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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尼法修斯在法兰克东部地区设立主教区、建立修道院等一系列的传教活动，遭到所在地区原有主教们的抵制，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宗教权威，与当地的世俗贵族联合起来，地方贵族的实力也因此有所增强。732年，阿拉伯人对外扩张的势头延伸到西班牙，为了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骑兵队伍阻挡阿拉伯人进入到欧洲，身居宫相要职的铁锤卡尔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封赐给骑兵土地，由此在西欧开始了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采邑制度（Lehnswesen）。推行这种新的采邑制度需要大量的土地，铁锤卡尔没收了一些教会的土地财产，使得一些地方的主教更依赖于当地的世俗贵族，私有教会更加盛行。
博尼法修斯在法兰克改革法兰克王国的教会和建立修道院的目的，是要将其都统一在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之下，摒弃具有日耳曼因素的私有教会的因素和原则，可以说这与铁锤卡尔以封地为基础推行的采邑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得到铁锤卡尔的大力支持。不仅如此，铁锤卡尔还通过博尼法修斯与教皇格雷戈尔三世之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8世纪30年代，铁锤卡尔力图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阿雷曼公国，但因公爵家族与施瓦本地区贵族间的密切联系而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由传教主教皮尔米缪斯（Pirminius，670—753）于724年在博登湖的赖兴瑙岛上建立的赖兴瑙修道院（Kloster Reichenau）是阿雷曼地区的宗教中心，因同样遵循本尼狄克院规与博尼法修斯的教会和修道院有了一致性，这就为铁锤卡尔及其继任者最终兼并阿雷曼地区提供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8世纪初期，地处南德的巴伐利亚虽然隶属于法兰克王国，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博尼法修斯在王国东部地区设立的主教区与巴伐利亚的主教区在宗教上的一致性，帮助铁锤卡尔将其政治影响力渗入到巴伐利亚。通过对教会进行的改革以及推行采邑制，铁锤卡尔几乎权倾全王国，以致于在737年国王提奥多里克四世（TheuderichⅣ.，711—737，715—743年在位）去世时，他迟迟不立新君，致使王位虚悬数年。
741年铁锤卡尔去世，其长子卡尔曼（Karlmann，706/708—754）继承掌管奥斯特拉西亚、图林根和阿雷曼地区的宫相之位，次子矮子皮平（Pippin der Jüngere，714—768，751—768年在位）则成为掌管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和普罗旺斯的宫相。然而，以巴伐利亚公爵奥迪洛（Odilo，700—748）为首的贵族们并不甘心依附于铁锤卡尔的这两个继任，他们明确宣布只承认墨洛温王室的王权，这就迫使卡尔曼和皮平不得不于743年立墨洛温家族的希尔代里克三世（ChilderichⅢ.，720—755，743—751年在位）为王。另一方面，为了削弱卡尔曼和皮平的影响力，奥迪洛还力图说服罗马教皇扎哈里亚斯（Zacharias，679—752，741—752年在位）免去博尼法修斯在巴伐利亚教皇特使（Legat）的教职。阿基坦、阿雷曼以及萨克森的贵族也纷纷起来反对宫相。由此，两位宫相联手对奥迪洛实施武力，他们率军在莱希河畔战胜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以及阿雷曼和萨克森的援军，奥迪洛被迫承认法兰克王室对巴伐利亚的统治权，745年臣服皮平的传教士、来自爱尔兰的弗吉尔（Virgil，700—784）被任命为萨尔茨堡主教区的主教，掌控巴伐利亚的教会。
