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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年，意大利的局势以及与罗马教皇的敌对，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分两路进入意大利，11月战胜以米兰为首的伦巴底城市同盟的军队，攻克多座伦巴底城市，但却在1238年7月攻打一座小城布雷西亚时马失前蹄，皇帝的军队围攻该城10个月之久后徒劳而归。意大利地区反德意志皇帝的势力借机再起，教皇格雷戈尔九世也因此返回罗马城。他拆毁敌对贵族的城堡，调停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因贸易竞争而引起的纠纷。123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主持了他的非婚生子恩齐奥（Enzio von Sardinien，1220—1272）与享有撒丁王国四分之一统治权的托雷斯的辖区行政长官之女阿德勒希娅（Adelasia de Lacon - Gunale，1207—1255）的婚事，次年，宣布恩齐奥为撒丁的国王。撒丁岛是位于西地中海地区仅次于西西里的第二大岛屿，从9世纪起该岛屿被分为阿尔伯勒阿（Arborea）、卡利亚里（Cagliari）、加卢拉（Gallura）和托雷斯（Torres）四个行政辖区（Judikate）。1014年，撒丁岛遭受阿拉伯舰队的攻击，1016年热内亚和比萨的舰队击退了阿拉伯人，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撒丁岛一直作为教皇的采邑由比萨领有。教皇把弗里德里希二世宣布恩齐奥为撒丁国王看做是强占教皇的封地。1239年3月20日，格雷戈尔九世以弗里德里希二世霸占教皇国封地为由，第二次宣布对其处以绝罚，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争斗烽烟再起。
在这同一年，一直充当罗马教廷和德意志皇帝调停者的德意志骑士团团长萨拉查的赫尔曼辞世。另一方面，弗兰西斯修士会的总教长科尔托纳的埃利亚斯（Elias von Cortona，1180—1253）则因为积极调停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而被教皇免去了教职。缓解政教之间矛盾的两个重要因素先后消失，双方之间的相互指责和激战越演越烈。1240年秋季，格雷戈尔九世邀请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法国等地的高级教士于次年复活节期间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宗教会议，他意欲当众宣布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不甘束手就擒，于1241年的3月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吉廖岛附近伏击了热那亚舰队，这支舰队是负责输送前往罗马参加宗教会议的教士们，皇帝俘获两名枢机主教、鲁昂的大主教、波尔多的大主教、欧什的大主教以及一百多位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将他们拘押在那波利。
吉廖岛海战（Seeschlacht von Giglio）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依仗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蒙特卡西诺，取消了贝内文托作为教皇在西西里王国境内的内飞地（Enklave），把斯波勒托公爵领地和安科纳伯爵领地从教皇的领地中分离出来，并在托斯卡纳和伦巴底设立一个常设权力机构，任命恩齐奥为皇帝在这个地区的总特使，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此时，意大利的大部地区似乎都被置于德意志皇帝的控制之下，而且在罗马和枢机主教团中也不乏皇帝的支持者。1241年8月22日，处于劣势的教皇格雷戈尔九世辞世。
罗马教会枢机主教团为了向弗里德里希二世示好，同时也为了表明新教皇的选举不受他人的干扰，第一次于1241年10月采取“秘密会议”（Konklave）的方式，不是在拉特兰宫而是在罗马城内著名的温泉宫（Septizodium）选举乌尔班三世教皇的侄子、年迈且疾病缠身的枢机主教克勒斯丁四世（CoelestinⅣ，?—1241，1241年在位）为教皇，但他登上圣宗座仅17天就辞世。在此之后，圣宗座经历了19个月的空位（Sedisvakanz），直至1243年6月25日，热内亚的教会学者、出身于热内亚贵族世家菲希家族的西尼巴尔多（Sinibaldo de Fieschi）被枢机主教团推选为教皇称因诺森四世（InnozenzⅣ.，1195—1254，1243—1254年在位）。弗里德里希二世致函新教皇，愿与其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在信函中不仅认可了罗马教会的惩处权（Strafgewalt），而且也承认皇帝有忏悔的义务（Bupflicht），他表示在作出这些允诺的妥协后，教皇应该解除对他的绝罚。然而，因诺森四世自上台之初起就对德意志皇帝充满了不信任，双方更因为在维泰博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冲突。
维泰博位于罗马北部77公里处，是伦巴底王国最后一位国王德西代留（Desiderius，?—786，757—774在位）修建的一座要塞。9世纪中叶维泰博归属于罗马教皇国，罗马教会曾多次在维泰博举行宗教会议，多名教皇在此居住，将其看作是“教皇的城市”（Stadt der Ppster）。1167年，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给予该城市民自治的城市权，自此之后维泰博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受皇帝的司法审判权保护。因诺森四世力图收回维泰博，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则不甘心放弃对伦巴底城市的掌控，企图以教会保护者的身份继续掌控伦巴底城市，双方的对立因此激化。1244年6月29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应约赴罗马，欲与因诺森四世会晤，极不信任皇帝的教皇秘密逃到热那亚，转道去了法国的里昂。
