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海因里希三世执政期间，将其统治重心放在意大利，他虽然以基督教君主的身份掌控罗马教会，然而却疏忽了对德意志境内地方贵族的防范，致使德意志境内的封建诸侯有了扩大自身政治势力的空间，与王权的矛盾凸显出来，首先在洛林公爵领主权的问题上演化为公开的冲突。
奥托一世以来，洛林公爵的领主权一直在萨克森王室的掌控之中。959年，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把洛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即上洛林和下洛林，以防止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1037年，洛林曾一度统一，并且有效地阻止了法兰西的国王吞并洛林的企图。1044年，洛林公爵戈策勒（GotzeleⅠ.，970—1044）逝世之后，海因里希三世为避免对王权造成政治上的威胁，无意促成一个强大的洛林大公国，再次把洛林公爵领地一分为二，把上洛林分封给戈策勒公爵的长子戈特弗里德（GottfriedⅡ.，965—1023），下洛林则分封给在政治上非常平庸的公爵的次子戈策勒二世（GotzeleⅡ.，1008—1046）。海因里希三世的决定引起戈特弗里德的强烈不满，他于1044年末、1045年初以及1047年两次举兵哗变，但都以失败告终，海因里希三世重新又掌控了洛林公国的局势。逃亡的戈特弗里德在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建立新的势力范围，成为抵抗德意志皇权的反对派。
自919年以来，萨克森公爵家族把持着德意志的王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该家族得到当地贵族的有力支持。1024年，法兰克的萨利尔家族继承德意志的王位，萨克森贵族在德意志王国内的政治影响逐渐减弱，与德意志王室之间出现裂痕。然而，萨克森地区对于王室经济的影响依然如故。这里有王室庄园、王室的行宫宫廷，哈尔茨的茂盛森林和拉梅尔斯山脉的银矿依然是王室不可缺少的经济支柱。萨利尔王朝康拉德二世执政期间，启用王室封臣经营和管理这些产业，逐渐剥夺萨克森贵族长期以来享有王室产业经济利益的权利，以比隆家族为首的萨克森封建诸侯对德意志王权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为了抑制比隆家族政治势力的扩张，海因里希三世于1043年任命图林根的伯爵不莱梅的阿达尔贝特（Adalbert von Bremen，1000—1072）为汉堡不莱梅的大主教。教皇利奥九世授予他管辖12个主教区的教权，海因里希三世给予他世俗伯爵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不仅如此，海因里希三世还扩大哈尔伯施塔特和希尔德斯海姆两个主教区主教的世俗权势范围，以此牵制萨克森贵族们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海因里希三世加强对银矿和森林资源的控制和管理，在经济上钳制比隆家族等贵族。海因里希三世的一系列政策激起萨克森贵族的极大不满，他们曾计划谋杀海因里希三世，只是因为海因里希三世突然去世而未付诸实施，但在萨克森地区已经形成的反对派对德意志王权构成的威胁并没有因此有所减小。
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巴伐利亚公爵领地、施瓦本公爵领地以及克恩滕公爵领地是萨利尔王室的大本营。这些地区的封建贵族与王室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在支持王权实行统治政策的同时，他们的权势也在随之增长，而且对制定王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乃至与王室发生冲突。1052年，巴伐利亚的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Ⅰ.，1020—1055）因为反对海因里希三世对匈牙利进攻的政策而被废黜，不得不逃亡他乡。海因里希三世随即把巴伐利亚公国分封给了逃亡者的妻子及他的两个儿子，引起众贵族的不满，先后站在康拉德一边，形成一股潜在的反对国王的势力。可见，海因里希三世执政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已经形成了诸侯分裂帝国的态势。
1056年10月5日，海因里希三世猝然辞世，其子海因里希四世年仅6岁登基为德意志的国王，由其母阿戈内斯摄政。次年7月，摄政皇后的政治顾问维克托二世教皇辞世，软弱的皇后无力控制德意志的政治局面，萨利尔王室在各地的领地先后被各地的公爵蚕食瓜分。逃亡在外的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重又获得下洛林的领地；施瓦本和勃艮第几易他手后落到西南德地区最强大的的莱茵费尔登的公爵鲁道夫（Rudolf von Rheinfelden，1025—1080）的手中；萨克森的诺特海姆的伯爵奥托（Ottovon Nor the im，1020—1083）控制巴伐利亚上升为公爵；策林格家族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Ⅰ.，1000—1078）成为克恩滕的公爵。一贯支持德意志王权的科隆的大主教和不莱梅的大主教也趁机分割王室在教会中的权力，并且还控制所辖大主教区内世俗伯爵的领地，拥有类似公爵的权力和地位。