巴伐利亚公爵的臣服致使反对两宫相的联盟土崩瓦解，教会在王国中的政治地位突显出来。742年，博尼法修斯在卡尔曼的支持下召开“日耳曼宗教会议”（Concilium Germanicum），宣布对法兰克的所有教会进行改革的决议。决议中还规定：以采邑为由在世俗（Laien）管辖下的主教区都应由主教管辖；禁止教士持有武器；所有修道院都要遵循本尼狄克院规；教士的宗教生活要遵守教规；等等。这次宗教会议上还决定在爱尔福特、维尔茨堡、彼拉堡建立“博尼法修斯式”的教会。743年、744年，卡尔曼先后两次召开宗教会议，敦促法兰克各地教会的改革。在这两次宗教会议上再三严令禁止任何异教（Heiden）的习俗，强调国王有权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设立主教区，任免主教，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规定教会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有纳税义务的封地”（zinspflichtige Landleihe）。卡尔曼通过法兰克教会的改革，把基督教的教会和修道院都纳入铁锤卡尔开始的采邑制度中，这样就在法兰克形成一个新的教会贵族阶层。在奥斯特拉西亚地区，与卡尔有着姻亲关系的维多家族（Widonen）被称之为“主教王朝”（Bisch of sdynastie），这个家族的米洛（Milo，?—761或762）是特里尔和兰斯的主教，他还控制着霍恩巴赫修道院；卡尔曼的侄子胡戈（Hugo，?—?）掌控了鲁昂、巴约和巴黎主教区以及圣万德里勒修道院和瑞朱耶日修道院。
747年，支持教会改革获得成效的卡尔曼隐退修道院，把自己分王国的宫相权力转交给他的兄弟皮平，皮平成为全王国的宫相。此时的皮平已经完全掌有了国王的权力，他在谋划如何能戴上王冠、合法地行使国王的权力，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国王。749年，皮平派遣圣丹尼修道院的福尔拉德（Fulrad，710—784）和维尔茨堡的主教布卡德（Burkard，683—755）为特使前往罗马寻求罗马教皇的支持。他们向教皇扎哈里亚斯提出询问：“如果身为法兰克的国王们不掌握国王们的权力是好还是不好？”（Wegen der Knige in Francia，die keine Macht als Knigehtten，ob das gut sei oder nicht）心领神会的教皇回答说：“最好是奉掌握权力的人为国王！”（Esistbesser，den als Knig zu bezeichnen，derdie Macht hat）有了教皇给予支持的明确表态后，皮平堂而皇之地把希尔代里克三世送进了圣贝廷修道院（Abtei Saint Bertin），于751年在苏瓦松召开会议，要求与会者按照法兰克人的习俗推举其为法兰克国王（Rex Francorum），博尼法修斯以教皇特使的身份，按照教会的传统礼仪为其主持了涂油膏礼，墨洛温家族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加洛林家族获得“上帝的恩赐”（Deigratia），取而代之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合法君王。
加洛林家族依靠罗马教皇的宗教权威掌握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Oberhoheit），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密切相连。751年，伦巴底王国的军队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拉韦纳特辖区（Exarchat von Ravenna），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因正抗击阿拉伯人的武力进攻而对此无暇顾及，更因为帝国内部如火如荼的破坏圣像运动（Ikonoklasmus）而漠视罗马教皇斯特凡二世（Stephan II.，?—757，752—757年在位）的求援。754年1月，教皇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法兰克国王在庞蒂昂的行宫（Pfalz），皮平以基督徒的身份出迎，为其坐骑牵引缰绳，以表示对教皇的尊重。为了获得皮平的军事援助，这一年的6月28日，斯特凡二世教皇在圣丹尼修道院的教堂里为皮平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施涂膏油礼，并授予他们“罗马贵族”（patricius Romanorum）的头衔，此后又授予其“罗马公爵”（dux von Rom）的称谓。教皇这一系列的行为给予皮平充分的理由阻止隐退在修道院的卡尔曼以及他的诸子“重出江湖”与之瓜分王国；另一方面，具有“罗马贵族”头衔的法兰克国王进军意大利则成为“保卫罗马教会”当仁不让的职责。这是罗马教皇首次为世俗君王主持加冕礼，作为圣彼得代理人的教皇亲自施涂油膏礼，进一步表明王权的神授性，上帝恩赐的神授王权完全取代法兰克人的氏族王权。对罗马教皇而言，作为“罗马贵族”的法兰克国王负有保护罗马教会的义务，圣彼得的宗座应该受到他选定的世俗君王的保护。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的国王通过涂油膏礼结成政与教之间的联盟。755年早春，皮平亲率大军进入意大利，迫使伦巴底的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756）臣服法兰克国王。然而，在皮平凯旋之后，艾斯图尔夫却出尔反尔，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诺。