教的学者，他最早旗帜鲜明地宣布只要是知识就应该接受，他认为所有正确的知识，不论是来自异教徒的或是犹太教徒的，不论是来自希腊人的或是罗马人的还是阿拉伯人的，不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都是有益的，都不可能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矛盾。他曾开宗明义地说，接受所有已被证实的知识，无论这个知识是来自哪个宗教。大阿尔贝特首先在知识领域内打破宗教信仰和种族的界限，摈弃宗教偏见和民族歧视，这是他为西欧人文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大阿尔伯特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诠释基督教拉丁正统教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应该把哲学和神学区分开来。
大阿尔贝特一生著作浩瀚，1890—1899年间在巴黎出版的全集共有38卷。研究大阿尔贝特的当代学者把他的写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228—1248年间），他的主要著作都是与神学问题相关；第二阶段（1248—1254年间），他写了戴奥尼夏的传记和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著作；第三阶段（1254—1270年间），他着重研究亚里士多德；第四阶段（1270—1275年间），他又回到神学问题上。与这同时期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督教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阿尔贝特从不断章取义。13世纪中叶，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已经成为时尚，但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只是摘取能说明自己观点的部分。大阿尔贝特不是西欧第一个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也不是最早对此写评论的人。在他之前，多米尼克修士会和弗兰西斯修士会的经院哲学家们，已经对亚里士多德的部分哲学著作有所评论，但都是断章取义，并不全面。大阿尔贝特是在西欧中世纪第一个全面介绍亚里士多德学术成就的人，他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数学、植物学、动物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写过评论，并在他的评论中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对古典学科的介绍，为世俗人文科学的恢复和建立提供借鉴。大阿尔贝特在自然科学的建设方面也有所建树，他被公认为是西欧植物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创始人。自然科学的建设使人对自身有了科学的认识，对人的机体、人的生命、人的思维能力的认识，必然会对原有的信仰和教义提出疑问，这是因为哲学在中世纪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从有机体的角度阐述人与上帝的关系。
大阿尔贝特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较为全面的介绍是其为基督教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为处于迷茫和徘徊状态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提供了指南，为他们开辟了继续前进的道路。社会活动不断创造的丰富物质和基督教关于贫穷的教义，这两者所产生的相互对立给人们的宗教观念造成很大的困惑，这一点在城市市民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获利的经济活动、享受物资的生活与原有的社会价值观、渴望灵魂获救的宗教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通过放弃财产、救济穷人、捐建教堂等善举，并不能完全地得到解释和解决，宗教的困惑并不能由此而消除。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他们另辟蹊径，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中包含有自然哲学的因素，他把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有机地区分开，把哲学分为先验的（即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伦理的。先验的哲学是关于上帝的，是精神的，精神来源于上帝；物理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的实际事物，是物质的，是受精神支配的；伦理的哲学则是关于人的行为，是道德的，是认识精神的。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中，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是被混合为一体的，人的道德行为必须遵守宗教的伦理。“道德是精神的一个善的性质，有了它，人才能正确地生活，没有人不需要它，这是在还没有我们时，上帝就在我们的内在中创造了的。”在奥古斯丁主义中，上帝恩赐的伦理和人的道德伦理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他非常强调人的外在行为与教义教导的一致性，强调要遵守禁欲、苦修、放弃财产等这种外在表现的行为准则。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在接受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后，对奥古斯丁主义做了新的注解。他们把伦理分为神学的伦理和哲学的伦理，进而把上帝恩赐的道德和人的道德区分开，即注入的道德和获得的道德。前者是超自然的、神学的，后者是自然的、哲学的。这两种道德相互转换，成为一体，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对上帝的认识过程。恭顺、温厚、怜悯、对良心的谴责等，是上帝的道德标准，人们的社会性行为依然受宗教伦理的制约。但是，人的道德是在意志之中，需要思考、需要认识，人的理性受到重视，信仰和理性被调合在一起。