1245年6月28日，教皇在里昂召开宗教会议，尽管这次宗教会议被冠以第13次“公会议”（kumenisch），但与会者仅有法国的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德意志的教士几乎都没有参加这次宗教会议，也极少有英国教士前往。教皇因诺森四世在宗教会议上以法官的身份传讯弗里德里希二世到会，皇帝指派西西里的宫廷大法官塞萨的塔德乌斯（Thaddus von Sessa，?—?）前往里昂，在会上为自己进行辩护，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皇帝愿意归还原属教皇国的领地，应允组织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抵抗鞑靼人的进攻，甚至表示愿为犯过的错道歉。因诺森四世似乎并不打算改变自己出逃罗马的初衷，对德意志皇帝的诚意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他列举弗里德里希二世多次违背誓约的事实，力图证明他不仅是针对教皇本人，而且也是针对整个教会，尤其是1241年拘捕教皇使节和多位主教的事件，他的行为已经具有异端性质。7月17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他的使节不在场的情况下，因诺森四世召开本次宗教会议的第二次会议，第三次宣布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处以绝罚，并且废黜他为德意志皇帝。得知这一处罚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有因此而示弱，反而宣称，他过去一直就像一个铁砧一样过于容忍，现在他要做铁锤了。针对教皇置他于教会公敌的做法，弗里德里希二世则重申教会应该改革，教士和修道士应该遵守当时社会中倡导的像基督那样的守贫原则，鼓动西欧各王国的君主和大贵族抵制迷恋权势和财富的教会。
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争斗，在意大利形成两个鲜明的政治派别，即支持德意志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n）和站在教皇一边的归尔甫派（Guelfen）。归尔甫派这一名称源自于韦尔夫家族。自施陶芬家族登上德意志的王位之后，韦尔夫家族与之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12、13世纪之交，韦尔夫家族与其争夺王位的争斗愈演愈烈。1215年前后，以佛罗伦萨为首的一些反对德意志皇帝政策的意大利城市按照韦尔夫的意大利语的谐音自称为归尔甫派，支持德意志皇帝的那些城市则按照施陶芬家族的领地内的城市魏布林根的谐音称吉伯林派。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无法在武力上与皇帝较量，1246年春季，他们密谋刺杀皇帝，密谋的首领是教皇的妹夫、佛罗伦萨市的执政官奥兰多·罗西（Orl and o Rossiaus Parma，?—?），但这一密谋还未实施就被揭露，参与密谋者遭受严厉的酷刑。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也发生大动乱。自从因诺森四世潜逃到法国之后，教皇使节、枢机主教维泰博的赖纳（Rainervon Viterbo或Raniero Capocci，1180或1190—1250）就一直率领教皇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与皇帝的军队对峙。1246年，教皇军队与归尔甫派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与皇帝的军队作战，教皇联军惨败，维泰博市再次被置于皇帝的掌控之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与教皇进行的斗争中也并没有完全占据上风，他未能真正地控制意大利，同时又因为忽略对德意志本土的统治，德意志诸侯利用皇帝长期在外无暇顾及德意志境内局势的时机，增强各自的权势，或结成同盟，或与教皇联合，皇帝反而在德意志本土失去重要支持者。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去世后，曾经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重要政治支持者的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Ⅲ. von Eppstein，1194—1249）和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Konrad von Hochstaden，1205—1261）突然联合起来同时调转枪口，成为皇帝的反对派。在意大利刺杀皇帝未遂的消息传到德意志后，美因茨、科隆以及特里尔的大主教召集那些反对皇帝的主教们，于1246年5月22日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法伊茨赫希海姆集会，共同选举图林根的侯爵（Landgraf）海因里希·拉斯佩四世（Heinrich RaspeⅣ.，1204—1247，1246—1247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对立派国王。
对立派国王的产生并没有促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做出返回德意志的决定，他反而于1247年春季率军进攻里昂。为了扫清进军道路上的阻碍，弗里德里希二世给予萨瓦地区的伯爵们大量的土地财产。然而，当皇帝的军队抵达都灵时，帕尔马却被奥兰多·罗西率领的教皇军队和归尔甫派的军队占领，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围困帕尔马城长达一月之久。1248年2月18日，帕尔马城中的归尔甫派军队冲破了皇帝军队围攻的防线，皇帝军队对这突然的攻击毫无防备，溃不成军，但这似乎并没有完全削弱皇帝军队的军事实力。在这同一时期，教皇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北部的罗马涅，遭到强硬的抵抗，无果而终。反对派在军事上难以战胜皇帝的军队，于1249年再次计划暗杀弗里德里希二世。他们贿赂皇帝的御医，企图用毒药毒死皇帝，皇帝最信任的宠臣、宫廷大法官佩特鲁斯也被牵扯其中，最终又因东窗事发而未得逞，佩特鲁斯被拘押，被处以刺瞎双目的刑罚。但丁（Dante Allghieri，1265—1321）在他的《神曲》（Gttliche Komdie）中，记述了佩特鲁斯极富戏剧性的一生，将其描写为一个蒙冤的灵魂。
1249年5月，归尔甫派一支拥有四千骑兵和三千步兵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爱子恩齐奥也率军前往摩德纳援助吉柏林派的军队，双方在摩德纳附近的福萨勒塔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皇帝和吉伯林派的军队大败，恩齐奥被俘，被囚禁在博洛尼亚城内长达22年之久。福萨勒塔战役（Schlacht bei Fossalta）的失利无疑给予皇帝一个较为沉重的打击，然而德意志内部的局势风云突变，导致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再次站到皇帝一边，教皇因诺森四世重又深陷危难之中，他被迫接受法王路易九世的建议，在里昂静候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到来，与其进行谈判。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前往里昂的途中身染重病，于1250年12月13日在普里亚北部卡皮塔纳塔的菲奥伦蒂诺城堡（Castel Fiorentino）辞世。直至临终，弗里德里希二世都没有获得教皇的宽恕，没有解除给予他的绝罚，为此，他命一位教士为自己穿上了西多派修道士的僧衣。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去世为政教争斗画上了一个句号。