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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6岁的学生倒下时，七个弹孔穿破了他的肚子。倒在他前面的，是一群同样年轻的大学生，他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要独立”的口号，被巡捕房的洋枪队射杀而亡……
“五卅惨案”引发全国性的反帝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始终是革命先锋和领导者。工运领袖刘华面对敌人枪口，骄傲地成为了“一个光明的柱石”和“黑暗的劲敌”（烈士蒋光慈诗句）。
军阀政府到处追杀。工运领袖李立三甚至也被误开“追悼会”。
或许敌我双方谁也不曾料想，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倒下后会引发震惊世界的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甚至动摇了当时的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同时也唤醒了整个民族。
这就是发生在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与之相联的一场反帝运动，亦因此称“五卅运动”）。
事件是因5月15日顾正红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残害而引发的。顾正红被杀当时，负责这一带工运工作的上海总工常务委员、中共地下党员刘华就已经知道了，他迅速向中共上海地委领导作了汇报。当时的上海地委只有四个人，负责人之一为谢文锦（后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中共中央也很快获得消息，深知这一事件特别恶劣，立即派时任工运领导李立三到小沙渡了解情况，指导斗争。刘华等一线工会负责人当晚则在内外棉纱厂的工会会议上介绍了顾正红被害过程。工会代表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举行大罢工，向厂方日商资本家提出惩办凶手等八项要求。
次日，东方刚刚拂晓，8000余名内外棉厂的工人开始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工人们振臂高呼的口号，响彻黄浦江两岸……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时机，给帝国主义者以最沉重的一拳！”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渔阳里的居室里，激动地对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等人说道。
“我们工会已经准备举行顾正红的追悼大会，工人们提出抬着他的尸体向帝国主义示威抗议，并且迅速组织全市的大罢工。”兼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李立三说。
“我赞成这样的抗议形式！也赞成不失时机地举行大罢工。”陈独秀点头道。
“建议中央立即起草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配合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声援追悼顾正红的活动！”瞿秋白说。
“需要！十分需要！”陈独秀挥动着双手，道，“你们立即分头行动！”并对蔡和森说：“你马上写信给中夏和润之，让他们在广州和长沙把动作搞大一点！”
蔡和森点点头：“明白。”
当日，一份经陈独秀签发的关于配合上海大罢工的中共中央第32号通告向全国各党组织发出。该《通告》有四项主要内容：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二、由各种团体发起募捐援助上海纱厂工人；三、以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抵货运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随即，上海35个团体立即行动起来，并且成立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支援工人斗争。中共中央在此时可谓开足马力，全力投入。不仅总书记陈独秀坐镇亲自指挥，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也亲临前线。“五四运动”时的著名学生领袖，后来又从事工运的恽代英、李立三、李富春、李硕勋、项英等，都在第一线组织指挥工人、学生与社会团体的罢工和声援活动。
邓中夏则被屡次派往广州，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一起组织、指挥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长沙的毛泽东组织工人和学生等社会团体积极呼应与配合上海的行动；在武汉的李汉俊、林育南等积极组织铁路工人罢工，以配合上海的统一行动。
一场大革命正在酝酿！
5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告，这“第33号”《通告》比起“第32号”《通告》已经大大地推进了许多，这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反日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明确指出：“应即邀当地共青团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在上海布置党团联席会议，讨论公祭顾正红的计划时，李立三说要“作一大示威计划”。
但是对立面的上海工部局当时也在全力控制和封锁顾正红被杀事件及上海罢工的消息，不让登报。针对这种情况，22日中共上海地委又开联席会议，决定取消大游行，集中力量开好24日公祭顾正红的大会。
公祭于24日下午在潭子湾举行。内外棉厂工会发动的工人有数千人参加。上海一些大学持旗前往参加，中途却被租界巡捕等逮捕和拘留。
军阀当局和租界洋人的行为再次激怒上海市民，特别是知识界。青年领袖恽代英立即以上海学联的名义召开了学生代表会议，会上他激愤地抨击租界当局逮捕学生的暴行，并在会上通过了全市学联四点“决议”：一、用散发传单和发表露天演讲的方式来向公众阐明罢工事件真相；二、筹款救济因停工而面临困境的工人；三、如日前那些被拘捕学生至5月31日前仍未被释，则就采取措施使其获释。
28日，军阀当局和租界方面不作回应，并继续对罢工的工人和学生施压。面对时局，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亲自主持，他指出，上海学生上街宣传的目的是要实现广泛发动各阶层的觉悟和参与。
“现在租界当局扬言要在31日审讯那些被拘捕的学生，并且放风说他们是‘扰乱治安’要加以治罪，企图以此恫吓上海人民，镇压我们的反帝行动。所以我建议我们也要在5月31日这一天，动员和集结工人、学生为主体的队伍到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以迎头痛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瞿秋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非常赞成这个建议！”李立三上前握过瞿秋白的手后，道，“必须动员可以动员的所有力量，逼迫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低头！”
“好！5月31日！他们耍阴谋，我们干阳谋——把革命的烽火烧到街头去！”陈独秀挥动着右臂，问出席会议的同志们，“你们都同意吗？”
“同意——！”所有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异口同声，因为大家早已摩拳擦掌！
按计划，大游行从31日上午开始。为了确保此次行动达到目的，中共组织作了周密的布置，以上海学联的名义在二马路（今九江路）孟渊旅社设立现场游行总指挥部，由经验丰富的学生运动领袖、共青团缔造者之一的恽代英任总指挥，进行现场指挥。
这一天的上海闹市真的热闹异常——
最先看到的是一些大学生分成许多小队，在租界街头巷尾演讲并散发传单，他们一出现，就会被一群群市民围着，于是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接近中午时分，连最繁华的南京路上，也能看到每隔几个门面就有一队学生在演讲。那些演讲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唤起了市民强烈的共鸣。
“快，把标语和传单也贴出去！”这时，有学生在人群中奔跑穿梭着通知各路学生游行队伍。于是，很快就见街道沿途的橱窗、电线杆、电车上贴满各种标语，天空上也飘舞着雪花般的传单……随着游行队伍在街头行进，“打倒帝国主义！”“反对越界筑路！”“援助被捕工人学生！”“抵制日货”的口号声、讲演声，此起彼伏，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宣传活动！