德意志实行的是王国教会制，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王国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奥托特恩权”给予他们较为广泛的权利，他们在所管辖的教区内行使的不仅有宗教权利，而且还有司法权、经济权、军事权以及各种社会公共权。阿戈内斯皇后摄政期间，科隆的大主教安诺（AnnoⅡ.，1010—1075）与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SiegfriedⅠ.，?—1084）、诺特海姆的伯爵奥托以及不伦瑞克的伯爵埃克贝尔特（EkbertⅠ.，?—1068）等萨克森的教俗贵族们结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同盟，1062年4月，安诺甚至劫持12岁的海因里希四世，迫使阿戈内斯不得不交出摄政权，委任安诺和不莱梅的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为摄政大臣。安诺和阿达尔贝特利用掌握的统治权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是解除了一批修道院与皇室的从属关系。安诺把马尔梅迪修道院（Kloster Malmedy）、科尔里和维里希修道院（Kloster Vilich）据为己有，阿达尔贝特则把王国的重要修道院罗耳士（Kloster Lorsch）和科尔维修道院（Kloster Corvey）划归到他的管辖区内。安诺和阿达尔贝特都控制了所在大主教区的所有修道院和伯爵领地，获得了近似公爵的政治地位，几乎成了德意志的无冕君主。
1065年，海因里希四世成年亲政，年轻的国王从亲政之初就试图要削弱教俗诸侯在德意志王国中的政治影响，重建王权的集权统治，收复王室失去的领地和经济权利。他首先派遣施瓦本地区的王室封臣进驻萨克森，在曾经是德意志王室重要经济命脉的萨克森多处地方修建城堡，尤其是在戈斯拉尔行宫附近建立的哈尔茨堡。海因里希四世封王室封臣为城堡的领主，以城堡为据点化解萨克森贵族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强化国王在萨克森地区的政治势力。他还把哈尔茨的林区和矿区划为王国特辖区（Reichsvogtei），由王室封臣组成的军队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常驻在特辖区修建的城堡，以此加强对特辖区的管理。海因里希四世实施的这些措施直接地危害到萨克森诺特海姆的奥托伯爵的利益。奥托曾经在摄政时期在政治上给予年轻的国王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反对阿达尔贝特大主教力图控制德意志的斗争中助了他一臂之力，为此奥托被封为巴伐利亚公爵。然而，奥托家族的封地位于哈尔茨山脉西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带，无疑对国王在哈尔茨地区施行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阻碍。1070年，海因里希四世以奥托指使一名强盗企图谋杀国王为罪名对其进行起诉，判处其接受参加决斗（Zweikampf）的处罚，奥托拒不服从，海因里希四世废黜其巴伐利亚公爵的头衔，收回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将其分封给韦尔夫家族的韦尔夫四世（WelfⅣ.，1030或1040—1101）。愤怒的奥托立刻与萨克森比隆家族的马格努斯（Magnus，1046—1106）结成联盟，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屈服国王，奥托的部分封地被国王收回，部分世袭领地也被国王剥夺。
德意志王室在萨克森的领地大多是广袤的森林和荒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开发利用，当地的贵族和自由农民依照萨克森地区的习俗，把王室领地内尚未开发的森林和荒野看做是公有地，任意砍伐、开垦。海因里希四世亲政之后在萨克森圈围荒地，废除萨克森地区长久以来实行的习惯法，颁布森林禁令，渔猎也成为王室的经济特权。开垦荒地、伐树烧炭、捕鱼围猎等经济活动都被王室掌控，由来自施瓦本的王室封臣管理，征收赋税和利用森林和河流的费用，这些都成为王室经济收入的来源。海因里希四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加重了当地的各种赋税和徭役，致使许多自由农民破产沦为依附农民，激起当地农民的强烈反抗，拆毁城堡、破坏银矿的事件常有发生。