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围绕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者这个虚名争斗近2个世纪，最终不仅没有分出胜负，而且双方的政治实力都因此有不同程度的损耗。四年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施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康拉德四世（Konrad IV.，1228—1254，1237—1254年在位）年仅26岁也离开了人世，他从未戴上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也未有任何政绩，施陶芬家族就此退出德意志的历史舞台，自此之后德意志进入一种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弗里德里希二世因与教皇争夺在意大利的统治权而久留意大利，为安抚德意志的教俗诸侯防止后院起火，不惜牺牲德意志城市的自治权以及已经给予市民的各种权利，先后颁布了《与教会诸侯联盟》、《有利于诸侯的法令》以及《帝国和平条例》，这就为教俗诸侯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权力提供了政治条件，德意志的采邑逐渐领土化，形成了有固定疆域有主权的邦国制（Landesherrschaft）。
13世纪初，蒙古大军的西征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对德意志产生深刻的影响。1237年，蒙古成吉思汗（Dschingis Khan，1155或1162或1167—1227）的孙子拔都率大军西征，攻占今天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其军事势力扩张到多瑙河的下游，到达黑海地区，最后直抵诺夫哥罗德。1240年，拔都在占领了基辅公国后分兵进攻匈牙利和波兰，此时教皇格雷戈尔九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教争斗正酣，他们都未正视蒙古西征的威胁，更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来联合西欧各王国的军事力量组织十字军进行抵抗。匈牙利、波兰、西里西亚等地处欧洲东部地区的诸侯不得不独自抵抗这股强大的外来入侵者，但都遭到沉重的打击。1241年4月9日，西里西亚的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1196或1207—1241）在今天波兰的利格尼茨附近的瓦尔斯塔特与蒙古军队交战，尽管德意志骑士团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但依然惨败，不仅全军覆灭，海因里希二世公爵也战死沙场。两天后的4月11日，匈牙利的国王贝洛四世（BélaⅣ.，1206—1270，1235—1270年在位）也在今天匈牙利的米什科尔茨附近的穆伊战役（Schlacht bai Muhi）中兵败，蒙古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布达市，贝洛四世幸免于难，逃亡匈牙利北部。瓦尔斯塔特战役和穆伊战役的失利令西欧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然而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拔都却因汗位之争突然于次年班师回朝，此后再未重返西欧，而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Goldenen Horde），统治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蒙古西征为东西欧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一方面俄罗斯被排挤出波罗的海地区；另一方面，企图继续东进的德意志骑士团也止步于纳尔瓦河畔。
正当蒙古西征对西欧造成巨大威胁之时，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1241年9月，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结成反皇帝的联盟，他们同赴里昂谒见教皇，表示认同他处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罚。1245年，特里尔的大主教阿诺尔德二世（ArnoldⅡvon Isenburg，1190—1259）也加入这个联盟，次年5月22日，他们在没有任何世俗诸侯在场的情况下选举海因里希·拉斯佩四世为对立派国王，被戏称为“教士国王”（Pfaffenknig）。教士国王从未接受过国王的加冕礼，在被推举9个月之后溘然长逝。1247年10月3日，反对皇帝的主教们再在科隆附近的沃林根选举没有任何权势的年轻的荷兰伯爵威廉（Wilhelm von Holland，1128—1256，1254—1256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但直到近一年后的1248年9月1日威廉才在亚亨接受科隆大主教为其主持的加冕礼。
威廉是布兰班特公爵海因里希二世（HeinrichⅡ.，1207—1248）的侄子，他的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Braunschweig，1230—1266）是不伦瑞克的公爵奥托一世（OttoⅠ.，1204—1252）的女儿。奥托一世出身施陶芬家族的宿敌韦尔夫家族，威廉的婚姻为其争取到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北德意志诸侯的支持。1252年3月25日，北德意志的诸侯以及吕贝克、戈斯拉尔等其他一些北德意志的城市代表聚集在不伦瑞克，追加选举威廉为德意志的国王。因为有世俗诸侯和城市参与的选举和支持，威廉国王不再被看作是“教士国王”，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威廉得到德意志诸侯的广泛承认。然而，威廉却因为海因里希·拉斯佩四世在图林根的遗产以及佛兰德的归属等问题，与美因茨的大主教和科隆的大主教反目成仇，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甚至企图谋杀威廉。这一企图失败后，他又以许诺王位为条件欲与波希米亚的国王奥托卡尔二世（OttokarⅡ. von Bhmen，1232—1278，1253—1278年在位）联手，试图迫使威廉退位，因未获得教皇的支持而未能得逞。
