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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院改革
跟检察改革相比，国情院的改革阻力要小一些。
国情院是归总统直辖的机构，再加上这里基本没有面向普通国民的行政职能，可以较为容易地按照总统的意志来进行改革。总统对国情院改革的决心也很强烈。当年他做人权律师时，经常接触安企部的刑讯调查、稽查还有监视，对这些手段的愤怒让他更加锐意于改革国情院。
国情院改革的传统议题是杜绝调查过程中侵犯人权、违法搜集情报等行为。这方面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参与政府把违反《国家保安法》的调查权限定于与朝鲜有关的犯罪行为，原则上取消调查过程中的侵犯人权行为。前任政府发生了所谓“安企部X文件案件”
，以此为契机，彻底清算了国情院的非法监听、偷听行为。可以说，参与政府时期，国情院没有发生过一起践踏人权的调查活动，也没有任何非法监听、偷听的稽查行为。
参与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国情院的去政治化和去权力化。
总统要求国情院在情报活动范围内完全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他极度厌恶报告中经常出现“某某国会议员对某议案有何言语行动”之类字眼。参与政府时期这类报告几乎绝迹，有时可能是过去的惯性使然，交上来的报告里会掺杂些这样的内容。总统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将报告退回去。为了确保国情院的去政治化，我们还严格禁止国情院工作人员出入政府机关、公共机关，也不允许他们平时出入媒体机构。
为了实现国情院的去权力化，从总统开始就不能操纵、利用国情院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不想给国情院超越法律、超越本职工作的权限，取消了国情院院长每周例行报告、当面报告和单独报告。总统不希望国情院只是向青瓦台和总统汇报，希望将有关信息也报告给相关的管理部门，让整个政府都能共享国情院的信息。
后来，为了确保信息共享，总统还让他们将接收各种信息的相关机构整理成“受信处”名单。如果发现接收机构未列入“受信处”，总统就让国情院往该处寄送情报信息。
我赞成总统取消当面报告与单独报告，但是担心这样会造成国情院士气低落，导致国情院院长对组织的控制力下降。我听说国情院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情绪，认为总统都不关心他们的情报报告了，也就没必要继续报告了。他们认为总统不再接受国情院院长的直接报告，使这个机构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总统也表示，他只是取消了每周报告、单独报告而已，但如果有需要，随时都可以在相关首席秘书官的陪同下向总统汇报。我基本上每月都会安排一次这样的非常规报告，国情院院长实际上把它变成了每月的例行报告。如果国情院院长提出不想有人在场的特别要求，我就想办法安排其他人以正常理由退出，让国情院院长能在短时间内向总统一人报告，这其实无异于单独报告了。但是，总统通常也会说“民政首席请留步”，大多数时候都至少保证有一人在场。
总统也非常在意国情院的士气问题。虽然取消了国情院的每周报告、单独报告，但是他会直接去国情院听业务报告，跟工作人员交流。他在任期间，曾视察了国情院两次，这两次我都随行了，切身感受到了国情院员工对总统的欢迎和爱戴。
总统对国情院的去政治化、去权力化的决心，到了近似强迫的地步。青瓦台内部曾有人直接向总统建议让我担任国情院院长。但总统根本不听，他觉得让完全忠于总统，或对总统有感情的人去国情院，有利用工作之便为总统谋福利的嫌疑，一点不能有这种私欲，有一点就是自取灭亡。
国情院院长以及负责国内部的国情院第二部副部长接受总统任命那天，总统授予他们委任状后不忘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有为总统建功立业的想法。”
对每一位新上任的国情院院长，我都仔细叮嘱：“如果发现青瓦台工作人员牵涉腐败，先不要花时间去追查信息准确与否，马上拿给我看。”国情院院长们也都将这样的信息密封，上面标注“民政首席亲启”或“秘书室室长亲启”字样。其中甚至还有报道我的传闻的街头小报。经过确认后大部分信息都是虚假的，但这种随时的检查对维护青瓦台的道德水准有很大的益处。