农民的反抗与德意志贵族们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巴伐利亚的公爵韦尔夫、克恩滕的公爵贝特霍尔德也都因为海因里希四世追讨王室领地的政策与之对立。1073年7月，诺特海姆的奥托以及马格德堡的大主教维尔纳（Werner von Steulingen，?—1078）、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布尔夏德（Burchard II.，1028—1088）在哈尔登斯莱本附近的霍滕斯莱本盟誓，共同起兵反抗国王。这次反抗在当地农民中获得热烈的响应，起义很快就席卷萨克森东部和图林根地区。起义军占领了众多的城堡，海因里希四世陷于危机重重的困境中，仓皇出逃，危急中沃尔姆斯市的市民赶走该市的城市领主、沃尔姆斯的主教阿达尔贝特（AdalbertⅡ.，?—1107），打开城门，迎接处于危难之中的海因里希四世。
得到沃尔姆斯市民支持的海因里希四世有了些许的喘息之机，1074年1月，率一支小军队回师萨克森，以归还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为条件争取诺特海姆的奥托的支持，2月2日在盖斯通根的行宫与萨克森的大贵族们签订和约。和约中商定，海因里希四世必须拆除在萨克森地区修建的众多城堡，尤其是哈尔茨堡，但因为这个和约只涉及到萨克森大贵族的利益，依然未能消除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海因里希四世利用这一机会，采用赦免、许诺等各种手腕分化萨克森的贵族，破坏起义军的团结，以便各个击破。1075年6月9日，养精蓄锐后的海因里希四世在波希米亚公爵弗拉季斯拉夫（VratislavⅡ.，1035—1092）、班贝格的主教赫尔曼（HermanⅠ.，?—1084）等其他地区教俗诸侯的支持下再次率军进入萨克森，在温斯特鲁特河岸的洪堡大败萨克森贵族的联军。诺特海姆的奥托再次成为海因里希四世瓦解萨克森贵族政治同盟的一个重要政治筹码，他对海因里希四世行了臣服礼，获得萨克森作为采邑，分崩离析的萨克森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奥托臣服国王，于1075年圣诞之际在戈斯拉尔行宫向国王宣誓效忠，行了臣服礼，并且承诺拥立国王年仅2岁的王子康拉德为德意志王位的继承人。
德意志摄政统治时期，罗马教会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利奥九世开始的改革给教廷注入新的生命力。罗马教会通过改革加强了自身的建设和纪律，宗教组织机构进一步地健全和完善。1059年颁布的选举教皇敕令宣布禁止包括德皇在内的所有世俗势力对教会事务的干预。教皇的实际领地进一步扩大，有了自己的世俗封臣，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罗马教皇在西欧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增大，与各地修道院的关系更为直接。利奥九世和海因里希三世之后，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不再携手共进。1061年7月27日，尼古劳斯二世教皇辞世，罗马教会中的改革派在枢机主教希尔德布兰德的主持下，以教皇选举敕令为依据，在卡普阿推举卢卡的主教安塞尔莫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二世（Alex and erⅡ.，1010或1015—1073，1061—1073年在位），新教皇于10月1日回到罗马登上圣宗座。从利奥九世担任教皇时期起，希尔德布兰德就是罗马教会改革派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说洪贝特是主张教会改革的理论家，那么希尔德布兰德就是教会改革的实践者，他曾多次担任前任诸教皇的特使，在西欧各王国、各地区实践罗马教会改革的各项主张，为罗马教廷决定处理各地教会事务提出建议。教会改革派拥立的新教皇遭到德意志和意大利米兰地区的世俗诸侯、大主教和主教们的反对，他们不承认亚历山大二世为合法教皇，在巴塞尔召开宗教会议拥立意大利帕尔马的主教卡达鲁斯（Cadalus）为对立派教皇（Gegenpapst），称洪诺留二世（HonoriusⅡ.，?—1072，1061—1072年在位）。1062年4月，洪诺留二世率军向罗马进发，途中遭遇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的阻拦，被迫返回帕尔马。同年10月，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亚历山大二世教皇的合法地位再次获得确立，不甘失败的洪诺留二世于1063年重又率军前往罗马，再次遭遇戈特弗里德公爵的抵制。1064年圣灵降临节之际，亚历山大二世在意大利曼托瓦主持召开宗教会议，洪诺留二世因拒绝前往参加被处以绝罚，亚历山大二世成为无可争议的合法教皇。这场两个教皇的争斗表明，在罗马教廷与德意志国王和诸侯之间有了公开的抗衡。亚历山大二世继续教会改革的立场更坚定，并且通过强化修道院改革，把教皇权威的影响扩大到西欧各个大主教区和主教区，通过对各大主教和主教的任命权进行实际的控制。他多次以买卖圣职为由罢免由海因里希四世任命的主教，以此证明教皇的绝对宗教权威，也以此干预德意志的宗教事务，这就与正在加强王权的海因里希四世之间产生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引发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主教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streit）。