早在海因里希（七世）幼年登基为国王，科隆的大主教就通过摄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地方诸侯也趁机争权夺势。为了防御其他权势的侵扰，越来越自成一体的采邑封地因为具有领土主权的性质更为封闭，诸侯们在自己的领地设置边防线、建立城堡，仅在12世纪就在德意志各地出现了成百的新建城堡。德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城堡的建立是中世纪德意志从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向领地领土化的邦国制过渡的较为典型的标志，诸侯通常把城堡建立在较高的地势上，它不仅坚固不易攻克，更重要的是以此表明对领地的最高统治权。1245年教皇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处以的绝罚以及此后一再出现的对立派国王，致使德意志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更加强了邦国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直至哈布斯堡王朝的开始。席勒（Johann Christiph Friedrich von Schiler，1759—1805）称这个时期是“无帝时代”（diekaiserlose“Zeit），德国历史学家们则通常把这个历史阶段称为“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
所谓的“大空位时期”并不是德意志出现了王朝的空位，而是王位的权威降到了最低点。采邑的领土化和邦国制度的确立，极大地削弱了王权在司法审判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对城市的保护。诸侯掌握着邦国内的市场权、关税权和铸币权，与一向受德意志国王保护的城市发生了冲突。城市领主、尤其是那些作为大主教驻节地的城市领主，肆意征收各种赋税的情况日益严重，皇帝还慷慨地给予教俗诸侯征收各种收通行税的特许权。在莱茵河上，领主们设立的关卡急剧增加，从原来的19处猛增到62处，税率也提高到了60%。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曾经一度非常引以为自豪地把莱茵河称为“王家大道”，此时则被戏称为“教士的胡同”。苛重的赋税和林立的关卡为活跃的贸易活动设置重重阻碍，独立自治的邦国与一向受德意志国王保护的城市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几乎已经消失的私战重又复燃。13世纪20年代，位于莱茵河中游的一些城市多次试图联合起来抵抗教俗诸侯征收的通关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三世为此曾多次向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提起申诉。1231年，海因里希（七世）国王在沃尔姆斯的王国会议上宣布，禁止莱茵河流域沿岸的城市结成任何同盟，这就更加激起了城市市民的愤怒，拒绝服从。
1254年2月，美因茨的市政长官（Walpod）阿诺尔德（Arnold，?—?）与沃尔姆斯的市政长官阿诺尔德（Arnold zum Turm，?—?）根据1235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美因茨宫廷会议上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签订一个双边协议，目的是共同抵制那些享有领土主权（Territorialgewahlte）的领主们（Territorialherr）对城市市民利益的盘剥，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自我保护，同时还以这个双边协议为基础缔结了“永久同盟”（Ewiges Bündnis）。同年春季，奥彭海姆市、宾根市表示愿意遵守该协议加入永久同盟，成为同盟中的一员。此后，越来越多的城市表示愿意加入这个同盟。7月13日，沃尔姆斯、科隆、施派尔、巴塞尔、斯特拉斯堡、亚亨、法兰克福、苏黎世、维尔茨堡、弗赖堡等众多城市的代表在美因茨召开大会，共同签订一个有效期长达10年的和平条约（Freidensvertrag），在此基础上结成莱茵城市同盟（Rheinischer Stdtebund）。和平条约强调禁止成员相互之间的私战，要求教俗诸侯撤销分设的关卡。
莱茵城市同盟是德意志中世纪历史上第一个为维持社会秩序自发联合起来的社会团体，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各城市在无政府状态下从事经济活动。尽管莱茵城市同盟签订的条约中有针对教俗诸侯的条例，但后者很快就看到这一组织建制对社会安定以及自身的利益都有极大的好处，随即改变了与城市同盟为敌的态度。1254年10月6日，莱茵城市同盟在沃尔姆斯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城市多达70余座，其中不仅有莱茵河上游和下游沿岸的城市，而且还有来自德意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此外，莱茵地区的几位大主教、主教以及世俗诸侯也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教俗诸侯与城市达成协议，前者允诺取消随意设立的关卡，以此为条件城市同意不再扩大城外市民。1255年2月，威廉国王在沃尔姆斯的王国会议上正式承认莱茵城市同盟，同时还规定，没有国王或者由国王任命的王室宫廷法官的同意，不得对扰乱社会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诸侯与同盟的成员城市间发生纠纷时应由国王进行仲裁。获得国王许可后的莱茵城市同盟进一步扩大，在1255年6月29日召开的同盟会议上一致同意，向所有成员城市征收同盟关税以作为同盟的开支，同时还组建了一支有百余艘船只的舰队，驻扎在位于摩泽尔河与莱茵河交汇之处的科布伦茨。1268年，莱茵城市同盟甚至还在王国的会议上争取到一项法令，除依据古老权利确定的通行税以外撤消所有新制定的通行税。
莱茵城市同盟作为一个松散的机构，它既没有独立完善的组织机制也没有制定任何纲领，仅是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城市参加的会议，就所出现的问题或摩擦共同协商，达成某种协议。但是，参加同盟的邦国诸侯与城市之间在利益要求上很难取得一致，因而它不可能长期存在。自1256年5月起，邦国诸侯不再参加同盟大会，成员城市间的纠纷也很难得到解决，第一次莱茵城市同盟因而解体。莱茵城市同盟仅存在约2年的时间，如同昙花一现在历史的长河中瞬间消失，但是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威廉国王把莱茵城市同盟看作是一个政治屏障，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或者延缓了邦国诸侯对帝国权力的瓜分。另一方面，莱茵城市同盟的建立标志着城市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在此后德意志的国王选举时，城市市民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凸显出来，市民首次对国王的选举有了发言权。对于市民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来当国王，而是当选的国王是否能保证他们与邻国间的贸易不受到阻碍。
