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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世纪西欧修道院改革之后，改革后的修道院通过世俗君王、诸侯的赠予、获得各种捐赠以及垦荒等方式占有大片的土地，同时还获得开办市场等经济特权。在土地是唯一资源的中世纪的西欧，占有土地也就享有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修道院的院长也因此享有与地方诸侯相同的政治权利，尤其是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先锋克吕尼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通过传播改革运动建起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联盟，修道院院长的政治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克吕尼修道院的第六任院长雨果不仅是罗马教皇的使节，而且还是德意志皇帝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父，在卡诺萨事件中他斡旋于皇帝和教皇之间，在西欧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丰厚的物质财富、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改变了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初衷，修道院的修道士不再亲身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不再把劳动视为拯救灵魂的重要方式，也不再严格地用本尼狄克院规约束修道士的宗教生活。依然醉心于禁欲隐修生活的虔诚修士们不满克吕尼修道院的贵族作风，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修道院模式，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修道士罗贝尔（Robertvon Molesme，1028—1111）。
罗贝尔出身于法国香槟地区的一个贵族世家，很少有记载他生平的史料，他自1044年起进入本尼狄克派的修道院，后来担任莫莱斯姆修道院（Kloster Molesme）的院长。他认为，克吕尼修道院的制度违背本尼狄克院规，修士们放弃手工劳作，修道院掌有本应属于世俗和教会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它的实际生活方式以及繁缛的礼仪，与它所提出的修道院制度的本质完全不相符合。他坚信，只有与世隔绝的隐修生活才更能体现本尼狄克院规的本质，才更接近理想的宗教生活，所以修道院，应该建立在远离城市、远离居民区的荒芜地区。1098年，罗贝尔带领20余名修道士离开了莫莱斯姆修道院，迁入法国东部第戎以南20公里的茂密丛林中，在被称为西多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修道院。“西多”在古法语中意为“向沼泽进军”，这就比较贴切地体现了罗贝尔选择建院地址的原则，他在这个新的修道院里重申本尼狄克院规，带领修道士开垦荒地，改变丛林的面貌，在它的周围很快就吸引并聚集了世俗居民。1100年10月，教皇帕斯卡利斯二世发布通谕，首肯西多修道院（Kloster Cteaux）的模式，宣布修道院在罗马教会的保护之下。西多修道院的建院原则很快就在法国以及法国之外的地区流行，凡是遵循西多修道院原则的都被称为西多派修道院（Zisterzinser）。西多修道院的第三任院长、英国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出身的司提凡·哈丁（Stephan Harding，1059—1134）时期，西多派修道院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1115年，斯特凡·哈丁授命年仅25岁的修道士贝尔纳带领12名修士和一些世俗兄弟在特鲁瓦东面的克莱尔沃建立一所修道院。克莱尔沃丛林密布，盗匪出没，有“苦恼之林”的恶名。贝尔纳带领修道士和世俗兄弟在丛林中盖起简陋的房屋，清除树木和杂草，开垦荒地，很快就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并被冠以“明亮的山谷”的美称。因此，克莱尔沃修道院被称为明谷修道院（Kloster Clairvaux）。
