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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1947年出生的吧？简述一下学习经历？
对，1947年1月，我在福州出生，从小就在福州读书。
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我是提前一年上大学的，因为自学能力强和参加竞赛获奖等原因，当时学校推荐我去考，考完就被北大要走了。当时北大数学力学系设在十三陵附近，所以我们上课都在昌平那边。我分在数学专业，这个系还有力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现在北大这几个专业分开了。
后来我在北大待了近5年，是1970年年初离开的。当时北大、清华的一批人，一起被送到湖南西湖部队农场锻炼了两年。那两年大家在一起吃住、艰苦劳动，虽然是新加入的集体，但大家都同命运，所以感情非常好。
那时候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被要求在部队“天天练”，练什么呢？我们就把那些保存的“业务书”都拿出来看，我还跟清华的学生借书看，跟北大外语系学生借小说看。北大数学专业侧重理论数学，但是我读了清华工科的书，就重视动手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还偷偷读了好几本外国名著，觉得这些结合起来非常好。
在部队农场，我们吃自己种的菜、养的猪、养的鸡，因此伙食是有保证的，这比其他地方的“知青”要强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工资。但是很多人经不起农场的艰苦磨炼，身体都搞坏了。
那你是怎么到的湖南计算所呢？
为什么有个湖南计算所？当时有三台国产计算机（X2机），分别放在北京、上海和武汉，后来武汉这台调到湖南长沙去了。因为需要计算机人才，我们学数学和无线电的人就被分配过去了。
因为那台计算机，湖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简称湖南计算所，编者注）才建起来了。那台机器有一间教室这么大，但是它的功能还不如一台486
的计算机。这台机器在当时可是宝贝，我们在上面计算了大坝设计的力学问题（有限元），气象预报的数值计算（流体方程和统计学），等等。
到湖南计算所以后，开始是让我们为各种计算任务编写程序。我们上机都要预约排队，并带着穿孔纸进去。程序怎么编呢？那时候就是一批由原始数字组成的指令，代表加、减、乘、除及逻辑运算，后面跟上内存地址。这个今天称为“机器指令”的编程，是非常基础的，至今这种程序代码还存在于每一台计算机中，但是一般用户不用关注它，我在研究黑客程序的时候才用上。
我们通过掌握手编的机器码语言，跟计算机打交道，可以通晓计算机底层的原理。 当时读的那个纸带都是穿孔的（用纸带上穿孔的位置组合表示操作码、操作数及存储地址——编者注），我们用八进制、十六进制进行解读，别人可能看不懂，而我们看就像读正常的文章一样，就这么熟练！
后来我到高能所做研究生的时候，研究室遇到一个难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就叫我去看看。什么问题呢？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磁带装到中国的计算机上转不动，因为国外用的是IBM公司的机器，国内只有其他型号的计算机，后来虽然把它给转起来了，但是读出来都是乱码。
到底这个乱码怎么破解呢？现在我们讲很简单，互联网的FTP
就能解决。但当时从国外把磁带带回来后，耽误了半年都没弄好，研究室就把这个棘手问题交给我试试。我猜想IBM的32位跟我们国内这台机器的32位的定义不一样，于是我就用八进制格式把它打印出来，进行破译。然后我再编一个很短的小程序，相当于现在的FTP 软件，把位数调整过来，就轻松解决问题了。
我在湖南计算所差不多待了5年时间，最后一年还去了干校，在干校的时候我就准备考研究生了。那时候在单位里参加干校的人都是被抽调去的。很多人强调自己年龄大，有家有口的不能去。我当时也成家了，但是领导说：“你去吧。”就把我给派去了。
干校里面的任务也是种菜和一些其他的体力劳动。我当程序员那几年日夜工作，睡得很少，所以经过那一年的劳动，我觉得身体调整过来了。体力劳动不用看穿孔纸带，不用研究磁带，腰椎也放松了。不然，像那个样子日夜干，肯定会把身体搞坏。此外，我正好利用在干校这一年准备考试，考上了中科院计算中心，然后被商调到高能所计算中心做研究生。
生活轨迹基本就是这样的，比较简单，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幸运的，起码身体很好。
你是哪一年考取高能所的研究生的？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应该是1978年考取的。我原来在北大是学数学的，有功底，工作以后，我在湖南的计算所做了几年软件，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准备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学习计算机模拟，那时候是比较时髦的东西，很少有人关注。
高能所有大量的计算机模拟需要做，他们就到中科院计算中心要了几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我，还有孙玉芳
，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计算数学专业的。
我们去了高能所以后，我跟导师探讨怎么做计算机模拟，他说：“我们也没做过，但是可以跟你讲讲要做什么模拟，然后你自己去原子能所
学，原子能所有一批人一直在做核物理试验的模拟计算。”于是，有一天我辗转到了房山区的原子能所，在门口传达室接待我的老师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要留在这里。”当时，我真没有留在房山的思想准备。
后来高能所计算中心的导师周锡林教授要出国访问一年，他就让我们各自找导师。孙玉芳说他要回计算所跟着仲萃豪
老师做UNIX
操作系统研究，后来他成为中国最早做UNIX 的人之一。我留下来继续学高能物理，跟随刚从德国丁肇中教授那里访问回来的唐孝威
老师学习高能物理实验的模型，自学Monte Carlo计算机模拟技术。唐老师（院士）善于用清晰通俗的语言给我描述粒子反应的物理过程，很快把我引入门。我的计算机与数学功力再次让我顺利完成论文，硕士毕业后唐老师就把我推荐到国外去继续深造读博士。
因为当时在国内学习高能物理实验、计算机的条件确实还很不够，所以，到先进发达的国家研读是理所当然的。我在1982年3月飞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的旧金山机场，下了飞机就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
）去了。我正式注册是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而高能物理的实验则是到斯坦福大学的SLAC去做的。
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是用计算机终端连着主机，那时终端只有字符，还没有图像。当时一个美国研究生同学在研究混沌现象
（Chaos），需要屏幕图形，学校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能显示图形的终端。这个终端有点儿像示波器
，就是能看到绿色的荧光曲线，我常在上面编个变幻的曲线。后来有一个美国大学生带我到旧金山看计算机年度大展，展会上第一次出现彩色屏幕的个人计算机，就是早期的苹果机。我后来买了一台有多媒体功能的个人计算机，1988年回国的时候还带了回来，它现在放在展览厅，已成古董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不久，美国就开始有了电子邮件，有人教我怎么发送电子邮件，还交代不要在信中谈个人的事。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邮箱地址是XU@BITNET
，那是在IBM机器上专门的邮箱，BIT起于“Because It's Time”。当时我很想跟在美国各地的同学们通电子邮件、聊聊天，但私人的事不在办公室谈、不占用电话和网络是他们的习惯。
在美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除了学习高能物理，还学习计算机和网络。网络这个东西挺吸引人的，那时候我每天都要跑到机房里去上机，后来有几个美国同学搞来一台个人计算机和一个“猫”
。这种“猫”的传输速率才3kbps，有的甚至连1kbps都不到，而且它们看起来很土很大。这几个美国同学在宿舍将个人计算机连上电话线，听着“嘟……嘟……嘟……嘟……嘀”的拨号、连接的声音，个人计算机就与实验室的大型计算机连起来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宿舍查阅主机上的任务做得怎么样，并根据结果继续再送下批任务作业，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实验室去操作了，所以都兴奋得不得了。
我当时还把他们用过的老“猫”借回宿舍，自己在那儿琢磨，拨号到对方的“猫”以后，“嘀”的一声，远程两台计算机就连接上了，很神奇。
20世纪80年代，许榕生在美国连网。
（供图：许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