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田溯宁篇

贰

把@带回中国

你在硕士毕业以后是怎样想到去美国留学的呢？

* * *

我最早是打算去以色列留学。因为我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母亲在沙漠所工作，他们那时候跟以色列合作研究干旱农业。有一次在以色列的代表团到北京访问期间，我刚好做过一点事，就是给他们当地陪，赚了点儿小费。在我接待以色列代表团时，跟以色列的教授有过接触，以色列能给我提供的奖学金很诱人，所以我最早是打算去以色列留学的。

后来我还接待过一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代表团，德克萨斯州也属于干旱地区。我带他们到长城去，给他们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那些教授觉得我讲得十分感人，比一般导游讲得好。教授就说让我去那里读书，还给我写了推荐信。

后来我申请了一大堆美国的大学，只有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给了我奖学金，虽然其所在的城市很小，叫拉伯克 ³ ，但是我读的草原生态学专业还不错。

办理出国手续顺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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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利啊，我第一次办留学签证的时候，毫无理由地就被拒签了。然后我就利用那段时间翻译了李·亚科卡 ⁴ 的传记Talk Straight ⁵ 。

确切地说，我是组织人来翻译。1987年夏天，我找来几个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租了一间宿舍，一个人翻译一章，流水作业，翻译得特别快。书出版以后非常畅销，我们家里现在还有这本书。我这次翻译赚了不少钱，有800块，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也是我出国前最大的一笔收入。

到了第二次办签证的时候，我就把那本书带去了，跟签证官说，我对美国的向往正是因为对这个企业家很感兴趣。签证官拿去看了看问：“是你翻译的吗？”我说是。他就说：“李·亚科卡要到中国来，我们要搞个活动，你能不能参加？”我们就这样聊起天来了，然后他马上就盖了通过申请的章，那时已经是10月份了。

前几年，也就是在希拉里任国务卿、骆家辉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有一次我和王伯明等几个友人组织了一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当时在国务卿办公室里见到了希拉里，我跟她讲了第一被拒签、第二次才拿到了签证的经历。我说这20年来中国很多地方都变了，可能唯一没变的地方就是美国领事馆，还是老样子。

你到美国后感受如何？当时受到的冲击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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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那时候我就觉得做生意有意思，做研究没什么劲，所以出国之后我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当时国内有个叫九强 ⁶ 的公司，九强寓意“老九下海，发奋自强”，是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的几个人创办的，创业者有邹左军 ⁷ 等人。那个年代风云激荡，很多人下海创业。九强公司任命我为驻美国代表处主任，发给我盖了印章的任命书，让我到美国去开拓市场，我当时为此很激动。

我是1987年年底去的美国，到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农学院，学统计生态学，攻读博士学位。

到了美国之后，我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学校并没想象中那么好，拉伯克是个小城市，一共就30万人，其中有十几万人是学生。学校又很小，在这里能卖什么东西啊，我也不需要什么任命书了（笑）。

当时我下飞机的第一站是旧金山，再转机到达拉斯 ⁸ 。飞在空中时，能俯瞰到机场上许多架飞机停在机场各处，我很受触动，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机场，当时我觉得中国可能永远也做不到这样子。

我在出国之前读过王安的自传——《教训》。巧合的是，我转机时远远看到一栋大楼上的“Wang Laboratories”标志，在那种时空下，一个中国人的姓氏让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入学以后，我发现美国的生态学研究已经非常科学化了，而国内的生态学还处于描述性的初级阶段，比如当我们研究吴县东山乡的生态时，会非常具体地描述吴县东山乡位于北纬多少度，东经多少度，人口多少，降雨多少，然后配上丰富的照片。但是美国的研究者已经在利用计算机建模，其研究完全量化了。对比之下，我觉得我们太初级了，当时就想借此给中国科学院介绍西方生态学进展。

所以我还联合很多人一起写了《植物生态学的最新进展》和《西方生态学进展》两本书，每人各写一章，我写的部分是草原生态学。这也成为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俱乐部的成果之一。

当时学校里中国人多吗？写论文难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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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很小，中国人也少，系里没几个中国人。本来学校给我700美元奖学金，但是因为去晚了奖学金也没了，感觉有些郁闷。

