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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关系权衡

韩美关系历经了晓顺、美善事件 与烛光集会,在2002年总统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就是一大社会热点。韩美关系与韩朝关系就像硬币的两面。总统在竞选时已经阐明自己主要的外交安保路线: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继续保持对朝和解的合作态度、重视韩美同盟、强调均衡外交,以及自主国防。

总统的意思是充分重视传统的韩美同盟关系,但是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倚重美国,不再搞对美倾斜外交,而是转变为均衡外交。在这样的背景下,尹永宽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李钟奭被任命为NSC 事务副部长。

在任命国防部部长时,我们计划把“是否有自主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向”定为最重要的选拔标准。当时总统意识到要想搞真正的国防改革,应该任用文人部长,因此他计划一开始沿用传统的人事制度,后期再任用非军人出身的人做国防部部长。当时对于第一任国防部部长我们并没有准备好人选,几位候选人经过竞争剩下了两名。总统指示人事助理郑灿龙直接与这两位面谈,看看他们对国防改革与自主国防的意见。根据郑助理的报告,最后定下了曹永吉部长。

2003年5月,总统第一次出访美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政府刚刚组建,就面临着朝核危机的紧张局面,就连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内部也在讨论要对朝鲜进行轰炸。总统的访美目标就是要与布什总统会面,想尽一切办法把局势扭转到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来。

当时美国方面准备的韩美共同声明草案里,对朝核问题有“不排除所有选项”的字样,这包含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简单说就是“不放弃(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会轻易动武,美国认为把动武列入选项内,作为牵制朝鲜的一张底牌,有助于解决危机。但是仅仅提到动武的可能性就已经引起大众的不安,这很容易对韩国经济,特别是吸引外资产生恶劣影响。事实上,美国刚刚提到“轰炸朝鲜”,国际信用评价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就把韩国的信用评估降低了一个等级。

为了把美国这句话换成“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安保小组倾注了很多心血。为了协商这件事,在韩美首脑会谈前两天,我们紧急把NSC和外交部有关人员派往华盛顿。当时就连尹永宽部长也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不会接受我们的主张,但是总统矢志不渝地努力推进。最后,我们的要求被首脑会谈接受了。总统终于放下心来,对布什总统很是感激。总统第二天在华盛顿发言时再三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并表达对美国的感谢。但是这个发言在进步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论。我能够理解总统。他在当时美国朝野热议要轰炸朝鲜的氛围下说服了美国,将解决问题的基调改为和平解决,总统的发言不过是想表达一下感谢,只是这个外交辞令稍微有些过火罢了。

总统虽重视韩美同盟,但也认为随着韩国国力的增长,应该具有与国力相匹配的自主国防意志。从2002年11月开始,布什政府就因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能否裁减驻韩美军的问题,要求对韩美同盟做出调整。卢当选人在政权交接时期曾经访问过鸡笼台 ,提了一个问题——“如果驻韩美军突然缩减甚至撤退了,韩国军队指挥部打算采取什么应对策略”,这一问题被媒体知悉了。宣传小组为了避免这个发言引起争议,就把当选人的发言内容和主旨做了调整之后才公布出去。但卢当选人发言的目的就是故意激起全社会的讨论。我听说后就批评宣传小组“瞎操心”,当选人后来也狠狠批评了宣传小组。

韩美同盟与驻韩美军问题在我任职的第一年制造了很多社会热点。布什政府一直给我们制造新的议题。围绕着应对方案,有关部门之间,青瓦台与各部之间,青瓦台首席室之间也是争议不断。也有矛盾,比如驻韩美军搬迁费用分担协议,对美国要求提高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问题的对应,“概念计划5029”改为“作战计划5029” ,我作为民政首席也参与到了这些问题的讨论之中。

正因为安保问题如此重要,青瓦台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我要管青瓦台内部,还要为缩小青瓦台与各部之间,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立场差异,在他们中间进行协调。后来我做了秘书室室长,还成了每周四下午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安保政策调整会议小组的成员,所起的作用大抵如此。

青瓦台内部,还有政府各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各有各的主张,而且主张也多种多样,在以上情况下,我认为参与政府的一大优点,就是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再得出共同的结论。而且有意思的是,安保政策调整会议上,不仅是统一部,就连国情院都比较理解朝鲜的立场,而外交部和国防部则把韩美同盟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统一部部长与外交部部长讨论时,彼此都涨红脸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青瓦台在其中起着仲裁与调节的作用。 GLTlW4q2w6uBf1qKJ+HmzAnoKAFOkdidZhRiiqW+j85KdRF+z8yDzaqPjbuTIo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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