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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争的研究既要有长程视野，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有合适的方法论，还要有科学的方法。研究战争理论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工具对战争的认识不断贴合其本质的过程。方法是达成目的的“船和桥”，只有掌握科学方法，运用方法不断实践，才会掌握真知。
人类在认识战争、改造战争的过程中，其研究战争的手段也在不断地增强，已经出现的方法就有哲学思辨、隐喻方法、量化分析、作战实验等。
哲学思辨运用思维的力量，建立在观察、分析、综合等思维方法之上，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的战例如洹河之沙，不计其数。通过哲学思辨研究战例，从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背后做出提纲挈领式的归纳和简化，从而寻找出理性的原则、规律和意义，这往往走在科学实证之前。
在图2-3展示的哲学思辨链条中，人们对历史战例所反映的真实战争进行观察，通过真真切切出现的战争现象，归纳出一类战争事实，并经由分析、综合，得到一些经验知识单元，存储于脑海，并加以传播与运用。人类的经验知识结构，日趋丰富，支撑更深入的分析、综合。
图2-3 哲学思辨的相关概念
这条链条中，包含了下列概念：
（1）战争现象。战争现象是战争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状态。战争现象中，既有密集出现的正常、普遍的现象，又有偶尔出现的反常、新奇现象，前者代表着稳定与平衡，后者孕育着生机与活力。
（2）战争事实。战争事实属于科学事实，是人们通过感官获得，以感觉、知觉、直觉、表象形式描述出来的外经验知识。它将外部现象跟内部认知相结合，以抽象的符号化语言与具体事物建立联系，并伴随着主体人对客观世界不断认识而积淀下来，成为大浪淘沙之后的颗颗珍珠。
（3）观察归纳。现象的出现难以预测，却有某种内在规律，需要依靠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加以归纳分析以得到观察事实。
（4）分析、综合。分析是由果溯因，寻求产生结果的各部分原因，将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综合是由因索果，是从各个部分的原因出发，把它们组合起来寻求产生预想的效果。
（5）历史经验。经验结构从历史中获得，如果其所依赖的某些方面经验条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是感知和评价任何未来经验的依据。
哲学思辨沿用至今，在军事学的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许多理论专家、学者运用哲学思辨获得了一些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认识，但经验带来的既有缺陷也难以避免。
（1）哲学思辨的基础是发生过的事实，形成的规律也与这些事实关联，事实受环境限制，“橘生淮南则为橘，在淮北则为枳”。依赖经验和发现，通常会内在构建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然而，这样的解释仅仅是众多解释的一个，以此下结论，会将未来的可能性，缩小到一条单一的通路。一旦条件变化之后，规律的前提条件不再成立，不加区分盲目运用，就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没有什么比只有一个念头的想法更危险了，我们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相反，当一个人跑到一个黑暗的小巷时，应退回来并且选择另一条追求之道，速度越快，效果就越好。
（2）不同的人所掌握的经验不同，经验的相传依赖于意会言传，理解因人而异。口耳相传的经验与实际的差距偏移不断叠加，导致运用时就已面目全非。经验有时非常脆弱，不能过于依赖。很多错误理论的产生，追根溯源，是理论的提出者太相信、太依赖自己的假设了。一味地依赖自我感觉，容易没有根基，难以服人，但如果过于相信别人的经验，一味地以“以先人之是为是，以哲人之非为非”，也容易落入窠臼，刻舟求剑。
（3）人在真实战争世界的经历和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受战时紧张、敏感的心理情绪影响，由此获得的调查数据并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有时作为一个“理性的旁观者”对战争进行客观考察，往往能更好地探索战争中的因果关系。
（4）研究未来战争，没有任何既有事实供我们归纳，环境条件也发生巨大变化，这时经验的作用非常有限；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毛奇元帅指出：“不能忽视以往的战争经验，但必须牢记，它不能成为当今时代的规范”。今天的战争不同于昨日，未来的战争又与今天不同。历史经验也许可以教会我们打赢过去的战争，但无法教军人如何准备下一次战争。
隐喻的意思是”转移“和”传达“，就是将一个事物形象地表达为另一个事物，通俗地讲，就是打比方。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除非拥有正确的隐喻使我们感知到，否则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意即隐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一种思维现象，隐喻是人们认知活动的一种手段。通过将源域与目标域打比方，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事物，在彼类事物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这些事物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
凡是相似之处，均可打比方，通过打比方来寻找概念之间的共性，来链接概念。当把一个领域熟悉的概念援用到另外一个领域去进行诠释时，不用“如，像”而是直接比，这就是隐喻。认知语言学科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的隐喻》一书中指明了“隐喻无处不在”，提出概念隐喻理论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将隐喻当作一种认知手段，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概念的表述，通过跨概念域，遵循恒定原则的系统映射达成。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隐喻是从理性的，可能是平淡无奇的对比，到两个事物的融合或者认同，到形成一个具有两者共同点的新实体的过程中产生质的飞跃”。隐喻常跨不同领域，常用于将一个学科领域的观点或者观念用到另一个学科领域中，把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联想起来，洞察其相似性，从中启发出新思想，激发出新领域的灵感。从隐喻来说明战争的原理，这看上去有些肤浅，不那么科学。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相似性，跟建模所常要求的相似性是一致的。正因为用于比喻的事物与战场上发生的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才会产生概念上的共振。
