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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创造物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但它并不是单凭本能而自行活动的，而是需要有探讨、有训练、有教导，才能够逐步地从一个认识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阶段。
——康德
尽管经济学这门伟大的学科作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并非那么理性，本能和感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以至于影响了文明的进程和政治理念。也就是说，虽然机器能模拟理性决策的过程，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感性思维方式是无法被模仿的。我们将从几个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人类是非理性的智人，这样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作为物种的人类的复杂性。
首先，从神经科学层面进行研究。尽管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得很好，拥有其他物种羡慕的抽象思维和思辨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行为在大多数时候都显得非理性。对神经系统的观测表明，大脑的本能区域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活跃的，神经系统不断受到决定情绪水平的神经介质和极速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会受到本能和情绪的影响。人类最内核和最古老的部分称为“爬虫脑”，它负责控制本能和本能反应。有了这个部分，人类的行动不需要分析每个动作行为就可以无意识地流程运行，因此，这个部分也保护了人类物种的延续。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了本能反应，我们的智人祖先早就因缓慢的逻辑判断带来的风险而消失在原始丛林中了。
然后，从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再继续观察。人们并不总是寻求当下或者未来利益最大化，理性的期待并不具备生理上的稳定性。从心理上来说，人们有时候只想满足当下的欲望而不管其他的因素，对于人类自身本能的管理是我们在接受教育时一个重要的目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控制害怕的情绪往往需要这个人不那么害怕的时候才能做到，人类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本能、情绪和知觉等类似自动化程序的要素影响，而不是像理性人假设中所设定的由复杂精密的计划和思辨所假定的那种生物一样。大部分时候，我们基于理性人假设，构建与真实世界并不一致的政治生活、社会模型及科学认知，然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并非全部的现实，甚至不是大部分现实。
在乔纳森·海特的《象与骑象人》一书中，对人类的心理设定了一个虽不准确但很精妙的比喻——人类的心理一半正如一头桀骜不驯的大象，而另一半是一个理智的骑象人，这两个部分形成了人类在理智和感性中来回摇摆的思想争战。作者把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即最低层次的基本特质、再高一层次的个别性调试和最高层次的人生故事。每个层次中追求的人生目标不一致，理性影响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而情绪的影响也会相对降低。那我们如何去做呢？这里面的概念可以称为“中庸”，即人们在肉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三个生存层次的生活获得连贯性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集体智慧。虽然每个个体都受到多个维度的影响，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取得总体的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几乎是人类族群的共识。在很多人看来，让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或者经济学家等聪明的人组成政府，让他们进行经济规划和社会构建，然后就会获得文明幸福的未来——这个想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完全是一个网络协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把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集体智慧，就像人类自身的神经网络，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节点，通过交换信息，分享成果和整合思想，从而使得社会进步。
在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书中，哈耶克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观点是，即使某个体掌握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的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也无法完全计算清楚微小的数据调整带来的复杂变化。就是说，如果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的体系中就可以产生集体智慧，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非理性智人来说，把社会决策的选择交给集体智慧，既能避免过度感性带来的社会偏差（个体很容易受到本能和情绪的影响），也可以避免过度理性带来的机械化（人们除了发展以外还考虑更多影响幸福感受的因素），至于如何组织则属于政治学的问题。
由于人类先天性就是非理性的物种，所以，在讨论人类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非理性的影响。在大多数时候，人类会有先天性的系统性偏见，正如《乌合之众》一书中所提，群体的人类不仅会有集体智慧，也存在群体思维出现的非理性、简单化、缺乏常识和逻辑等一系列“低智力”特征，我们需要从更全面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只要我们具有能够改善事物的能力，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利用它并训练我们的全部智慧和能力，来为我们人类至高无上的事业服务。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工作让世人不仅知道了人类从何而来，而且也意识到了生存竞争是整个进化史的核心。在漫长的与外部环境的残酷斗争中，智人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是以大规模地屠杀其他物种（这个世界90%以上的物种都因为人类而大规模灭绝了）为代价获得的，但是物竞天择的法则让我们认识到作为智人后代的我们明显比其他的物种成功和优越得多。更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是，同样作为南方古猿阿尔法种的后代的我们，其实也是竞争的赢家。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竞争是人类进化的唯一方式吗？相互合作在进化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生命的竞争中，我们都受到生存斗争的驱使去努力获得所谓的成功，也就是掌握和拥有资源的能力，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从斗争角度考虑似乎永远不应该帮助自己的竞争者，人类自私的本性在相互掠夺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显得唯利是图和以自我为中心。然而，除了竞争外，还应该考虑一个更深刻的角度，就是强烈的竞争让我们获取了生存的权力，但是是否真的让我们获得了永久生存下去的竞争力呢？如果不能的话，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让我们持续成长，以及在残酷而漫长的时间里获得某种种族永久延续的能力呢？