西多派修道院在经济上呈现出来的功能很快就得以在西欧各地迅速普及和发展。1123年1月，科隆大主教施瓦岑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 von Schwarzenburg，1075—1131）在位于莱茵河下游的坎普山上建立坎普修道院（Kloster Kamp），任命他的兄弟、修道士阿努尔夫（Arnulf，?—?）为这所新建修道院的院长。阿努尔夫曾经是莫利蒙特修道院（Kloster Morimond）的修道士，它是西多派最初建立的四所修道院之一。坎普修道院是在德意志地区的第一所西多派修道院。德意志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立正值东进运动之际，西多派修道院提出“向沼泽进军”的建院原则无疑是这一派修道院在德意志地区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至13世纪末期，仅坎普修道院就有15所子修道院，在它监管下的修道院有60所，修女院24所。西多派修道院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派修道院创始人之一的贝尔纳是罗马教会教权至上理论的最积极的辩护者，他不仅在理论上对教权至上的神学政治思想进行大量的阐述，而且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最终消除了因1130年两个教皇并立在教廷内部出现的分裂。贝尔纳曾经为他的学生、西多派修道士出身的教皇欧根三世（EugenⅢ.，?—1153，1145—1153年在位）撰写了《思考》一文，提出了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具体建议，他也曾为5位教皇出谋划策，为他们摇唇鼓舌，并且还亲自参与那个时期在欧洲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裁决，在当时有“无冕教皇”的美誉。也正因为如此，德意志的西多派修道院极少建在德皇势力较强大的地区，大多建立在皇帝的反对派诸侯的领地，尤其是在东部新殖民的地区。
在12世纪德意志的东进运动中，德意志的西多派修道院起到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几乎不存在克吕尼派的修道院。哈尔茨山脉和图林根地区有着大片的林地和低湿地，布满着泥炭、沼泽、树木断枝。1144年，萨勒河畔的罗滕堡的伯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von Ro the nburg，?—?）将其领地内的一片泥炭地赠给了西多派的瓦尔肯里德修道院，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免除该修道院新开垦土地的什一税，4年之后这里变成了一片肥沃的草原，北起哈尔茨山脉的南缘，南至温德莱特山和屈夫霍伊泽山，被誉为“金色草原”。绍恩堡和荷尔斯泰因的伯爵阿道夫二世是最早倡导荷兰人和佛兰德人向东部殖民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儿子阿道夫三世（AdolfⅢ.，1160—1225）为了促进这个地区的垦殖，把湿地捐赠给了位于汉诺威附近的西多派的洛库姆修道院（Kloster Loccum），在西多派修道士的带领下把沼泽地变成了“快乐草原”（die Heilsaue）。
12世纪以前，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覆盖着林地和沼泽地，只有少数地区有人居住。自12世纪上半叶以后，德意志的移民涌入这个地区拓垦土地，这里逐渐有了生气。1146年，西里西亚的公爵博莱斯瓦夫（BoleslawⅠ.1127—1201）和他的父母一起被他的叔父赶出了西里西亚，他们逃亡到图林根，在那里居住了近20年。图林根是西多派修道院建立得最早也是最多的地区，博莱斯瓦夫接触到在这个地区较早建立的普弗尔塔修道院（Kloster Pforta）的修道士。1163年，在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的支持下，博莱斯瓦夫返回西里西亚，重新掌握西里西亚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统治。1175年，他委托普弗尔塔修道院的修道士在位于下西里西亚的弗雷茨瓦夫附近建立洛伊巴斯修道院（Kloster Leubus），给予该修道院土地、各种特许权以及征收利格尼茨地区什一税的权利。西多派的修道士们以洛伊巴斯修道院为大本营成为西里西亚拓垦殖民的领导者。13世纪初期，该修道院占有27个村庄和城市，其中一部分是修道院自己建立，一部分是以捐赠的方式获得的。13世纪中期，洛伊巴斯修道院新建约70座新的村庄，该修道院的所在地逐渐成为欧洲中东部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
12世纪与西多派修道院同时出现的还有普雷蒙特雷修士会（Prmonstratenser）。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克桑滕的诺贝特（Norbert von Xanten，1080或1085—1134）曾是海因里希五世的宫廷教士，他也曾陪同海因里希五世前往罗马接受教皇为其举行的加冕礼。在经历此后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争斗后，诺贝特与德意志皇帝渐行渐远，逐渐倒向罗马教廷一边。1113年，诺贝特拒绝德意志皇帝给予他康布雷主教区主教的教职，转而接受罗马教皇给他的教士授职礼，脱去丝织的衣服，换上粗羊毛制的教士袍，过上一种隐居修道的生活。此后诺贝特返回他的家乡克桑滕，试图在当地的修道院推行一种隐修制度，遭到当地居民激烈的反对，他也因此被斥为异端分子（Kezter），不得不于1118年被迫离开家乡。诺贝特游方到了法国南部，在那里偶遇罗马教皇格拉休斯二世（GelasiusⅡ.，1060或1064—1119，1118—1119年在位），教皇给予他在法国北部和西部地区游方布道的许可。