下午1时以后，学生和市民在街头越聚越多，而且反日、反帝的激情更为高涨，浙江路、西藏路、厦门路、北京路、宁波路、天津路等上海市区中心热闹的街头都有学生在演讲，在游行……
“了不得！了不得啦！”
“要翻天啦！翻天啦——！”
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浪潮使租界当局惊恐万分，他们企图用武力来压制街头已经燃起的革命烽火。于是，租界各巡捕房一批又一批的武装巡捕，他们或持枪、或持棍，开始冲到街头，禁止学生演讲，驱赶听讲群众。
然而，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并不买这些洋鬼子的账，于是双方开始发生肢体冲突。
“They rebelled！”（他们造反了！）
“ Grab！”（抓！）“Grab！”（抓！）
急红了眼的巡捕们开始抓人！见不停演讲的学生和不肯散去的围观群众就抓……街头开始混乱。
很快，到午后两点左右，老闸巡捕房已经抓了100余人。现场事态发展有些失控。
“马上通知各校负责人，一方面组织队伍到巡捕房营救被捕同学和群众，另一方面组织原先在各街头游行和演说的队伍都汇集到南京路……马上就去通知！”恽代英紧急召来自己的学生、游行联络员何秉彝，让他立即去通知各游行队伍。
“是！”何秉彝个头不高，动作却敏捷异常。
但街头现场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巡捕房抓人抓到了发疯一样。不一会儿，老闸巡捕牢房完全容不下了，连审讯室、办公室都被塞满了被捕的学生和市民……
另一头，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各校部分演讲队伍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老闸捕房汇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立即释放我爱国学生和群众！”的口号，步步向租界巡捕房逼近。
此时南京路上更加人流如潮，激怒的学生和市民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坚决不买日货！”等口号，并且赤手空拳地与前来抓捕他们的巡捕房“洋鬼子”展开肉搏……
叫的，喊的，吼的，一片混乱与厮杀。
“Chinese pig！ Shoot——！”（这些中国猪！开枪！）下午3时45分，端着长枪的英国巡捕埃弗森（Everson）首先向示威的中国学生和上海市民扣动了扳机……
“砰！”
“哒哒哒……”
一声枪响后，随即又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这是排着队的印度巡捕举枪集体向学生和市民齐射罪恶的子弹。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外国强盗……！”
“打倒……”
第一个倒下的正是那位恽代英的交通员、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大学生、年轻的共产党员何秉彝……
在他身后中弹的是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你下去，下……”尹景伊是见正在演说的同学陈宝駾被巡捕打得头破血流后，准备自己上去演讲的瞬间，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陈宝駾右侧飞过，正射中尹景伊的胸膛，顿时这位同济大学的学生装上血溅如注……
在尹景伊的另一侧，一位颇有几分洋气、身材小巧玲珑的男学生“啊”的一声惨叫，立即倒在血泊之中。“阿钦！阿钦——！”同伴们哭泣着抱起鲜血直流的这位小同学，不知如何是好。“报仇……”这位被同学们称为“阿钦”的学生全名叫陈虞钦，是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学生，印尼华裔学生。“阿钦！你要坚持住啊！”同学们想帮助浑身是血的陈虞钦堵住伤口，可就是再多的手也无法实现……后来一数，有七颗子弹打穿了陈虞钦年轻的身子。
只有16岁的陈虞钦就此在帝国主义的枪口下结束了如花一般的青春生命。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与陈虞钦一样被洋鬼子杀害的还有一位只有15岁的小工人，他叫邬金华，是新世界的新职工。
“苍天哪！你想要干什么呀？”
“强盗！帝国主义强盗们已经张开了血盆的大嘴！我痛苦的中华民族该觉醒了！该彻底地觉醒啊——！”
当得知自己的学生何秉彝等血洒南京路的噩耗时，游行总指挥恽代英举着双拳，像头怒狮般在旅社里狂呼，即使如此，也难以发泄他胸中的悲忿。
事情闹大了！租界和英巡捕也紧张起来，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命令巡捕用水龙冲刷路上的血迹……然而这一幕恰好被友联影片公司陈铿然等人拍摄下来，成为了帝国主义在华犯下滔天大罪的不可毁灭的铁证。
当日，中共组织动员各路游行队伍和市民团体，很快统计出了30日下午被英巡捕枪杀的人员，他们是：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23岁，中共党员）、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21岁，中共党员）、陈虞钦（南洋公学学生，17岁）、唐良生（22岁，华洋电话局接线生）、陈兆长（18岁，东亚旅馆厨工）、朱和尚（16岁，洋务职工）、邬金华（16岁，新世界职工）、石松盛（21岁，电器公司职员）、陈兴发（22岁，包车行车匠）、姚顺庆（28岁，琴行漆工）、王纪福（36岁，裁缝）、谈金福（27岁，味香居伙友）、徐落逢（26岁，小商贩）等共13人。这些牺牲在帝国主义枪口下的学生和工人，除了36岁的裁缝王纪福外，他们平均年龄才21岁，正是青春年华呵！然而他们的生命就在瞬间被帝国主义强盗毁灭在南京路的街头。
当日，受伤者达一百多人，被巡捕逮捕者达1111多人……
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上海“五卅惨案”，而这如今统称为“五卅惨案”的悲剧仅仅是开始。由这场惨案引发的一场空前的反帝运动则从此拉开了中国城市革命的序幕……
街头烽火正烈。
在南京路上发生洋人公开枪杀同胞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及数千人被捕，这在上海开埠以来从未听说过的事，不用一夜功夫几乎传遍了上海市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天一早，那些将信将疑的人便悄然跑到南京路想去探个究竟。此时的南京路已经不再像往日那样熙熙攘攘，而是相当萧条，并且冷肃的感觉……在稀少的人群中，有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男人，看样子他像个教书先生。
他确实是个先生，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教书先生。昨晚有人把洋人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消息向他说起时，他不敢相信，也不敢不相信，因为他的许多好友都在说这事。于是31日这一天他赶早就到了南京路，想看个究竟，看看那个街头是否还有同胞流下的血痕……后来在当天，他写下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的文章——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
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自己整个儿躯体已经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上的肉，深深的颊纹刻在嘴的周围，黄色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是你么？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在点头，仿佛听见无量数的张开的大口在那里狞笑。
我舔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粗糙的石头，一块烧红的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他们的脸使我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隐退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来歌咏这许多张脸正合适。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掏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真挚地热烈的讲着。他们讲到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到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是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的痛快。