主教授职权之争的导火索是关于米兰大主教的任免。米兰地处意大利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门户之地，是地中海与中欧进行远程贸易陆路交通的枢纽。早在罗马帝国晚期，教父学家安布罗斯担任米兰的大主教之时起，米兰就在西欧享有了仅次于罗马的宗教地位，米兰的大主教不仅享有宗教上的权威，而且对米兰市有绝对的统治和管理权。10世纪中叶，奥托大帝兼领伦巴底王国的国王之后，德意志与意大利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米兰的地理位置使其经济地位更加凸显出来，更何况米兰市周边地区物产丰富，为米兰市的纺织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不仅其手工业的发展早于其他地区，手工业的行业部门也很多。毋庸置疑，具有如此重要经济地位和政治作用的米兰是德意志君主在伦巴底地区施行统治的政治中心。米兰的大主教是该市的城市领主，自奥托大帝以来的德意志君主就都竭力要控制对米兰大主教的任命权，大主教在政治、经济、司法审判以及军事等诸多方面都享有与世俗诸侯同等的权势和地位。
米兰的大主教以及教士利用所获得的特许权征收各种课税、侵占乃至抢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市民与教士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1035年、1042年，米兰市民两次起义反对教士肆无忌惮地强占市民的财产，1056年米兰市民联合起来组织帕塔利亚会（Pataria），共同反对作为城市领主的大主教以及教士和修道士，要求罗马教会在米兰推行修道院和教会改革中提出的反对买卖圣职、规范教士和修道士的宗教生活等一系列措施。亚历山大二世欲意借助米兰市民的政治力量削弱德意志皇帝在伦巴底地区的政治影响，他明确表示支持米兰市民驱除由德意志皇帝任命的米兰大主教维多（Wido，1045—1071），革除维多的教籍，派遣教皇特使在米兰推行教会改革的各项措施，要求米兰的教士们遵守独身制，否则将会被处以绝罚。1070年，维多被迫辞去大主教的职务，海因里希四世随即任命米兰的教士戈特弗里德（Gottfried，?—?）为米兰的大主教，遭到米兰市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推举阿托（Atto，?—?）为大主教，并且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教皇的认可。
海因里希四世与亚历山大二世因米兰大主教的任职人选问题争执不休，这场关于大主教任免争执产生的影响延伸到德意志境内。1066年，特里尔的前任大主教乌多（Udo von Nellenburg，1030或1035—1078）被指名接任米兰的大主教，亚历山大二世教皇责令乌多接受甄别，审查他是否是通过买卖获得的这个教职，直到教皇认可乌多自辩后才授予他大主教的披肩（Pallium）。教皇还把这一甄别主教的程序引入德意志的主教区，他于1070年责令科隆的大主教安诺、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以及其他一些德意志的主教前往罗马为自己申辩，是否是通过买卖圣职获得该教职，但遭到德意志主教们的拒绝。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担任海因里希四世宫廷顾问的五位德意志主教都犯有买卖圣职罪，处以他们绝罚，但这一处罚尚未具体实施，亚历山大二世就于同年的4月21日去世。4月22日，红衣主教希尔德布兰德被推举为教皇，称格雷戈尔七世。格雷戈尔七世曾是克吕尼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是坚定地追随利奥九世的教会改革者，参与制定过教会改革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宗教事务的决策，他也曾与海因里希三世皇帝有过密切的交往。新教皇的即位似乎缓解了罗马教会与德意志君主间的对立，1073年12月20日，新教皇致函萨克森的主教们，要求与他们进行和谈，停止与海因里希四世的对抗。格雷戈尔七世的态度缓和了海因里希四世与罗马教廷的对立情绪，他致信格雷戈尔七世，表示愿意在米兰大主教的任免问题上做出妥协，后者则于1074年撤销了前任教皇对德意志诸位主教处以的绝罚。然而，格雷戈尔七世要扩大教皇权威的企图与海因里希四世欲重塑皇权的意愿是不可调和矛盾的两个方面，他上台后更是全力以赴地推行教权至上的思想，通过在德意志推行希尔绍修道院（Kloster Hirsau）的改革扩大其影响。
