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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吸引了学术界、产业界等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张高丽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宗旨是共商、共建、共享，中国的发展将会给世界各国创造新的历史性的合作机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觉醒，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国际构想（李希光，2015）。“一带一路”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举措，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Liu W,2015），有利于发挥中国的积极带动作用，积极推动沿线国家的发展（申现杰，肖金成，2014），也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新机遇，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在改革中谋发展，对实现中国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雷德雨，2016）。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将使得未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成为“新常态”（廖萌，2015）。另外，“一带一路”倡议还为我国突破当前的能源瓶颈提供了新的途径，成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重大机遇（高金瑞，2016）。
随着对“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层面也由科学内涵、现实意义等理论研究逐渐变为实际产业方面的分析研究。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演讲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申亚欣，洪蔚琳，2016）。
在贸易方面，孔庆峰等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潜力巨大的结论（Kong Q F,Dong H W,2015）。桑百川等利用修正的CS指数和CC指数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出了优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的建议（Sang B C,Yang L Z,2015）。公丕萍等利用比较优势指数、聚类算法等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公丕萍，宋周莺，刘卫东，2015）。黄孝琳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效率最高，但对独联体和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相对较低，这说明我国的出口贸易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黄孝林，2017）。钟敏在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贸易合作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了中蒙贸易合作的机遇、挑战及对策（钟敏，2017）。
在能源方面，刘建国等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切入点，探究了中国西南各省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方面的优势及障碍，提出了参与能源合作的建议（刘建国，朱跃中，张思遥，2017）。王敏针对国际能源合作中频发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王敏，2016）。朴光姬等根据“一带一路”的建设框架，从多边和双边层次研究了中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机遇、现状与挑战（朴光姬，李芳，2016）。李寒湜等根据能源产业核心竞争力金字塔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产业面临的机遇，并提出了提高中国能源核心竞争力的建议（李寒湜，王大树，易昌良，2016）。邹赟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合作遭受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竞争的情形，并给出了应对策略（邹赟，2015）。潜旭明剖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主要机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威胁，并提出了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建议（Qian X,2014）。
在投资方面，李宁奇和曹秋菊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探究了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因素，并为中国企业直接对外投资提出了几点对策（李宁奇，曹秋菊，2017）。艾麦提江•阿布都哈力克等利用ED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艾麦提江•阿布都哈力克等，2017）。李媛等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现状，利用SWOT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机遇、风险等（李媛，倪志刚，2017）。同时，各省也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制订了投资方案。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表示，国家考虑进一步健全新疆的能源规划体系，核心是把“一带一路”经济带能源规划在新疆落地（周怀龙，2015）。云南立足于连接“三亚”、肩挑“两洋”的地理位置优势，提出要加快开发开放的速度，提高边境贸易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交流（吕金平，2017）。四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提出要提升融入“一带一路”的黏合力、承载力、互动力、竞争力，四箭齐发，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梁现瑞，赵若言，曾小清，李欣忆，2015）。内蒙古作为“一带一路”四条线路之一的中俄蒙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提出要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产业合作和项目建设，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崔楠，2016）。
从以上可以看出，科研人员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针对中国与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合作及中国某个领域的产业。然而，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发展状况的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很少，更缺乏对各个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细致、深入研究和数据支撑，而本书着重论述了这部分的内容。
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情况及工业和信息化水平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产能合作，可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打下理论基础和实证根据。其中，产能合作的重点是产业，在国际产业合作中，只有了解合作双方的资源禀赋，才能进行产业优势互补和对接，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优势。目前，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对接程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状况有助于加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对接，实现对贸易合作双方都有利的产业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将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状况有助于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产业定位，提高贸易发达程度；“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状况有助于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及沿线国家的产业需求更有效地进行投资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