店伙的脸也比较严肃了；他们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听到这句带有尖刺的话，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黯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练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敬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的微笑，又仿佛鼻子里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抖抖地，显出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如受奇耻大辱，看见这种种的魔影，我诅咒你们！你们灭绝！你们消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地上！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一向相信中和与中庸的叶先生不敢相信“五卅惨案”的真实现场。然而现场的真实又无法让这位善良的教育家平静，于是他当天就写下了这篇檄文……
而比叶圣陶更早一天写出“五卅惨案”檄文的还有一位文坛巨匠，也是我党的建党参与者之一的沈雁冰先生，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茅盾。
作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和文化界的旗手人物，茅盾先生得知白天南京路发生的悲剧之后，无法压抑心中的愤慨。在30日当夜，他疾笔写下了题为《五月三十日的下午》的“短篇小说”。作品的结尾如火焰一般向着黑暗的世界喷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谟罕默德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像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 人丛 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 下得 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何止是叶圣陶、茅盾先生悲愤，“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之一的鲁迅先生也愤怒了。他在《致中国国民宣言》中以其特有的风格质问和痛斥道：“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并且告诫国人：“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后又在《杂忆》中进一步说道，“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中国人要“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五卅惨案”让整个上海都激愤了起来。而最激愤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他们需要行动。他们必须行动！因为同志和人民在流血，同志和人民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遭受帝国主义强盗的肆恣屠杀……
刻不容缓！
就在5月30日当晚，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除了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外，从异地紧急调来的工运领袖人物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个晚上的紧急会议。
“当前最紧迫的事是不能让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疯狂！我们必须举行上海全市和全国性的大罢工，并且动员所有爱国力量向帝国主义分子发起全面进攻！”陈独秀慷慨激昂一番之后，立即进入了反帝斗争的具体行动计划。蔡和森和李立三、恽代英一致建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应当马上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除了工人罢工以外，还应当组织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等等一切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行动。
“赞同！”
“完全正确！”
紧急会议迅速达成统一意见，并作了明确分工：陈独秀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也就是说他要公开活动于大众和社会面前，其余人各就原本岗位。
“代英，你们上海学联要走在所有活动之前，你要多辛苦些了！”陈独秀拍拍恽代英的肩膀，吩咐道。
“明白。今晚就行动！”恽代英允诺。
于是就在当晚，上海学联各校的代表共有500人集会，讨论行动计划：一、全市大中学校次日率先一律罢课；二、要求全市工商界立即罢工、罢市；三、用罢工、罢课、罢市同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四、决定扩大学联组织，应对事变；五、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要求声援；六、要求各省学联及革命团体领导群众奋起斗争。
事实上，在上海学联行动之时，李立三、刘少奇和已经到上海出任中共重要职务的任弼时等当夜就深入到各市区相关工商组织甚至街道召集工会、商会负责人开会，制定反帝对策。在他们的紧急出面下，山东路、河南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五马路（今广东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商联会，纷纷响应。
31日上午，学生开始罢课，相当部分的商业门店也已罢市，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一队队呼着口号、浩浩荡荡走向市中心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队伍。很快，又见一队队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队伍从各个厂区走出来。于是这两股游行队伍汇成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威震上海滩。站在洪流之巅指挥和领头的是我们熟悉的赵世炎（后为烈士）、罗亦农（后为烈士）、汪寿华（后为烈士）等令敌人胆寒的中共领导人和工运领袖们……
但此时有一方的行动却仍处迟缓之中，那就是商界的罢市。
上海总商会的态度是关键，因为只有他们下令后才可能实现全市罢市。
瞿秋白对陈独秀说：“总商会的态度有些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需要青年学生去狠狠地敲一下！”
陈独秀听后，一双大眼珠瞪得圆圆的，突然说：“我同意你的观点。请代英去组织一万名学生和那些爱国市民去上海总商会请愿！”
“我马上联系代英！”瞿秋白说。
很快，万余名学生和市民组成的请愿队伍包围了上海市总商会，要求商会会长发布罢市通知。
“这个罢市非同一般，我会自成立以来，可是从未有过这种决定呀！”正在商会值班的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直摇头。
“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决定和通告。但现在事情不一样了：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拿起枪，公开在大街上屠杀我学生和市民。难道你们还要袖手旁观看着更多的百姓送死吗？”学生和市民们责问总商会长。
“这个……恐怕……”方椒伯依然摇头。
“好吧！如果你们不签发罢市通告，证明你们总商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那么我们将采取针对杀害我同胞的帝国主义分子一样的惩罚措施……同学们，市民们，行动吧——”
“行动啦——！”