希尔绍修道院位于黑森北部，罗马帝国时期这里只有一座小教堂。约830年，意大利韦尔切利的主教诺廷（Noting，?—?）把米兰的圣徒奥雷留斯（Aurelius von Riditio，400—475）的遗骸赠送给他的亲属、卡尔维的伯爵埃尔拉弗瑞德（Erlafried von Calw，?—?），从米兰运送到这个小教堂供奉，以这个小教堂为基础建立了圣奥雷留斯修道院。此后，该修道院在动荡的社会中衰败，修道院的财产也被分割。1043年，当时还是图尔大主教的利奥九世要求他的侄子、卡尔维的伯爵弗里德里希（FriedrichⅠ.，?—1071）按照高尔茨的模式在希尔绍重建修道院，但直到1065年，弗里德里希才带领数名修道士迁居到此地，建立起希尔绍修道院。1069年，雷根斯堡埃默拉姆修道院（Kloster Em meram）的修道士威廉（Wihelm von Hirsau，1030—1091）应邀前往希尔绍修道院担任院长，他把高尔茨修道院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带到希尔绍。1075年10月，希尔绍修道院获得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四世给予的证书，成为德意志的王国修道院。同年年末，威廉前往罗马朝圣，谒见了格雷戈尔七世教皇，教皇给予威廉特许权，希尔绍修道院被置于罗马教会的保护下，与克吕尼修道院一样直辖罗马教会。至此，希尔绍修道院成为罗马教会在德意志施加影响的基地。
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否认了德意志自开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王国教会制，改革后的罗马教廷加强了与地方教会的直接联系，在各王国和各地区派驻教皇特使干预各地的政治事务。王国教会制拒绝教皇特使，地方教会也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愿与王国的君主和诸侯对立，致使教皇特使一直在德意志地区很难施加影响，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为教皇特使打开了大门。1077年，威廉青年时的好友、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乌尔里希（Ulrich von Zell，1029—1093）协助他制定《希尔绍院规》（Hirsauer Formular）。《希尔绍院规》中除了要求修道士遵守本尼狄克的院规外，更重要的是强调修道院直属罗马教廷的宗法地位，由此获得免受地方主教管辖的豁免权。1091年之后，威廉以及继任修道院的院长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在德意志各地按照希尔绍修道院的模式对沙夫豪森的万圣修道院（Kloster Allerheilligen）、阿尔高的穆里修道院（Kloster Muri）等进行改革，这股修道院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在施瓦本、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地区蔓延开来，这些地区的很多王国修道院因为按照希尔绍的模式进行管理而解除了与王室或者大贵族间的隶属关系，转为直属于罗马教廷。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希尔绍修道院的模式进行改革的修道院强调与“世俗兄弟”（Laienbrüder）的合作，形成改革派的修道院与世俗贵族联合的政治同盟，韦尔夫家族在巴伐利亚的罗滕布赫建立的教士会（Stift）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成为在德意志地区支持格雷戈尔七世教皇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希尔绍改革派的政治影响力还扩散到了克恩滕、图林根以及萨克森等王权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不仅如此，自罗马教会改革以来，德意志的教士遵守统一的教会生活方式，成为格雷戈尔七世在德意志施加影响的重要支持者。
格雷戈尔七世一直把确立教皇的绝对权威当作是首要任务，他在1075年制定的27条《教皇札记》（Dictatus Papae）中明确指出，只有教皇有权享有最高的普世统治权，所有诸侯都要拜倒在他的脚下；他宣布，教皇永远是正确的，有权罢免和任命主教，有权颁布法令，有权废黜世俗皇帝、解除封臣对其封主的誓言；他强调，教皇不仅有权处理教会的宗教事务，而且也有权干预世俗的事务，因为世上的君主、诸侯都是教皇的封臣。格雷戈尔七世认为，教会是基督徒的社团，它不应受世俗的控制，教士必须直接服从罗马教皇，他是罗马教会制定教规的执行者，教皇通过他们实现对普世的统治。格雷戈尔七世再次否定了自法兰克王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私有教会制，明确地反对世俗的私有教会权，为此他多次传讯德意志以及其他王国的主教和大主教到罗马接受对其进行的审查，罢免那些不服从罗马教廷的主教和大主教的职务，在德意志首当其冲的是班贝克的主教赫尔曼（HermannⅠ.，?—1084）。
