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活动作为现代工业出现之前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活动从更深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的改造,它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取代原本作为基本食物来源的狩猎和采集经济,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基本的经济组织(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栽培粮食作物和驯养野生动物以取代采集和渔猎,从而进入农耕时代)。农业的产生就诞生在人类采集过程中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探索与深化。
人类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逐步观察和熟悉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慢慢懂得了如何栽培植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采集经济的基础上积累了经验,各自独立地发展了农业。人类只有在能够获得稳定的农业收成后,才有可能定居下来,先形成村落,再形成城镇,进而建立城市,再由王国或商业网把它们紧紧连在一起。
农业首先在少数几个存在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在这一驯化过程中,野生动植物长得越来越大,从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因此,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就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作为食物的生产者,而不是采集者,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而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从农业革命最初的几个中心逐步传播到全球大部分地区。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它被称为“原始农业”阶段。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该地带被称作侧翼丘陵区,它是南亚一个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约旦河谷的弧形带)。那里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具有驯化潜力的大谷粒草种和大型哺乳动物的进化。到了公元前8500年,饱满的谷物种子在整个地区都已经很常见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现在的伊朗西部成功养殖了山羊。公元前7000年,牧人把欧洲野牛驯养成了今天温驯的奶牛,把野猪驯养成了家猪。
除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得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75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开始种植水稻,到了公元前6500年,野生水稻已经消失。在长江流域,可辨别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公元前7000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被驯化。在中国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5000年之后,开始慢慢从狩猎转向农业。
研究人员曾经以为农业就是起源于中东,再传布到全球各地,但现在则认为农业是同一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这意味着当侧翼丘陵地区的农耕者驯化了小麦、大麦、豆子、绵羊、山羊和牛的时候,东亚的农耕者驯化了小米、大米、猪和水牛;中美洲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和玉米;安第斯山脉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花生、土豆、美洲鸵和羊驼;而新几内亚的农耕者驯化了香蕉和芋头。
为什么农业革命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原因很简单,在我们远古祖先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的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地理环境在农业文明里的决定性作用由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最先发现。他指出全世界大约有20万种不同的植物,只有差不多2000种可以食用,而其中大概一两百种可以被人工养殖。人类今天摄入能量的一半来源于谷物,最主要的是小麦、玉米、大米、大麦和高粱,而这些谷物的野生原种在全球分布既不广泛也不均衡。自然界中一共有56种颗粒大、营养丰富、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在西南亚,侧翼丘陵区拥有32种,在东亚、中国附近有6种,中美洲有5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有4种,北美有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有两种,整个西欧只有一种。如此看来,在侧翼丘陵区最早出现农业的概率要远远超过其他地方。再看畜牧业的条件:世界上超过100磅的哺乳动物有148种,到1900年只有14种被人类驯养,其中有7种原生野生动物在西南亚。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畜养动物:羊、山羊、牛、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之外,原种都在西南亚,东亚有五种,南美只有一种,北美、澳大利亚、撒哈拉沙漠以南一种都没有。虽然非洲的动物很多,可是绝大多数无法驯养,比如狮子、长颈鹿等。因此从农业资源的分布来看,侧翼丘陵区是最幸运的地方,其次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人类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由于农耕者对驯化农作物的精心栽培,食物产量不断提高,导致中东、中美洲、中国北部等农业核心地区人口激增。人口增长,则需要更大量的可耕种土地,迫使人们带着这些核心地区驯化的动植物向外迁徙,寻找新的农田,生产更多的粮食。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不得不定居下来。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事实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今天也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人类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进程中,在农业革命之前一直都只是几十人的小部落。但从农业革命之后,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村庄扩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展成拥有巨大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财富的帝国。
大约在公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settlement)大概就是杰里科 [1] (位于约旦河谷)那样的永久村落,大概有几百个村民。考古学家认为,杰里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直以来有人居住的地方。而到了公元前7000年,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的加泰土丘(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地遗址)城镇大约有5000~10000人,很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落。再到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一带有了许多人口达万人的城市。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是城市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下游建立了乌鲁克城 [5] 。乌鲁克城规模不大,人口有好几千,乌鲁克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不是村落。乌鲁克时期的各个城市里都有令人瞩目的神庙,神庙是苏美尔人社会活动的中心。继乌鲁克之后,苏美尔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千个城市,并且出现了12个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联邦。城市的周围是发达的农业社会,城市之间贸易兴盛,政治、文化和艺术也有了高度发展。大约在公元前2250年,萨尔贡大帝建立起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号称拥有超过100万的子民。再到公元前1776年,巴比伦是当时最大的城市,而巴比伦帝国也很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子民超过百万,统治着大半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包括现在大半的伊拉克地区和部分的叙利亚和伊朗。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一套系统,专门处理大量的数字数据。从此苏美尔人的社会秩序不再受限于人脑的处理能力,而开始能走向城市、王国和帝国。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就像现代的数学符号和音乐符号,只有部分表意。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文字系统逐渐加入越来越多的符号,成为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如今它们被称为楔形文字(见图1-1、图1-2)。