我在学校的日子特别不好过，对专业没兴趣，分错了植物、土壤的类别，还每天被骂。考试的时候，中国人习惯用墨水，老美习惯用铅笔。我记得导师总说：“你看看，田溯宁，我教这么多中国学生，人家的字写得那么工整，你看你呀，一会儿用墨水，一会儿又用铅笔，涂涂改改到处都是，你跟我见过的所有中国学生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没通过考试，而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基本都通过了。

最难受的就是，第一次论文答辩没通过，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从中国出来留学的学生基本没有拿不到博士学位的，我当时就觉得我拿不到博士学位对不起家里人！因为这些事情，我那段时间很沮丧。

后来差不多又过了一年半，第二次论文答辩才通过。

我的研究论文课题极其无聊，是研究两种草的竞争。一般论文写完以后作者能看到有多少人查阅、引用过，现在还有人拿论文这件事取笑我，因为看过我这篇论文的一共就六个人。

有趣的是，亚信上市以后，我的论文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导师不仅把论文寄给了我，还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接触互联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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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感恩节的时候，美国的同学都回家了，那会儿我经常去学校的苹果计算机店闲逛，没事儿就到地下室里研究电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苹果电脑——不仅好用，而且还能连局域网。当时我们学校正在连接全美大学的 BITNET ⁹ ，就是美国学校之间的网，是用TCP/IP ¹⁰ 连接的。我印象特别深，这是我最早接触到互联网。

我在读博期间，对计算机（还有它的历史）很感兴趣，几乎读过所有关于乔布斯的书，还看了很多关于戴尔的文章。尤其对写乔布斯的一本书印象极其深刻，我后来见到乔布斯，问起与他有关的那本书，他说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那本书，叫《旅程就是奖赏》（The Journey of Reward），写得特别好，讲的就是苹果公司的故事。

后来有一次，我们专业考试考美国草原分类，由于我记不住专业词汇，我的成绩只有37分，所以我就得学一大堆统计学的课程，因为必须要把平均绩点提高到3.5，这样才能拿奖学金。因此，我去选学了计算机，以及一些其他的课程，这也成为我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一个契机。

实际上我真正热衷于互联网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我比较喜欢折腾。当时我所在的生态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个组织叫 Chinese Ecology Club Overseas（海外华人生态学俱乐部）。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网站很厉害，能给人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于是，1988年，我联合生态学的一帮同学（其中有一个人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的刘建国），通过BITNET的应用群发邮件，把70多名在海外的中国生态学家连在一起，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联系全球的绿色和平组织，以中国人为主，成立了一个生态学俱乐部（Sino-Eco ¹¹ ），是当时互联网最活跃的组织之一，而我就成为了那个俱乐部的一个主要发起人。因此，Sino-Eco 是我当时使用互联网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

另一个触动我去了解互联网的因素是《华夏文摘》 ¹² 。《华夏文摘》创刊前叫“新闻文摘电脑网络”（News Digest），在留学生圈中已经影响很大了。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在互联网上写小说、写回忆录的人叫图雅 ¹³ 。那时《华夏文摘》在 DEC 公司的 VAX 机上显示中文显示得非常慢，中文字体也不好，用的是“下里巴人”软件。它的核心团队是后来组建科大讯飞的一帮人，编写“下里巴人”软件的严永欣、张云飞 ¹⁴ 等后来都在科大讯飞。

实际上亚信早期的概念，跟《华夏文摘》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华夏文摘》有一个讨论组，有个人说“什么时候能把@带回中国”，我觉得这是早期很强烈的一种意识，是早期播撒的关于互联网的种子。

当时你就想到了要做与计算机相关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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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毕业之前做过一次与计算机有关的创业，这也成了我做过的一件极不靠谱的事儿。

有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我认识了一个叫宋强的人，他就坐在我旁边，一路上跟我聊天。因为在美国的飞机上相对来说中国人很少，我们聊得很投机。

宋强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计算机，他说自己有一套算法能用计算机识别手写签字，银行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对签字进行辨伪，我第一感觉就是这项技术太牛了！宋强不光有技术，还有资金，他说他爷爷早年去了台湾，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他，想在去世之前给他一笔很大的财产。当时我们俩都是去洛杉矶出差，籍此机会我们聊了两三天。