班贝克大主教区是1007年由海因里希二世设立的，自设立以来一直由德意志的国王任命该教区的大主教和主教。1074年，格雷戈尔七世在对德意志的主教和大主教进行审查时认定，班贝格的主教赫尔曼不是通过教会的选举而是由国王直接指定的，因为他向王室支付了高额贿金，犯有买卖圣职罪，罢免其主教之职。这年的12月，格雷戈尔七世先后传讯不莱梅的大主教列曼（Liemar，?—1101）、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以及从属美因茨大主教区的6位主教。这些主教拒绝前往罗马，格雷戈尔七世决定给予他们严厉的处罚。1075年2月，格雷戈尔七世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担任海因里希四世宫廷顾问的4位德意志主教犯了出售教职之罪，如果他们于当年的6月1日前未赴罗马忏悔，将受到绝罚的处罚。在这次宗教会议上，教皇重申禁止买卖圣职，不允许国王任命教职；强调教士必须遵守独身制。
在这同一时间，米兰市再次因为大主教的人选问题发生冲突，海因里希四世出面进行干预，他宣布帕塔利亚会为异端，不受法律的保护；任命米兰的教士特达尔多（Tedaldo da Castiglione，?—?）为大主教，同时还分别为费尔莫和斯波勒托两个主教区任命了主教。1075年12月8日，格雷戈尔七世教皇致信海因里希四世，谴责他违背诺言，藐视神圣的宗教法规，要求他与被处以绝罚的宫廷顾问断绝关系。1076年1月，海因里希四世召开王国会议，德意志的大部分大主教、主教均到场出席。会议谴责格雷戈尔七世违背德意志国王的旨意颁布教会法令，海因里希四世以“罗马贵族”自居，直呼格雷戈尔七世为“希尔德布兰德”，宣布废黜其教皇之职。伦巴底的主教们也积极支持德意志国王，在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拒绝服从格雷戈尔七世。罗马教会立刻做出回应，格雷戈尔七世于同年2月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上宣布对海因里希四世处以开除教籍的绝罚，解除所有臣民对其誓约，否定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所有统治权力。
罗马教皇给予海因里希四世绝罚的决定立刻在德意志境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国王有着不解宿怨的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施瓦本公爵鲁道夫、克恩滕公爵贝特霍尔德与拥护教皇的主教们以及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者们结成联盟，8月他们在乌尔姆集会做出决定，定于10月16日在特里布尔召开会议，选举德意志的新国王。德意志教俗诸侯与罗马教皇的结盟增强了反对海因里希四世的政治势力，尚未接受教皇施皇帝加冕礼的海因里希四世面临被废黜的威胁，这就迫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一方面率军在莱茵河畔的奥彭海姆安营扎寨与诸侯对峙；另一方面，派遣特里尔的大主教乌多前往罗马，向教皇递交“诺言书”（promissio），告知教皇已经解除了被教皇处罚的宫廷顾问的职务，向教皇进行忏悔。然而，海因里希四世在“诺言书”中只字未提德意志诸侯的利益，他们依然如期集会，做出决定，如果教皇在一年之内没有解除对海因里希四世的处罚，将不再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国王。他们将邀请教皇到德意志来，请他支持他们选举的新国王。格雷戈尔七世欣然接受德意志贵族的邀请，出发前往德意志。为了阻止教皇与诸侯的结盟，海因里希四世抢先在教皇进入德意志之前出发进入意大利，尚在途中的教皇因不明海因里希四世之举的目的，慌忙躲进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德（Mathilde von Toskana，1046—1115）的卡诺沙城堡。
1077年1月25日，海因里希四世摘下头上的王冠，身披毛毡，光头赤脚站在雪地里，以一个忏悔者的身份在卡诺沙城堡的门前静候三天三夜，请求教皇的宽恕。此时，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父、身兼教皇特使之职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雨果（Hugo von Cluny，1024—1109）也来到卡诺萨城堡，他与海因里希的堂姐、卡诺沙的女伯爵玛蒂尔德一起从中斡旋，躲避在城堡内的教皇最终做出让步，接受海因里希四世的忏悔，要求他在教皇规定的限期内向德意志反对国王的诸侯们道歉，与他们和解，并要求他承诺保证教皇的安全。两位主教以国王的名义向教皇宣誓做出承诺，教皇赦免了海因里希四世的罪，取消了对其绝罚，赐予其圣餐，重新接受其为基督徒。