隐喻常常早于成熟的逻辑。很多科学都是自隐喻开始，如“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把太阳系类比为原子，促进了原子核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电学之父”法拉第将磁铁屑看作电场，引发了电磁学的突飞猛进。
我们的战争也常常自隐喻开始，战争隐喻寻找合适的景象和术语，用早为人们熟悉的或者易于理解把握的术语，恰当地描述战争，以反映战争的特征和规律。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罗伯特·斯格尔思将军在《未来战争》一书中说，在探讨未来战争理论时学习杰出军事思想家某些永恒的原理，将有助于获得对战争问题的深刻认识。永恒的原理很多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提炼和传播的隐喻表达。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利用牛顿经典物理学中的原理和概念，提出了“阻力”“战争迷雾”“重心”“冲突”等比喻。其中“阻力”概念，最初是指物理上的阻力，后来被用到热力学领域，类比热耗散和熵的增加，产生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之后，克劳塞维茨认识到作战本质也是一种非线性反馈，阻力用来反映作战中对计划和命令的一种反馈作用。这些隐喻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反复引用，扎根到人们的脑海，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到了望文知义的程度，如今一提到战争就会习惯性地想到“桌球碰撞”的景象与“战争迷雾、重心、摩擦、线性、冲突”等字眼。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兵法中也有很多隐喻，最有名的当是孙子“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用水的特性和逻辑描述战争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的用兵之理的经典隐喻。
隐喻方法对人们接触陌生的世界大有裨益，在表达观点、传播思想方面有一些优势。跨越领域的概念相互关联，只要概念描述的对象有相似性，就可以发挥我们的联想，通过参照系，将不熟悉的概念，转化为熟悉的概念。比如与军事学类似的有中药学，有人了解中医领域，他在分析战争的时候，就会更多地运用中医的相关语言。将战场类比为人体，将攻防双方类比为正气和邪气，攻方进攻类比为致病因素进入人体，防御类比为机体抵抗，将战法类型（速胜战/持久战）类比为急性病和慢性病，将兵力的变化映射到人体能量的盛衰消长，等等。
隐喻方法尽管促进思考，使用上没有限制，但是这种方法并不严谨，其逻辑性却难以证明，由于存在内涵上的模糊和混乱，概念会存在歧义和泛化，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另外，隐喻的质量良莠不齐，其中虽有真知灼见，但也有牵强附会。好的隐喻，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品，就像一些成语，其日越久，所反映的内涵越深入，越引人注目，而差的隐喻则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定量分析是对事物现象的特性、相互作用关系或发展趋势用数量加以分析，给出研究的结果。
如果说哲学思辨和隐喻方法更多是从定性的角度，那么定量分析顾名思义是从定量的角度进行的。定性研究往往基于不同的概念预设，特别强调诠释、语境、叙事和移情，而定量研究则用标准化的问题和变量来测量，达成对现实的确定性解释。
定量分析自古就有，只是在近代之前一直没有被准确定位成一种方法。比如孙子，在兵法圣典《孙子兵法》中，多处使用了计、算、校（比较）、称（比例）、分、数等数学概念，引入了一些量化的思维，丰富了他的军事理论，但本质上还是隐喻方法。直到伽利略使用实验、数学符号和定量分析进行动力学、天文学研究，这才掀起了追求定量分析描述的科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水平及武器装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条件下，军事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引入了定量分析，产生了军事定量分析方法。
军事定量分析方法与一般意义的定量分析方法具有共同特征，它来源于解决军事问题的需要，运用定量的途径、策略手段、工具和程序来认识军事事物、解决军事问题。它作为科学技术与军事问题的结合，它的应用为从数理概念上认识和分析军事活动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认知的有效方法，为军事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随着信息技术和军事运筹分析手段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够被转化为用公式、符号、图形、数据表示的模型，用量化过程、模型运算来思考决策，并得出一个量化的结论。
正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强调“战争艺术”，以定性为主研究军事问题，很多研究人员只会运用定性描述来研究军事问题，依经验、知识、谋略进行决策，因而缺失了“另一半”——量化的支撑。军事定量分析正好补上这缺失的一环，使军事问题的研究真正地成为“科学”。军事定量分析正在高速发展之中，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模型、新算法不断涌现，已经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对军事问题研究的支撑也涵盖了从思维到应用的多个层面，如图2-4所示。
定量分析方法群提供了成套的方法，且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可以根据战争问题研究的性质对症下药，在这里我们仅对思维层面进行说明。
军事定量分析带给我们三种思维。
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量化思维”