图1-1 苏美尔文明
图1-2 楔形文字
古埃及的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而非城市文明。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大河流域国家。在公元前3100年,一名叫纳尔迈(Narmer)的国王统一了埃及,建立了埃及的第一个王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王国。法老王统治的领土有数千平方公里,人口达数十万。19世纪末出土的纳尔迈石板上有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比中国出土的最早的甲骨文还早了一千多年。埃及最大的三个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海夫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都修建于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7世纪到公元前22世纪)。金字塔不仅是古埃及的象征,而且体现了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见图1-3)。
图1-3 金字塔
中华文明与埃及文明类似,也是帝国文明。在中国,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在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小村落。公元前2070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夏。商朝(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继夏朝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秦王朝。秦朝约有4000万人,税收得以支持数十万士兵,以及共有超过10万官员的复杂朝廷系统。公元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城市的水平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文明不仅古老,也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与众不同的,即所有入侵者皆被中国同化。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在殷商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甲骨文是现代汉语的直系祖先,也可以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2, 4] (见图1-4)。
图1-4 甲骨文
农业疆域的拓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了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的发展,比过去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1000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获得了惊人的进步。
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冶炼金属的民族,他们在公元前3300年便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的产生,说明人类社会已经有了采矿业和简单的制造业了(见图1-5),而在此之前,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苏美尔人更重要的一项发明是轮子,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轮子的出现,使得人类不仅有可能远行,而且可以运输较重的物件,从而建造大规模的城市。这比大金字塔建成的时间还早了六百年。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等地。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利用了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为动力(见图1-6)。
图1-5 青铜鼎
图1-6 牛耕图拓片
公元前3000年,风力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先后有了制作粗糙的横帆。风力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为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于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更经济的、更有效的工具。如图1-7所示为古代帆船画作。农业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图1-7 古代帆船画作
公元前2000年中叶,冶铁技术在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到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制武器取代了青铜武器。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期间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2] 对于铁器的使用,在印度,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在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在公元前600年。当锄、斧、犁等农具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铁制工具使人们能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行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如图1-8所示为古代冶炼图。
图1-8 古代冶炼图
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采用天然石料制作工具进行采集、狩猎、种植和放牧,以利用自然为主。到了青铜、铁器时代,人们开始采矿、冶金、铸锻工具、织布成衣和打造车具,发明了像刀、耙、箭、斧之类的简单工具,满足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成了家庭作坊式手工生产方式,生产动力(能源)主要是人力,部分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能源扩展了)。这种生产方式使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飞跃,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大家先温习一个中国春秋时期的寓言故事,来粗略感受一下本节涉及的有关概念。“郑人买履”大家都很熟悉,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事原文为: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于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其实,我们并不关注这个寓言的寓意,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涉及的人物、地点、事件来粗略地了解社会分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意思。故事里面的人物:主人公(郑人,未知其职业)、小贩(商人)、制鞋人、旁观者等。显而易见,每个角色的身份不同(社会分工)。发生的事件与地点:去集市上买鞋。集市是商品交换的地方,因此必然涉及小贩(商人)和商业。至于是以物换物,还是以货币购买,文中虽未交代,但可以认定是用货币购买。那么,进一步联想鞋从何而来,由谁制作?就必然引出制鞋的场所(手工作坊),那时鞋是在手工作坊用手工制作的。集市上的鞋出自家庭手工作坊或规模大一些的私人手工作坊(雇有多个鞋匠),而非宫廷手工作坊(其产品为非卖品)。从这个寓言故事的里里外外,可以清晰地读出:当时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换(集市贸易)、手工业(手工生产方式),以及配套的生产组织形式等。
