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的起源

原始社会后期，人类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而开始发动战争。

5 5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上的苏美尔人（Sumer）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车。

后来，人们发明了有辐的车轮，这种结构比从前的实体车轮轻便了许多，装有辐式车轮的车，用马来代替牛拉，速度就快多了，车身也变得轻巧灵活，被古人当做武器用在战争中。这种战车是古代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在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威力。由于它的速度快，具有很强的攻击力，士兵们乘着战车驰骋沙场，用长矛和弓箭向敌人进攻，士兵的喊杀声伴着马匹的嘶叫声，震撼着大地，场面十分悲壮。

作为速度象征的战车，以它优越的机动性，在战争中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Ur）国王巴尔基的坟墓中（乌尔国王巴尔基死于公元前3500年）出土了绘有苏美尔战车的镶嵌画——乌尔之旗（Standard of Ur）。

在精妙绝伦、惟妙惟肖的雕刻中，历史学家第一次在实物史料中发现了关于战车的记载。战车上的士兵高高地昂着头，神情倨傲地驾驶着战车，似乎告诉世人，能驾驭战车是他们身为士兵的骄傲。在画面中，还能发现一些拉战车的马匹脚下，有被碾压致死的对方士兵的尸体，可见在当时纯冷兵器时代的近身肉搏中，战车有着致命的杀伤力，是战斗中的一大利器。

从古罗马到古埃及的作战中，均有战车的影子。在公元前1567—前1085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 Egypt）的墓画上，保存了两幅兵器作坊的图画，一幅是制造战车的，另一幅是制造弓箭的。

公元前1298年春发生的卡迭石战役（Battle of Kadesh），是古代军事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会战之一。当时，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asses II）率领3 500辆战车和近4名万将士，与赫梯（Hittites）国王穆瓦塔尔（Muwatalli II）争夺赫梯的主要基地和军事要塞——奥伦特河畔的卡迭石（今泰勒奈比曼德，位于叙利亚霍姆斯城附近）。

由于横渡奥龙特河组织不善，埃军纵队行动脱节：第一支队“太阳神”在法老的率领下，已于午前进抵卡迭石，在该城西北扎营；第二支队“拉神”渡河后尚在行军，其他两支队“普塔赫神”和“苏泰赫神”仍在渡河之中。各支队伍间失去联系。

赫梯国王穆瓦塔利斯得知此情报后，遂集中兵力约2万人，战车2 500辆（每辆战车配备驭手1人、士兵2人），隐蔽配置在卡迭石城东地区，准备伏击埃军，并派人扮成当地牧民向埃军谎报军情，说赫梯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卡迭石守军不足。

拉美西斯二世信以为真，结果，“太阳神”支队陷入赫梯军包围，遭到毁灭性打击。拉美西斯二世把随军携带的几十头战狮部署在自己车驾的周围作为警卫，赫梯军不敢靠近狮子，他方得以稳住阵地，在被围的形势下与敌军抗衡，险些被擒。拉美西斯二世急令后续部队火速增援。“普塔赫神”支队及“拉神”支队残部赶到卡迭石，迅速展开成三线队形（一线为战车并有轻步兵掩护，二线为步兵，三线为步兵和战车各半），猛攻敌军翼侧，救出拉美西斯二世。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此战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步兵与战车兵协同作战，开战车融入到战斗队形之中的先河，成就了未来几百年中的主要战斗模式。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精华毕现，成为当时的一道亮丽风景。

中国最早的战车

在中国，相传车是黄帝时代（公元前2697—前2599年）的发明。出于纪念黄帝的功绩，后人称他为轩辕黄帝。轩，古人对曲輈藩车之称；辕，对直木之谓。传说，黄帝与另一个部落九黎族首领蚩尤的“涿鹿之战”中就用到了牲畜拉的“车”，虽然蚩尤以金作兵器，并能“唤云呼雨”，但在拥有“车”的黄帝面前，还是被杀得大败，丢了性命。那么，中国有车始于距今近5 000年。因年代久远，黄帝造车的事已无从考证，我们也不能轻易把这个说法当真。