人类已经是现存地球上最高级的智能物种了，即使这样，进化到现在的我们也并不是所谓的“超级智人”。我们自认为自己非常智慧，能主宰自然、本能、病毒和其他生物，然而，我们无法避免衰老和愚钝，无法避免权力、性或者金钱。虽然我们的大脑能帮助自己进行抽象思维和思辨，但是认知科学告诉我们，大多数行为还是基于本能的，大脑的本能区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活跃的，神经系统不断受到情绪水平的神经介质和激素的影响。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并不一直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是完美智能的生物。因此，我们更不可能制造出完美智能的其他生物，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明构建大多数是基于我们的合作而非竞争导致的结果。
这里我们提及著名学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中的观点，互助论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共同遵循的基本法则，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存在绝对的竞争关系。在几千年的竞争中确立的地球的统治者——人类，并没有如其他物种一般不断进化着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形态，相反，人类的身体器官是在逐步退化的。
因此，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克鲁泡特金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注解，生物的竞争必然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但是如果摆脱单纯的竞争机制，而产生出一种“互助”的关系，反而能强大彼此，更容易在“物竞天择”中获胜。无论复杂度高低，不同的生物都会在其生存过程中彼此合作，例如，狮子围猎羚羊、不同种群的蚂蚁形成行军蚁、蜜蜂之间通过不同的分工解决族群生存问题等。而人类的文明生活，则在合作层面展现得更彻底——即使早餐时喝咖啡的玻璃杯和咖啡豆，也需要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专业分工以后跨越时空。这种令人惊诧的配合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陌生人类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使得我们能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科学技术，让人类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成为唯一能够去挑战宇宙空间的物种。除了相互竞争之外，在大自然中还有相互帮助的法则，为了取得生存斗争的胜利，尤其是为了物种的渐进演化，这一互助法则要比竞争法则更为关键。自然选择不仅诞生了竞争，而且诞生了互助现象，合作的方式能够让生物拥有更好生存下去的能力；合作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生物种群内部的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只有通过合作，人类文明内部才能产生协调一致的力量，从而产生创新的突变。正是由于人类并非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人类才需要通过合作来创造文明，制造物种内部的突变，使得人类不需要通过物种灭绝的方式就能继续进化。
人类之间的相互合作逐渐达到文明的“天花板”——毕竟我们已经通过这样的合作逐渐消灭了饥饿、瘟疫和战争等敌人。当面对未来生存的挑战时，如医疗领域的癌症、宇宙空间的探索及对人类基因的探索等，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合作对象来帮助实现人类的进化，人工智能可能是接下来的文明进程中，人类最好的合作伙伴了。
如果仔细分析人类描述这个世界的语言，可以看出人类的逻辑极其荒诞，原因是我们认知里面的“直觉物理”和真实世界的“现实物理”有巨大区别。
——斯蒂芬·平克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的重要论点是语言是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正因为语言的力量才使得人类拥有集体智慧，让人类在自然选择之外有了新的进化要素。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语言其他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讨论语言对人类心智的束缚作用，我们需要关注语言对人类的社交关系、认知模式和个人情绪等多方面的影响。正因为语言是类似人类本能的力量，所以，先天性的遮蔽性使得我们在理解世界的心智上存在先天性缺陷。
首先，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语言？看上去语言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物，只需要张开口传递一些声音就能精确地描绘彼此大脑中的想法和事实。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正因为语言的存在，才使得人们可以相互协商达成共识，从而进行分工合作，实现目标。
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语言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认知科学家们认为语言是一种心智器官，更简单地理解为语言与直立行走一样，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一种本能。这个观点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因为很多人认为语言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而实际上一个学龄前儿童所具备的与语言相关的知识比目前最复杂的计算机语言系统还要复杂，语言是自然精细设计的本能或者“礼物”。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指出，语言是“获得一项技艺的本能倾向”，而乔姆斯基则认为语言产生于一套专门负责符号表征计算的心理机制，这两个说法都说明了语言的本能和先天性。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注意到，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都有语言的存在，每个人头脑中都装着一套构词法。通过核磁共振对大脑进行扫描以后，脑科学家们也发现存在一个语言器官专门负责处理语言的部分。