756年，皮平应教皇的请求再次出兵意大利，他强迫艾斯图尔夫以正式证书的形式归还罗马教皇拉韦纳辖区，史称“皮平赠礼”（Pippinische Schenkung），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教皇国（Kirchenstaat）。教皇国的宗教理论依据是“君士坦丁赠礼”（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它对罗马教会宗教权威的增长和确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意大利取得的胜利以及与罗马教皇结成的同盟，使皮平的权力欲大大膨胀，他把扩张的矛头指向萨克森，753年、757年，皮平两次与萨克森人作战，强迫他们对其宣誓效忠，缴纳赋税，皈依基督教，把附属王室的富尔达修道院作为王国北部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中心。皮平还通过控制美因茨、黑森、图林根等地区的主教和一些重要的修道院，在德意志中部地区建立一个重要的“王国教会体系”（Reichkirchensystem），这个体系极大地削弱了私有教会的影响和作用。
博尼法修斯的教会改革以及与罗马教会的结盟改变了法兰克私有教会制度，但是王朝的更替却没有改变法兰克人的继承传统。768年皮平去世，此前他再次把王国分为以奥斯特拉西亚和以纽斯特里亚为主体的两个分王国，长子查理（Karl der Groe，747—814，768—814年在位）继承前者，次子卡尔曼（Karlmann，751—771，768—771年在位）成为纽斯特里亚的分王国王。
与卡尔曼比较而言，查理从登基时起就显示出了强势和雄心，年仅20岁的他成功地平定了阿基坦公爵胡诺尔德（Hunold，?—774）试图获得独立而发动的骚乱，阿基坦牢牢地在查理的掌控之中。769年，年轻的查理迎娶伦巴底国王德希德里（Desideriu，?—786）的女儿为妻，这个婚姻较为明显地昭示出查理对伦巴底王国有所图，但这个婚姻仅维系了两年。771年初查理抛弃他的妻子，与阿雷曼公爵赫纳比（Hnabi，710或715—785或788）的女儿缔结连理，也因此为此后与德希德里的冲突埋下伏笔。
查理的雄心勃勃令卡尔曼不得不防，卡尔曼在其兄长平定阿基坦的动乱时袖手旁观，两兄弟间的矛盾初露端倪。771年卡尔曼早逝，查理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其弟的分王国，卡尔曼的遗孀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子女避难伦巴底，试图在那里寻求支持，这就更加激化了查理与德希德里之间的矛盾。772年，德希德里国王占领拉韦纳周边地区，以武力要挟教皇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Ⅰ，?—795，772—795年在位）为卡尔曼的儿子施涂油膏礼，力图帮助卡尔曼的后人夺回被查理夺走的分王国，并且试图迫使教皇加入查理的对立面一方。在遭到教皇拒绝后，德希德里挥军逼近罗马。773年3月，哈德里安一世遣教皇特使前往查理的宫廷求援，以解除兵临城下的危机。查理亲率大军南下意大利，773年9月围攻德希德里驻扎的帕维亚。双方对峙9个月后，德希德里最终于774年6月缴械投降，他被放逐到今天法国境内的科尔比的修道院，在那里度过余生。查理戴上伦巴底国王的铁制王冠，把王国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给随其征战的法兰克贵族和愿意臣服于他的伦巴底贵族，伦巴底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个部分。781年，在查理的授意下，教皇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Ⅰ.，?—795，772—795年在位）为其两个儿子施涂油膏礼，次子意大利的皮平（Pipinn von Italien，777—810，781—810年在位）为意大利的亚国王，虔诚者路德维希（Ludwig der From me，778—840，781—840年在位）为阿基坦的亚国王。
戴上伦巴底铁王冠的查理自认是罗马教皇的保护者，他不仅把拉韦纳归还给教皇，而且还把一直以来与拜占庭有争议的贝内文托赠与教皇。教皇在754年给予法兰克国王“罗马贵族”（Patricii Romanorum）称谓的涵义似乎也有了变化，他俨然成为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有着同等地位的统治者。查理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影响扩大到巴伐利亚，巴伐利亚掌握在阿努尔夫家族的手中，与王室有着宗亲关系，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在法兰克王国中一直享有自主权。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三世（TassiloⅢ，741—796）是查理的堂兄，他7岁继位，757年对皮平宣誓效忠，成为国王的封臣。塔西洛三世同样也迎娶伦巴底国王德希德里的女儿为妻，与伦巴底国王结成政治上的同盟，巴伐利亚也因此成为伦巴底落难王子的避难之地。787年，查理以塔西洛三世公爵欲与阿瓦尔人（A waren）联盟试图为其岳父复仇为理由，领兵长驱直入巴伐利亚。面对法兰克人的大兵压境，塔西洛三世不战自降，巴伐利亚公爵领地作为查理的行政辖区（Entitt）被保留下来，塔西洛三世被废黜，被放逐到瑞朱耶日修道院直至终老。798年，查理在巴伐利亚的萨尔茨堡设立大主教区，加强对这个行政辖区的控制，巴伐利亚的自主权不复存在。