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战车的痕迹。1953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殷墟发掘出商代车遗迹，出土了20余辆商代马车。这是一种造型非常精制的二轮单辕马车，有栅栏车身和辐式车轮，可见在3 000多年前中国造车的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高了。这时的车都是独辕，约有18根辐条，辕两侧缚双轭，用以驾2匹马，车厢呈横向长，门向后开，长方形车厢一般可以坐2～3人。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作为战车。

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指挥联军进攻商纣王的周武王，亲率战车300乘，精锐武士3 000人以及步兵45 000人，出兵东征，打响了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此战也是我国古代最早最有名的车战。

战车皆立乘，乘员是3名身着盔甲的车兵。一名甲士为车长，称“甲首”，因其位在车厢左侧，又名“车左”，他的职责是持弓主射，同时指挥本战车和随车步行的“徒兵”，或驱车冲杀或屯车自守。另一名甲士位在车右，名“戎右”，其任务是披甲执锐，直接与敌方厮杀格斗，如车遇险阻或出故障，他必须下去推车和排除故障。第三位是驾车的驭手，称“御”，位居车中，只管御马驾车。马车装备的武器有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胄与盾牌。主将所乘的旗车，还要设置金（钲）鼓和旌旗，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车的进退。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的象征。每辆战车还配备十几名步兵，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作战时，每5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斗单位。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车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互不妨碍。

由于战车排列好战斗队形后，临阵变换是非常困难的；同时由于车体长、面积大，加以殷周时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较难作大纵深配置，也无法采用纵队的队形，通常是采用一线横列作战。如果配置第二线兵力，则把后列战车排在相当于前列两车的缝隙处，以发挥弓矢威力，而不会误伤己方前列战车的乘员。除横排列阵外，常用的队形还有斜列的队形，同样是后列的车在前列车的缝隙处。一般情况下，两军列好阵形，击鼓进军，远处以弓矢对射，近而错毂搏斗，一方败退，一方追击，战斗即结束。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达到鼎盛期。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标准，当时的战车兵相当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中的“乘”，便是以战车的多寡为计算军力的单位，4马加1车称为“乘”。若是几千辆兵车同时浩浩荡荡一齐出动，车轮滚滚发出动地的轰鸣，战马嘶叫直上云霄，尘土蔽天，声振大地，百姓闻之退避三舍。可谓气吞山河，摧枯拉朽。

春秋战国之交，铁兵器的广泛使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对战车极为不利。同时，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特别是当参战车辆数量骤增以后，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的仰赖日趋严重，其机动性随之降低，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更增加了战车队运动的困难。此外，随着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直到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进行有名的胡服骑射改革，骑兵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从此之后，战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骑战所取代，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的作战方式，战车开始衰落，步兵和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汉代以后，战车回归到马车和牛车，主要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战车更多地以辎重车的形式出现，运载士兵和粮草。

三国时期（公元230年），诸葛亮为蜀国军队设计的“木牛流马”，蕴含着后勤补给军车的雏形。蜀军依靠木牛流马缓解了粮草运输的困难，靠着它成都平原出产的粮秣才得以连续翻越“猿猱欲渡愁攀援”的巍巍秦岭，解决了蜀军通过艰难的蜀道运送粮饷的困难。木牛流马的作用只在于运输粮草和辎重，并不参加战斗，但它成功地将车的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木牛流马”至今尚未复制成功，它不可能像《三国演义》中传说的那么神奇，可以实现自动行走。据推测，“木牛”估计是手推独轮车，不用牛马也能行车，就像一头不吃草的牛。“流马”意即独轮转动灵便，运行轻快，如同能流转疾奔的马。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原始的“机器人”，外形似牛，行走似马。

从蒸汽机到汽油机的军车

古代的战车、辎重车，都是靠马、骡的畜力甚至人力来牵引，动力源成为限制发挥战车优势的最大瓶颈。不靠畜力、人力，完全靠机械力驱动车辆前进的动力装置——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诞生的汽车，军队的机动性和攻击性才出现了革命性的突破。