城市经济对德意志的王位选举产生的重要影响日益显现，持续了3个多世纪向东部的拓荒和殖民活动，在政治上对德意志的影响更为深刻，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后兴起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希米亚公国以及不莱梅的大主教都成为实力不菲的大诸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也由此逐渐地东移，帝国的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帝国原有的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因为政治中心的移位更加独立，在领土化的过程中加强了邦国地域性的自治统治。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政教的最后斗争中给予诸侯的特许权更是使邦国的独立自治合法化，邦国俨然成为独立的王国。这些独立的邦国都不希望受到一个在政治上强势的王权的制约。
1256年1月28日，荷兰的威廉去世，德意志再次面临国王的选举。自13世纪以来，虽然德意志的诸侯都有权参与国王的选举，但决定国王候选人的仅限于7位教俗诸侯，即美因茨的大主教、科隆的大主教、特里尔的大主教、莱茵行宫的伯爵、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伯爵以及波希米亚的国王。他们同时还担任帝国的要职，科隆的大主教是德意志地区的帝国大掌玺官（Reichserzkanzler），美因茨的大主教是意大利地区的帝国大掌玺官，特里尔的大主教是勃艮第地区的帝国大掌玺官，莱茵行宫伯爵是宫廷膳务大臣（Erztruchsess），萨克森的公爵是内廷大臣（Erzmarschall），勃兰登堡的伯爵是司库大臣（Erzkm merer），波希米亚的国王是掌酒大臣（Erzmundschenk），他们被称为七大选侯（Kurfürst）。
1256年的国王选举与此前不同，正在西欧各个地区形成的国际贸易为国王的选举打上较深的烙印，德意志南北地区的诸侯们都在根据各自的经济利益决定政治立场，此外还有两位异国诸侯也在谋求德意志的王位。康拉德四世的儿子康拉丁（Konradin，1252—1268，1254—1258年在位）是施陶芬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合法继承人，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年仅2岁，被置于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二世和海因里希十三世（Heinrich.，1235—1290）的监护下，他的叔父曼弗雷德（Manfred，1232—1266）替他掌管在西西里的遗产。曼弗雷德因在意大利财产问题上与教皇发生冲突，这就为幼年的康拉丁谋求王位的继承制造了极大的障碍。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 and erⅣ.，1199—1261，1254—1261年在位）要求施瓦本公爵领地的所有贵族和封臣解除与康拉丁的采邑关系，剥夺他继承王位的权利。英国康沃尔的理查德（Richard von Cornwall，1209—1272，1257—1272年在位）是狮心理查德王的侄子、无地王约翰的儿子、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属下卡岑埃尔恩博根伯爵领地的伯爵威廉二世（Wilhelm II.，1331前—1385）的弟弟，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诸侯之一。1235年，弗里德里希二世迎娶他的妹妹，他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施陶芬家族的继承人之一。为了获得科隆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的支持，理查德支付给他1.2万英镑的调解费，同时还承诺帮助康拉德修复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因茨的大主教格哈德一世（GerhardⅠ.， von Dhaun，?—1259）在与不伦瑞克的公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Ⅰ.，1236—1279）发生冲突时身陷囹圄，为了赎买格哈德一世大主教的自由，理查德向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支付8000英镑的赎金进而获得大主教的支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者，理查德还支付给康拉丁1.2万英镑，承认其对施陶芬家族遗产的继承权。正如同时代的人所说，理查德为了获得支持，像“泼水一样把钱倒在诸侯的脚前”。莱茵河流域地区的诸侯以及莱茵城市同盟的诸城市与英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因此莱茵行宫伯爵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 der Strenge，1229—1294）也不拒绝这个来自英国的王位候选人。理查德通过“贿选”得到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以及莱茵行宫伯爵的选票，同时也获得康拉丁的监护人巴伐利亚的公爵路德维希二世和海因里希十三世两兄弟的支持。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国王阿尔方斯十世（AlfonsⅩ.，1221—1284，1252—1282在位）的母亲是施瓦本菲利普三世的女儿，他于1230年兼并莱昂王国，征服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南部，此后积极筹划组建征讨北非的十字军。一系列的征服激发了阿尔方斯的野心，力图在教皇的支持下以其母继承人的身份谋求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进而窥视德意志的王位，尽管他从来没有踏上过德意志的土地。与西班牙和北非有着贸易往来的意大利城市比萨和法国南部的商业重镇马赛，都积极支持阿尔方斯争夺德意志的王位，这就更加刺激了他的皇帝梦。另一方面，法国南部地区与地中海的贸易也促使法国国王意欲渗透意大利，支持阿尔方斯十世竞选德意志王位是其达到这一目的有利途径。特里尔的大主教阿诺尔德二世与法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萨克森的公爵和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也都支持阿尔方斯十世，他同样也获得了这三张选票。
1257年1月13日，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和莱茵行宫伯爵前往法兰克福参加选举国王会议，行至法兰克福城外时被先行到达的特里尔的大主教和萨克森的公爵阻挡在城门之外，他们立刻在城外召开会议，选举理查德为德意志的国王，此后赶到的波希米亚国王的使者也对此投了赞同票。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在此之前的政治态度非常暧昧。他是施瓦本公爵菲利普三世的外孙，又娶了海因里希（七世）的遗孀为妻，虽然他也具有继承德意志王位的权利，但波希米亚和德意志东部以及直达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似乎更符合他的利益。因此无意竞争德意志王位的他，仅派遣使者参加这次的王位选举。先行进入法兰克福的特里尔的大主教并没有因此放弃，于同年4月1日在法兰克福城内与萨克森的公爵和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共同选举阿尔方斯十世为德意志国王。更为戏剧性的是，一直摇摆不定的奥托卡二世也为他投了赞同票。急于获得德意志王位的理查德获悉此信后立刻率领扈从进入德意志，1257年的耶稣升天节（Him melfahrt）期间，由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在亚亨为其举行加冕礼。