农业革命一开始,大多数人的生活形态仍然是小而紧密的社群,一如狩猎采集者的部落,每个村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靠的是相互帮忙、互通人情,再加上一点点与外界以物易物的交易。村中可能有人特别擅长做鞋,某位可能懂得治病,所以村民知道没鞋穿或身体不舒服时该找谁。只不过,各村的经济规模都很小,所以还养不起专职的鞋匠或医生。传统社会里由于分工水平低,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所有人都不买必然使所有人都无法卖,结果是市场规模狭小,生产效率低下,生活水平长期徘徊在糊口水平上。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商业的,后来生产力提高了,有了社会分工,并且产生剩余物,才有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换,这便是商业的最早形式。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商业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发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农业生产率快速提高,意味着这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等到城市和王国兴起,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终于带来了专业化的新契机。人口稠密的城市开始能够养活专业工作者,除了鞋匠、医生,还能有木匠、牧师、战士、律师等,于是产生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对于人类来说,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人类社会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手工业向多样化发展,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而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刚开始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一般不雇佣工人或只雇佣辅助性工作的助手和学徒,并以本人的手工劳动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农民把自己的农副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或者制造某些劳动工具和日常器皿。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多余的予以出卖。这次大分工出现了专门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为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需要,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阶层,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私营手工作坊(雇佣多个工匠),以及官营手工作坊(规模较大,生产的产品为非卖品,仅供皇家、各级官员使用)。于是又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手工业者与商人活动的集中地,逐渐形成了市场经济,又有了城乡的分工。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得一部分人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监督生产、管理国家及科学、艺术等活动,最终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越来越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民社群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重金属的条块)为支付手段。为了避免贵重金属重量不足或形成欺骗,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 [2] 。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最后结果,是大大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
其实,早在公元前2800年,苏美尔人就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和以金银为交易媒介的商业,开创了一种集贸易和掠夺为一体的商品文化模式。腓尼基人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商品经济文化传统,并将它发展到了海上,成为西亚诸民族中集贸易、海盗和殖民于一体的典型“海上骑马民族”。
手工业发展缓慢,并持续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虽然说那时已经出现手工工场,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以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相对而言),但依旧是靠手工劳动为主。事实上,时至今日,手工生产方式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依然存在。另外,许多奢侈品的定制生产仍然采用手工生产方式,只要消费者愿意支付高昂的制造费用,例如手工生产的豪华运动跑车。
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的人类生活方式的首次深度转变,人类通过驯养动植物,从采集时代过渡到了农耕时代(农业革命)。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播种、管理和收获。这样,人类从迁徙生活逐渐转变为定居生活。粮食的增长有效促进了人口增长和人类聚居面积的扩大,并由此催生了城市化和城市的崛起。随着城市、王国的出现,文字的发明,以及农业、冶金技术的发展,还催生了商业,这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入了文明时代(农业文明)。这次农业革命使得畜力和人力得到结合,推动了生产、运输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农业革命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经济从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的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
人类如果没有进入农业社会,就不会有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文明,也是迈向其他高阶文明的第一块基石。农业革命为以后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物质基础。人类从事农耕和畜牧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存储它,并可使一部分人去从事生存以外的活动,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的交换,还使某些人有可能积聚财富,导致原始社会的崩溃。
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解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类已经不再像原始时代那样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利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改造自然,甚至为了获得食物和资源而大肆地毁坏自然,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紧张。但由于这一时期人口密度相对还比较小,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农牧为主,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对自然界的影响力、改造力和破坏力还不是很大。因此,总体上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自然的影响仍处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没有超出自然界的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自然秩序也没有发生明显的紊乱,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仍能保持相对的和谐(虽然只是一种满足生存意义上的低水平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