1705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获得“冷凝进入活塞下部的蒸汽和把活塞与连杆连接以产生运动”的专利权，即蒸汽机的专利权。此后，纽科门继续改进蒸汽机，于1712年首次制成可供实用的大气式蒸汽机，被称为纽科门蒸汽机（Newcomen Steam Engine）。纽科门蒸汽机是第一个实用的蒸汽机。托马斯·纽科门作为蒸汽机的发明人，为后来蒸汽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1765年，英国发明家和工程师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对纽科门蒸汽机进行了改进，他想到将冷凝器与气缸分离开来，使得气缸温度可以持续维持在注入的蒸汽的温度，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建造了一个可以运转的模型。1769年瓦特取得了分离冷凝器的专利。1781年瓦特制造了从两边推动活塞的双动蒸汽机，1782年瓦特的双向式蒸汽机取得了专利。瓦特的这种蒸汽机，为实用汽车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蒸汽机作为车辆的动力，在当时的自动车研制者中升起了灿烂的希望之光。当蒸汽机刚在煤矿、棉纺机厂和手工作坊里普及时，发明家们就开始为车辆的原动力而打起了它的主意。

世界上第一辆完全依靠自身动力行驶的蒸汽汽车的研制就是为了用于军事战争。1769年，法国陆军技师、炮兵大尉尼古拉斯·古诺（Nichoals Joseph Cugnot，1725—1804），成功地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完全依靠自身动力行驶的蒸汽汽车。

古诺青年时期曾在德国陆军担任技师，由于他刻苦钻研，技术精湛，得到了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三世的赏识，并在他的援助下开始研制机动车的工作。1763年，38岁的古诺辞职回到法国，担任法国陆军技术军官。当时的法国陆军大臣肖瓦兹尔·阿波罗伊斯公爵（Choiseul Ambroise，1719—1785）是兼任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政府实权人物，他支持古诺继续研究用于牵引大炮的蒸汽机动车，并拨了2万英镑的资金作为样机试制费用。古诺花了6年的时间在1769年制成了世界第一辆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汽车。

古诺这辆车的车身是用很笨重的木框架做成的，车长7.3m，车高2.2m，框架支承着直径为1.34m的梨形锅炉，整个车身放在3个大车轮上（前轮直径为1.28m，后轮直径为1.5m）。车上安装的双活塞蒸汽机，将锅炉、机器和动力机械都放在前轮部位。锅炉后面装有容积为50L的气缸2个，前单轮作驱动兼作转向，最高速度4km/h。每行驶15分钟停车一次，用同样的时间加水烧沸，产生蒸汽再继续慢悠悠地行驶。经多次实验，改进到9km/h，可乘坐4人。但遗憾的是，由于方向杆操纵困难，经常发生事故，以至于试车途中，在般圣奴兵工厂附近下坡时，撞到兵工厂的墙上，在它诞生之际就开创了汽车交通事故的先例。

后来，由于古诺的支持人肖瓦兹尔·阿波罗伊斯于1770年被解职，新的政治统治者对他失去了兴趣，古诺的造车活动不幸终止了。然而，古诺的蒸汽汽车是第一辆机器驱动、功能良好的道路军用车。该车现珍藏在巴黎国家艺术及机械品陈列馆公开展出，供人参观。

尽管古诺没有如愿以偿地将该车送上战场，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们对移动尤其是战争中的移动的追求是多么迫切。古诺欲将机动车作为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工具的初衷虽然没有实现，但这没有影响到汽车在未来对人类生活和战争方式的影响。

1886年1月29日，德国曼海姆的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卡尔·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1844—1929），为他于1885年9月5日制造成功的三轮乘坐车，向德国专利局申请发明汽车的专利，这一天成为汽车的诞生日。

科技上的进步往往迅速用于军事，汽车技术也是如此。汽车问世不久，即被用于军事上，大大拓宽了机动作战的外延。摩托化使得更重的火器、装甲、装备及人员能够装在机动平台上，使更快的移动成为了可能，并能以相同的速度共同运动。随之而来，战场上的机动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汽车兵的速度能够数倍于骑兵，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战术，更加快速和更加多元化。

