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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工业是立国之本，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物质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历史证明，每一次制造技术与装备的重大突破，都深刻影响着世界强国的竞争格局，制造业的兴衰印证着世界强国的兴衰。
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完善，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所有31个大类。201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23.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4.3%，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钢铁、化工、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均超过了50%。这些成绩奠定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的基础。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制造业发展的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高端制造领域出现向发达国家“逆转移”的态势。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各国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讲中提出“将会遵循两个简单的准则，买美国货，雇佣美国工人”。他宣称要通过减税、强留等各种手段促使海外美国企业将生产线搬回美国，并且鼓励全球企业到美国投资建厂，让“美国的制造业再次伟大”。
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已经开始。例如，苹果电脑已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日本制造企业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国内，TDK也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日本秋田等地。同时，国内的企业也纷纷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2016年，福耀玻璃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俄亥俄州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单体工厂，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其实，这只是中国企业海外建厂大趋势中的一个案例而已，根据市场咨询机构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2015年增加了2倍，达到近500亿美元。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中低收入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不仅显著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快于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08—2014年，中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1.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0%。同期美国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1.9%、欧元区为0.5%、日本为-0.8%；南非和巴西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3.2%和5.7%。随着制造业成本优势的丧失，一些跨国资本选择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有的则考虑将其中国工厂迁至其他新兴国家。例如，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将部分设备转移到越南河内；耐克、优衣库、三星、船井电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2017年1月初，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科技关闭了其在苏州的硬盘工厂（希捷全球三大工厂之一），直接解散2000多名员工。虽然其自称关厂是为了缩减全球生产规模适应市场需求，但其在泰国的工厂仍在扩大产能。
二是，从内部发展看，我国工业大而不强、亟须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矛盾更为突出，依然存在发展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后，GDP增速从2012年开始回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过去过度依靠投资扩大产能的发展模式开始逐渐遇到市场需求、资源环境的瓶颈，加上国内外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迫使我国制造业总体发展战略必须从基于要素的低成本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差异化战略，依靠产业转型升级来维持制造业的稳增长需要。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中对我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提出到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001万吨、207万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在最新的《环境保护法》中，也加入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总量控制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制造业被带上了资源环境的“紧箍咒”，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必然会面临很严峻的发展形势。
2016年11月，由于连续出现多个重污染天气，为完成年度PM2.5浓度下降10%的考核任务，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利剑斩污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14项控制PM2.5排放的工作措施，决定从11月中旬到年底除承担居民供暖和保民生等重点任务的生产线外，所有钢铁、水泥、焦化、铸造、玻璃、陶瓷、钙镁行业全部停产，制药、化工、包装印刷、家具等行业原则上所有挥发性有机物生产工序全部停产，非承担居民集中供暖任务的20蒸吨及以下燃煤工业锅炉、燃煤茶浴炉等一律停用，并安排督察组进驻河北省控点所在县（市）、区开展工作，重点督导检查各项措施落实情况。2017年8月，环保部联合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等十部委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六省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了在污染高发季节针对钢铁、建材等制造行业的停产限产措施。
在此背景下，为了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深刻影响，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换挡不失速，推动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了制造业的第一个10年中长期规划《中国制造2025》。这份文件中将绿色发展列为制造业发展的五大理念，强调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同时，将绿色制造工程作为重点实施的五大工程项目之一，部署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视。
