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在沟通时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害怕沟通。有时候,由于环境陌生,或者害怕权威人士质疑,或者曾经在沟通时遇到过挫折,很多员工明明有好的想法,却因害怕受到挑战或担心没人理睬而没有讲出来。第二种是敢于沟通。即使在沟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也能迎难而上。第三种便是主动沟通、享受沟通。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能充分地获取信息,展示出自己的能力,积极地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企业员工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实现从害怕沟通到主动沟通、享受沟通的飞跃。因此,不妨在交流瓶颈出现时,首先审视自己——我主动沟通了吗?
面对不同的场景,主动交流与沟通
任正非说:“我主张员工要多多交流,找到机会点,然后再组织千军万马出动。我们还要广泛地与科学家交朋友,交世界的朋友。”
主动交流与沟通不可随意而为,要想得到他人有效或理想的回应,找准机会点是十分重要的。恰当的机会点可能是一次“大牛”汇聚的宴会,或是他人寻求帮助之际,关键是要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找到这样的机会点,并且做出恰当的反应。
例如,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企业内部可能会人心惶惶,员工或许会出现工作不在状态的情况,这时候,管理者需要采取措施积极安慰员工,消除员工心中的担忧。
日本“3·11”地震发生后,在华为日本代表处工作的员工每天要面对大小余震,以及预测大地震可能再次发生和核电站可能爆炸的新闻,还有国内亲朋好友心急如焚的问候和催促回国的电话……这些来自外界的信息和压力让员工的心态出现了起伏。当时,华为的各级领导团队从一开始便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
地震发生后不久,华为研究所和产品线的主管在第一时间给在现场的每名员工打电话、发短信。华为高管应为民出身核物理专业,他亲自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分析福岛核电站的风险,发给大家参考;成都研究所原所长张伟给大家讲述了当年汶川地震时,他们是如何解决保障业务和保证安全之间的矛盾的;PSST(产品与解决方案经营管理团队)干部李山林迅速组织日本抢通测试研发保障组,从人员管理、信息沟通到物料准备,把各方面都统一管理起来;日本代表处的领导则多次到宿舍和大家座谈,请大家吃饭……不仅如此,在地震后不久,各位高层管理人员也先后飞赴东京,还为大家举办了有趣的居酒屋聚会,让大家在余震中笑声不断。
无论身处国内还是身处日本,华为不同级别的领导都切身考虑到了员工的实际需求,并尽己所能主动与员工进行沟通交流,这样的反应力与敏感度,无疑是对在世界各地的华为团队为何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最好诠释。
主动交流,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公司内部同事之间的交流,同样也适用于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沟通。
华为在国外的项目组成员曾经分享过一次借助“电影节”主动沟通客户的经历。
在一次与本地员工的闲聊中,项目主管H了解到B国南部有一个拉美重要的节日——Gramado电影节。该电影节在一个旅游小镇举办,小镇人口仅3万人,而在每年举办电影节期间(8月14日至8月19日),小镇人口将增加到5万人。当时V运营商在商用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网络之后将举办一次电影节,这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客户需求,也很可能成为一次提升客户满意度的关键事件。
随后,项目组在网规人员的牵头下,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活动建议书。当他们将那份详细的活动建议书放在客户总监面前时,客户总监感到很惊讶。他调出了几年来原有的CDMA(码分多址)网络在电影节期间的话务量数据后,拍着桌子说,他不仅看到了一份建议书,还看到了一次“商机”。紧接着,一个小型的媒体宣传活动,在总监的一个电话后,被客户市场部采纳了。
其实诸如“电影节”“商业论坛”这样绝佳的机会点广泛存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所需要的,只是保持敏锐的观察力,适时地抓住这些机会点,主动出击,更好地服务客户。
给予他人积极的关注
主动沟通,不仅可以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用于对他人给予关心和帮助,满足他人想要被关注的心理需求。毕竟,每个人都期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和肯定,一旦他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自然就会更信任自己,更愿意与自己进行交谈,彼此的关系也就更融洽。
当员工感觉自己受到了关注,或是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得到了管理层的关心,他们就会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对自己的工作任务也会更加投入。著名的霍桑效应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观点。
【沟通工具】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是指当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时,会做出行为改善的效应。
1927—1932年,哈佛大学心理专家乔治·埃尔顿·梅奥在霍桑工厂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梅奥发现:不管照明条件等因素如何,只要给予工人积极的关注和自我管理权,都可以因为创造了积极的群体氛围而提高产量。该研究本来是一系列针对工人在各种改善条件下(薪酬、照明条件、工间休息等),其生产效率变化情况所进行的研究,但在一段时间后,梅奥发现这些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对生产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
1955年,兰斯伯格尔重新解释了梅奥的实验成果,并将它命名为“霍桑效应”。兰斯伯格尔提出,改变工作条件和提高劳动效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员工情绪,而不是工作条件;关注员工的工作、生活、情感,甚至不满情绪,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目前,“霍桑效应”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比较广泛,企业的管理者也越来越关注员工。在华为,这一行动方针同样受到了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视。华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张戈就分享了一段与“积极关注员工”有关的工作经历。
初入职时,华为的项目HRBP(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张戈,加入了ANO(运营商名称)科特迪瓦子网管理服务项目组开展工作。
在深入了解项目痛点的过程中,张戈认为,在人员方面,客户将网络维护业务交给华为运营,按照管理服务的惯例,需要将一部分之前做维护工作的员工转移到华为,并且让这些员工随站点一并转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为客户节省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优化、效率提升等措施提高客户的网络质量。根据方案,这是一次涉及129人的一次性转移,从操作难度上看,存在很大挑战。
为了实现人员平稳转移,使员工转移后能尽快地适应华为、尽快地开展工作,张戈在自己制定的“人员融合方案”中,加入了“积极关注员工、倾听员工的声音”这一重要环节。
除了积极组织员工培训,张戈还和代表处人力资源总监深入一线,到各大NOC(网络运营中心)中心和站点访谈,组织与转移员工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关注这些员工考虑与担心的问题,并对现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地给出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就把遗留问题带回。沟通过程中一共形成了32项遗留问题行动计划,张戈与同事每周给员工们发布进展通报,就遗留问题告知员工解决情况。这样的主动出击提升了员工的感受,也避免了员工抱怨。所形成的32项遗留问题,从考勤方式到员工接送,涉及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它们都得到合理的解决后,被转移员工必然会更加信任华为,并且积极工作。
在部队里,如果将军对自己的士兵漠不关心,那么接下来的仗谁来打?《孙子兵法》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一个将军如果不花时间、心思和士兵沟通,怎么能够让士兵奋不顾身呢?管理企业与管理军队有着相似之处,一个管理者如果不积极地关注员工的期望和忧虑,又怎么能够让他们尽心尽力地为企业抛洒汗水呢?