1911年9月29日—1912年10月18日的“意土战争”中，意大利人首次使用了装有汽油机的汽车，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将汽车用于战争。

陆军装甲摩托化的萌芽

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实战，极大地改写了战争的进程。

汽车与“马恩河奇迹”

1914年9月5日，法军第六集团军先头部队与德军第一集团军在乌尔克河西岸遭遇。处于危境中的法军征用600辆民用汽车及600辆出租车，首次使用1 200辆汽车把第六集团军1个师的兵力由巴黎运往前线增援，阻止了德军前进。德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克卢克（Alexander von Kluck，1846—1934）发觉右翼和后方受到威胁后，命令所部于8日全部撤至马恩河北岸，遂与第二集团军之间出现宽50km的防御间隙。6日，法军第五集团军和英远征军从德军防御间隙地带穿插，8日逼近马恩河，构成对德军第一集团军的包围态势。同时，德军第二集团军已暴露的右翼也面临被围的危险。9日，德军第一、第二集团军被迫后撤。至1914年9月11日，德军所有的军团都后撤了。

法军总参谋长霞飞（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1852—1931）将军领导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阻止了德军的进攻，粉碎了德军以“速战速决”为基础的施利芬-小毛奇计划，使西线战争从机动作战转入持久的阵地战阶段，保卫了巴黎，协约国军在马恩河畔转败为胜，取得了巨大胜利，汽车为创造“马恩河奇迹”（Miracle of Marne）作出了贡献。

汽车运输与凡尔登战役

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德国军事进攻的能力已从顶峰跌落。

1916年2月21日，德国军队用1 200门大炮对40km宽的战线进行了9小时的集中轰击，发射了100万发炮弹，然后用3个军（第三、第七、第十八军）的兵力进攻，先头部队用火焰喷射器扫清战壕。到23日，德国军队已经前进了将近5km，法国军队被迫后撤。在以后的4天中，又先后攻占第二、第三道防御阵地，向前推进5km，占领重要支撑点杜奥蒙堡。法军统帅部任命第二集团军司令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为凡尔登前线指挥官，并调集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决心在凡尔登地区与德军决战。自27日起，法军利用唯一与后方保持联系的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源源不断地向凡尔登调运部队和物资，一周内组织3 900辆汽车，运送人员19万、物资2.5万吨。这是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汽车运输。

法军大批援军及时投入战斗，加强了纵深防御，扭转了战役开始阶段的不利局面，对战役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主动权逐渐转到协约国手里。德军丧失了突破法军防线的时机，未能实现夺取凡尔登包抄巴黎南路的计划，在耗尽兵力后再也找不到出路，最终失败。

到1917年，德、奥阵营日益衰败，终于在1918年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结束。

坦克与陆军摩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乔治·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Jr.，1885—1945）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实战机会，加入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将军的美国远征军，去打击骚扰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匪帮，他还成为了潘兴的副官。能获得这个差事，部分得益于潘兴正与巴顿的妹妹谈恋爱。1916年5月14日，巴顿等15人乘坐3辆道奇兄弟汽车出去购买粮食，遭遇了匪帮二号人物胡里奥·卡德纳斯及2名保镖，巴顿等人开枪击毙了这3人，从此名声大振。他们的这次行动，也在美军历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美军的第一次摩托化作战。

由于马克沁（Maxim）机枪的大量使用，步兵的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抵抗，使得战场上大量的士兵伤亡。这样缓慢的推进过程让双方都觉得疲惫不堪，为了突破由堑壕、铁丝网、机枪火力点组成的防御阵地，对于敌对双方都迫切地想要研制出一种集火力、机动、防护于一体，一种安全并可以高速推进的新型武器来打破阵地战僵局。汽车，这个能够高速移动又具备强大承载能力的机器给他们带来了灵感，经过改造，这种新型武器诞生了，它就是在以后驰骋疆场、威风八面的坦克。