“砸烂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头——！”
顿时，愤怒的学生和市民抡起总商会长办公室的椅子、板凳就要砸……
“不要砸！不要砸！”方椒伯吓得浑身发抖，举着双手，连声道：“我签！我签……”
学生们获得总商会签发的全市罢市令后，火速付印，连夜分发到各商会分部和马路、街道及商店老板手中，以实现6月1日，全上海罢市。
与此同时，李立三、刘少奇在31日又主持召开各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此日——6月1日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以前是秘密机构）。
1925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卅惨案”之后的第一场反帝斗争的全面行动开始了——
上午，上海市总工会公开宣布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到成立现场发表演说，他的激情与奋斗精神，让在场的人精神倍增，也让许多工人代表第一次见识了“五四运动”旗手和中共领导人的真面目。
“现在我以上海总工会的名义宣布：从6月2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李立三委员长高声宣布道。
“报仇雪耻！”
“反抗残杀人的外国强盗！”
“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的口号声顿时在上海市的上空久久回荡起来……
当日下午，总工会发布了告全体工友的著名的《六一宣言》——
工友们：我们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掠压迫，真是到了极点！土地被他占去了，银钱被他抢去了。上海本是我们中国的上海，但是住在上海的人，都要受外国巡捕房的管辖，那么我们上海的人，便都成了亡国奴了！尤其是我们工人，更是苦不堪言！
我们的血汗，被他们剥削去了！
我们的身体，遭他们的打骂侮辱！
红头阿三，更是他们残杀我们的刽子手！
我们工友被他们逼迫死的，殴打死的，汽车压死的，那一天没有？那一处没有？
我们组织工会，要遭他们的压迫禁止。同盟罢工，更要遭他们的摧残！
我们的身体，好像是牛马一样！
我们的生命，好像是虫蚁一样！
这两日的虐杀残暴，比豺狼虎豹，还狠毒百倍！
小沙渡纱厂工友，被日本资本家打死了几人打伤了几十人！
学生演讲，又被巡捕打死了十几人，市民罢市，他们更大施虐杀，打死了五十余人，被伤者数百人！
流血满街，死尸遍地！这种杀人的强盗，应该赶快起来反抗他，打倒他！
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
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工友们！起来呀！罢工呀！
6月1日，街头的形势十分严峻与恶劣。愤怒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来到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现场集会抗议和演说，以及散发揭露事件真相的传单时，仍然遭到大批武装巡捕驱赶和追打，零星或密集的枪声时起，又有4人被活活打死，伤者不知其数。而且公共租界宣布从这一日起戒严，所有街头集会与演讲皆将被禁止，并按“治安章程”对集会和演讲者论罪处置。下午时分，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各交通要道口中，更令人惊愕地出现了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及铁甲车和炮车……
这情形，上海市民和学生没见过，只有到欧洲留过洋的人这样议论说：这跟法国巴黎大革命时期差不多了呀！
显然，上海已经笼罩在帝国主义强盗的铁甲与枪炮之下。
“工友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举起手来，参加‘敢死队’吧！”站在街头不顾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枪弹依然在振臂高喊的，是工人们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新任上海总工会副会长、年仅26岁的工运领袖刘华。
“可是他们毕竟有枪和炮，那会死人的呀！”有人胆怯地嘀咕道。
“是，我们目前没有武器，但我们人多！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不怕它帝国主义分子！是，我们有困难，但帝国主义分子的困难比我们多十倍！因为上海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不是他们强盗的！强盗是不可能永远呆在我们上海作威作福的！”刘华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对！强盗呆不长的！上海是我们的！现在起来跟他们斗，就会早一天让强盗滚蛋！他们早一天滚蛋，我们就少死人、少饿肚！”
“对！联合起来跟外国强盗斗——”工人们手拉着手，开始跟着刘华一起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在中共组织领导下，6月1日，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如期实现。
6月2日，全市罢工也基本如期实现。
6月3日，整个上海市中心地带的商市也差不离罢市成功……这让帝国主义在沪势力极为恐慌和紧张。
“必须采取最最强硬的措施，镇压和消灭那些纵容挑衅势力的存在！”租界方面对上海各界的反帝声音和行动，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彻底为敌的道路，如此声嘶力竭地叫嚣。
6月4日开始，帝国主义强盗竟然动用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和进驻上大、大夏、同济、同德和东华等大学及南方大学附中、南洋公学等，企图以此来扑灭冲在反帝前线的学生革命浪潮，而这一招恰恰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和老师。由沈雁冰、侯绍裘（后成烈士）等共产党员联合上海教职员发起成立了救国同志会，从学生的反帝运动到救国运动，使得革命的斗争浪潮开始全方位形成。
由瞿秋白任主编的中共中央创办的一份报纸在“五卅惨案”四天后也正式发行。陈独秀在这份《热血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指武装）。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的末运！”
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让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动起武装斗争和城市暴动的革命“升级”的念头！
6月6日当日，由蔡和森和瞿秋白起草、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通过《向导》等进步报刊或其他手段，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广大国民面前揭露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真相。
《告全国民众书》说：“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呵！”
“自鸦片之后以至庚子之后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呵！”“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
《告全国民众书》还狠狠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肉食我中华民族的丑恶行径，说：“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
中国共产党警示自己的国人，说：“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
中国共产党勇敢地号召国人行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并且坚持到斗争的最后胜利。《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四条所要注意的事，并在最后提醒全国民众：“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断羽不振之打击呵！”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
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