工业始终是消耗资源能源和产生排放的主要领域，是国家绿色发展的主战场。我国工业发展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模式，制造产品尚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对“绿色”的需要，资源能源对制造业的瓶颈制约问题日益突出。经过努力，虽然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的总体水平仍然偏高。由于多发的环境污染事件，现阶段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难以长期支撑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正是对工业技术创新、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生产方式、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一次全面、深刻的变革，必将有效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改善工业的整体素质和质量。
以比较热门的雾霾问题为例，对于雾霾的成因中哪个部分贡献更大引起了很多专家的争论，有人认为是工业污染贡献大，治理雾霾应该重点放在加强企业治理和严格执法上；有人认为是汽车尾气，应该控制城市汽车保有量，大力提升油品；也有人认为冬季农村焚烧的秸秆和取暖用煤贡献大。但不管是其中哪一种观点，最终解决问题的落脚点还是在工业上。工业排放自然不必说，对于汽车而言，它是工业产品，汽车用的油也是工业产品，尾气排放的减少离不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对于秸秆，可以作为原料用来发电或制肥料，也可以通过工业化的措施来消减掉，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避免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这三个角度正好体现了工业对于中国当前的资源环境问题必须承担起三个方面的重要责任。
一是工业自身是最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场所，也是最大的污染排放来源。中国的绿色发展离不开工业的绿色发展。
能源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2.99亿吨标准煤，是世界第一的能源消费国，其中工业消耗的能源达29.23亿吨标准煤，且呈逐年上涨趋势，占到了全国总能耗的67.99%以上，2015年工业能源年消费总量是2006年的1.58倍，制造业消耗的能源达24.49亿吨标准煤，占57%以上（见图1.4）。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带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攀升，中国在2008年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2015年，我国工业用水量为137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用水量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2.5%左右。
图1.4 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变化趋势
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也导致自产能源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更加明显，能源安全问题愈加突出。我国一直是煤炭大国，2007年，我国出口煤炭总量仍大于进口煤炭总量，2008年开始出现逆转，到2015年，净进口煤炭2亿吨。同年，我国对原油的进口量达到了33000万吨，大于我国自产量210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于60%；天然气进口量达近6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高于30%，煤炭、石油、天然气均创造了历史最大进口量。
与能源相对应的是，资源对外界的依存度同样在快速增长，2014年，我国铁矿石进口9.33亿吨，占国际贸易量的69%；天然橡胶、铜、镍、铝土矿、铅锌等对外依存度超过50%，有的高达85%。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能效、水效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其中钢铁行业国内平均能效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落后6%～7%，建材落后10%左右，石化化工落后10%～20%；我国万美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569立方米，还远高于日本的88立方米、韩国的55立方米、英国的89立方米。
对于主要污染物，根据工信部统计，2014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05.3亿立方米，占废水排放总量的28.7%，目前，工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90%、70%，烟尘、粉尘排放量约占全国的85%以上，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1600万吨以上，占人为源排放的55.5%；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危害严重的非常规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等几乎都来源于工业领域。
二是除了自身的资源消耗问题，工业也担负着为社会提供更高效、更绿色产品的使命。
工业产品是能源消耗的最主要载体，工业产品可以被用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或被消费者直接采购使用，它的能效水平对用户的能耗水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电机为例，电机是拖动风机、水泵、压缩机、机床、传输带等各种设备的驱动装置，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市政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是用电量最大的耗电终端设备。2011年，我国电机保有量约17亿千瓦，总耗电量约3万亿千瓦时，电机耗电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64%、工业用电的75%。据估算，电机能效每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节约用电260多亿千瓦时；如果电机系统效率提升5～8个百分点，每年节约的电量相当于2～3个三峡电站的发电量。
从大众需求的角度，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消费者更愿意购买那些更健康、安全、绿色的工业产品。水性涂料行业是近些年来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水性涂料用水作溶剂或分散介质，具有节省资源、没有污染、防护性好和耐腐蚀性好等优点，极大地减少了醛、苯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对居民家庭室内居住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作用。制造业积极开发绿色健康的产品，是适应消费者需求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
三是工业在消纳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的同时，有能力消纳更多的社会废弃物。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资源综合利用取得了长足发展。资源综合利用规模稳步扩大，综合利用量逐年增加，2015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5%，其中大宗工业固废（不含废石）综合利用率50%，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2.2亿吨，5年共利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达70亿吨、再生资源12亿吨。以电子产品为例，目前，我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电子产品年产量超过20亿台，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超过2亿台，重量超过500万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和废弃大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兼具资源性与环境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如回收处理不规范，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和伤害。同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大量的铁、铜、铝、塑料及稀贵金属等再生资源，对其规范回收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可有效解决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