与巴伐利亚相邻的多瑙河盆地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6世纪中叶以来斯拉夫人（Slawen）、保加利亚人（Protobulgaren）不断侵入这个地区。7世纪初，来自亚洲中部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穿越潘诺尼亚迁徙至此，他们控制了通往东方的商路。741年，博尼法修斯在维尔茨堡设立大主教区，同时还建立几所修道院，希冀以此为基地向东南欧拓展，但始终受阻于阿瓦尔人。巴伐利亚公爵臣服后，查理从791年起多次率兵征讨阿瓦尔人，在这个地区设立阿瓦尔马尔克（A warenmark），以抵挡来自潘诺尼亚和欧洲东部的侵扰。798年，查理把阿瓦尔马尔克划归维尔茨堡大主教区管辖，加强基督教教会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803年，查理再次加强对东部边境地区的控制，设立东部马尔克（Ostmark或Marchiaorientals）。他把阿瓦尔马尔克与巴伐利亚公爵领地合并在一起，同时还囊括了从多瑙河的支流恩斯河至匈牙利的巴拉顿湖以及地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克恩滕马尔克伯爵领地在内的广阔区域，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地域面积更加扩大。
7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上的哈里发（Kalifen）国家对外进行扩张。711年，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侵入西班牙，756年建立倭马亚王朝（U mayyaden）。77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的阿拉伯酋长（Emir）在受到科尔多瓦酋长的攻击时向查理求援，查理欣然伸手相助，但在撤军至龙塞峡谷时惨败于巴斯克人（Basken），一些随军的阿基坦地区的贵族阵亡，导致与西班牙为邻的加斯科涅乃至整个阿基坦地区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为此，查理以巴萨罗纳伯爵领地为中心设立了一个地域宽广的西班牙马尔克，它包括贝尔加、贝塞鲁、塞尔丹亚、孔弗凌特、安普利亚、基洛纳、曼雷萨、里瓦戈萨、鲁西永等多个伯爵领地。由于西班牙马尔克远离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区，801年查理将西班牙马尔克并入阿基坦亚王国（Unterknigtum），在亚国王虔诚者路德维希的管辖之下。
与法兰克王国东北部接壤的是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6世纪30年代萨克森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帮助法兰克人打败图林根人，占据图林根北部地区，但此后又被法兰克人击退。7世纪，屡屡受到斯拉夫人侵扰的法兰克王国，再次视萨克森人为同盟者，允许他们驻扎在王国的东北部边境威悉河以西地区。7世纪末期，萨克森人延长与法兰克王国接触的边界，双方的接触更加频繁。8世纪的萨克森人还依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大土地制尚未形成，萨克森人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还不是农业生产。在政治上起着主导作用的是由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组成的公民大会，公爵由公民大会选举，但公民大会的权力仅限于战争，公爵的职责也仅限于在军事上。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在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活动上的差异，导致双方在相互接触时常常发生武力冲突，经常性的武装冲突终于在772年激化为公开的战争。圣高卢修道院的修道士艾因哈特（Einhard，770—840）就曾很清楚地说明了查理对萨克森人宣战的原因：“因为萨克森人与同住在日耳曼地方的大多数种族一样，生性凶暴，崇信鬼神，敌视我们的宗教，他们并不认为破坏和违犯上帝的法和人的法律是一种耻辱。另外也有一些原因可以随时引起骚乱。因为除了在少数地方有茂密森林和绵亘山脉阻隔，明确地划分疆界以外，双方的领土差不多处处都在空旷的平原上毗连；每一边都经常发生杀害、抢劫、放火的事件。法兰克人被这些事情激怒了，他们竟至认为不能再满足于报复，而应该向他们公开宣战。”