大阿尔贝特一生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托马斯·阿奎纳。托马斯用亚里士多德主义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教义，由此结束基督教的圣奥古斯丁时代，创立托马斯主义（Thomismus），开创了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新的时代，他由此获得罗马教会给予的无上荣誉和尊重，被看作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代宗师。
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1240或1245—1310）是与大阿尔贝特同时代的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18岁加入弗莱贝格的多米尼克修士团，开始学习神学、逻辑学，接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71年，完成学业的迪特里希在他的家乡弗莱贝格的修士团担任教师，一年后他被送到巴黎大学深造，1280年学成返回德意志，在特里尔的多米尼克修士团从教。此后他以学士的身份受聘巴黎大学讲授《教父名言集》（Sentenzen），这是由巴黎的主教伦巴底的彼得（Petrus Lombardus，1095—1160）编纂的。1292年，迪特里希返回德意志，次年被推举为多米尼克修士会德语区教省的教长。1296年，他又重返巴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后在那里任教。13世纪的巴黎大学极少聘任非法国籍的学者任教，更何况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士，迪特里希和大阿尔贝特是极少见的例外。1303年，迪特里希在康斯坦茨被推举为教省的副教长。迪特里希虽然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成员，但他在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观点更接近弗兰西斯修士会的学者们，他在一些神学理论方面的观点与托马斯·阿奎那很接近。所不同的是，托马斯无论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都遵从亚里士多德主义，而迪特里希则是采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方法论和理论认识论。托马斯认为，上帝是纯粹的形式、纯粹的现实，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即：每一被推动的东西都必然是由某种东西推动的，每一个结果都应含有一个原因，因而必定有一处是不被推动的运动原则，他由此推论，上帝是宇宙最初的和最后的原因。迪特里希还从上帝造物的理论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天体的运动是被一种独立的精神实质（理性）驱动的，而且他还认为这个过程可以返回其本源。依据迪特里希的观点，在存在和本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区别，有着一个并不取决于本体的非本质的属性，正是这一观点让他陷入与教会关于圣餐的争论中。迪特里希的认识论和创世说对此后的德意志新神秘主义的创始人埃克哈特（Eckhard，1260—1328）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3世纪经院哲学的繁盛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希腊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的信仰协调一致，增强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在这同一历史时期以经院哲学的方法评注的罗马法也被看作是一门重要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强烈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这就为此后西欧现代立法制度的建立清除了原有的保守的理论障碍，为新的世俗政治理论的提出创造条件。虽然在13世纪的德意志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一样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议会制政体，但正在形成的邦国制也在逐渐地成长为一种不再是以依附关系组成的共同体，有了以等级议会制为政体形式的领土化了的邦国。
德意志王位之争、国王和皇帝与教皇间的争斗、“大空位时期”，在发生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期间，各大封建诸侯都在忙于巩固或扩大自己的邦国领地。诸侯之间、诸侯和德皇之间的征战连年不断。与此同时，西欧其他王国和地区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在法国，逐步树立起来的王权权威，与市民阶层联合起来，三级会议改变着自10世纪以来存在的封建分裂的政治格局；在英国，市民则与贵族联合起来，通过三级会议限制王权的专制；在意大利，自治的城市共和国摆脱了德意志皇权的控制，实现着城市的自治。这些无疑都对罗马教会一直竭力推行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12世纪中叶，卡塔尔派在德意志中部地区的科隆附近出现，科隆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大阿尔贝特提出只要是知识就接受的观点，大阿尔贝特的学生、被称为“大师”的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d）从中演绎出基督教新神秘主义的学说。