然后，我们讨论一下语言的普遍性及受到哪些环节的影响。在早期的行为主义学家看来，人类行为是通过“刺激→反应”理论进行的，即认为人类不存在心智或者天赋等能力，而只是因为受到了刺激才会有一些行为的反馈，即社会环境影响了人类的主体行为。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则有了非常有智慧的论断，他认为人类的认知系统复杂而精密，语言作为进化适应的结果而不是文化的结果对解释人类的行为模式是一个非凡的洞见。语言本能既来源于遗传，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正如斯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一书中所说，受到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启发，潜在所有文化下的普遍行为模式是通过语言可以找到人类相似的心智结构，能够找到普遍的人性。
语言影响了不同的文化。动物的行为主要受到生物特性的驱动，而人类的行为是由文化的影响控制的。文化是一套自主控制的符号体系和价值体系，而语言在其中扮演了符号体系的主体作用。反过来讲，语言也会受到文化本身的影响，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都会深度影响语言的发展。这里需要稍微讨论一下遗传的作用，基因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发现了一批和语言相关的基因组，这正验证了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基因现象，而不是来自偶然的突变。
最后，我们讨论语言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遮蔽性。这里要注意的是从普遍语法到普遍人性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而语言的遮蔽性就是由于语言的作用，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在认知世界的心智模式上有趋同性，从而大大影响了人类的行为，即人类始终身处自己的心智洞穴，而语言揭露了这个真相，也是构建这个洞穴的关键要素。正如斯蒂芬·平克在《思想本质》一书中所说，人类建构了一种独特认知世界的方式，然而，这种认知方式与世界所呈现给他们的那种感觉印象中有巨大的差别。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打包到物体和事件中，然后把这个整体包装起来去判断外部物体。
正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所提及的，人类生存在一个洞穴中，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有洞穴里的物体而已，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只不过是心智给我们呈现的模糊的轮廓而已。而在语言研究中所看到的人类在社交过程中，从情感表达和对自然概念的认识，都能看到心智的牢笼对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影响。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类在理性上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之后带来的对世界的敬畏感。
意识是感觉的堡垒，是思想的熔炉，是情感的家园——不管这种情感给我们带来的是痛苦还是安慰，正因为有了意识，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丹尼尔·博尔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有一天是否会产生拥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呢？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它引发的讨论在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我们在观察人工智能发展时，也把是否具备自我意识作为这一事件是否会对人类文明有彻底改变的关键要素。目前的人类与机器之间是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技术的发展让机器帮我们解决了太空航行、治疗疾病，以及提升战争威慑力等问题，而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创造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
乐观的技术趋势者从如下三个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哲学层面，以往的哲学理念的出发点大多数是围绕着人类本体做的研究，例如，主观经验产生的前提及先验的知识是否存在等。通过创造硅基生命体的过程，能让哲学层面的理论在具体的造物过程中得到验证，人类将在非物质层面产生绝对影响力，智能层面创造物体这件事情似乎让人类无限接近了上帝；第二个方面是科学的成就，如果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创造了另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这在生物学、神经学及认知科学上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也会成为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第三个方面是由于作为碳基生物的人类本体太脆弱，而人工智能作为硅基生命会拥有更强的生命力，能够代替人类去观察宇宙，终有一天人类将会灭亡（尤其是作为智人后代的人类），但是硅基生命可能存活下来且继承人类的意识来观测所谓后人类时代的宇宙——这个想法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好像上帝创造人类是为了让孤独的宇宙多一个有意识的观测者，这里面也包含了人本主义哲学的自信和情怀。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具备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呢？如前文所说，一个机器具备人类级别的智能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具备意识呢？答案是不肯定的。因为对于人类而言，意识是把感知力、记忆力、心理认知能力都调动后产生的行为。人类不仅仅能感知身体，而且能感知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流动，这些属性交织成复杂的思想影响了人类当下的每一个决策，也就是说，复杂性是意识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而当人类尝试把这部分能力“赋予”人工智能时，则是孤立的属性，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和人类的意识产生相去甚远。具体来说，对世界的感知力是几乎所有成熟健康人类都拥有的意识，如同理心的现象、感受他者的痛苦和欢愉等。这种意识是否能在机器中产生，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都无法太乐观。机器是否会像人类一样思考？考虑到人工智能的“食物”其实就是大数据，为了对人类世界有更深层次的认知，人工智能需要查阅人类在信息网络上的一切数据，而这些数据的实质是人类行为和观点的信息集合——这往往反映的是思考的结果而非行为。就好像会下围棋的人工智能思考不了解围棋的内涵，但会懂得在规则下发挥经验和数据的优势。因此，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目前只能作为客观技术爱好者的友善想法而不是事实，以数据为生的人工智能和以其他生物为食物的人类，终究有本质的差异。追求意识的道路对人工智能来说也是一个海市蜃楼一样的未来。
