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周期接近尾声

全球长期利率经历近20年持续下跌，特别是2008年之后各国央行执行QE政策，通过直接印钞买国债的方式压低收益率成为利率下跌的主要因素；在实施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许多国家都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然而，随着全球经济进入稳步复苏的轨道，对于低增长和低通胀等问题的恐惧正在消退，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均无意继续放宽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正逐步退潮。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全球利率已经触底并开始回升（图3-1和图3-2）。

2.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常态化，金融风险可能性上升

未来5年，经济平稳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遭受进一步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来自中美两国间的博弈。美国经济进入复苏周期和中国经济L形探底同时进行，使两国间货币、税收政策产生重大分歧，必将引发全球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再平衡。与此同时，美国“税改、加息、缩表”的组合拳也意味着大规模资本可能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全球局部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上升（图3-3～图3-5）。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2017年末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1%，2018年第一季度很可能降至3.8%左右。而特朗普主导的税改计划，将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资本的持续流入。同时，为缓解经济复苏带来的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美联储2017年已经进行了三次加息，2017年第四季度资产负债表缩小，预计2018年将加息三次。欧日央行在2018年也大概率开始结束量化宽松，其他非美货币多数都将步入收缩。

中国是出口大国，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对中国出口会有某种程度的拉动作用。但特朗普奉行的保守主义政策使其极有可能绕开世贸组织规则，持续对中国出口实行单方面报复。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引发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虽然贸易战不是直接针对汽车行业，但汽车行业是贸易战的重要领域。

还没在中国建厂生产的特斯拉，其CEO马斯克和特朗普在推特上互动吐苦水，认为特斯拉在中国按照进口商品销售要缴纳的关税太高，因此希望在中国国产问题上能赢得更多话语权，可以采用独资方式而不是必须找个合资伙伴。

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多次引用汽车行业的例子来谈中美贸易的“不公平”，“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汽车要缴纳25%关税”和“中国汽车在美国只缴纳2.5%关税”这两个数字也无数次被提出来。除了关税，特朗普还强调美国企业的技术会被中国企业“窃取”，因为美国汽车制造商们都开始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并且必须和中国合资企业分享这些技术。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对中国的汽车领域顺差为89亿美元，但是一旦算上零部件行业，美国对中国的汽车贸易逆差就达到了15亿美元。这也是特朗普抓住汽车行业不放的原因。

【案例】早在1995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战中，日美第三轮汽车贸易谈判破裂，双方未就汽车零部件贸易问题达成一致。克林顿对日本实行贸易报复，宣布将对丰田、日产、马自达、三菱等13种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关税，并扬言对日本实行航空制裁。最终双方在日内瓦达成和解协议，美国虽然敲开了日本汽车国门，但美国汽车在日本的道路仍旧荆棘丛生。

3.我国主要社会矛盾转化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和产业风口之上，汽车产业与新能源、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衣食住行的“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绿色出行成为现实。智能网联汽车、共享出行，将让人们告别拥堵，尽享交通的快捷与便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图3-6）。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汽车在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1）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新型工业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

2）“稳”字当先

3）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

分析解读

（1）增强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对于依托产业资本的股权投资机构是利好——应充分围绕实体产业做好实业文章。

（2）去杠杆、防风险成为重中之重——投资注重稳健性、成长性结合，注重标的企业风险防控，重点关注良好现金流企业。

（3）全监管、严监管成为常态，监管套利、短期投机成为过去式——价值投资将成为主流。

（4）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作为脱虚向实的重点提出，做大分母去杠杆——汽车金融大有可为。 cs/xh1PAWCucWgJ9/FIArJWmBeUCKe1Fx5/ow0xnbbXZOHWgmnnke8Xo+NDzOc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