诺贝特在布道中号召基督徒应该追随基督和使徒（Apostel），按照原始基督教的模式生活。1120年，拉昂的主教根据教皇加里斯都二世（Calixt II.，1060—1124，1119—1124年在位）的提议允许诺贝特在其主教区内的普雷蒙特雷成立一个修士会。尽管建立一所修道院并不是诺贝特游方布道的初衷，但他还是遵循主教的意愿建立了普雷蒙特雷修士会，他为修士会制定规程，要求在修士会执行圣奥古斯丁为修道院制定的院规——奥古斯丁院规（Augustinusregel），遵守严格的隐修生活方式。1122年，在威斯特法仑伯爵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von Cappenberg，1096—1127）的赞助下，德意志境内有了第一所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同年，在今天德国和比利时交界之处的韦瑙也建立了一所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1125年，诺贝特前往罗马，受到教皇洪诺留二世（HonoriusⅡ.，1060—1130，1124—1130年在位）的礼遇，在他的请求下，教皇正式承认了普雷蒙特雷修士会。
普雷蒙特雷修士会成立之后迅速传播开来。1126年7月18日，与洪诺留二世教皇结成同盟的萨克森公爵、德意志的对立派国王洛塔尔三世在施派尔召开宫廷会议，诺贝特应邀前往，他身着破旧的僧服赤脚到此，在那些身着华丽服饰、来自大主教区修道院修道士（Chorherr）和教士们中引起一片哗然。尽管如此，诺贝特作为洛塔尔三世的忠实支持者，在这次宫廷会议上被任命为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并获得教皇洪诺留二世的认可。马格德堡大主教区是德意志东进运动的大本营，在诺贝特主持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内普雷蒙特雷修士会有了更大范围地普及。与西多派修道院一样，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由于获得罗马教会的支持而受到德意志皇帝的排斥，它也与西多派修道院一样，在德意志东进运动中起到重要的经济作用，领导易北河以及奥得河以东地区的垦殖，承担在斯拉夫地区实现基督教化的职责。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还普及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修道院所在地成为那里拓荒垦殖的核心地区。12世纪40年代，在科隆大主教区、班贝克主教区也都先后建立了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13世纪，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影响扩大到图林根、克恩滕等地区。
12世纪以后产生的新修士团（Ordensgemeinschaft）不仅局限于修道院这种教会组织机构，而且还有在修道院院墙之外的游方的托钵修士会（Bettelorden）。托钵这种修行方式11世纪70年代最早在法国出现，被视为中世纪托钵僧第一人的是罗伯特（Robert von Arbrissel，1045—1116），他出生于法国南部布列塔尼的阿尔布列塞，出于对神学的求知在法国各地游历，聆听过许多著名神学家的布道，他追求一种贫穷的隐修生活方式，效仿基督的形象，身穿破旧的僧服，打着赤脚，蓄着长长的胡须，手拿布袋，以化缘乞食为生。他用4年的时间走遍图卢兹、沙特尔、布列塔尼、佩里格等南法的大部分地区，在十字路口、在村头、在晒谷场、在集市上，用大众的语言宣讲基督教的教义，谴责世俗教士的堕落，劝导人们坚守基督式的贫穷，保持内心的虔诚，追随十字架上赤裸的基督，这样就能获得灵魂的得救。罗伯特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布道与罗马教会改革的主张如出一辙，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6年封他为布道师，给予他在任何地方讲经布道的特许权。在他的影响下，南法地区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游方修士。1100年罗伯特在法国安茹地区建立了一个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双重修道院（Doppelkloster）——丰特夫罗拉拜修道院（Abbaye Royale de Fontevraud），这个修道院俨然如一个修道院城市。罗伯特建立的修道院与克吕尼派修道院、西多派修道院以及普雷蒙特雷修士会的修道院最大的不同，是修道院的修道士和修女不以从事经济活动为己任，罗伯特也没有把他的精力放在如何建设修道院上，他没有长居在此，依然作为传教的游方修士，携同他的学生周游各地，把修道院的生活带出深院高墙。