工作内容要沟通到位
管理者在主动与员工沟通的过程中,仅有意识和行动还不够,还应关注每次沟通的内容是否已经到位:管理者是否准确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员工是否真正通过沟通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和分工,是否愿意接受管理者的任务安排和工作要求,是否知道如何将“命令”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等。
如果双方沟通不到位,容易造成工作中的偏差,给企业带来损失。特别是在团队协作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之间沟通不到位,往往会为团队工作的完成与团队目标的实现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一些华为人也曾犯过“沟通不到位”的错误,但他们能够痛定思痛,不断改进,将失败的教训转化为未来发展的动力。
2005年,华为西安研究所(简称西研)迎来了当时最重量级的产品——C&C08,老员工们带着100多个应届毕业生从深圳接来产品,进展得很顺利。但是,某个周末的早上,西研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得知某省一个32模的点瘫痪了,影响了几万名用户的通信。项目组长马上组织开展攻关,但由于之前的重大事故处理机制没有沟通到位,大家对于流程和分工并不熟悉,配合十分混乱,因此经过了近10小时,通信仍未得到恢复,最后还是依靠当地的技术服务专家才解决了问题。在经历了这次事故之后,团队成员集中在一起,重新梳理了应对重大事故的处理机制,以保证下次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通信。
这样的事情在华为并不是孤例。2010年,由米兰研究所的专家、海思团队和华为ODU(户外设备单元)团队组成的豪华研发阵容,开始研发最核心的微波芯片。然而,这样跨地域的合作却屡屡受挫。其中,沟通不到位成了最大阻碍:米兰专家不了解批量生产领域的指标,ODU团队又不能清楚地描述自己的需求,海思团队同样也面临设计转化成产品的压力,几方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加之每个团队的责任和角色不清,也造成了合作中的各种误解。直到2011年6月,当整个研发团队重新梳理了各自的组织和责任后,合作才逐渐走向正轨。2013年,华为自主研发的微波芯片问世,华为也成了国内第一家可以独立批量生产微波芯片的企业。
由此可见,工作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问题出现后,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在团队“沟通不到位”的后果没有显现之前,提前找出问题并解决好,对于团队发展更为有利。
在华为,有一个“经理人反馈计划”(MFP),它能够帮助主管“照镜子”,让主管发现自己在人员管理方面的盲点和误区。通过这样的反馈机制,主管也能了解到自己向下传达和沟通的内容是否足够具体和合理,是否能被下属真心接受。
2013年10月,主管B为自己做了MFP,部门HR(人力资源)为他做了MFP报告的解读。通过这次调研,主管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在大家眼里竟是这样的!以前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照完‘镜子’,该做些改变了。”
报告显示:B在三项“做到”方面的得分很低,分别是“每个月,主管不定期与我进行一次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沟通”“主管倾听和了解过我的发展意愿和诉求”和“在我工作有进展和取得成绩时,我得到了来自主管的肯定和欣赏”。
通过了解,HR发现B主要是通过召开部门例会对下属进行任务分配,使下属明确工作目标,但很少和下属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HR 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低分,是因为主管与下属的感知出现了偏差。下属认为主管与他们的沟通并不到位,并且期望主管能定期与他们进行工作上的面对面的辅导与沟通,以便更加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没有MFP,B会认为自己在与下属沟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全然不觉下属认为沟通不到位。
通过这类辅助的做法,企业管理者能对自己与下属沟通的到位程度,做出更加全面的判断,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任正非说过:“行政系统管理是纲,业务管理是目,纲举目张。这种管理体系上的创新,将在根本上克服过去管理过程因信息不畅、失真而产生的瓶颈与失效。并且使责任明晰、分工明确,有利于各机构与各员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机制,从而获得管理上的进一步开放,大大提高工作的正确性与成效。”沟通内容的完整性和具体性,可以使员工应当完成的任务数量、应当达到的质量及效率标准,更加公开透明,让团队工作在“阳光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