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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毕业后在工作上如愿了吗？你的选择是不是和你在科大一直是学生干部有关系？
* * *
是呀，反正我当时就是不想搞科研了。我本来想去念科学史，我记得我还认真地看了李约瑟
的一些作品，还给科学史领域的几位大家写过信。后来我发现科学史考的那些东西太老、太学究了，就作罢了。我觉得自己对综合性的东西更感兴趣，就觉得去出版社、报社也很有趣，正好报社也要人，我一毕业就到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报》
报社当记者了。
这个选择的确跟我是学生干部有关系。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班长。在科大从二年级开始，我就是学生会主席，我还是我们学校我们年级第一个党总支书记，还做过学校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是老师），还当过科大诗社社长，现在我是我们科大校友基金会的主席。我们这个基金会还是挺活跃的，是全国大学校友基金会里唯一一个跟学校官方合作但却完全独立的基金会，完全是大家捐钱建的。总之，当时因为一直当学生干部，档案史记载的我好得不得了，就被报社选中了。我们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保送研究生，四个专业加一起共87个人，只有十几个人毕业后直接工作，可以说单位随便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国科学报》当年一共要了三个人，我是被《中国科学报》主编挑中的，可我到《中国科学报》后不到半年，就快把招我的主编气死了，他发誓再也不要科大的学生了。
主要是我毕业刚工作不久就结婚生孩子了，让主编觉得这小姑娘工作“不上路”啊。我去报社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发现报社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时候80个人办一份周报，几乎所有的人每天都在煲电话粥、打毛衣，中年女士们每天都只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儿。那时候我还是刚毕业的小姑娘，干劲儿十足，但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就采访几个人，写几篇稿子，然后就和大学一同消磨日子，觉得无聊透顶。我1986年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采访的就是丁肇中
。但我发现，领导需要的那些稿子跟我想采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我能干什么呢？没有继续念研究生，报社又是这样的，那我就用排除法，干脆就先结婚、生孩子吧。我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第一个生孩子的。
但是，我还是在《中国科学报》干了三年。最初，我在记者部被重用，后来因结婚生孩子被放到编辑部，因为编辑部不用坐班，算是照顾孕妇。编辑部有国内版和国外版，我都干过。干国内版时，我采访过很多院士。我见过的中国科学院的那些院士很可爱，特别有趣。后来我又在国外版主要负责采编一些国外新闻。等我生完孩子、休完产假回来，主编突然想到我这个女孩子很有趣，那么年轻就把女性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完成了，现在开始没麻烦事了，反而可以重用了，就开始培养我。培养我干什么呢？去做广告发行吧！后来我又到总编室工作过。可以说，我做过我们报社里所有的行当。在1989 年我离开《中国科学报》的时候，我还跟主编开过一个玩笑，说我一个人可以办一份报纸，你把经费都给我，我只要四个人，就可以办一份报纸。
之后，我就从《中国科学报》调到中科院企业局工作了。当时是借调，因为企业局急缺写东西的人。那个时候企业局想写一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状况的报告给中央，以争取中央更多的政策支持。后来他们找到我，就先把我借调过去了。我是当时调研写作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自然地打字的事也是我的。我对中关村的历史非常熟悉就是得益于此。
1988年年底正是国务院价格闯关
的时候，国务院希望把所有与经济和市场离得很远的部门拆解，当时的思路是“科学研究要上国民经济总战场”，所以，中科院面临“生存危机”。那时周光召
刚刚当院长，胡启恒
是副院长。我跟启恒的私交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她见我觉得我是小姑娘，现在我都五十岁了，在她眼里我还是小姑娘。中科院当时要写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报告，就是为了向中央证明中科院是有存在价值的。中科院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苏联科学院的模式，我们当时既要了解中科院的发展历史，又要厘清科学、技术、成果到产品、到工业之间的关系。周光召当时给我们的命题是，中国会不会有贝尔和贝尔实验室
？中科院跟中国市场，跟中国未来的工业成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除了工业部门自己有研究所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国家科学院？
我当时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几乎所有有点名头的公司做过调研。那时候我特别牛，打电话给曾茂朝
说“我要跟你谈六个小时”；跟柳传志
说“我要跟你谈五个小时”。包括那会儿著名的“两通两海”
——四通、信通、科海、京海，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因为调研组里我最年轻，所以出门跑、写文章之类的事情，大部分是我干的。我那时候跟那些企业老总还有当时很多研究所的所长们去讨论，这个研究所有多少科学研究成果、多少科学跟技术有关、多少技术转化为产品成果、多少产品成果影响中国未来产业。这是我当时那个小组干的事情，大概花了两年时间。
我后来回想，在中科院企业局的三年，对我宏观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对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宏观认识非常关键，因为我过去只是学理科的，后来当记者也只是很浮光掠影地见了很多很广的东西，但是对很多技术和工业之间关系的了解，就是这三年打下的基础。
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他未来很多东西，过去是未来的缘起。
这三年的经验，让我学会不自觉地站到国家的角度想问题，不自觉地会站在整个产业角度想问题。我现在想我有一点做得不好，我应该多去看看我们的老处长。他先是在总参战略部做战略研究的，后来到中办写一条街报告，再后来又写中科院的战略报告。他对我很好，一直在教我怎么想问题、怎么写东西。后来中科院的“一院两制”的思路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所谓一院两制就是科学研究一制、公司市场一制。那会儿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策略，这些策略也确实促使一些中科院的人出来做公司，包括现在还很有名的成都生物所
。中科院后来保留并发展起来，这些策略也许是关键因素之一。这些策略也确实促使中科院更加重视应用，因为过去中科院里的人总是瞧不起去做公司的人，一院两制后就理顺他们与中科院的关系了。思想认识上理顺了，很多事情也就一通百通了。
那三年我除了做调研报告外，还负责跑计划配额等工作。
我想说，我跟其他的互联网创业者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曾经有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会让我经常想一点跟自己创业没有关系的事。但是现在很多创业的人对赚钱以外的事儿考虑得有点儿少。我在企业局待了三年，后来又觉得没劲了，因为突然发现我似乎把中科院整个事情都搞明白了，就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后来就下海了。 我是一个靠兴趣驱动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从没有做过重复的事情。他们经常问我，会不会接着做互联网，我说怎么可能呢？因为那都是年轻人做的，不该是我再去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