埃克哈特出生于哥达附近或者是埃尔福特附近的霍赫海姆，他的父亲是一位骑士，但他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在15岁时就在埃尔福特加入多米尼克修士会，在当地的修士会接受教育，此后在大阿尔伯特主持的科隆研究院深造。1277年，他被修士会送到巴黎去深造，3年后学成回到科隆。大阿尔贝特于这一年的11月在科隆去世，因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埃克哈特是大阿尔贝特的学生。尽管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很短，但是大阿尔贝特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研究成果却让他获益匪浅。1293年2月，埃克哈特的名字被列入巴黎大学神学教授的名单，他在那里讲授彼得·伦巴德编著的《箴言书》（Sentenz）。当时的巴黎大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学术上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埃克哈特能受聘于此，足以说明他在神学方面造诣之深。两年后，埃克哈特因受命新教职离开巴黎，前往图林根担任多米尼克修士会的埃尔福特修道院的副院长，同时还兼任修士会在图林根的大教长（Provinzial）的代理（Vikar）。在此期间，埃克哈特始终保持着巴黎大学客座教授的资格，他经常受邀去巴黎大学教学和布道，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对《圣经》进行评注。从这个时期起，人们在他的名字前面增加了“大师”（Meister）的称谓。1303年，多米尼克修士会在德意志北部地区成立新教区，埃克哈特被任命为新教区的大教长。1307年，埃克哈特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地区的总教长。这是埃克哈特最辉煌的时期，他经常往来于各个教区，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说。1311年他再次受聘于巴黎大学，在那里进行了3年的讲学和神学研究。两次受聘巴黎大学的这种殊荣，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只有他和托马斯·阿奎那才曾经享有过。1323年以后，埃克哈特回到科隆，领导多米尼克修士会设在那里的研究会。
埃克哈特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道士、修士会的领导者，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神学家、大学的教授，他还是基督教的布道士。他与彼得·阿伯拉尔、大阿尔贝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一样，是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与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埃克哈特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神学家们都更贴近社会，更了解民众，抑或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给他打下了更深的印记，使他对神学有了新的认识。埃克哈特不仅在巴黎大学和科隆研究院的讲堂上讲座，在修道院和修女院面向修道士和修女们讲经说道，他还经常在各地巡查，向广大世俗基督徒们布道演说。汉堡、斯特拉斯堡、哈勒、哈伯斯塔特等众多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埃克哈特是在中世纪最早用大众的语言进行布道讲演的布道士，他的布道更易被世俗接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社会影响也更大。
埃克哈特生活在一个巨变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德意志帝国经历了“大空位”时期，各大封建诸侯借机巩固邦国领地；在这个年代里，法国王权趋于集权，第三等级的政治力量日益强大；在这个年代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初露端倪，市民阶层和贵族联合起来限制封建王权的专制；在这个年代里，意大利从德意志皇权的阴影中走出来，城市共同体的自治体制基本确立；在这个年代里，罗马教会从它权力的顶峰滑下，甚至从罗马城迁到法国南部的小城阿维尼翁，“阿维尼翁之囚”（Avignonesistisches Exil）无疑极大地冲击了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在这个年代发生的每桩事件似乎都在佐证，西欧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迁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都在努力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人们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社会交往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自由。社会各阶层提出的各种自由还都受到封建宗教法权的限制，宗教法权的确立建立在宗教权威的基础上。社会的变迁触及了传统的神学思想和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具体反映在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关于唯名论（Nominalismus）和实在论（Realismus）的辩论。托马斯和埃克哈特都是唯名论的代表，他们都承认基督教的普世性，同时也强调在普世的基督教世界中人的个体性（Individuum）。然而，埃克哈特与托马斯的基础神学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根本作用和创造行为是存在；埃克哈特则认为，上帝本身就是存在，被创造物的存在源于上帝的存在。埃克哈特强调，每个事物都在其自己的存在中作用，没有什么是能够超越自己的存在而活动的，上帝就在人的存在中，“上帝和我，我们是一体的”。埃克哈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只要内心是虔诚的，无论是在修道院内的生活还是在修道院外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埃克哈特有关信仰的布道极大地动摇了自罗马帝国晚期确立的罗马教会宗教权威的根基，受到罗马教会的强烈反对。