不管是定性和定量方法都在寻求理解同一现实。由于在战争中存在许多难以量化的复杂要素和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必然涉及很多难以量化的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定量，或用数学方程精确描述，而对问题一味定量，也难以实现。因此，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是通过数学公式、模型规则来硬性表达可以量化的问题，还是运用定性经验相对灵活、弹性地解决问题。就像打山头，如果能够强攻，就猛打猛冲，直到拿下山头；如果强攻不行，就迂回包抄，包围敌人。
图2-4 定量分析的支撑作用
2）“追求效益与规避风险相结合的优化思维”
战争需要兼顾效益和风险。优化思维意味着要追求效益，并规避作战中的风险，正因为量化使得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也给利用数量分析、获取更多效益打下了基础。粗放化的、“多多益善”的用兵原则受到挑战，“适时适量”“精兵够用”的原则则大放异彩。
3）“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思维”
军事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综合集成思维强调集成各种知识——感性的、理性的、经验的、科学的，定性的、定量的知识，吸纳了机器智能与专家智能，采用了“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策略，来共同解决问题。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得益于两大传统，即逻辑与实验，实验重在发现事实，逻辑重在揭示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说：“事实上，我相信，甚至可以断言，在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语言表述中所出现的各种概念，从逻辑上来看，都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它们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地得到……要走向理论的建立，当然不存在什么逻辑的道路，只能通过构造性的尝试去探索，而这种尝试是要受支配于对事实知识的缜密考察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越深入、越广阔，认识对象就越超出人的感觉范围和感觉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想象、推理和已知的科学原理进行实验”。
1589年，伽利略站在比萨斜塔上，将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抛下的一瞬间，开创了现代实验的先河，此后，科学实验给自然科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从牛顿定律到相对论，每次科学界的重大发现无不与实验息息相关。在伽利略看来，“科学研究与自然发现的正确道路，是从观察实验现象出发，用数学定量地描述科学规律，然后用实验加以验证，这一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使得传统思辨、主观猜测的研究现状，走上了坚定的科学探索的道路，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赋予了现代科学实验科学的特征”。
作战实验是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为探索新的作战概念、试验已知的确定性作战概念假设或为演示传播作战概念的一种战争预实践活动。它与自然科学类似，它是用数学的方法检验新的作战概念、理论和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把现代数学方法、计算机模拟技术与科学实验手段相结合对军事问题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
我们说实验方法严格说来也可认为是军事定量分析方法的一种，但与一般的定量分析，把所研究的问题转化为公式、符号、图形、数据的确定模型不同，实验方法面对的是未来假设。假设是尚待检验的命题，假设对理论研究非常重要，几乎每一个理论都建立在不断地质疑和假设的基础上。爱因斯坦就设问，如果乘一束光旅行，那么世界是什么样子，并提出相对论来解释。恩格斯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很多情况下，科学实验前奏从假设开始，其应用步骤为：首先是通过探索，发现事实与原有理论相矛盾，然后，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提出新的假设解释原有的现象并提出新的预言，这种假设通过实验细致论证，在经过实验证实后，最后成为真正的理论。在假设活动中，离不开猜测、想象，但运用量化方法进行检验，这是至关重要的。
就像“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术语描述的那样，战争似乎就是川流不息、互不联系、因果不明的偶然事件，处于无序状态。我们总是被战争中发生的特殊事件所惊扰，这使研究人员处于尴尬。再高明的专家，即使自命上帝，所作的预言至多也就是“上帝掷骰子”的游戏，任什么也无法保证它的实现。
经验不能证明未来，因为人们所有的经验都是过去的，即使证明过千百次的经验，也不会有在未来一定实现的必然把握。鉴于未来战争的探索，无现成经验可循，也无实战检验的机会。哲学思辨以定性分析为主，依赖经验材料，缺乏数据支撑，不能保证预测未来世界一定会出现，因为能为逻辑所推导的结论，已包含在大前提之中，所得到的结果，其实只是全体中的个别，并不是什么未知的新鲜东西。其研究难以深入，推导可信性不高。研究结果难以检验，离达到“精确科学”的水平还有相当长的一个阶段。
新理论的发展需要实践的检验，面向未来进行战争设计，本身没有现实的实例可循，难以通过实战检验。以前的战例或者训练，所积累的经验，与特定环境相关，很难推广到其他场景中，成为通用性结论。所以作战实验作为一种“战争预实践”，它的出现，提供了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中发现和验证规律的手段，解决了战争陪伴流血死亡、规律研究受环境制约的难题；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同于天方夜谭的空想，它通过数据与事实证明，不同于纸上谈兵的虚浮，它洞开了设计未来的新空间，使得战争研究由经验总结式向开拓未来式转变，由单纯的概念思辨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论证转变，它既有传统的思辨，又有定量的分析。越来越多的军事问题通过实验来检验。以前一直认为与自然科学研究截然不同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现在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