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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民兵连当军代表，带领民兵连和军工连一起打一座隧道。
民兵连三排是个女子排，排长田玲二十多岁，个子不高，长得有点黑，但很结实，全身处处都显得鼓鼓的。她劲也大，整个连里就她一个女的能抱得动风枪打炮眼。
我是城市里去的兵，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米七八的个子，在民兵连真有点玉树临风呢，三排许多女民工有事无事都喜欢和我接近。
田玲就是最喜欢和我接近的一个。
有一天，田玲说，张排长，我有点想法想给你汇报一下。我说，说吧，她说，在这说不合适，你看连部这多人，咱是不是到后山坡上说？我知道后山坡上现在正开满了杜鹃花，的确是个男女谈话的好地方，但我不敢去，我们有纪律：军代表不得单独和女战士谈心，当然她不知道。我说，有什么想法要不你先给指导员汇报一下？她说，我才不给她汇报呢，要不以后再说吧，我走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指导员有点花，单独和女战士谈心时会拍拍摸摸，，三排的女战士都怕他，都躲着他。
田玲的那想法，后来在一次上工时还是给我说啦。她说，最近，连里的施工紧，打炮眼的人手不够，我想去打炮眼。我知道她是想在施工时靠我近点，因为，在隧道里我总是盯在掌子面上，指挥打炮眼和放炮。
到了月底，上级催施工任务催得急，我就增加了一个打炮的工班，就把田玲抽过来啦。
田玲别提多高兴了，油黑的脸上冒着红光，安全帽下压着齐耳短发，嘴一张，露出两排洁白的小糯米牙。
我指导她打炮眼，当掌子面上打完二十个炮眼后，我要求人员撤离。估计所有人员都撤到洞外时，我才和她一起点然了导火索。
我和田玲跑了一百多米，在一处排架下躲了起来。
很快后面就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接着浓烟滚滚而来。
突然，洞内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坏了，我说，电线被炸断了。这时，洞里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光，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点风，就象到了另一个星球。田玲一把抓住我，说，张排长，我怕。我说，一会就会好的。她靠在我身上，她说，张排长，我冷，说着就一反身紧紧抱住了我。我感到她胸前那俩个鼓鼓的球在我身上抖动，我浑身一颤，象有一股电流流过全身。她问我，排长，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想……她说，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她接着说，我想，洞里就一直这麽黑下去才好，世界最好就我们两个人，我就一直这样抱着你。我很感动，也紧紧地楼住了她，没再说什么。
电很快就来啦。我看着面前的她，脸唰地就红了，她也有点不好意思。
这以后，我在连里就有点怕看到她，看到她就觉得很尴尬。
月底几天，任务完成了，连里和兄弟连举行篮球赛，每场只要有我，她就会来在场外给我助威加油，渐渐地我们又像以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了。
有一次，我洗完澡后凉出去的一件背心不见了。那件背心上印有红色的“铁道兵”三个字，在“兵”字那块破了个洞，丢了就丢了吧，我想。过了一天，它又被挂在原来的地方啦，那个洞给补上了，用的是一块绣有一朵红杜鹃花的手帕。我猜那肯定是她干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就是年底了，任务更重了。田玲就天天跟着我打炮眼。这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打完最后一个炮眼，田玲说，排长，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明天我要多敬你几杯，你可要放开喝哦，我说，好，好，我们都要为胜利完成任务干杯。
我们正收拾工具准备点炮，突然，隧道顶棚有小石子刷刷地往下掉，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大塌方的前兆。我大喊，快跑，大家都甩下工具，疯狂地向洞口跑去。这时我感到有人在身后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我一个趔趄摔倒在排架下，就听掌子面顶上的泥石铺天盖地地塌下来，塌下来的石头堵满了整个坑道。
我立即叫已出去的战士赶快返回来抢救被埋在塌方里的人员，当田玲被扒出来时，她那黑红的额头正往外汪汪地冒血，我赶快脱下背心给她包起来，她的血很快就染红了背心上的那朵杜鹃花。我抱着她飞快地跑出洞口，在公路上拦下“亥”字头的汽车向师部医院驶去。
还没到医院，田玲的头就在我怀里垂下来了，只是她脸上始终带着甜蜜的微笑，就象一个婴儿在母亲怀里睡熟了一样。
我和全连把她送上了后山坡，在她的坟前倒了一杯“西凤”酒，让她长眠在这一到春天就会开遍火红的杜鹃花的土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