1916年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Somme）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更是战争中摩托化的一次真正尝试。时间发生在1916年7月1日到11月18日间，英、法两国为突破德军防御并将其击退到法德边境，在位于法国北方的索姆河区域实施作战。双方伤亡共计约134万人，其中英军45万余人、法军34万余人、德军53.8万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阵地战，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坦克投入实战中。

最初投入兵力为39个师，其中英军25个师，以第四集团军为主、第三集团军为辅，在索姆河北岸卡尔诺以北地区进攻，正面25km宽；法军第六集团军14个师，跨索姆河在英军右侧进攻，正面15km宽。英、法军炮兵和空军都占优势。采用对有限目标逐次攻击战法，企图通过消耗德军兵力达到突破的目的。

从6月24日起，英、法军进行了7天的炮火准备，7月1日晨7时半，步兵在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当天法军和主攻方向上的英军都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阵地，但英军左翼毫无进展。英军以密集队形前进，遭到德军马克沁机枪和炮兵火力的严重杀伤，第一天即伤亡近6万人。英军右翼和法军占领了德军第二道阵地。德军利用对方进攻的间歇，迅速调集兵力，加强纵深防御，并在一些地段上实施反击。英、法军于7月中、下旬再度发起进攻，南岸法军占领了第三道阵地，但未能发展为战役突破。交战中，德军依靠构筑的堑壕、铁丝网等坚固防线，抵挡住了英、法联军的多次进攻，双方你来我往，伤亡惨重，但仍难分胜负，结果进攻战变成了一场阵地战。英军32个师、法军26个师第三次发起进攻，截至12日向德军纵深只推进了2～4km。

9月15日凌晨，已露寒意的战场上大雾弥漫，四周也一片寂静，被阵地战拖得疲惫不堪的德军正在堑壕中昏睡。突然，他们被阵地前传来的一阵阵轰鸣声惊醒，脚下的大地也似乎在颤抖，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涌上了德国士兵心头。不一会儿，德军士兵们看到一个个黑乎乎的庞然“怪物”出现在眼前，它们穿过清晨的浓雾，开着炮冲了过来，顿时德军阵地上一片混乱，爆炸声、叫喊声连成一片。惊恐之余的德军拼命用枪、炮向“怪物”射击，但“怪物”不但丝毫未损，并且像被激怒了一样，更加猛烈地开着枪、炮横冲直撞。它们摧毁了一个个向它射击的火力点，并冲过堑壕、压平了铁丝网，还有不少德军被它发射的炮火打死。在一片混乱中，其余的德军纷纷停止了无谓的抵抗，开始丢弃阵地四散逃跑。这道横在英军面前、经过长时间激战未能攻克的阵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些初战告捷的“怪物”不是别的，正是英国制造的马克1型（MKⅠ）坦克。这是英军在进攻中首次使用坦克，共出动49辆，其中36辆到达了进攻出发线，在步兵前面或和步兵一起发起了冲击。英军的坦克越障跨壕，不怕枪弹，所向披靡，很快就突破了德军防线，英军步兵的进攻速度因而有所增加，当天占领了第三道阵地的几个要点。坦克开辟了陆军摩托化的新时代，索姆河战役也因历史上首次有坦克参战而被载入史册。但最后只有9辆依靠自己的能力又开了回来，其余都因为机械故障或翻在沟里而动弹不得，或被德国人的炮火所击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规模的坦克战是康布雷战役（Battle of Cambrai）。1917年11月20日晨，英军集中了378辆战斗坦克和98辆辅助坦克，穿过大雾，以3辆为一组，排成1辆在前、2辆在后的三角队形。每辆坦克都挂着柴束，一面以火力压制德军，一面投下柴束填平战壕以利通行。步兵尾随坦克排主力呈三线队形前进，第一线负责夺取战壕，第二线负责封锁战壕，第三线负责增援。在炮兵、步兵和飞机的配合下，坦克部队取得了重大战果。英军坦克和步兵的突然冲击使德军军心瓦解。11时30分，英军占领了德军第一、第二阵地，16时占领了德军第三阵地。英军在全线向纵深推进了8～10km。一天时间内，英军就俘虏了8 000多名德军、缴获100门火炮和350挺机枪，而英军仅伤亡4 000多人。这是从1914年以来在西线最成功的一次突破，而这次突破是在不可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

