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方兴东
口述: 张朝阳
整理: 刘乃清
时间: 2014年1月12日(14:00—17:00)
地点: 搜狐媒体大厦18层
文本修订: 4次
从你早期回国后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来看,你对他们怎么评价?
* * *
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我发展。这件事现在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到北京电信去开账户的时候,机房门口是有武警士兵站岗的。
那时候我刚回国,1995年年底去申请账户,1996年年初去托管服务器。我们是第一家跟北京电信谈这样的业务的民营企业。
当时我还没有创建爱特信 ,仍就职于美国 ISI 公司 。1993年到1994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后,那时就接触了互联网。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就一边花很多精力去研究互联网,一边想在这个领域创业。刚好在1994年4月,哈佛大学有一个例行的亚洲年会,当时大家都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很感兴趣,所以每年亚洲年会中的中国年会都能吸引许多商界人士,包括熊晓鸽 在内的一些人都去做过演讲。在会上我认识了一对父子,父亲想在中国投资电厂,但是后来投得不是很成功;儿子叫安德鲁·梅森,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我又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同学加里·穆勒。
加里·穆勒有着标准的美国式成长经历——读哈佛大学本科、读商学院,再去麦肯锡做咨询,然后去华尔街工作。但是加里·穆勒到华尔街之后没去咨询公司,因为他发现那里很需要新兴市场的信息,就想在“东欧剧变”之后,把东欧的新兴市场的信息通过互联网这个工具收集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数据库,提供给华尔街的投资人。其实加里·穆勒的公司只是单纯地应用了互联网的媒介传递功能,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公司。但是不管怎么说,加里·穆勒想成立一个互联网公司,于是在安德鲁·梅森的引荐下,我跟加里·穆勒到中国城去吃了一次早餐,大概谈了一下我对互联网的想法。吃完饭之后,他就去融资了。他认识许多美国投资界人士,所以后来还真融资成功了,其中一个投资人就是尼葛洛庞帝 。后来我与加里·穆勒又见过一两次,但是经过权衡,我没跟他合作,而是选择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方工作,担任学院的中国联络官。在担任联络官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回过中国四五次。这几次回国经历,坚定了我回国发展的决心。因为,第一,我当时对互联网特别感兴趣,想在国内发展互联网业务;第二,我觉得中国人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但我每次回来感觉都非常好。有一次是跟着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一起回国的,还有一次是跟着教务长一起回国的。我发现只用两个星期就能把北京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等媒体资源,由此我突然意识到在中国办事很有效率,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回国了。
下定决心之后,我就开始谋划各种出路。这时我又想起了加里·穆勒,他当时已经融资了100万美元,其公司也发展到了十几个人的规模,他和他弟弟把创业的地点放在匹兹堡。加里·穆勒毕业的时候回到哈佛,准备把他学生公寓的行李拉回家去,顺便跟我道别。我说我正在找回到中国后的发展思路,他说中国是很重要的新兴市场,让我帮他把中国市场打开。但是我说我以后是要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他就说让我先帮他干一年。因此,我是作为美国ISI公司的首席代表回国的,正好是我生日那天到的北京。
生日前一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开了一个告别晚会,来了几十个人,当时熊晓鸽、黄飞燕 等一些朋友也来了。熊晓鸽还唱了一首《送战友》,他在这次聚会上认识了黄飞燕。黄飞燕当时在波士顿往北4个小时车程的Mount Holyoke 读书。她太孤独了,所以一放假就到波士顿来玩儿,刚好来参加我这个告别晚会。
我回国的时候是寒冷的冬天,那段故事太曲折了,细节就不说了。总之我最后落脚到一个叫万泉庄园的地方,在那里的205房间待了半年。我效率很高,每天疯狂地打电话,疯狂地招人,到1996年4月就上线了第一个中国数据库。当时田溯宁 等人刚刚把一帮Sprint 的人拉出来成立亚信 ,他们已经用 Linux 建好了北京电信的第一个中国主干网底层系统,当时那个系统还不叫163网 。
当时我去找了北京电信的人,想让他们托管我们的服务器。我对他们说我现在代表美国的一家公司。我也没说是创业公司,只说是一家给美国华尔街提供数据服务的公司。我还提了个手提电脑,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因为当时手提电脑是很少见的。但是这次无功而返了。
虽然我回来就是要创立互联网公司的,但我同时又是美国ISI公司的首席代表,必须首先能访问ISI总部的网址,所以,需要先申请一个账号。
当时申请账号,就是一个人带着护照,到电报大楼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拨号上网,那是在1995年11月。我大概于1995年11月第一次在中国上网。后来我记得我的一帮清华同学过来看我,在万泉庄园的那个特别小的屋子里面,我想让他们震惊一下。我说:“看,这就是互联网。”然后我拨号、联网,把 Playboy的官网打开,“哗哗”出来一屏幕的照片。当时我同学都惊呆了,问这是什么东西……
再后来,我又去找北京电信。在1995年12月下旬,北京电信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把我的服务器搬到他们的机房中。何劲梅 是我招的第一个员工。我招的第二个员工是古风瑞,他是我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哥们儿,是兼职来帮我做事的。他帮我用不到两万元就买了一个主机,我们把主机运到北京电信的机房里。 我认为那是特别重要的一天,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拍了照,还带了酒,准备事后和他们庆祝一下,但是北京电信的两个哥们儿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们让我别拍了,别搞那么正式……
然后这个服务器就等于被托管了,应该是中国托管的第一台服务器。它用的域名是 ITC.co,当时通用的域名还不是.cn ,更没有.com 一说,国际互联网都是用.co 这一域名的。
当时,美国ISI公司在中国是没有域名的,所以,当时我以中国的域名申请了一个ITC,事实上当时我已经想好了,将来这个ITC就用作我自己公司的名字(爱特信)了。 1996年4月,我们从万泉庄园搬到长安街的光大大厦20层,就是全国总工会附近。
有了这台服务器之后,我迅速与各种数据库谈合作。首先是化工部信息中心,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是欧美同学会的成员,所以通过欧美同学会认识了化工部信息中心的主任;其次就是,我的清华大学校友给我介绍了一批人,其中几位重要的人包括国家信息中心负责网络的人,还有另外两家——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负责人。总之这四家——化工部信息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新华社、《中国日报》——的数据库一上线,ISI公司的数据系统就运转起来了。
当时我与加里·穆勒谈的时候就说好了,允许我用这个服务器做一些创业的准备,同时,这些数据一传到美国的服务器上,就等于 ISI公司开通了中国数据库。这件事让加里·穆勒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回去才大概5个月,数据库就建起来了,华尔街就可以用了,很了不起。”后来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在布拉格的年会。
当时欧洲的波兰等国家被认作新兴经济体,因此把年会放在布拉格,我是作为中国区的代表参加的。在布拉格,加里·穆勒跟我说:“既然你做得这么好,你就当我们在亚洲的负责人吧,先别创业了。” 我想了 想说,我还是要创业。从布拉格开完会,我就直接乘坐飞机到美国去了。
1996年8月,ITC爱特信(北京)有限公司正式注册。
(供图:张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