12世纪是西欧社会宗教意识极为活跃的年代，席卷整个西欧的宗教世俗运动（die religise Laienbewegung）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除了在各地出现的这些新的修士团之外还出现以虔诚的基督徒组成的世俗教团，例如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卡塔尔派（Katharer）、瓦尔多派（Waldenser）等多个以市民为主体的教派。瓦尔多派的创始人是地处法国南部里昂市的富商佩特鲁斯·瓦尔多（Petrus Valdes，?—1218），他请人把《圣经》（Bibel）从拉丁文翻译为法语，以便自己阅读和研习。瓦尔多以《马太福音》中描述的基督为榜样，过一种贫穷的使徒式的生活，他效仿使徒保罗云游四方布道传教，自称是“云游忏悔布道士”。他还召集与其有相同思想的信男信女们，让他们两人一组，在大道旁、谷场上宣讲《圣经》。《圣经》是他们的座右铭，“回归贫穷的使徒教会”是他们的宗教主张，因此，他们被称为瓦尔多教派，也被称为里昂穷人派。1179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驳回瓦尔多要求自由布道的请求，命令他服从里昂大主教。1184年，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Ⅲ.，1097—1185，1181—1185在位）在维罗纳召开的宗教会议上，斥瓦尔多派是异端教派，给予其严厉的处罚。自此，里昂的瓦尔多派被迫迁移他乡，在法国南部、西班牙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找到新的支持者。1215年，教皇因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更加严厉地谴责和迫害瓦尔多派，但瓦尔多派始终没有被完全铲除。
与瓦尔多派相比较，卡塔尔派（Katharer）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晚期，“卡塔尔”是希腊语“纯洁”的音译。这一教派的宗旨是要“保持基督的纯洁”。8世纪前后，卡塔尔派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十分活跃，他们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教义纲领。卡塔尔派以宗教的二元论为教义的基础理论，他们认为，有两个完全独立的世界和上帝，一个是由善的上帝统治着的善的世界，另一个是由恶的上帝统治着的恶的世界，这两个上帝和世界势均力敌，无法调和。恶的世界的统治者把天使引诱到他的王国，把其关进他所创造的生物……人和动物……之中，使其忘记自己的本源。天使被囚表明的是他对善的上帝的叛逆。因此，人的救赎就是要把天使从拘禁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自己的世界去，解放天使的前提是人要认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认识就要有知识，知识只能从福音书中获得，福音书是卡塔尔派宗教思想的理论根据。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与拜占庭和巴尔干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活跃，东正教的传教士随着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和返回西欧的十字军进入西欧，他们带来了卡塔尔派的宗教思想。卡塔尔派主张的善恶二元论的宗教观念很快就在西欧找到了“知音”。声称要回归贫穷基督的托钵修士会批评教会的奢华和腐败，他们借鉴了卡塔尔派的宗教主张，认为腐败的教会和它的财富是由恶的上帝创造出来的，是他们阻止人们认识通往救赎的真正道路，是恶的上帝给了教会权力和财富，教皇和教士们是恶的喉舌，天主教教会宣传的救赎之路是要把基督徒引向歧途。
进入西欧的卡塔尔派，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在法国南部地区，卡塔尔派迅速发展为人数众多、涵盖各个社会阶层的教派。在南法封建诸侯的支持下，卡塔尔派在阿尔比城建立根据地，组织自己的教会，拒绝罗马教会的宗教法权，公开地与之抗衡。罗马教会联合法国国王，组成征讨的十字军，动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更确切地说，南法的卡塔尔派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12世纪40年代，在德意志中部的科隆附近出现了卡塔尔派，1147年时，卡塔尔派在莱茵河至比利牛斯山之间广为流行，并于12世纪60年代传到了意大利北部。卡塔尔派的宗教思想公开对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提出了挑战，尽管它与同时代托钵修士会所倡导的遵守基督式的贫穷如出一辙，但是依然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教派。在德意志地区的卡塔尔派没有建立像阿尔比城那样的大本营，它在德意志的社会影响也很有限，但是对此后科隆经院哲学流派的形成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罗马教会把宣扬守贫的瓦尔多派斥为异端，但在意大利，罗马教会则大力支持同样具有托钵性质、以布道传教为宗旨的弗兰西斯修士会和多米尼克修士会。无论是异端教派还是新的修士会都对德意志君权与罗马教会的最后争斗产生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