显然，如果没有坦克的支援，这些德军失陷的阵地几乎是不可能受到攻击的。最重要的是，坦克在康布雷的战术部署表明，适当使用充分数量的机动装甲车辆能够转变战斗形势，坦克进攻对士气有巨大影响。康布雷战役在战术上是一次重大革命。

不过，当时由于通讯技术落后，坦克与指挥者、坦克与坦克之间的联系非常困难，时常出现行进错误，以至于在战斗中不得不尝试采用鸽子来传递信息的古老办法。

索姆河战役之后，德军开始研制坦克这个“庞然大物”。1916年11月，德军总参谋部提出了德国坦克的技术要求，委托第七交通处制订坦克的设计方案，并由此定名为A7V（第七交通处的缩写）战斗坦克。由于战争的需要，加上采用现成的霍尔特（Holt）拖拉机的底盘，因而设计工作进展相当快，1917年4月30日制成样车并开始试验。1917年10月，正式生产出第一辆A7V战斗坦克。

A7V坦克的战斗全重为30t，车长7.35m，车宽3.06m，车高3.35m，履带宽度2.115m，车底距地高2m。A7V坦克在设计上和总体布置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它没有严格的战斗室，车体前部有火炮和2挺机枪，无疑火力是强大的。发动机位于车体中部，车长和驾驶员席布置在发动机的上方，有固定的指挥塔。A7V坦克只用1名驾驶员驾驶，而英国的Ⅰ型坦克上有4名乘员来驾驶。A7V坦克以2台戴姆勒直列4缸、水冷汽油机为动力装置，排量为17L，每台的最大输出功率为75kW（100马力）。原来准备采用1台150kW（200马力）的汽油机，但新设计已来不及，只好选用现成的民用汽油机。变速箱为定轴式机械变速箱，有3个前进挡和3个倒挡。一挡的最大速度为3km/h，二挡为6km/h，三挡为10km/h。最大行程为60～70km，越野最大行程为30～35km，最大爬坡度25°，越壕宽2.0m，最大涉水深0.8m，过垂直墙高0.4m。A7V坦克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世界上乘员人数最多的坦克——16～26人。

1918年3月21日，在“米夏埃尔行动”的法国北部圣康坦（Saint Quentin）战斗中，A7V坦克首次投入战斗。4月24日，德军的A7V坦克和英军的马克IV坦克首次交锋。这次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公认的第一次坦克战。

1918年8月8日，在亚眠战役（Battle of Amiens）中，英法联军在炮火掩护下由坦克引导出其不意地向德军阵地发起冲击。英军第三、第四、第五坦克旅共11个坦克营，拥有战斗坦克420辆，另有补给坦克160辆；法军2个坦克营共有战斗坦克90辆，装甲车12辆；英法联军总计670辆坦克，有96辆坦克配属骑兵军编成扩大胜利的梯队。进攻当日，突破德军纵深达11km，一天之内，德军伤亡达2.8万人，损失火炮400多门。但是，由于英法联军坦克损失严重，进展缓慢，逐渐变为局部性战斗。至8月13日战役结束时，英法军队在75km宽的正面上向前推进10～18km，完成了既定任务，使德军遭到重创，损失约4.8万人，其中3万人被俘。英法联军共损失坦克480辆。德军西线统帅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把8月8日称为“德军最不幸的日子”。英法军队在亚眠战役中的胜利，使协约国彻底掌控了战略主动权，它标志着德国军事失败的开始。德国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被迫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军拥有26个坦克营共2 636辆坦克，法军有27个坦克共3 870辆坦克，美军有3个坦克营约150辆坦克，德军拥有9个坦克小队共45辆坦克。

