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经费主要是世界银行拨的贷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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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拨款420万美元，这420万美元相当于计委借了世界银行的钱，然后由计委去还，用于几个高校超级计算机的资源共享。因为当时计委接到很多报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很多学校都提出了买计算机的要求，所以计委干脆拨一部分钱，再向世界银行借一部分钱，买一个大机器，然后各个学校都可以联网，共用这个机器。这想法是对的，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

但是计委想的就是要买一个大机器，而不是让我们把这网连出去。所以，当时主要的任务书中，根本没有涉及国际联网，只是说连到一个计算中心。可是当时我们买这个大机器受阻，因为“巴黎统筹会”不肯卖给我们高性能的计算机，但是技术队伍不能停下来等着做工程。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让大家都同意国际联网。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都派代表，另外还有高技术局里的一个代表宁玉田 ，一共是十个人，大家一讨论，没有任何异议，都认为应该国际联网。这些人也都是基层的领导，他们都同意。

可是任务书上没有指示，也没有钱，原本的5000万要用来做原来任务书上的任务，不能用于国际联网。任务书上没有这任务，那就得自己出钱。科委非常慷慨，当时的司长是冀复生 ，他率先提出他们大概可以出3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会当时第一任代表是师昌绪 先生，中途又换成了陈佳洱 先生，他们表示自然科学基金会可以出资大约200万元。后来我说，剩下不够的都由科学院兜底。

相当于这笔钱是自筹的，不是原来的项目经费。后来我就去跟邮电部商量，跟他们说不能要双倍的钱，他们说，要是两个学校跟科学院共用这条线，等于科学院转租了自己的信道，那就应该收双倍。我说，我们不营利啊。他说，那也不行，按照他们的规定就是这样。我去找邮电部朱高峰 副部长，大约找了两次，朱高峰副部长还是很开明的，后来他还是破例为我们开放了。

也就是说，邮电部给这个计算机网络用的信道，跟它原来规定的不一致。这就反映了，我们政府底层的官员，从底层提出问题，然后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行事作风。

互联网就这么连通了吗？当时如果需要政府部门同意的话，是哪里，计委吗？邮电部就根据项目的这个名义参与到互联网的建设中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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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美国没有设置障碍的话，可能就不需要哪个部门批准了。如果美国对我们很开放，让我们直接进了，那我可能哪个部门都不会报。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美国设置了障碍，所以当时我们求助了很多专家，其中就有美国科学院的院长。我现在还能找到他当时给我写的信，那是用纸写的信，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他是美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又是美国很活跃的一个社会活动家。我问他能否帮我们说点话，我们现在要进主干网，美国政府不同意。他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还在继续努力。当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网络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戈德斯坦 来的信，也是这样说。他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确实存在一些技术以外的障碍，所以他们还在努力。

我们这边的技术带头人和团队的领军人就是钱华林 ，是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教授。钱华林告诉我，现在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美国的政策不开放。后来我一想，这个问题可能真的就卡在技术以外的障碍上了。怎么打破这障碍呢？要是我去找美国官方沟通，没有自己的政府做后盾，我觉得不太好。于是我就跟周光召院长说，咱们科学院可能得打一个报告，总得有国家在背后支持才可以。院长同意了，我们就赶紧起草了一个给国务院的报告。那是在3月底，我们要求加入世界的互联网。当时是写给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 。

报告送到宋健手上，宋健就批了。我们在报告中表明互联网是科技进步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参与国际合作，就一定要接通互联网。宋健批得很简单，就是拟同意科学院意见，请邹家华同志阅视。邹家华批得比较详细，他表示，科学院的意见看起来是对的，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安全上会带来一些问题，希望科学院要跟有关部门认真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当时批得非常快，3月下旬就批下来了。恰好我那年4月10日要启程去美国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 ，关于中美双方的合作 里很多的内容都涉及重大的科学工程，与科学院有密切关系。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每两年要开一次联委会，双方有关的行政机构在一块儿碰头、协调，中国和美国轮流举行。两国与会的人员大多来自科技部、环境保护部等，中国科学院也参加，还有一些美国的政府官员。那一年是在美国，当时科学院院长有别的事，他要我代表他去参加，我一想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994年4月中旬，中美科技合作的例会在华盛顿召开。我利用开会以外的时间，先找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尼尔·莱恩 ，因为尼尔·莱恩来过中国访问，我们都认识。我跟他打了招呼，他说这个事要找斯蒂芬·沃夫 ，斯蒂芬·沃夫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国际合作的。当时好像斯蒂芬·沃夫没有在华盛顿，后来我们就找了斯蒂芬·戈德斯坦，他是管网络国际合作的，尼尔·莱恩主任也在场。然后我就跟他介绍了NCFC，说明我们需要互联网。然后，尼尔·莱恩说可以啊，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同意NCFC接入他们的主干网。我问需不需要跟他签署一个文件，他说不需要。

这个过程很简单，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就是口头达成了共识。后来很快，钱华林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通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只要通了就好，没想过要庆祝，也没有任何的仪式。我觉得这是很务实的一件事，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就放心了。

后来这件事情被某个媒体报道，说在1994年4月，胡启恒将互联网连接问题带到中美科技合作例会上讨论并通过，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两件事是没关系的，只是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间。

1987年中国发出了“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的发出得到了德国的维纳·措恩 教授的帮助。措恩教授在2007年举办了一个会，专门纪念1987年的这封邮件。会上他邀请了美国的斯蒂芬·沃夫，还有最早把欧洲的网连到美国的那些人，还请了我。这个会是德国人举办的，不是中国举办的，你说怪不怪？

当时，我们在一起谈这件事，欧洲的一些元老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跟他们讲当时尼尔·莱恩是如何支持我的。斯蒂芬·沃夫说，当时他就是主管这件事的，他当时的态度是，如果政府说不能连，那他们就不连；只要政府没说不许连，他就假装没看见，就让我都连上。后来可能尼尔·莱恩给他一个消息，说这个可以连，他就连了。

尼尔·莱恩当时为什么会允许连网呢？这个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认为，可能跟当时美国互联网正处于商业化的前夜有关系。美国互联网分三段：第一段，在最起步的时候，是国防部主管；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就交由管科技的NSF 来管；然后等到发展得更强大了，要商业化了，就交给商务部来管。 1994年，我虽然不知道，但是尼尔·莱恩一定知道，他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管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多久了，马上要移交给商务部了，何不让中国科学院进来呢？等到商业化以后，科学院通过公司的关系也总会进来的，还不如现在就让我们进来，所以他就同意了。 这是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当时去的正是时候。

中美科技合作例会挺有意思的，这件事让大家都很开心，之前互联网都是一些科学家自己用来通信、搞科研的科学家内部网，现在变的全世界都在用，而且这么重要，大家都特别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