1323、1324年，埃克哈特在斯特拉斯堡巡查，进行多场布道演讲。斯特拉斯堡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教长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Straburg，?—1331）对他的布道内容和用大众语言进行布道的方式提出异议。1326年，在尼古劳斯的主持下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进行甄别。尽管这次甄别没有做出否定埃克哈特学说的决议，但是却引起科隆的大主教海因里希二世的注意。中世纪的斯特拉斯堡教区隶属于科隆大主教区，海因里希二世组成一个宗教审判法庭，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进行审判，埃克哈特对此进行积极的自辩，并且得到一些主教和多米尼克修道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1327年1月，科隆的宗教审判法庭将此案提交给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同年，埃克哈特亲往阿维尼翁在教皇面前自辩。1328年4月8日，阿维尼翁教廷的宗教审判法庭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词逐一进行判决，其中大部分被判定为异端邪说，其余部分被裁定为不易传播。所幸的是，埃克哈特本人并没有获悉这一判决，他在判决下来之前就已于1327年底去世，避免了因异端罪名受迫害的厄运。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任何记载他死亡原因的史料，也没有任何记载说明他被葬的具体地点，这在基督教教会史中是个仅有的例外。尽管埃克哈特已经过世，但科隆大主教依然要求教皇把对埃克哈特的惩罚公布于众。1329年3月27日，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发布敕令，宣布埃克哈特是异端分子，焚毁他的所有著作，禁止进行传播。埃克哈特是中世纪第一位受宗教法庭审判的经院哲学家、教会神学家和高级教士，这在中世纪也是一个特例。后世的教会史学家们高度评价他的神学思想，称他是基督教新神秘主义的创始人。
埃克哈特的神学著作以及布道词虽然被宗教审判庭付之一炬，但是他的神学思想和理论被德意志的另一位神学家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传承下来。陶勒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18岁加入多米尼克修士会，1325年在科隆接受神学教育。14世纪20、30年代，德意志皇帝路德维希四世与阿维尼翁教廷之间纷争再起，莱茵地区的教俗贵族都被卷入其中，形成两个旗帜鲜明的对立阵营，多米尼克修士会的内部也出现分裂。1324年3月23日，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宣布褫夺教权的禁令，停止在莱茵兰地区的一切宗教活动。亲教皇的多米尼克修士们按照教皇的指令，拒绝在斯特拉斯堡为世俗基督徒主持弥撒、祈祷、布道等一切宗教仪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353年。1346年，巴塞尔发生大地震，诸如教堂、房屋、城墙、城楼等建筑都被震塌。也正是在这同一年，从意大利商船带来的黑死病越来越严重地从南向北蔓延开，吞噬了无数人的性命。1348年，斯特拉斯堡又发生严重的虫灾。1349年夏季，斯特拉斯堡遭受到长达四个月之久的鼠疫的侵害。在这一连串的天灾面前，人们束手无策，如同到了地狱的边缘，面临世界的末日。人们的恐惧和担心可想而知，基督徒们把天灾和疾病都归罪于犹太人和异教徒，对他们的迫害十分残酷。这段时间，陶勒被迫离开斯特拉斯堡逃亡巴塞尔，经常往返科隆，他在莱茵兰地区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说。
陶勒的布道通俗易懂，从他留下的大量布道词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埃克哈特的影响，强调个人和上帝的一致性，走一条自我寻找上帝的宗教之路。在他的布道中，上帝是中心，人所走的宗教之路就是主动地寻找上帝，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自我。他把人的自我认识能力归结为是上帝认识能力的体现。他强调，信仰的虔诚不在于外在的行为，而在于人的内心，每个人都可以走自我寻找上帝的路。陶勒把基督的贫穷解释为精神的贫穷，把虔诚的宗教贫穷与物质的贫穷区分开来。他的新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对一个世纪之后的德意志人文主义（Humanismus）思想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新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为16世纪在德意志燃起的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播下理性的火种。
基督教教会中坚持守贫的修士会的建立，各个异端教派的产生，世俗基督徒阅读《圣经》的现象日益普及，新神秘主义者通过布道对教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在13世纪汇集为一种世俗宗教运动（Laienbewegung）。世俗宗教运动中的各种宗教思潮都反映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教堂建筑上，有了哥特式的教堂建筑（Gotik）。