1257年的国王双重选举（Doppelwahl）对德意志此后的历史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这两位外籍国王在德意志都没有实际的领地基础，因此他们都不可能长期在德意志境内停留。康沃尔的理查德从其加冕至1269年卸任这12年中仅四次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且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短暂，所到地区也极为有限，他甚至从来没有踏上过莱茵河右岸的土地。不仅如此，理查德还把莱茵河右岸的帝国领地都委托给了波希米亚的国王奥托卡二世，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也因此成为奥托卡二世的合法领地。阿尔方斯十世同样也长期居住在他自己的领地内，极少在德意志帝国境内逗留。其次，两位外籍国王虽然在获得的选票上旗鼓相当，但是都缺少德意志本土诸侯真正的支持，此时的德意志诸侯更多的是把精力投入在扩大自己邦国的实力上，对这两位近似于虚设的国王并不关心，两位国王的周围都没有聚集较为强势的政治势力。再次，这次双重选举关系到德意志城市的商业利益，两位外籍国王的当选成为莱茵城市同盟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英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城市无疑都是康沃尔的理查德的支持者，并由此促进了正在形成的汉萨城市同盟的扩展。这次双重选举还产生一个重要的结果，它最终确立科隆、美茵茨、特里尔的大主教以及萨克森公爵、莱茵行宫伯爵、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为德意志帝国的七大选侯，极大地提升了选侯的政治地位，为德意志在政治上的统一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自中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干预德意志王位选举的罗马教皇在这次双重选举中也举棋不定，亚历山大四世教皇既希望西班牙人阿尔方斯十世组织十字军帮助他实现远征的计划，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康沃尔的理查德帮助他获得对西西里的控制权，权衡利弊陷入两难之中，只得对此保持缄默。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亚历山大四世的前任因诺森四世为了夺回对西西里的掌控权，意欲把西西里的王位封授给康沃尔的理查德，但他断然拒绝因诺森四世的封授。1254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以为教廷出兵出钱支持教皇反对施陶芬家族为条件，企图为他的儿子埃德蒙（Edmund Crouchback，1245—1296）谋求西西里的王位。但英王的这一决策遭到国内贵族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曼弗雷德始终没有放弃对西西里的继承权，1258年8月10日，他在巴勒莫自封为西西里国王，因而受到教皇的绝罚。1260年9月4日，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联军与吉柏林派联军在蒙塔波利交战，曼弗雷德在此次战役中战胜了佛罗伦萨的军队，托斯卡纳臣服于他的统治，这就给埃德蒙造成更大的政治压力。1263年，埃德蒙放弃谋求西西里的王位。1265年，萨比纳的枢机主教当选为教皇，称克莱门斯四世（Clemens IV.，1200—1268，1265—1268年在位）。与他的前任乌尔班四世（Urban IV.，1200—1264，1261—1264年在位）一样，身为教皇的克莱门斯四世从未踏进掌控在罗马城贵族手中的罗马城，面对逐渐失势的施陶芬家族，他向法国安茹的伯爵查理（Charles dAnjou，1227—1285）伸出橄榄枝。
查理是法国国王路易八世（Luois VIII.，1187—1226，1223—1226年在位）的幼子，早在1263年8月就被推举为市政议员（Senator）。克莱门斯四世力图借助查理进入罗马的意图一目了然。1266年1月6日，克莱门斯四世为查理举行西西里国王的加冕礼，1个半月之后查理率领军队在贝内文托与曼弗雷德的军队交战，曼弗雷德在战役中身亡。3月查理率军进入那波利，囚禁曼弗雷德的家人。次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孙子康拉丁再次决心为争夺施陶芬家族的遗产而战，于1267年的秋季越过阿尔卑斯山，1268年7月抵达罗马，得到反对阿尔方斯十世一派的支持。8月23日，康拉丁的军队与安茹伯爵查理的军队在塔利亚科佐相遇，施陶芬的军队先胜后败，康拉丁逃亡罗马。康拉丁的扈从眼见其大势已去，卖主求荣将他俘获，引渡给了安茹伯爵查理，康拉丁和他的几个亲信被囚2个月之后，于10月29日在那不勒斯的广场被处死。施陶芬家族王朝就此结束在意大利的政治统治，德意志皇权也就此失去了对西西里的控制权。
1272年4月2日，康沃尔的理查德在英国病逝，安茹伯爵查理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渗入德意志，他以组织十字军为条件要求教皇格雷戈尔十世（Gregor X.，1210—1276，1271—1276年在位）支持他推荐他的侄子、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p III.，1245—1285，1270—1285年在位）为德意志国王的候选人。格雷戈尔十世始终把解放圣地作为己任，为此他一直试图消除意大利归尔甫派和吉柏林派之间的矛盾和敌对，结束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因此无意支持安茹伯爵增强在德意志的势力，而是意欲在德意志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在这同一历史时期，德意志诸侯也意识到外国势力利用选立国王对其构成的威胁，美因茨的大主教埃彭施泰因的维尔纳（Wernervon Eppenstein，1225—1284）选择哈布斯堡的伯爵鲁道夫（Rudolf von Habsburg，1218—1291，1273—1291年在位）为德意志王位的候选人。
