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瀛海威创办初期非常善于借助媒体资源宣传互联网概念，为什么现在却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很少公开谈及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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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和我的性情有关。我不是一个高飞远遁的人，也不是一个为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就大肆宣扬的人，更不是一个因为一度“败走麦城”就闭口不言的人。我是一个随性洒脱、说走就走的人。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念研究生、一毕业就结婚生孩子，这些在当时都算是很叛逆的。后来我下海经商，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而我五年前突然决定退休，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意外。田溯宁 现在重回亚信 当董事长了，他很有干劲，像劳模一样在那里工作。而我是比较不喜欢干活的，所以说退就退了。

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半隐居的人，几乎与信息时代隔绝。很多朋友三年前劝我发微博写东西，但我没有开微博。我有微信，但朋友很少，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做自己，不希望自己变成碎片化信息的终端，不断地接收和被迫反馈。 前两天我看了一本台湾地区大作家唐诺的书，书名是《尽头》，书中讲，人一定要能够不断地去想尽头是什么东西。其实我可能正是这么一个不断去想尽头是什么东西的人，我想要看清楚整个时代的尽头是什么。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太多的信息，太多人在讲话。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定力的时候，他也许可以把很多事看明白。我们的生命非常有限，不应该浪费一分一秒。所以，我有很多事从来不去做，我觉得那些事与我无关，我其实会特别有选择地参加一些事情。我不想去的，绝对不去；所有人都去的，我也不一定要去，我很少跟风。

你能先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的事吗？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能够反映你个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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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小讲，那话就长了。我是辽宁抚顺人，1963年出生。我父亲是辽宁省抚顺钢厂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我母亲是老师，我们家只有姊妹两个，我跟我妹妹，我算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命运多舛、英年早逝。我母亲写了一本书叫《沉重人生》，讲述了我们家的历史。书是我母亲自己写的，没有公开出版，我也恭默守静。

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乡下念的。 我父亲是 个博览群书的人，我有点儿像我父亲，对生命的好奇程度非常高。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兴趣追问真理，那就不该从事科学研究。2013年在合肥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我提到过，学科学的人，应求真和务实，“真”是两个真，远端的真是真理，近处的真是真相。求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一个基本素质，一个很重要的品质。

1972年，我们回到城里。回城后，我父母觉得只有我和我妹妹两个女儿，对我们持放养的态度，不希望我们读太多书。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刚回到城里的时候我母亲希望我降一级，因为降一级就可以晚一点儿“下乡”。当时“下乡知青”的艰苦生活让我们有点惧怕。但我当时坚决不同意，觉得留级太丢脸了。

我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喜欢读书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一种习惯。当时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书，我从小就读过很多有趣的、精彩的书，例如，《聊斋志异》《西游记》《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等。我父母对我们姐妹也没有特别高的期望，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平静的生活，所以没有逼我去干什么。我的性格是自然养成的，我觉得这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小时父亲受迫害的场景我有所记忆，为帮父亲争辩我和小朋友打过架，像个男孩子似的。我也记得父亲带我和妹妹去看小蝌蚪的美好时光。

听我父母讲，我从小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孩子，我看一遍书就可以跟人家讲书中讲了什么，所以，我从小就有很多朋友。可以说，我不是后来才会讲故事，而是从小就会讲故事。

我觉得对我真正有影响的事，是我们刚回城的时候家里就买了台电视机。1972年回城时落实政策，政府补发了我父亲三年的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我父亲就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1972年，整个抚顺市估计也就三四台电视机，我们家那台大概是整个望花区的第一台。那个时候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信号也很差，每次都要调半天，天线一会儿摆这儿，一会儿摆那儿，才能搜到节目。家有电视，邻居们理所当然地每晚来看，又和我家计较电费什么的，挺烦人的。我妹妹后来读电影学院的文学史研究生时，还在当年《上海电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电视的故事》，写的就是这个事儿。这算是一件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儿吧。1972年的500块钱，我估计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很少人能那么“烧包”，刚从乡下回来就花这么一笔钱买一台电视机。我父亲对电视非常好奇，还想要把它拆了看看是怎么回事。可以看出，也许我们家的人对创新型产品天生感兴趣，我可能遗传了我父亲的性格吧。

我父亲喜欢玩，好奇心重，所以，他经常去看一些新东西。1983年，我们到北京玩，父亲带着我去逛故宫，我感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以带着我在故宫里走三天，他知道每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又有怎样的故事。我后来想， 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那种博览群书的精神、对世事的兴趣、对与生存无关的东西的好奇，是这个时代极其缺乏的，现代的很多人已没这个兴致了，可能是能吸引他们的事情太多了，能比较或诱发兴趣的元素也太多了。

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说我父母给别人送过东西，也没有别人给我们家送过东西。后来想想我其实是在一个独身自好的家庭中成长的。我们家好像也没有家庭琐事可谈。 我觉得我1981年高考时考了很高的分数，必须承认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的。

我母亲一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她最早在中专学校里教中文，因父亲之故，她被迫下乡，回城后没有工作，她就自己发愤自学制图。后来她又重新回中专教书了。我们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都学英语，学了忘，忘了学。但我母亲像父亲一样时运不济，自从嫁给我父亲后，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一直没进步成。他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特别希望证明一下自己。

后来，我父亲病了，我母亲要照顾他，就不得不退休了。所以她有一段时间急躁、抱怨，身体不好，甚至有些精神抑郁。后来她自己在家里写我之前提到过的那本书，一写就是十年。其实写东西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我们没有精神的寄所缺少心理医生，一生所经历的那些苦难，难于排解，而写作可以成为情感宣泄的出口。我觉得我父母那代人好像永远地被留在了20世纪的站台上，所以他们必须学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解，慢慢走出来。我母亲自从写完那本书后就变得开朗多了，她现在80多岁了，精神还不错。后来我跟很多同龄人说：“如果你的父母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就鼓励他们写点东西，也许能排解开来。”

其实，现在想来，我自己更像是被“放养”大的。因为父母对我没有当官的要求，也没有赚钱的要求，他们对我并不会像今天的父母对子女这样有各种期望，父母甚至也没有鼓励我看书、读书。只是家里有很多书，他们自己看书，我没有别的事就跟着看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从小对新的东西感兴趣、有创新思维，一定和从小的家庭氛围有关系。 GIvrgVPWcutf5aJv1l06up9cvFbECgHjlUmM0mCFPXpX52CFxulGa7nJ2BPeDr4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