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战争。认识战争世界，理解战争世界的本质和运动根源，需要一定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如果它正确，就能为战争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道路；如果错误，战争实践活动就容易产生方向性错误。

传统研究机械化战争的思想是把战争简单化，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战争被看成是由无数细小的格斗、战斗组成，若干次战斗组合成一次战役，若干次战役构成一场战争，先研究细小的格斗和战斗的特点规律、实施方法，再扩大到大的战斗、战役，乃至战争。对此克劳塞维茨表述为：“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说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

这种研究的思路就是还原论，本质就是将研究的对象分解成部分，认为部分研究清楚了，整体也就清楚了，如果部分研究不清楚，再继续分解下去进行研究，直到弄清楚为止。还原论贯穿着“把复杂性简化掉或把复杂性简单处理”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战争就像一部精密仪器，人们从简单性原则出发，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通过认识低层次来认识高层次，这对于机械化战争之前的研究对象，这样处理是可行的或近似可行的。但随着作战的复杂性越来越高，一味将产生复杂性的根源简化掉，将战争要素、过程分割成容易认识和研究的小块和片段，缺乏对作战体系整体上、宏观上的把握，这样得到的结果将不能够反映现象的固有特性，对作战的认识也只能是零碎的、机械的，难以把握现代和未来作战的特点和规律。

“整体论”是20世纪30年代贝塔朗菲提出的概念，强调从整体上研究问题的本质，认为必须抛弃基于还原论的笛卡儿—牛顿范式，代之以新的实在观。但限于科学技术发展，当时，支持整体论的具体方法体系还没有。多是通过现象分析和经验对照来研究，很难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抓本质，解决不了问题。

战争的复杂性日益提升，战争变得更不可确定和难以琢磨，伴随着人们面对纷繁战争时的声声叹息，20世纪90年代彼得·圣吉发表了《第五项修炼》一文提出用系统思考来解决复杂问题，打开了运用现代系统论认识战争的新窗口。现代系统论可以打破整体与部分之间的隔膜，找到了从部分过渡到整体的媒介和桥梁，即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为人们从部分中认识整体，从有限中认识无限提供了可能的根据，共同揭示了整体与部分之间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的联系方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新方法论。钱学森明确指出“我们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由此可见，系统论方法吸收了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各自的长处，同时也弥补了各自的局限性，既超越了还原论方法，又发展了整体论方法。

与此同时，正因为现代战争的复杂性越来越高，被誉为“21世纪科学”的复杂性科学引入军事实践，给军事问题研究带来全新视角。复杂性科学被视为一种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统的新观念，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本体论，拒绝了以普遍知识、实验控制、决定论、线性因果性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它对事物的解释性说明是以有限知识、情境知识、开放和不可预测系统，以及复杂要素间的非线性互动为基础的，而这些要素表现出层级性和自组织性。未来更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模式不是牛顿式的、机械的、有序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并行的和对初始条件和后续输入极为敏感的复杂系统”。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钱学森创建了系统学，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并提倡用复杂巨系统学来进行复杂巨系统的研究。

现代系统论与复杂性科学结合产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霍兰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时正式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霍兰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比传统系统理论更具特色，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向我们展现的是系统的世界，而且是发展着的系统的世界。宇宙万物的奥秘在于生成演化的观点，而非还原论的存在观点，一切系统都不是永恒的，复杂适应系统是时时刻刻演化的。为什么它是演化的？理论的创始人约翰·霍兰提出“适应性造就复杂性”或许是最好的解释。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主体是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主动的个体，它能够同环境和其他主体之间进行交互作用，并在这种持续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复杂适应系统最迷人的地方，是适应性个体作用产生的复杂系统的涌现，其多源于少，复杂源于简单。涌现的系统才是不断演化的，也才最终体现充满生机的复杂性。以此描述战争世界，更接近战争的本质。 SOV2CB5WdXORrgDj3ZvjPbLKfGlS3qsCH4bm0CxKGx03sGeHGIuQlWFEh4bnJC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