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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吉通工作了三年吗？后来为什么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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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说是四年。我是1995年，也就是在吉通的第三年提出辞职的。1996 年，电子部的领导们担心我辞职后，吉通及“三金工程”的发展前途受影响，想挽留我继续在吉通担任名誉董事长，另外还说我在联席办的职务是由国务院任命的，希望我一定要在联席办继续任职。我婉拒了，但是他们认为我对“三金工程”、信息化、互联网最熟悉，影响也大，活动能力很强，有些大事还要我帮助疏通协调，希望我考虑。我表示如果一定要我担任名誉职务也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担任名誉职务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不要超过一年；二是我想回到北京市退休，请把我的档案退回北京市。他们同意我提的两个条件以后，我在吉通继续担任名誉董事长一年（联席办的职务还是向国务院请辞了）。
您在提出辞职时有没有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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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这个人事业心较强，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也不热衷于做官，只想干点实事，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
当年在与同仁们一起创建互联网时，很多美、英报刊要采访我，都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人竞相出版“中国信息化”的书籍，当时电子工业出版社的王志刚社长给我打电话邀稿，他说：“您最有资格出版这类书，只要您写，我保证出版。”我还是没写。
您觉得，在中国做官和做实业有哪些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地方？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选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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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官，办过企业，教过书，也做过科研。改革开放以来，我特别注意处理好政企关系，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以防权钱结合引发腐败。
如今让我选择，不管是从政还是办企业经商，我都喜欢创新，不怕失败。人生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败是常事，不要怕失败，每干一项事业都要刻苦钻研，融会贯通，把握发展战略，定方向，干实事。失败后，吸取教训，站起来再干！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期望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特别是在我和信息化有了不解之缘之后，如果能促进我们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改造、提升，在这里面贡献我的一份微薄的力量，让我从政或办企业都可以。我崇尚实干，厌恶空谈，反对投机说假话，不傍大腕，独立思考，摆正政治方向，讲究实力政策，有实力才能做贡献。其实谈这些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我快八十岁了，职务也已由实职变名誉，由名誉变荣誉，现在把荣誉职务也抛开了。我的经历、经验或教训，仅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