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的《告全国民众书》发出后，不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也发表了《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五卅”反帝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级和深度……
此时，敌我双方都在严密观察形势的发展。6月6日晚，上海马路上还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位个子不高、胖墩墩的中年人，很像日本人，只见他独自溜到街头东张西望，这一幕让工人纠察队看到了，以为真是“日本间谍”，便呼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一拥而上将这位中年人团团围住。这中年男人连忙自辩：“我不是日本人！不是！”
“那你是干什么的？”正当工人纠察队要对这个中年男子不客气时，来了几位上海地下党的干部，大伙一看：“这不是‘老头子’吗？”“老头子”是党内对陈独秀的称呼，因为他在年轻的中共组织中属于少数几位五十来岁的“老人家”，故党内私底下都称他“老头子”。
“是是，鄙人就是！”陈独秀有些魂失胆飞地应诺道。
“多危险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白相呀？”工人们得知他们误会的是位共产党的“大官”，赶忙赔礼道歉，并不好意思地问。
“我、我是想看看街上的情况……”陈独秀说。
“噢，太危险了！”工人纠察队员们说，“那我们送先生回家吧！”
“谢谢！谢谢！”陈独秀连连道谢。
这一幕听起来有点传奇，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也让中共中央最高层密切关注和有点起急。
形势确实令人起急。其一，反帝的民众动员在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但问题也随之冒出来，比如罢工后有的工厂就停发工人的工资，那些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就开始紧张起来。于是发动学生和市民等各界出来捐助，但面积太大，要求救助的人员太多，维持长期罢工、罢市显然有相当困难。第一波的罢工、罢市在中共和各工会一线人员的努力下并没有瓦解。但罢工、罢市所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是，6月中旬北京的段祺瑞、张作霖军阀政府竟然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给了热火朝天的反帝运动中的上海人民当头一棒——军阀张作霖亲自率军队进驻上海，参与镇压学生和工人及市民的反帝斗争。这是其二。这两点，让中共党内的高层开始出现不同意见。
“斗争不能松懈！必须坚持到底！”
“我对长期罢工、罢市持保留意见。”
“帝国主义分子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付工人革命是有一套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已有的斗争胜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革命将遭受我们无法承受的挫折，街头将血流成河啊！”
动摇和妥协的是陈独秀和他的得意弟子张国焘为代表；坚持斗争到底的是瞿秋白和蔡和森等人。
“好了好了！吵没用！既然炉子已经烧热了，一下凉起来也没那么容易！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缓解上海斗争的严峻形势，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学生这一块问题不大，但工人和市民能不能继续罢工、罢市，是今后一段时间里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一方面要加强上海的力量，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动全国的力量，从而向反动腐朽的北洋政府施压，同时缓解上海的压力，决不能让帝国主义的疯狂势头得逞！”陈独秀说完这段话后，示意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坐下来讨论“调兵遣将”的具体事宜。
“邓中夏去广州了吗？尽快让他到广州去把广州和香港海员的罢工搞起来！”
“长沙方面有动作了吧？和森你与润之多联系，让他拿出干劲来！”
“把在武汉的项英也调回上海，他是工运的一把好手！”
“北方在工运方面有经验的人多，力量也强。对了，我们马上跟守常说一声，请他把王胡子也支援到我们上海来吧！他比我们谁都了解工人，工运经验丰富……”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当着“五卅”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他与几位得力助手不分日夜地在布局新的斗争战场和斗争力量。这时他说的“守常”即李大钊，“王胡子”真名叫王荷波，这两位后来都成了革命烈士。李大钊大家熟悉，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枪杀。
王荷波烈士的名字和事迹是列在《上海英烈传》上的，而他的画像也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内高高地张贴着，这是因为他的革命功绩和战斗一生十分富有传奇色彩。但今天我们的国人很少有人知道王荷波烈士的事，所以在此多说几句——
王荷波是福建人，1901年其母亲病逝不到百日，他便离乡背井，独自到江苏江阴的姨父处当兵。清军水师相当于营长的姨父后来被撤职，王荷波也只好退役，开始在大连、海参崴兵工厂干苦力。1916年，他到了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钳工。后“五四运动”爆发，南京响应北京罢工号召，王荷波在厂里很有威信，便带领工人罢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罗章龙从徐州到浦镇途中，被当地恶棍所逮，惨遭暴行。富有正义感的王荷波得知后，挺身而出，救下了罗章龙。从此王荷波与党建立了直接关系，并由罗章龙介绍入了党。南京地下党成立第一个党小组——浦口党小组，王荷波是组长。这年王荷波40岁，工人们给他家送上一块大红匾，上面四个大字：“品重柱石”。这四个字道出了王荷波的一生人品。
工会领袖李立三曾说过：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中第一位真正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王荷波人高马大，年岁又大，长着浓浓的胡子，为人又好，所以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王胡子”。1923年他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后，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却到上海出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长，与邓中夏、茅盾等共同负责上海及杭州、宁波、松江、无锡等地方的党组织发展工作。这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从广州搬回上海后，王荷波出任中央局委员，后任中央监察委主席（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八七”会议时，他被正式推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苦力工出身的他，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一起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成员。1925年，王荷波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四大”后，这位参加和领导过北京“二七”大罢工的工运领袖又理所当然地被推荐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铁路工人是全国工人中力量最强的队伍，王荷波因此在工人和党中央的威望相当高。
“五卅”反帝运动开始后，陈独秀亲自点将王荷波火速从北方来到上海，指导上海至南京、至郑州和至杭州几条铁路工人的罢工。王荷波接受任务后，亲临各铁路线路指挥，连续举行大罢工，有力地阻止和减弱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镇压上海市民与学生的疯狂程度。