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这样的人造生命体被创造出来，其风险会到什么程度呢？人工智能目前是智慧的、复杂的、通常可以被另一台计算机预测的，而有意识的人造生命体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的，拥有超级野蛮的智力、记忆力、不知疲倦的工作和战争的能力，这或许导致智能失控和不可预知的后果。
对于人类来说，永生是一个难题，因此，我们所做的大多数选择都被这个约束条件所限制，而人工智能则不会死亡。在这个前提下，很难想象它们是无私的、会分享的、会感知的，甚至连繁殖的愿望也不具备，只有无休止地占有和自我存在。它们将抛弃人类作为主体的社会——因为这是浪费资源，当它不再需要人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被替代的时候，永生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开始追求利己主义，开始追求对唯一可能控制它们的族群——也就是人类的控制，发动意料之外的战争，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人类最后一个发明”。
进化论对生命的多样性做出了解释，其中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不同物种间众所周知的差异；同时也解释了它们最基础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通常在外部可见的特性这一表面层级上较为明显，同时也延伸至显微结构与生化功能中最精密的细部。
——布莱恩·查尔斯沃斯
在探讨了思维和意识以后，我们知道了思想、情绪和记忆并不能像计算机的零件一样被复制。虽然机器能够掌握信息或者部分知识（例如，如何完成某个任务），但是思维本身是无法被复制的。通过对人类智能的效仿使得人工智能出现，而对人类意识的研究，说明了具备思维的机器不可能是人类的翻版，尤其是在我们还无法弄清楚大脑工作方式的当下。
然后我们讨论了人类的智能是基于知识尤其是其中非信息的层面，如直觉、预感和激情，漫长的进化让人类具备了对进步、创新和创造力的追求，而这类想法目前还无法通过编程作为数据赋予给人工智能，使得机器进化为有意识的思维机器。机器学习的算法无法和大脑的思考模式相提并论，即使是通过深度神经网络来模仿大脑，知识、直觉、想象力等人类独有的意识也无法被有机地串联起来赋予给机器。
接下来，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机器无法成为独立、有意识的生命体，那么我们如何思考人工智能的终极影响呢？我倾向于人类利用人工智能增强自身物种的能力，在整体上增强人类的能力，从而形成下一代人类。
首先看看人类本身的进化逻辑。人类的身体上，每个器官变成现在的样子，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一系列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和古猿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直立行走，而且在进化中脱去了身上大部分厚厚的毛发，为了应对这个改变，人类的肤色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仍然遗留了大量古代猿猴的行为逻辑，例如，人类社会还存在“支配结构”，即在群体中建立起高低位置的差异，身居高位的拥有更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利。
例如，裙带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也在猿猴当中大量的存在，人性中坏的因素从那个阶段就一直保留到现在。人类的进化受到基因、环境及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步保留了对生存有益的基因来适应环境，并在与他人的沟通协作中逐步形成了新的生理机制。这是一个双重选择的过程，无法淘汰坏的基因或者无法保留好的基因的人类都会在进化过程当中被淘汰。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人类进化史明显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而下一代人类则是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类受到自然选择的约束，大自然通过稳定选择去掉了导致各种疾病和不适应地球环境的基因。这样的选择残酷而有效，通过不断的死亡把这种基因从族群中清理出去，让它们出现的概率降低。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有特别小比例的致命遗传病，然而对人类族群发展来说可以忽略。
第二阶段是我们所生存的当下，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部分完成，越来越多的遗传缺陷可以被修正和更改，人类可以利用科学知识有意识地掌握自己的遗传性，通过人类基因技术可以摆脱自然世界稳定选择的发展路径，通过智能基因技术（这里会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改变族群层次上的人类遗传性，从而形成对现有缺陷基因的彻底改变。
第三阶段是我们永久地彻底修复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的时期。通过了解基因产生缺陷和内在组合原因以后，人类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自然进化的发展路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出现一个完全受人类意志控制的进化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例如，人类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基因以保障进化的路径不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偏差等，还有改变基因以改变自身的数学、语言和音乐等能力是否有悖于公平竞争等。然而，人类进化的趋势却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出现停滞。
智人是自然产物中最自由的物种，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将拥有超越自然的自由意志，我们再也不存在被自然选择所决定的遗传命运，一方面我们被赋予了这样的能力，进化不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受到现实的伦理和社会文明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失去了由自然选择所带来的稳定性的结果带来的心安理得，我们将失去自然选择的庇护，决定族群整体的进化方向。我们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个未来人类自由进化的世界，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地球是宇宙罕见的所在之一。在这里，思想如花般绽放。人类是接近30亿年进化的产物，在人类的身上，进化的过程至少意识到了自身，以及它自身的可能性，不管是否愿意，人类为我们的星球在将来进一步全面的进化负起责任。
