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后来大学是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吧？学的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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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考上中科大了，应用化学系，理科。当时我高中学校（抚顺一种）的校长对好学生简单地不允许学文科。因为那时流行的说法是“考不上理科学文科，考不上文科学外语”。上次我回科大讲过一个故事，我说当时都是国内最优秀的人才能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所学校，结果他们到了美国后发现找不到工作，需再重新开始去念金融等专业，然后跑到华尔街去做后台的分析师。后来回国后他们又发现自己的领导，正是当年那些考不上好大学只好学外语的人，这是好心做好事，还是好心做了坏事？抑或就叫轮回吧。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当时中学考得好的几个人都是在清华、北大、科大几个学校里选择，考得最好的才能去科大，因为当年科大比其他几个学校的招生分数都高。我念科大是我爸逼我去的，这个是他替我选择的。其实我当时是想去北大或清华的。但我父亲坚决不让我来北京。我父亲当时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是个“有反骨的人”，所以最好踏踏实实去学科学。他很怕我到了北大以后，转系去学国际政治什么的。他认为我最好到一个偏僻的城市成为科学家。但上大学以后，一切就是我自己说了算了。其实上大学时我正事没干很多，之前我见科大校长时也讲了，仔细想我在大学里没有好好上过几天课，很多时间都用来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了。

我参加过科大诗社，自己也写过诗。那时的年轻人喜欢诗，我们都是诗人，不写诗怎么能建诗社。现在有一个著名诗人简宁 就是我们诗社的，他和我非常熟。张亚勤 也写过诗。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那时的年轻人、大学生很多是“文艺青年”。但到1987年、1988年以后，文学就开始没落了，大家都开始有生存压力了，浪漫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铸就的。念大学的时候，我做主请过很多朦胧诗诗派的诗人到我们学校。那时候学校能请到各种各样的人来做讲座，我记得当时李政道 、吴健雄 都来过科大。我们当时的副校长家永远是开着门的，学生们随时可以到他家讨论问题。

我在中学的时候成绩就比较拔尖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托人把我转到我们抚顺最好的中学，抚顺一中。我们必须承认，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我记得我刚去抚顺一中的时候，发现别人学得都比我好，因为我在原来的学校主要就是玩。但我可能是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在中考的时候我就开始考第一，后来一直是第一。好像从小到大，我父亲觉得我考第二就是“过错”了。我是从中学开始就喜欢文学了，后来上科大的时候曾经把胳膊摔伤了，休息了半年，看了很多文学书。自己学化学学腻了，就更偏爱文学了。科大的功课其实很重，我们化学系学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把自己学透支以后，会突然反省：自己是做科研的料吗？做科研的人其实除了兴趣之外，我觉得至少要心无旁骛，而我自己是一个兴趣爱好太多的人，根本坐不住。所以， 我当初离开科大时，觉得自己“恨那个学校了”，觉得它耽误我时间了。但后来仔细想想，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求真务实的行事方式，实际上都得益于这种科学的思维训练。

我觉得大量的中国人，包括很多精英人士，都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和科学逻辑，包括辨识能力、思辨能力，这就是与缺乏科学的思维训练有关。方舟子 是我的师弟，即使大家再不喜欢他，也必须承认，他也

有一部分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他正确的那一部分在中国是非常缺乏的。方舟子文科其实很好，他当年的高考作文是满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做网站，后来他有些失意，朋友很少。我曾跟方舟子很认真地聊过，问他能不能真的做一点更加有建设性的事，比如说专业科普。我说我们从小读《十万个为什么》，把书都翻烂了，但现在的孩子们有这些好读物吗？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写得好的话，很受欢迎。方舟子的科普文章其实写得很好，但是“打假、攻击与反击”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调整和改变，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较劲的人。我算是我们科大毕业的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了，不是那么较劲。当然，我在功课上也不“较劲”大概也缘于此吧。不过，当时在学校我就不想做科研，而是梦想当记者。 uFUY1dRGmGd5p6Fnb8Ec6TeE53VrQFP5+Zdp/ojmf5yYIkoZS284DaDr8AinUT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