返回拉伯克的两三个星期后，宋强开车来找我说创业的事，我俩各自都出了点钱，成立了我们的第一个公司，当时我还没有毕业。

创业以后我才了解到美国对小企业创业帮扶的大环境对我们很有利，他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室，还有共享秘书，和现在的孵化器差不多。在90年代初期，拉伯克就有共享办公室了。

我当时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生意。我们是打算把宋强研发的那套系统卖给银行，因为银行装上这套系统以后，可以对银行支票上签字辨伪。于是我们就拿着系统去银行进行游说，银行大厅营业员的反应都是：“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在说什么？）”我们再继续跟后台经理解释，天天在银行折腾周旋，实际上根本没任何进展。现在想想，要上线一个系统哪有那么简单。

我那会儿不到30岁，每天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去上班，开车去见客户，特别认真，挺像模像样的。我们还做小页广告，期望有人打电话来，但是除了偶尔接到打错了的电话，终日无所事事，结果一单生意也没做成。

这次创业不到一年，我们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我俩刚要“分手”的时候不是特别愉快，因为我说还要坚持，但是宋强决定要离开拉伯克。创业前期我们买过一大堆办公用品，这样一来分账可能会成问题。宋强是技术人员的那种个性，特倔，刚开始他想找律师解决，我也不懂，就说：“咱们这点破事还找什么律师啊，咱俩喝顿酒算了，你要什么就拿什么。”最后我们还是好聚好散了。总之，这一次创业一塌糊涂。

后来创业你和丁健 ¹⁵ 一起搭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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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90年，我跟丁健是在一个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的。

我给丁健介绍我们的生态学俱乐部，他对生态学不太感兴趣，但是对这种公益组织挺感兴趣。我劝丁健加入我们俱乐部，捐点款，丁健在电梯里拿了张支票“咣咣”就写了50美元，那时50美元算挺多的了。当时我就觉得挺难得，所以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哥们儿挺够意思啊！他那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在互联网上非常活跃，经常发文章，在网上很有名。这次见面之后，我们通过邮件保持联系。

那时我母亲在科协工作，科协有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需要当地有人帮忙接待一下，我就给丁健打电话，想让他在达拉斯接待一下。丁健当时正好有空，就接待了那个代表团。慢慢地我就和他熟了，我俩一直挺谈得来的。

丁健那时候特有意思，有段时间他在图书馆当图书管理的技术员，美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多是一些老太太，丁健的技术很好，他天天坐在那儿，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说电脑不干活儿，请他去修理。他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在跟他“开玩笑”，不是开关没找着，就是软盘 ¹⁶ 读写保护胶条没揭下来。他说，这些琐事简直就是在摧毁他的智力。

当时创业只有你们俩吗？公司是怎么构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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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我和丁健，还有早期参与投资的刘耀伦 ¹⁷ 先生。

我1993年毕业时，BBS ¹⁸ 在美国大热。我跟丁健商量一起创业，他说咱们也应该做一个BBS，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公司BDI ¹⁹ 。

当时在旧金山有一个公司叫 Net.com，是最早的SP ²⁰ ，后来被收购了。1992年我们开始创业时，也想做这种类似的业务，但不知道怎么起步，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生意经。当时Novell ²¹ 最火，很多局域网都是用Novell连到互联网上，他们的收费是1小时70美元。那时候Yahoo还没有创立，我们就考虑做一个模型出来，把中国的信息拿到到美国去卖。

1993年，我们开始做 AsiaInfo Daily ²² 。当时是这样做的：丁健以前工作的单位是科技部情报所，情报所把中国的商业新闻翻译成英文，然后通过BBS传到美国去，美国有很多研究机构订阅这类新闻。我们就叫它AsiaInfo Daily，亚信日报。

我们在国内的情报所有一两个人帮忙，在美国也雇了员工。我那时在美国参加环保组织，认识了一些旧金山的有钱人，通过他们介绍，我在华尔街商圈谈成了一单高达3000美金的生意。我回到达拉斯以后说卖了3000美元，丁健他们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好像我是英雄归来一样。

公司初期人不多，除了我和丁健，还有吴军 ²³ 等几个人，以及雇佣的一个美国人，还有后来从国内到美国的李长胜和几个兼职的留学生。亚信早期雇佣的员工当中，Matt Cohler后来成了 Facebook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我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还遇到了他，他就坐在马克·扎克伯格的旁边，是 Facebook的第三位雇员。