鲁道夫的祖先拉特博特（Radbot，985—1045）原是克莱特高地区的一个小伯爵，11世纪上半叶，他在今天瑞士北部的阿尔高修建一座城堡，命名为哈布斯堡，该家族从此也被称为哈布斯堡家族。1108年，哈布斯堡的奥托二世（Otto II.，?—1111）随海因里希五世皇帝远征意大利，第一次被冠以哈布斯堡伯爵的头衔，也由此而发迹。1167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119）被任命为位于今天瑞士中部伯尔尼地区的穆里王室特辖区的行政长官，他的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232）迎娶施陶芬家族的阿戈内斯（Agnes von Staufen，?—?）为妻，与施陶芬家族有了姻亲关系，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他们的孙子鲁道夫的教父。鲁道夫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IV.，1188—1239）与基堡的伯爵之女结亲，因其母系家族绝嗣继承了基堡伯爵家族的大部分财产。1242年，鲁道夫进入施陶芬的宫廷，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忠实支持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继续效忠施陶芬王朝，即使在康拉丁明显失势之时，他依然为其效力，追随他前往意大利争夺西西里的王位。鲁道夫的忠诚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获得同时代人的尊重和信任，获得菲尔斯滕贝格的伯爵、弗赖堡的伯爵、苏尔茨的伯爵以及卢普芬地区领主们的支持。与此同时，鲁道夫也借此扩充自己的实力，1245年以后哈布斯堡家族成为德意志西南部最富有的邦君，至1273年时他的统治区域甚至包括著名的圣加仑修道院（Kloster St.Gallen）以及所属修道院的王室特辖区。
德意志的诸侯们并不十分愿意支持这位与施陶芬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的王位候选人，但或许鲁道夫仅仅是一个伯爵，其政治影响力有限，不会给诸侯带来很大的政治威胁，又经过美因茨的大主教埃彭施泰因的维尔纳的四处游说，再加上鲁道夫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实力是他们可以借助抵御波希米亚王国的重要的军事力量。几经周折权衡利弊之后的诸侯们不得不妥协，同意有条件地选立鲁道夫为王位候选人，要求他承诺在当选国王后收回施陶芬家族占有的帝国皇室领地，不经选侯们的允许不得转让。1273年10月1日，达成共识的七大选侯在法兰克福一致推举哈布斯堡的伯爵鲁道夫为国王，德国历史学家称之为“伯爵国王”（Grafenknig）。1273年10月24日，在亚亨为新国王举行加冕仪式，德意志重又有了一致认同的国王。
戴上王冠的鲁道夫为了巩固王位，积极与诸侯建立密切的关系，甚至不惜授予选侯共同参与监管王室领地的特权，国王只有得到选侯的同意证书（Willebriefe）后才能支配和处置王室的土地和采邑。与世俗选侯建立姻亲关系，也是鲁道夫密切与选侯关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1253年，鲁道夫与施瓦本的世族贵族家族霍恩贝格的伯爵之女格特鲁德（Gertrud von Hohenberg，1225—1281）结亲，他们共养育了6个儿子、8个女儿。在他被选立为国王之前，鲁道夫就把自己的长女玛蒂尔德（Mathild，1251—1304）许配给了莱茵行宫伯爵路德维希二世，把三女阿戈内斯（Agnes，1257—1322）许配给了萨克森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1250—1298）。在他登上王位这一年的10月，他的两个女儿几乎同时完婚。在此之后的几年间，鲁道夫又把他的次女嫁给下巴伐利亚的公爵奥托三世（Otto III.，1261—1312），把四女儿许配给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奥托四世（Otto IV.，1238—1308），德意志的四个世俗选侯以及波希米亚的国王瓦茨拉夫（Václav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都成为他的女婿。他的几个儿子则先后迎娶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uard I.，1239—1307，1272—1307年在位）女儿、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的女儿。鲁道夫通过儿女们的婚姻密切与诸侯们间的友好关系，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获得罗马教皇的认可和支持是鲁道夫登上皇位的必要条件，为此他登基后立刻向教皇格雷戈尔十世承诺，只要为其在罗马加冕称帝，他将不实施施陶芬王朝在意大利推行的所有政策，承认此前历任国王给予教廷的所有特许权，遵照教皇的意愿放弃对意大利政治权力的要求。他还向教皇承诺组建十字军，与那波利的国王安茹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von Anjou，1254—1309，1285—1309年在位）改善关系。1274年9月26日，格雷戈尔十世承认鲁道夫为“罗马人的国王”，计划于1275年11月1日为其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礼。然而，鲁道夫对教皇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德意志诸侯的支持，他们不愿为其远赴罗马支付任何费用，同时还拒绝缴纳组建十字军的什一税。鲁道夫不得不把前往罗马的时间推迟到1276年的春季，并请求教皇给予前往罗马的费用。1276年1月10日，格雷戈尔十世去世，新上任的教皇因诺森五世（Innozenz V.，1225—1276，1276年在位）仅在任几个月就去世，在他之后的教皇哈德里安五世（Hadrian V.，1215—1276，1276年在位）的任期更短，仅有38天，约翰内斯二十一世（Johannes XXI.，1205—1277，1277年在位）也只任期8个月。教皇在如此短期内的频繁更替，延误了教皇为鲁道夫加冕为帝的时间。在这同一时期，鲁道夫与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的冲突加剧。
鲁道夫登上王位之后立刻开始实施“再收回财产政策”（die Revindikationspolitik）。1273年，他在施派尔召开帝国会议，重申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35年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取缔所有在此之后设立的不合法的关卡，尤其是在莱茵河上设立的关卡。此外，他还宣布，弗里德里希二世之后未经选侯认可赠与或封授的帝国领地一律收回。鲁道夫在巡视帝国时要求所到之处的地方贵族都要向他宣誓，承诺履行《帝国和平条例》中规定的各项义务，他还威胁要对那些拒不执行或负隅顽抗的贵族进行武力镇压。奥托卡二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鲁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更何况他是从康沃尔的理查德那里获得了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尔克。1274年11月，鲁道夫在纽伦堡的帝国会议上宣布，奥托卡二世必须在一年内归还1243年以后获得的帝国领地，向国王宣誓效忠，否则他将失去所有的帝国采邑。恃强自傲的奥托卡二世没有把鲁道夫放在眼里，拒不服从帝国会议的决议。1275年6月24日，鲁道夫宣布奥托卡二世不再受国王的司法审判权的保护。