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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时势造英雄，但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您能谈谈您个人的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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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第一届计算机学会的成员，计算机学会很早就建立了。当时让我做计算机学会的理事长，多少有一些行政管理的烙印。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学会都要有挂靠单位，计算机学会挂靠在计算所
，计算所的上级领导机构是科学院
。我当时是主管计算机领域的，但我不愿意去计算机学会，因为我不是学计算机的，也没做过计算机，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理事长一职。但当时科学院的老院长跟我说，这个学会很重要，又挂靠在科学院，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组建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时候，我还是科协
的副主席。
如果一开始是别的部门来负责引进互联网，那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您怎么看待这种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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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互联网引进来这件事交给某一个政府部门，我相信他们和我的做法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偶然性，我最近倒是回忆了一下。说起当时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起因，当然离不开NCFC
，当时发改委已经定下来这个项目，让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家来投标，我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去投标。当时我组织了几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专门找了一个地方，研究怎么样能把标书写好。我们写完了这个标书就投标了，不过，投标过程我没有参加。
招标、评标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只比清华和北大多了0.7分。当时我很紧张，觉得现在中国很讲究关系，我们要是比人家多一点还好，可是就只多0.7分，这0.7分很容易就被抹掉了。我就赶紧去找计委的副主任张寿
，我说：“张寿同志，我们这个招标可是在你计委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招标分数算不算？我认为应该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有人要是来找你说情你可不能动摇。”张寿让我放心，他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听到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来NCFC的建设是由科学院来主导的。
我后来向周光召
院长汇报，说我们组织了很多人，关起门来干了很长的时间，很辛苦，最后我们胜出了，但是胜得不多，只有0.7分。
这个项目如果是由清华大学或者其他学校主导的话，我想我也会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时科技界对互联网的需求确实非常迫切，这个需求是从科学家的层面来说的。比如我们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跟西欧核电子研究中心（CERN）有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
记录下来的数据是海量的，但是这些数据要通过X.25
交换到西欧核电子研究中心，相当于一种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费用很高，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用在交换数据上了。所以，科技界非常迫切地想实现计算机直接联网。
1993年我们完成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三个校园网，清华、北大、科学院校园网都完成了，主干网也连上了，就等候验收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要联网的需求。我当时是NCFC项目管委会主持人，管委会是由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合力促成的。
回想起来，我还要感谢教委的领导，因为当时科学院就多0.7分。我们牵头，清华、北大必定是非常不服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能产生冲突。作为科学院，我们一定得承认清华、北大的强大，承认他们的优秀，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一个一个地拜访。在成立NCFC管委会之前，我去拜访过教委主任朱开轩
。他让我放心，虽然清华、北大没有中标，心情确实不好，但他们会顾全大局，一定会尊重牵头单位。科学院的责任很大，要对国家计委负责，要对世界银行这笔贷款负责，所以让我放手干，管委会决定了就干，不必事事来教委汇报。这对我真是一个及时雨般的支持了。因为这个项目本来是跨部门的项目，是科学院和教委两个正部级单位之间的事情，要讨论NCFC的工作怎么做、钱怎么用等，如果要在两个部门之间周旋，合作就会很困难，效率很低。所以，朱开轩主任授权NCFC管委会跟进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是对我们牵头单位最大的支持。这个项目当时有经费420万美元、500万元人民币，加在一块是500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虽然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
然后，我又去拜访了两个大学的副校长。清华大学参加管委会的是梁尤能
副校长，他让我不要有顾虑，他们一定会在管委会里团结合作，和大家一起把这任务搞好。清华的校长给我这样的表态，我就放心了。北大计算机中心的主任当时是张兴华
，他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后来NCFC进展得一直非常顺利，大家团结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矛盾、冲突、摩擦。虽然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摆在桌面上来公开讨论。我们的财务是完全公开的，每次开管委会，我都会把财务报表拿出来先念，钱怎么用都向大家报告。因为项目经费后来就依托在科学院，由科学院监管的。事情都是大家商量一起办，因为这个项目不仅牵涉三个单位——科学院、清华、北大，还牵涉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以及自然科学基金会。这么多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有一位代表，一开会至少有七八个人到场。我们这个管委会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很民主、很公开，这是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