“五卅”反帝运动，后来获得胜利，王荷波在此期间立下汗马功劳。上海人民应当记住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先烈。
值得一提的是，王荷波后来与广州黄埔军校调任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组织武装斗争的周恩来相识，俩人一见如故，周恩来从此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王大哥”，原因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中，他王荷波一直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勇敢地冲锋在第一线的军事指挥员。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工运领袖、党内的“老大哥”和我党早期搞武装斗争的行家里手，在“五卅”运动结束后，受中央指示，接替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出任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我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的杰出工运领袖，由于被叛徒出卖，在1927年10月18日组织地下党北京市委开会时被反动军阀逮捕。11月11日，王荷波与其他17位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党负责人一起被秘密杀害，时年45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时常挂念这位“大哥”，亲自下令寻找王荷波及其他17位烈士的遗骸。后经公安部门几番艰苦努力，终于找到了失踪20余年的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骸。
1949年12月11日，中央和北京市委、全国总工会，专门在北京为王荷波等18位烈士举行遗骸安葬和公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李立三作王荷波的专题事迹报告。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宣读了中央对王荷波等十八烈士的《祭文》：
诸同志壮烈牺牲迄今已22年矣，当1927年之际，民族败类，外联帝国主义，内承封建余孽，国民党反动派，相继背叛于宁汉，奉系军阀，复逞威于京津，祸国殃民，无所不用其极，人民稍有反抗，则枉杀无辜，我革命志士，被其残害者，已不知凡几，而诸同志，亦竟惨遭毒手，各同志于被刑期中，虽历经酷虐，然始终不屈，临刑之时，犹复高呼口号，慷慨就义，此种为革命而牺牲之精神，不惟震慑当时反动派之胆，抑且鼓舞后起同志之气，奠定全国革命胜利之基。
呜呼，先烈已矣，而我革命同志咸能步武诸先烈之后，前仆后继，与人民公敌作殊死斗争者，亦复二十有二年矣，其间，掷头颅、挥热血，历二万五千里之长征，亘十一载对内对外之苦战，近日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成立全国人民政府，建国都于北京，完成革命之大业，举其成果，亦当可告慰诸先烈于地下。惟念大业之成，最难于经始，设非诸先烈于革命事业肇建之初，持之以坚贞，示之以壮烈，使全国同志燃起同仇之火，而向反动派坚决奋斗卒底于成，固不能不归功于诸公之倡导，有以致之。
诸同志遗骸藁葬于安定门外地坛之北箭档迤南已久历岁时，今特移葬于斯，庶我安永忠灵，而为全国人民之矜式。
呜呼！哀哉！
尚飨。
我之所以在此多说了几句王荷波烈士的事，是因为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的革命先烈共计四五千人，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和事迹并不为今人所知，而他们每一位的鲜血都是为了共和国以及我们今天每一位幸福生活着的人而流淌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不要忘却了他们……
现在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五卅惨案”后一周左右的1925年6月初的日子。
上海渔阳里。中共中央秘密办公处又一个不眠之夜——
总书记陈独秀时而从沙发上“噌”地站起，时而在房间里来回急促地走动着。突然他停下脚步，挥舞着拳头对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人说：“进则胜，退则败。但小退有时也会有胜可取。”
“不能退！此刻退让，等于是向帝国主义者表明我们的软弱了！”瞿秋白一边咳嗽，一边声嘶力竭地反对道。
“不用再争了。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关注事态的发展！”蔡和森说。
“我赞成和森的意见。关注事态发展至关重要！”张国焘说完，几个人就要往外走。
“别别！有件事必须交待一下！”陈独秀双手叉腰，道，“强盗既然动手了，就不会仁慈的。所以各位也要特别小心一点。”
蔡和森跟瞿秋白和张国焘对视了一下，说：“我们自然都要警惕，可您老千万别再一个人独自溜街了啊！”
“不会！不会了！”陈独秀摆摆手，自嘲道。
形势正如中共领导人估计的那样，每一天都在朝着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工人、学生和市民的罢工、罢课、罢市在艰难地继续。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卖国政府则串通一气，开始对学生、工人和市民进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上海街头、小巷成了他们开枪杀人的随意场所，甚至派兵公开到市总工委、学联等地方进行破坏和抓人。李立三、刘少奇包括在罢工一线活跃工作的刘华等成了他们抓捕的对象。
忽然有一天从汉口传来消息：上海总工会“头目”李立三已被刺杀身亡。
“什么？隆郅牺牲了？”消息传到陈独秀耳里，令他和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万分惊愕和悲伤。李隆郅是李立三原来的名字，因为搞工运后，他发现工人不太认识自己的名字，而且也不好叫，所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立三”，又好叫，又好记。
次日，上海工会各界纷纷为“牺牲”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志举行追悼会。
当上海同志和工会都在为李立三的“牺牲”而悲痛时，有一天夜间，陈独秀在居室里埋头起草文件时，蔡和森推门而入，并且带来一个人。
“仲甫先生，你看谁来了！”
陈独秀听瞿秋白这么说，便放下笔，抬起头……他一看跟随瞿秋白进来的那人，惊恐地跳了起来：“你、你是隆郅吗？你、你没死啊？！”
李立三笑笑，轻松地说：“没死。活着从汉口回来向总书记您报到……”
陈独秀立即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李立三，有些哽咽地道：“没、没死就……太好了！太好了！”随后又说：“革命肯定随时要准备被杀头的！尤其是我们这些人，说不准哪天就被敌人把我们的头颅当作西瓜给破了！但，也不能太便宜了那些刽子手！”
“隆郅，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陈独秀耐不住问李立三的“死情”。
“是这样……”李立三开始娓娓道来：原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后，便收买一批流氓打手，到处指名要暗杀李立三等六名工人及学生领袖。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海工人出于对李立三的爱护，掩护他秘密离开了上海，一路到了汉口。哪知各地军阀政府也早已把李立三列为重点缉捕对象，所以李立三一到汉口，就被人走漏了风声。军阀吴佩孚当即下令将其捉拿归案，并雇用了当地有名的刺客肖剑飞前去刺杀。谁知这江湖出身的刺客肖剑飞见李立三后，发现他日夜同群众在一起，一心在为大众谋利益，于是认定李立三是个好人，便把吴佩孚欲暗杀的行动告诉了李立三。这样，李立三又乔装打扮返回上海。那刺客肖剑飞为了交差，就编造了个已将李立三刺杀的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下令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的新闻。这登了报的消息自然很快传到上海，于是有了工友们为李立三开追悼会的事儿。
“哈哈……看来你以后就得‘死’了！这样更便于同帝国主义分子斗争，而且我相信：你这个‘死鬼’必定能够缠死那些洋鬼子！”陈独秀听完李立三的“传奇故事”后，乐得前俯后仰，这样说道。
让我们暂且放一放主战场上海的故事，将视线拉到整个中华大地——
北京。