哥特式的教堂建筑最早出现在法国。12世纪初期，巴黎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院长叙热（Suger von Saint - Denis，1081—1151）对该修道院的教堂进行改建，他把教堂看作是传播《圣经》内容的重要途径，对罗马式教堂建筑风格（Romanik）进行大刀阔斧地改进，开启了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时代。叙热为修道院的长廊设计了形似火炬的廊柱，取代罗马式建筑的圆形立柱，更具观赏性，在教堂的建筑上采用尖拱、肋形拱顶，使用镶嵌式的彩色玻璃，尤其是在教堂的正立面上有一个巨大的玫瑰花形玻璃圆窗，这个大玫瑰玻璃窗上的每一个圆环里都是《圣经》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叙热明确地说明，教堂“玻璃窗中的图画是为那些不识字的穷人而作的，为的是告诉他们应该信仰什么”，教堂要成为任何人都能“读”得懂的“石头圣经”。圣丹尼斯修道院教堂的建筑风格很快就在西欧各地被采纳，相对西欧其他地区而言，哥特式建筑在德意志地区出现得比较晚，12世纪70年代，黑森地区兰河岸边的林堡有了最早的哥特式的教堂，但并不很普及，直到13世纪20年代之后才在德意志境内多个地区有了早期哥特式的教堂建筑。
马格德堡主教区是奥托一世国王在向东部扩张时设立的。在马格德堡市建造了一座名为圣毛里蒂乌斯（St.Mauritius，?—290）和卡塔琳娜（Kathrarina von Alex and arien，?—?）的大教堂。967年，教皇约翰内斯十三世在拉韦纳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将马格德堡主教区提升为大主教区，该教堂也成为大主教教堂（Ka the rale），奥托一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合葬在此教堂内。1207年4月20日，耶稣受难节（Karfreitag）这天的一场大火烧毁大半个马格德堡城，大主教教堂也难逃一劫，成为一片废墟。1209年，在时任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主持下重新建造大主教教堂，他采纳法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两年后大主教教堂落成。尽管这个大主教教堂依然包含很多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元素，但学者们依然认为这座大主教教堂的落成标志着德意志早期哥特式时代的开始。位于特里尔市中心的圣玛丽亚教堂（Liebfrauenkirch）建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时期，历经千年几乎坍塌。1230年，特里尔的大主教特奥德里希二世决定对该教堂进行维修和改建，洛林地区一些知名的建筑师和工艺匠都参加了该教堂的建筑。1242年特奥德里希二世去世，教堂也因为缺少资金而停建。次年，经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的同意后续建，于1260年落成。圣玛丽娅教堂被认为是在德意志地区第一批具有完全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之一。1235年，德意志骑士团在图林根贵族们的资助下在马堡修建一座教堂，1283年落成，为纪念图林根的侯爵夫人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Thüringen，1207—1231）将其命名为伊丽莎白教堂（Elisabethkirche）。马格德堡的大主教教堂、特里尔的玛丽娅教堂、伊丽莎白教堂以及科隆大教堂是德意志早期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典范。
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164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从米兰运回三圣王的遗骸，赠送给科隆的大主教雷纳尔德，在他的主持下建造供奉三圣王遗骸的大教堂。1225年，科隆大主教康拉德计划为其修建新的大教堂，聘请当时负有盛名的教堂建筑设计师格哈德（Meister Gerhard von Rile，1210—1271）进行设计。格哈德出生于地处摩泽河流域利勒地区的一个贵族世家，他曾经在法国拜师学艺，亲身参加过巴黎圣母院的建造，也在法国南部参与过多个哥特式教堂的建设。1247年3月，科隆大主教区最终决定修建科隆大教堂，次年8月奠基开工，格哈德是大教堂的首位建筑师，他因设计和参与大教堂的建设成为科隆大教堂教士会的成员（Domkapitel），并因此获得一份丰厚的世袭承租地产（Erbpacht）。1271年，阿诺尔德（Meister Arnold，?—1308）成为科隆大教堂的第二任建筑师。1277年，大阿尔贝特为竣工的大教堂的圣器室（Domsakrstei）主持落成礼。1308年阿诺尔德的儿子约翰内斯（Johannesvon Kln，1270—1331）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大教堂的唱诗堂于1322年封顶，标志着大教堂第一期建筑工程完成。1333年，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Frabcesco Petrarca，1304—1374）造访科隆时为科隆大主教堂的壮观所折服，给予大教堂很多的赞誉之词。
哥特式教堂最大的特点是拔地而起，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使基督徒能通过在教堂里举行的圣礼触摸到上帝的面庞。圣丹尼斯教堂的主建筑高达48米，塔尖高达150米，科隆大教堂的双顶高达44米，塔尖更是高达160米。挺拔的建筑结构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宗教遐想，似乎高耸处的上端通向天堂，因为教堂是能与上帝通话的地方。大教堂的双塔如此高耸笔直，具有非常震撼的垂直线性感观，令人叹为观止，在建造它时的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也充分说明当时建筑工艺的高超、设计师和建造者的智慧和才能。为了保证大教堂的牢固性，聪明的建筑师们借鉴罗马式大教堂建筑中特有的拱门结构，设计了有尖角的拱门、肋形拱顶和飞拱，与立柱共同支撑穹隆式吊顶。大教堂内的每一根主柱周围都有相应的三拱的、五拱的或者七拱的拱墙相对应，正是这种绝妙的设计构成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精髓。