——朱利安·赫胥黎
达尔文在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结尾处写道：凝视纷繁的河岸，覆盖着形形色色茂盛的植物，灌木枝头鸟儿鸣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蠕虫爬过湿润的土地。复又沉思：这些构造精巧的生物，彼此之间是多么地不同，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却全都出自作用于我们周围的一些法则，这真的是饶有趣味。这些法则，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是几乎包含在生殖以内的“遗传”；是高生殖率引发的“生存斗争”，并从而导致了“自然选择”，造成了“性状分歧”以及较少改进的生物的“灭绝”。因此，经过自然界的战争，经过饥荒与死亡，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为崇高的产物，即各种高等动物，便接踵而来了。生命及其蕴含的能量，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到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的生物之中。而当这一行星（作者注：地球）按照固定的引力法则持续运行之时，无数最美丽与最奇异的类型，即是从如此简单的开端演化而来，并依然在演化之中。我们不禁感慨：生命如是之观，何等恢弘壮丽！通过达尔文的眼睛，我们不仅看到生物进化的物理规则，也了解到了人类内心隐秘的愿望——通过无止境的与自然界的战争，获取属于自己的自由，这类自由不仅通过认知世界和改变宇宙的方式得以实现（科技和文明发展的动力就是这种奇妙追求的副产品），而且人类致力于对自身不断的改造实现“进化”，从而达到对自然的自我的征服欲。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出每一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基因组，但是标准化的进化对大多数人类来说仍然是可行的，这也是所谓人工智能技术最有可能应用的方向——在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提供养料和素材。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是在我们追求自由路上重要的工具呢？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只有科学是我们人类在征服自然和自我中最重要的工具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无其他选择。
在科学发展之前，神学和宗教统治的时代里，神秘主义是探知世界最有效的方式，尽管能满足当时人类在情感依托上的需求（带来确定性与安全感），然而，在改变世界和增强人类自身对抗自然的能力上，贡献接近于零。而在启蒙时代之后，科学对人类世界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提升了人类自身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信念层面改变了人类自身。生存在文明世界的人类和原始部落的人类最大的差异是科学发展前后的文化差异，原始人类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仍然被关在认知的牢笼里，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简单而可信的猜想和神话。科学虽然没有哲学那样深邃，也不像神学那样带给人类群体信仰，但是作为一种思考习惯，科学从深层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为它是人类目前为止了解真实世界的有效方法。随着科学仪器的发展，人类突破了自身的局限，极度扩大了对真实物质世界的了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自由受到了什么限制，以至于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来改变桎梏我们的牢笼？答案同样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物竞天择。什么叫天择呢？进化生物学的答案是不同基因组合下会有不同生存和繁殖形态，自然界通过提供生物体必要的能力之后提供一直进化的能力，直到其无法再通过进化适应生存为止。这里面隐藏的道理是，如果不能提供进化的潜力方向适应生存环境，这个物种就会灭亡，然而，是否具备这种潜力完全依赖于随机——天择。这就好像在人类头上一直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会让这个物种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当然是难以忍耐的，通过对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来改造自身则是改变这一可能的悲惨命运的最有效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人类具有利用科学改变物种命运的能力？即为什么科学革命重复的发生，让人类越来越接近于“神”，这样的使命会不会在未来被其他物种所代替？我的答案是不会。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依赖于三个条件，到目前为止这三个条件仅有人类具备。第一个条件是，人类的文化精英（包括思想家和科学家们等一切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个体）具有无止境的好奇心和创造欲望来了解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第二个条件是，人类与生俱来具备抽象化事物的能力，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我们具备了绘画和语言的能力，从而获取了交流和表达的能力，人类先天具备这样看上去和求存毫无关联的能力，却因此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第三个条件是，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有效性，即数学成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底层密码和工具，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物理学，都在这神奇的大自然的馈赠中获取了改变未来命运的能力。
在科学的发展中，人类不仅获取了技术和自信，而且获得了对科学技术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从而发展出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重要思想。人类敏锐地认识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模拟复杂的心理过程，通过大脑神经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结合，可以改变人类未来的命运。而这一切，都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的基因，以及对未来世界充满乐观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