6月2日，全市92所学校决议罢课。3日，5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5日，480余个社会团体组织召开“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残杀同胞雪耻大会”；10日，20万人举行国民大会，声援上海。
天津。
6月5日，全市各校罢课，5万人上街游行；10日，天津总商会发出要求全市商业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共赴国难”倡议；14日，召开10余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向北洋政府和在华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五项要求”。
上海附近的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嘉兴、宁波等地则由中共直接派出宣中华（后为烈士）、张秋人（后为烈士）和李强等本土党员回老家组织学生和民众声援上海。
武汉和广州的声援上海反帝运动的斗争活动最为广泛，声势浩大且时间最持久。武汉是当时的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又有“二七”大罢工的经验，加之有李汉俊、林育南、项英等中共高级领导的直接指挥，给了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沉重的打击。
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中共的力量也十分雄厚。当时广东、香港海员大罢工又是邓中夏、苏兆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为烈士）、杨殷（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为烈士）及陈延年等亲自组织指挥，所以那里的反帝大罢工斗争持续的时间长达1年零4个月，给予帝国主义的打击最惨痛。而革命者在此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数也最多，前后达200多人……
全国各地的有力支持和声援，给上海反帝“三罢”（罢工、罢课、罢市）运动的胜利提供了外援和力量源泉。从6月初一直到8月初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由于“三罢”运动，在沪帝国主义势力与商业惨遭打击，所以包括日商资本家在内的许多老板不得不部分地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同时租界巡捕房也不敢随意在大街上枪杀游行和演讲的学生及工人、市民。即便如此，继“五卅惨案”那天巡捕一下枪杀13人之后，洋人仍先后枪杀学生、工人与市民达十余人。最恶劣的是，八月底以后，在工会和学生及市民不再大规模“三罢”之后的这一年年末，英、日驻沪帝国主义势力，勾结新进驻上海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双方在谈判时帝国主义势力答应馈赠孙传芳一笔巨款，唯一的条件是秘密杀害“五卅”反帝运动中的工人领袖刘华。
一位年仅26岁、仅在上海工作了5年的普通工人，如此让帝国主义势力仇恨，是因为刘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直冲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的最前沿，所以他成为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眼中盯。他们对刘华恨得咬牙切齿。孙传芳为了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效力，派出了大批密探追捕刘华。
11月29日下午，刘华参加完上海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北洋政府的一个市民大会后，在暮色下走到静安寺乘电车时，被几个密探当面拦住，随后又有几位荷枪实弹的印度巡捕将刘华前后阻截……
“你们想干什么？”刘华严正道。
“干什么！想抓你呗！”孙传芳的密探得意地摇晃着手中的枪，顶着刘华的腰杆，“把他绑起来！”
巡捕七手八脚地用手铐铐住刘华后，将其押至巡捕房。这一幕恰巧被认识刘华的纺织女工张招娣看到，于是刘华被捕的消息立即被中共党组织知道了。
秘密的营救工作和公开的声讨示威立即同时展开。然而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抓住刘华如同捡到了一根打击工人运动的救命稻草，第二天巡捕房就将他“引渡”到孙传芳手下的淞沪司令部。孙传芳立即命令手下“好好伺候”刘华。
“刘先生，我们都知道你是上海的工人领袖，又这么年青有为。我们的孙大帅对你也十分器重，希望跟你交个朋友，共同谋上海之业……”审讯室里，军阀派来的所谓法官皮笑肉不笑地想跟刘华套近乎。
刘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想搭理。
“其实刘先生，我们大帅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而已……”那法官似乎不厌其烦地说着。见刘华依然不吱声，他又说：“只要你跟工人们说说，别再罢工了，我们保证马上释放你。如何？”
“想得美！没门！”刘华愤慨地道。
“那能说说你个人有啥条件吗？”法官又说。
刘华头颅往上一仰，说：“对不起，我个人没有什么条件。如果要讲条件的话，那你就回去对你的主子说：我们要的条件是，帝国主义势力从上海、从中国滚出去，并且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政府，实现中华民族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个条件你们可答应吗？”
“这、这……”法官无话可说，末后穷凶极恶起来道，“你就真不怕死？”
“如果真怕了，那早晚有一天也会被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反动政府打死。所以我们必须起来同他们斗争，既然是斗争就再不怕死了！”刘华大义凛然地回答道。
“上刑！”
毒刑并没有摧毁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领袖的钢铁意志。后来上海全市发动了营救和声援刘华的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活动，并且举行了五万人参加的声讨反动政府抓捕刘华的大会。八月份停止活动的上海总工会也宣布自动启封，再度公开站在敌人的对立面领导新的工运……
孙传芳害怕如此闹下去可能无法完成帝国主义势力要求他除掉刘华的条件，所以在12月17日深夜，一群军警将刘华推上警车，行至一片荒地时，惊惶失措地将其秘密杀害了！
刘华的牺牲，再次震动和激怒了上海人民。几十万刘华的亲切工友，不顾一切，举着刘华的遗像上街游行和声讨。上海总工会立即通电全国，称“我们最亲爱最勇敢的领袖”牺牲了，“工友们一致行动起来，踏着我们领袖的血，继续奋斗！”
12月21日，刘华的好友、著名诗人蒋光慈含泪疾笔写了一首横空出世的、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首革命诗篇”的长诗《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诗人这样激昂而深情道：
我还记得我初次遇见你，
在一间窄小不明的亭子间里；
那时人是有几个呵，
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只惊奇地，
对于你，对于你一个人特别注意。
那时你穿的灰痕点点地老布长衫，
你的头发蓬松着似许久未进理发店；
但是你那两只大眼放射着勇敢的光芒，
你的神情证明你是一个英武的少年，——
这教我暗地里向你瞟眼偷看。
我们先谈一些政治，恋爱，东西南北天，
后谈到一个正题……怎么干？
你说，“不要紧，我去，我当先，
反正我这一条命是九死余生的了；
为自由，为反抗而死的毕竟是好汉！”
你又说，“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候，
我不相信正义终屈服在恶魔手！
我只有奋斗，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你的话如火焰一般的热烈，飞流，
你的心，你的心呵，任冰山也冷不透！
有一次晚上我提笔拟写一篇《哀中国》，
我伏在桌上总是迟迟地不忍下笔写。
我又想象我们现居地这一个世界，
是一个黑暗沉沉，阴风惨厉地永夜；
虽然永夜终有要放黎明的时候，
但是当东方为曙，朝霞未白的以前呵，
这地狱的生活如何能令人消受得？！
这个当儿门咋呀一声，你进来了，
一个两眼闪灼神气英武得少年；
一时间我畏敬地向你看，“朋友，
你手里拿的这一卷是不是传单？”
“是呵，我们又要将血战……明天……”
你逼我对于你起一种深沉地感觉，
你——一个伟大地战士立在我面前！
……
你尝为我述自己漂泊的历史；
你说你是无产者——从头算到底。
你也曾当过兵士，赴过前敌，
领略过那子弹在头上纷飞的味；
你也曾做过苦工，受过冻馁，
深知道不幸者的命运是痛苦的。