1276年10月初，鲁道夫率领支持他的诸侯们组建的军队进攻奥托卡二世的领地，途经克恩滕和克赖因时不战而胜，施泰尔马尔克的贵族们也主动与鲁道夫媾和。大军压境之时，波希米亚的贵族也借机叛乱，起兵反对奥托卡二世。鲁道夫的军队借道下巴伐利亚，顺利渡过多瑙河，直抵维也纳。内外交困的奥托卡二世只得屈膝向鲁道夫求和。11月21日，鲁道夫在维也纳城外主持仲裁法庭，宣布对奥托卡二世的处罚。奥托卡二世必须放弃对奥地利、施泰尔马尔克、克恩滕、克赖因、文迪施马尔克、埃格尔和波代诺内的所有权利；承认鲁道夫为国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国王的采邑封授给他，他必须向国王宣誓效忠；鲁道夫的一个儿子娶奥托卡的女儿为妻，而奥托卡的儿子也必须同鲁道夫的一个女儿定亲。处于劣势的奥托卡二世并不甘心失去已经获得的领地以及强加给他的条约，伺机反抗。在此后的两年内，他先后与西里西亚反哈布斯堡家族的贵族们、下巴伐利亚的公爵、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等结成政治联盟。1278年8月，奥托卡二世与他的盟友组建了一支有6500名骑兵的大军意欲攻打维也纳，26日在维也纳东北马希费尔德地区的迪恩克鲁特和耶登施派戈恩与迎战的鲁道夫的军队相遇。在双方的激战中，鲁道夫被挑下战马几乎丧命，奥托卡二世眼看胜利在望之时，他的骑兵却因装备过重、耗时过长、消耗体力过大丧失了战斗力，鲁道夫的骑兵反败为胜，奥托卡二世的骑兵队伍兵败如山倒，他本人也在败军的混乱中丧生。
马希费尔德战役（Schlacht auf dem Marchfeld）取得胜利之后，鲁道夫获得了隶属于奥托卡二世的克恩滕、施泰尔马尔克、奥地利三个公爵领地和克赖因马尔克伯爵领地，从多瑙河至亚得里亚海之间以及与匈牙利交界的东南地区都成为哈布斯堡邦国的领地，构成了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区域。然而，鲁道夫并没有打算完全铲除普热米斯尔家族，他依然把波希米亚王国和摩拉维亚留给了奥托卡二世的儿子文茨尔二世（Wenzel II.1271—1305，1278—1305年在位），但实际的统治者是文茨尔二世的监护人、勃兰登堡的马尔克伯爵奥托（五世）（Otto（V）.，1246—1298）。鲁道夫还在摩拉维亚任命了地方官吏，把它置于鲁道夫本人的直接掌控之下。为了稳定哈布斯堡家族在收回的帝国领地内的权力，鲁道夫在维也纳长住四年之久，培植亲信，争取当地教俗贵族的支持。1282年，鲁道夫在离开维也纳之前把奥地利、施泰尔马尔克分封给他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I.，1255—1308，1298—1308年在位），把克莱恩和文迪施马尔克分封给他的另一个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271—1290）。为了保障他的儿子们能够牢牢地掌握所获封的领地，鲁道夫提升他们在帝国诸侯中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家族财产被分割，他于1283年6月1日在莱茵费尔登颁布《莱茵费尔登宫廷条例》（Rheinfelder Hausordnung）。鲁道夫在这个宫廷条例中否认领地可以有“共同所有者”（Gesamthand）的传统，禁止其他诸侯插手干预他的儿子们领地内的政治、经济和行政事务，并且明确地宣布莱茵河上游和中游地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Habsburgische Stammlande），奥地利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Habsburgische Erblande），把世袭领地交与他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统治。《莱茵费尔登宫廷条例》颁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世袭领地权（Hausmacht），它还把包括今天的德意志、瑞士、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地域内所有讲德语的地区（der deutsche Sprachraum）都确定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另一方面，在这个条例中还明确规定，修改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施行的遗产分配制（Erbteilung）的原则，实行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的原则。
鲁道夫与历任德意志国王一样，都把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作为最终的政治目标，但是由于与奥托卡二世的争斗以及在这个时期教皇频繁的更替而迟迟无法实现。马希费尔德战役之后，鲁道夫再次试图与教皇尼古劳斯三世（Nikolaus III.，1210或1220—1280，1277—1280年在位）为加冕皇帝一事进行谈判，讨价还价。鲁道夫向教皇作出很大的妥协，他承认托斯卡纳是教皇的领地，同时还放弃对罗马涅地区的采邑权。然而，双方的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尼古劳斯三世就于1280年8月22日去世，鲁道夫的计划也付之东流。几个月的教皇空位之后，枢机主教团于1281年2月22日推举法国籍的红衣主教布里翁的西蒙（Simon de Brion）为教皇，称马丁四世（Martin IV.，1210—1285，1281—1285年在位）。马丁四世曾任已故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1226—1270年在位）的掌玺大臣，他也是安茹的查理二世的坚决支持者，这就让鲁道夫完全失去了与罗马教会修好的可能。直到1285年4月洪诺留四世（Honorius IV.，1210—1287，1285—1287在位）登上圣宗座之后，鲁道夫才又重新启动与罗马教会的谈判。政教双方约定，教皇在1287年的“圣母行洁净礼日”（Lichtmess）这天为鲁道夫举行皇帝加冕礼，但因为鲁道夫缺少前往罗马的经费不得不推迟。这年的3月，鲁道夫接受教皇使节图斯卡纳的红衣主教约翰内斯·博卡马奇（Johannes Boccamazzi，?—?）的建议，二人在维尔茨堡分别召开帝国会议和宗教会议，同时宣布向诸侯、城市市民和教士征收赋税，这就激起了德意志教俗诸侯以及市民的激烈反对和谴责，博卡马奇被迫离开德意志。恰逢此时，与鲁道夫达成协议的教皇洪诺留四世辞世，他再次丧失加冕为帝的机会，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最终也没有戴上皇帝的皇冠，反而因此在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和城市中树敌。选侯们因为顾忌哈布斯堡家族不断扩张的势力，拒绝了鲁道夫临终前提出由其长子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继承德意志王位的要求，共同推举拿骚的伯爵阿道夫（Adolfvon Nassau，1250—1298，1292—1298年在位）为德意志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