科隆、特里尔、马格德堡以及马堡这四座大教堂的建筑引领了德意志哥特式建筑发展的方向，通过简约以及丰富法国早期哥特式的元素脱离了法国哥特式的模式，在14世纪中期至15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形成自己的风格。德国20世纪初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库尔特·格斯滕伯格（Kurt Gerstenberg，1886—1968）评价说，这是一种“德意志特有的哥特式”（die deutsche Sondergotik）。
德意志哥特式大教堂的频频出现得益于14世纪德意志城市的发展，气势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是那个时代城市荣誉的一个表征，几乎这个历史时期的每座城市都建立了一座或者多座哥特式的教堂。毋庸置疑，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费用极为高昂，如果没有市民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也就不会有德意志中期哥特式建筑的辉煌。代表了吕贝克这个汉萨城市权威和财富的玛丽娅教堂（Marienkirche）始建于1250年，历时百年直至1350年才最终落成。玛丽娅教堂矗立在吕贝克商人居住区，完全是由吕贝克的市民捐建的。它在建筑风格上具有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用石头垒砌起来的，而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哥特式建筑（Backsteigotik），教堂内砖砌的拱顶中跨高度为38.5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砖砌拱顶，同样是砖砌的教堂双塔高达125米。玛丽娅教堂成为德意志北部和波罗的海岸地区教堂建筑的典范，在这个地区有70多座教堂都是按照玛丽娅教堂风格修建的。
累根斯堡地处纳布河与雷根河这两条河同时汇入多瑙河的入河口处，因其丰富的水系资源享有“欧洲运河”（Europakanal）的美誉。累根斯堡的主教区是在法兰克王国时期由博尼法修斯建立的，此后这里又是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首府所在地。1200年，累根斯堡成为帝国城市，有了城市议会，实行城市自治。1273年，市民们决定在城市西部的一座倒塌的教堂废墟上复建一座新的教堂，命名为圣彼得教堂。圣彼得教堂建造了约250年，直至1520年前后才最终完成。圣彼得教堂是德意志南部地区哥特式建筑的一个典范，教堂塔钟的最高处达105米。教堂里有代表德意志中期哥特式风格的、最精美的埃尔米诺德式圣母像（Erminoldmaria）。埃尔米诺德式圣母像标志着德意志完成从早期哥特式向中期哥特式风格的过渡，并由此有了一批埃尔米诺德式工艺匠（Erminoldmeister）。地处多瑙河畔的乌尔姆市自9世纪初以来隶属著名的赖兴瑙修道院的管辖，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城市。1184年，乌尔姆上升为帝国的自由城市。1274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给予乌尔姆城市自治权，乌尔姆市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治城市，进入14世纪以后成为德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376年，乌尔姆市决定建造一座大教堂（Münster），1377年6月奠基，直到1543年历时160余年才完成第一阶段的建造，先后有上万市民为建造教堂出资。乌尔姆大教堂从一开始似乎就不是为教会而是为了市民建造的，东西两侧有3座塔楼的这种独特设计，似乎就在宣布市民要摆脱赖兴瑙修道院以及其他的权势束缚的意愿。教堂西侧主塔楼高达161余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塔楼，教堂东侧唱诗堂的双塔楼也高达86米。
14、15世纪相继修建的哥特式教堂以及教堂内的雕塑、窗户上的玻璃镶嵌圣画像等，都集中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德意志文化的风貌。1344年，布拉格主教区被提升为大主教区，在卡尔四世的指示下邀请法国建筑师阿拉斯的马蒂亚斯（Matthias von Arras，1290—1352）担任教堂的设计者，在原有教堂的基础上修建圣法伊特大主教教堂（St.Veitsdom）。马蒂亚斯曾经为阿维尼翁教廷设计和修建教堂，是法国晚期哥特式建筑设计的代表人物，8年后由帕莱家族的彼得（Peter Parler，1330/1333—1399）接替他的职务。帕莱家族是14世纪德意志著名的建筑和雕塑世家之一，他们在欧洲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杰出的哥特式建筑。彼得的父亲海因里希（Heinrich Parler，1300—1370）原是一位石匠，在建造科隆的大主教教堂时，他负责用石料雕刻石像装饰教堂，这是在德意志哥特式教堂中最早出现的石雕。海因里希还是乌尔姆大主教教堂的第一任设计者，彼得的两个兄弟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他的两个儿子也继承了家族的衣钵。彼得不仅参与建造圣法伊特大主教教堂的建筑，而且在布拉格建造了著名的卡尔大桥（Karlbrücke），为卡尔四世在布拉格建造了名为“卡尔岩石”的城堡（Burg Karlstein，捷克语：Burg Karltejn）。这些建筑都体现德意志哥特式中期建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