坦克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各国坦克部队先后进行的坦克战斗达91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坦克履带所到之处如履平地的设计，给军车设计者们极大的启发。

坦克的出现标志着陆军装甲摩托化的开始，而坦克战的出现使得战争的方式悄然改变，战争的进行速度大大提高，这也为后来出现的“闪击战”提供了动力基础。可是，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却对这种钢铁雄狮知之甚少。直至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在北伐战争中曾经掳获东北军的一辆雷诺FT-17坦克，在停于浦口车站的时候，军民均上前围观，在场的军人不知为何物，竟称其为“铁牛”。

装甲车的出现

其实，在坦克出现以前，就已出现了装甲车，早期的装甲车无非是货车底盘上披上薄钢板加上机枪就成了。1898年，英国人西姆斯（Frederick Richard Simms，1863—1944)）在四轮汽车上安装了装甲和机枪。1902年，英国把装甲汽车投入到了正在南非进行的英布战争（Anglo-Boer War）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主要的轮式装甲车生产商是戴姆勒公司。当时轮式装甲车配备2挺机枪于车顶后方左右2个枪塔内，总重3t，最高时速45m/h，最大行程248km。1906年后，轮式装甲车在德国被用于执行反热气球的作战任务，此时的轮式装甲车配备50mm或65mm反气球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研制出了履带式和轮式装甲车。车上有轻型装甲和机枪，可运载20名士兵。虽然车上的装甲可使车内士兵免受枪弹的伤害，但习惯于徒步作战的步兵仍把首批装甲输送车称为“沙丁鱼罐头”和“带轮的棺材”。1918年8月，英军第七集团军的一个战车营首次在华尔夫西使用装甲车，12辆装甲车吐着火舌向敌军冲击，德军官兵极为惊恐，仓皇溃逃，英军士兵随即跳下车，占领了德军阵地。

军车改写战争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是逢德国必败，即使在数倍于德军的情况下依旧不能取胜，每次都会被俘虏数十万人，到1917年已被德国俘虏了170万人。其中缘由，除了俄国战斗力低下，士兵素质不高，军官不会打仗，军火匮乏，通信系统落后以及情报工作做得差外，还有就是工业太落后。战争中，法、德军已开始依靠火车、汽车来运输，俄国依然主要依靠19世纪的马车，即使这也没法保证，一到春天冻土融化，土路变得泥泞不堪，前线几乎补给中断。铁路与最庞大的马车队相比，火车运输的物品更多，距离更远。因为用马车运输，需要大量饲料，这就限制了向前方运送物资，而汽车则能够将物资运达战区的物资分发站，进行最终分发。人和马的体力是有限的，无法承担高强度的行军作战。

随着大规模机动战役的需要，军队对马匹的需求与日俱增，它们不仅会被炮弹和机枪打死，还容易成为敌人从空中轰炸的目标。一名军中马夫曾回忆说：“很多时候，通往前线的道路上处处是沼泽和泥潭，许多马匹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拼命用缰绳拖拽，可是它们背负的物资实在太重了，越挣扎就陷得越深，不得已我们只能开枪结束它们的生命，以减少其痛苦。”

战争促进了汽车技术的改进和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开始取代马车成为主要的陆上交通工具，同时也提高了陆上军事作战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汽车的机动性引起人们的关注，四个轮子代替了两条腿，步兵向摩托化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军队只有少量的运输车，且均为民用汽车，其越野能力、可靠性、牵引能力等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前线最初的几次战斗中，军用汽车显示了巨大作用，各国纷纷购买或征用民用汽车作为军队军需物资的运输。到1918年，法军的汽车已有9.2万辆，英军已有7.6万辆，德军已有5.9万辆。

正是由于战争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军车的快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拖拽大炮的卡车、运输卡车、救护车、炊事车、指挥车以及装甲车被广泛运用于战场，装甲摩托化和机械化就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国参战汽车总量达30多万辆。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军用汽车的萌芽阶段。 5XHwuK312ivlHFJN5Fww1p4Wu7rWLrp+tV3EePFEu8r0vJKItV2GSFTvrpk3ml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