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是查理投入最多、时间持续最长的战争，延续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间查理或亲自领兵、或派遣贵族率军进攻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但始终没有获得全胜，也未能在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站稳脚跟。持续的战争改变了萨克森人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公爵的权限因为经常性的战争被扩大，贵族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西部以威斯特法仑家族为中心，中部是恩格尔家族，东部是奥斯特法伦家族。萨克森内部的社会分化削弱了共同抵抗法兰克王室军队的军事力量，萨克森的贵族最先向查理俯首称臣，查理在萨克森贵族中推行采邑制，虽然对查理宣誓效忠的贵族们以封臣的身份重新获得自己原有的土地，但这些土地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法兰克国王的封地（Landleihe）。然而，大多数居住在封地上的萨克森自由农民则沦为封臣的依附农民，激化了自由农民与法兰克人和萨克森贵族之间的矛盾。792年，萨克森的自由民举兵起义，反对法兰克人和已臣服的萨克森贵族对土地的兼并，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斗争。803年，查理在雷根斯堡召开会议，明确地把萨克森与阿雷曼、巴伐利亚连在一起，划定法兰克东部的边境。804年，萨克森自由民的起义被彻底镇压，萨克森完全归入法兰克王国的版图。
在与萨克森人战争的后期，罗马教皇利奥三世（LeoⅢ.，?—816，795—816年在位）深陷罗马城内贵族派系间的斗争，799年4月被迫逃亡至查理驻扎的帕德博恩，向他发出救援的请求。与萨克森人激战正酣的查理无力分身，利奥三世失望地返回罗马，被罗马贵族囚禁。在与萨克森人的战争有所转机后，查理立刻于800年夏季出兵意大利，闻风丧胆的罗马贵族释放利奥三世，11月底，利奥三世出迎数十里将查理引入被称之为“永恒城市”的罗马。800年12月23日，利奥三世当众举行无罪宣誓，否认罗马贵族给予他的一切谴责，两天之后的圣诞节这天，利奥三世突然为正在教堂做弥撒的查理带上了皇冠，称他为：“查理，由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殿下、给予和平统治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受上帝恩宠的法兰克和伦巴底的国王。”（Karolus serenissimus Augustus a Deocoronatusmagnuspacificusimperator Romanumgubernansimperium，quietpermisericordiamdeirex Francorumatque Langobardorum.）自476年罗马元老贵家族的罗穆鲁斯（Romulus，460—476）被冠以“奥古斯都”（Augustulus）之后，这一称谓在西欧消失了300余年；这一称谓的再现，标志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加洛林皇朝的帝国。查理统治的法兰克帝国把罗马帝国时期在西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中：东起易北河和多瑙河，西临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北始北海和波罗的海，南抵意大利半岛。自此，查理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的地域内“复制”出一个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并存的法兰克帝国。802年，查理在亚亨召开的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封臣，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都要以“恺撒之名”（Nomen Caesaris）重新对他宣誓效忠。他也被冠以“大帝”（der Groe）之名，在西欧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皇帝。1165年，教皇帕斯卡利斯三世（PaschalisⅢ.，?—1168，1164—1168年在位）根据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1122—1190，1155—1190年在位）的示意，将查理尊称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