你说，“就是现在当我读书的时候，
也总未曾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
今天面包，明天衣服，后天书籍……
我纵刻苦用功又哪能安心呢？
唉！朋友，我要复仇，我要反抗，
我与这黑暗的社会呵，誓不两立！”
唉！若说人间尚有正义，
为什么恶者欢歌而善者哭泣？
为什么逸者奢淫而劳者冻馁？
难道说这都是上帝所注定的？
刘华呵！你是不幸者的代表，
你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劲敌！
你有领袖的天才，指挥的能力，
你毅然献身于工人的群众里；
数万被外国资本家的虐待者，压迫者，
庆幸呵，得了一个光明的柱石。
顾正红的惨死鼓动了热潮，
南京路的枪声，呼号，血溅，闹不分晓；
就是黄浦江呵也变了红色，
就是这伟大的上海呵也全被杀气笼罩了。
你领着数万被压迫者寻找解放的路，
努力为自由，人权，正义而奋斗；
我想象你那奔驰劳苦的神情，
唉！我只有一句话，“伟大呵，你的身手！”
但是友人和仇敌是不并行的，
光明哪能不受黑暗的侵袭？
于是他们，被压迫者的仇敌，
一定要，唉！一定要杀死你……
天空中地星星儿乱闪泪眼；
黄浦江的波浪儿在呜咽；
这时什么人道，正义，光明——不见面，
但闻鬼哭，神号，风嘶，夜鸟在哀怨！
唉！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战士，
你未在天妃宫内公然被走狗们打死，
你未在南京路口被枪杀在群众前，
但在黑夜里被刽子手偷偷地处死，——
我知道你虽死了，你的心不眠。
我待要买几朵鲜花献给你灵前，
尽尽生前同志的情谊——痛哭一番；
但谁知你死去尸身抛在何处，
在丛乱的野冢间抑在无人可寻的海边
或者在那野僻的荒丘被野兽们饱餍？
哎哟！我的朋友呵！你死了，
但你死的这样惨……惨……惨……
数万工人失了一个勇敢的领袖，
现在也同我一样挥着热泪哭；
在他们那洁白的心房内，简单的想象中，
这巨大的悲哀将永无尽头。
唉！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战士，
你虽死了，你虽惨死了，
但你的名字在人类解放的纪念碑上，
将永远地，光荣地，放射异彩而不朽。
英雄死了，诗人愤怒了，革命的战歌高扬起来了，于是一场由帝国主义势力压榨中国人民诱发的“惨案”，发展到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反帝运动。英雄死而无悔，其精神的贡献远超出了一个独立的个人的肉体的生命价值。
在黑暗中高吟《在黑夜里》诗篇的作家蒋光慈，他自己也成为了革命烈士。我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了他的画像和事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先驱者，自小聪慧，12岁就写下了“滔滔洪水害如何？商旅相望怕渡过。澎湃有色千尺浪，渔舟遁影少闻歌”这样的诗篇，被当地人称为“神童”。“五四运动”时，蒋光慈已经是芜湖地区的学生运动领袖和文学青年的领军人物。1920年，他经地下党人介绍，来到上海，结识了陈独秀、陈望道等革命家，后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社会青年团。1921年5月，蒋光慈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两次见到列宁。1924年1月列宁病逝时，蒋光慈写下了《哭列宁》的著名诗文，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蒋光慈回到上海，开始正式从事革命文学，成为革命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五卅运动”后，他创作了小说《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一批反映工人运动的革命现实题材作品，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成果之一。之后他又与孟超、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等文学刊物。由于蒋光慈的作品大都展现现实社会重大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故而屡遭当局查禁，本人也多次被通缉。然而蒋光慈从未低过头，继续他的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创作，成为后来与鲁迅、柔石、冯雪峰等共同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始人之一。而他在1931年抱病创作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则更加奠定了他作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崇高地位。1931年4月，蒋光慈肺病加剧，于8月31日在上海同仁医院与世长辞，终年31岁。这位与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一样都是早期宣传马列主义文学的骨干，同时又是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腥风血雨的革命中作出过杰出贡献，所以上海人民没有忘记他，如今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可以看到蒋光慈的名字与他的不朽一生。
顺便也在此处补上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建立新中国过程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签发了《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荣字第四号”光荣纪念证书就是颁给刘华烈士的。如今上海有专门的“刘华烈士纪念馆”，供后人瞻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可以说这是1841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势力反复较量中敌方第一次受到有失无得的惨重遭遇。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曾在运动后期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题为《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的文章，文中这样评价道：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反帝运动中，“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经过这一时期，对于以后的发展途径，我们应当有个明确的答案，以为民众争斗之指针；并应该有详密的策略，以决定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反抗国内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及压迫，而力争解放全中国之革命的道路”。并且文章这样归纳这一运动的两方面经验：“（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确敌人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利用之。”这场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极不易的初步胜利，使中共组织也获得了迅速发展。1925年初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为994人，而到这年年底，全国的党员人数达一万人。上海在“五卅运动”之前有党员221人，运动之后增至1652人，其中工人占78%。党的阶级力量和队伍的增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也因为这场残酷的流血斗争，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于是在1926年底，中共便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将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军事上公认的中共党内最富有经验的周恩来急调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工作，组织上海工人武装暴动。
上海从此进入敌我双方更加残酷而激烈的革命斗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