1993年注册公司时，丁健刚好在图书馆工作，他就利用图书馆的资源研究“如何建立公司”。丁健非常注重细节，考虑得很全面，把一些上市公司才涉及到的复杂问题都想到了。所以我们也没请律师，我们自己注册了公司。刚开始丁健给公司起的名称要么很宏大，要么就莫名其妙，“亚信”这个名字还是刘亚东 ²⁴ 起的。那会儿创业全靠热情，很热闹。

那时候你去参加过IETF ²⁵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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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IETF是在达拉斯，当时像Vint Cerf ²⁶ 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参加了。IETF相当于一个bush ²⁷ ，就像现在搞云计算，相关领域的很多专家都会参会，一起交流。那时候IETF会议的规模还比较小，也就只有100人左右，不像现在有几万人参加。

丁健参会时遇到了一位巴基斯坦人，名字现在我还记得，叫法入科·侯赛因，他在会上跟我们打招呼说：“你们看起来像中国人。”法入科·侯赛因是Sprint ²⁸ 公司的领导，后来成为了我们的恩人。

Sprint 公司曾帮助美国 NSF ²⁹ 建网，是美国互联网最早的骨干网，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电信网的提供商。

法入科·侯赛因和丁健说他们有可能要把中国的互联网连到美国的互联网上，因为商业互联网都是他们来连接的。当时美国的商务部长戴利 ³⁰ 要到中国访问，希望能让中国的互联网与商业互联网相连，这是Sprint 公司在北京64kbps 专线开通后的第一个项目。那是在1994年夏天，梁志平 ³¹ 和原北京电报局的一些人会了解这些事。

什么时候公司拿到了第一个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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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合同还是 Sprint 公司给的。当时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Cindy，她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负责网络，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³² 请她来国内讲课。Cindy就和丁健一起回来，给国内做互联网讲座，主要介绍了TCP/IP网。

当时路由器还是DEC的路由器，丁健和Cindy在高能所讲课时讲路由器怎么配置。当时邮电部数据局负责非话业务的梁志平和左峰也来听讲座，讲座结束之后还进行了交流。Sprint公司后来就找到我们，说这个项目拿下来了，由当时的邮电部出资连接美国的商业互联网。Sprint 公司表示，既然已经联网了，就要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当时国内连着海外的只有两个网络，一个是科技情报所的网络，另一个是高能所的网络（与欧洲CERN ³³ 连在一起）。那时候国内大众对互联网都不太了解。那次培训特别有意思，是在华盛顿的 Sprint 公司旁边找了一间教室，在教室里搭建环境 ³⁴ ，搭建好后中国受训人员才能来。

当时我和吴军、张云飞都是留学生，本来是让我们做“地陪”的，给双方人员做翻译。但是TCP/IP网络总连接不上，后来丁健上手去做，美国人两三天都没做好的东西，丁健两三个小时就调试成功了，表现得相当抢眼。

后来Sprint公司的国际副总裁发现我们精通技术，就把这个项目外包给我们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合同，总价值30万美元。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局域网环境搭建好，然后编写教材给中国电信部门的人员进行 TCP/IP网络培训。

1993年夏天，Sprint 公司发现我们几个留学生比他们的工程师都厉害，就开始雇用我们的人，也就是亚信早期的人员。

还有另外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就是赵小凡 ³⁵ 找到我们，问能不能找一些人帮忙建网，就是电子工业部的系统。赵小凡在电子工业部的下属公司华通 ³⁶ 工作，他很早就认识到，联通金桥工程不能用于传统的网络，他觉得应该做IP网。所以赵小凡就和丁健联系了。

后来我们回国了，因为 Sprint公司的这个项目我们干得很棒，所以他们不光培训交给我们做，而且将整个北京的网关调试，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系统集成也交给了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怎么写培训教材，我就买了英文书带回国，让亚信早期的那几个同事翻译这些书，然后自学。1994年10月开通的这个承建于Sprint公司的项目是商用的，结果这么一建，就一发不可收了。自此以后，我们建的网络就遍及全国各地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 ChinaNet ³⁷ 。建 ChinaNet 的时候，我们就跟Sprint公司开始有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