教皇的宽恕为海因里希四世的“卡诺萨之路”（Gang nach Canossa）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格雷戈尔七世放弃前往德意志的行程，返回罗马。然而，教皇的宽恕并没阻止德意志诸侯中那些激烈的反对派的行为，他们依然谋划选举对立派国王（Gegenknig）。1077年3月，德意志的诸侯们在福希海姆召开诸侯会议（Fürstentag），邀请教皇与会，但教皇只派遣了两位特使前往。在这次诸侯会议上，贵族们共同推举施瓦本的公爵鲁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试图让他与海因里希四世对抗，并力图让他取而代之。然而，对立派国王并没有获得教皇的认可，格雷戈尔七世在两个国王之间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他无法确定反对派的国王是否完全听命于他。在德意志境内，即使是施瓦本的教俗贵族们也没有完全站在对立派国王一边，因为他们推举对立派国王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海因里希四世收回王室的领地和权利，以便达到维护已有的经济利益和在其领地内的政治权力，并无意增强对立派国王的政治实力，反对派因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在政治目的上达成一致。
获得教皇宽恕的海因里希四世返回德意志，在德意志城市市民以及大多数自由农民的支持下，立刻对德意志贵族进行反攻。首先，他借助在巴伐利亚的王室封臣的政治力量废黜了巴伐利亚的公爵，把公爵领地划归为王国领地。1078年8月，海因里希四世率军在梅尔里希施塔特成功地阻止了对立派国王鲁道夫与施瓦本贵族举行的联盟会议；同时，支持海因里希的农民军在内卡河畔击败维尔夫四世和策林格家族的诸侯联军。支持对立派国王鲁道夫的地方贵族势力被分化，国王剥夺了施瓦本和巴伐利亚公爵对其领地的采邑权，亲自领有这两个公爵领地，把克恩滕公爵领地分封给埃彭施泰因的柳托尔德（Liutold von Eppenstein，1050—1090）。1079年复活节之际，海因里希三世年仅7岁的女儿阿格尼丝（Agnes，1072—1143）与施瓦本的施陶芬（Staufer）家族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050—1105）定亲，后者由此被封为施瓦本公爵，这个后来取代萨利尔王朝的家族成为海因里希四世的政治盟友。
1079年冬季，海因里希四世进攻萨克森，取得一定的胜利，海因里希四世的王位得以巩固，对教皇的态度再次强硬起来。1080年初，格雷戈尔七世再次重申世俗君主无权干预教会职务的任免，并计划就这一问题在德意志召开宗教会议做出决议，受到海因里希四世的阻挠。为此，格雷戈尔七世于3月7日第二次宣布革除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籍，然而形势朝着不利于教皇的方向发展，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大多数主教、大主教都与国王站在同一战线。10月15日，国王的军队与对立派国王的军队在埃尔斯特河畔交战，鲁道夫战死，反对派内部出现分裂，罗马教皇在德意志境内失去支持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格雷戈尔七世在罗马的地位也受到威胁，甚至枢机主教团中的13名成员都成为德意志国王的盟友。1084年初，海因里希四世率军进入罗马，3月24日，枢机主教团在德意志国王的支持下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选举拉文纳的大主教维贝特为对立派教皇，称克莱门斯三世（ClemensⅢ.，1020或1030—1100，1080—1100年在位），在几天之后的复活节这天（3月31日），新教皇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为海因里希四世举行涂油礼，为其加冕为皇帝。
逃亡中的格雷戈尔七世，力图借助与教皇有采邑关系的诺曼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德（Robert Guiskard，1015—1085）的军事支持，诺曼人的军队虽然迫使德意志的皇帝退回德意志，但却是引狼入室，诺曼人对罗马进行大肆劫掠。遭到罗马市民强烈指责的格雷戈尔七世不得不随着撤离的诺曼人离开罗马，逃亡萨莱诺。1085年5月25日，格雷戈尔七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在海因里希四世与格雷戈尔七世的争斗中，德意志王权的政治支点发生了转移，社会等级（Stand）的政治作用越来越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